龙应台为官两年：做到“写作”所做不到的

我这样一个人，到底怎么做是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两年前刚任职，你形容自己当时“像踩在软绵绵的沙滩上，双脚还没有站稳，一个大浪又来了”。如今两年过后，这种感觉有没有改变？

龙应台：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笑)，现在有很多改变。

第一年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感觉，是因为“文化部”是一个来自几个完全不同部门的人，集合在一起。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但社会对你的期待又特别高。所以就变成，一方面别人要看到你马上有成果交出来，另一方面我连员工都还没开始训练。我的员工都不知道坐在他对面的人是谁，更不要提建立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工作方法。科长不知道他的上司长什么样，你怎么“打仗”？所以，头两年大概是最辛苦的部分。

现在两年结束了，我自己比较安慰的是，团队形成了。彼此间的默契也建立了，观点如何表达、共识如何形成，现在基本上都有了雏形。

中国新闻周刊：是不是有时候也需要让身段更加柔软，去适应官场生态？

龙应台：(笑)我够不够柔软？很难说啦。应该说沟通很重要，面对现在“立法院”的生态，我努力试图变柔软的部分是，我告诉我自己，任何时候如果你对我的政策有质疑，想要了解，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你面前，向你解释。这是我认为我在变柔软的部分。

但是，如果我认为这个质疑是不合理的，或者你想要通过预算、资源来作交换，我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你支持我的预算，是为了台湾社会整体的进步，不是为了我们之间的资源交换。有很多政治人物，为了所谓的“政通人和”，是这个也愿意做的，我认为这可能是他们比我“柔软”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我比较“不柔软”。

所以，一方面，人们可以赞美我说“龙应台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也可以严厉地批评我“不够柔软”，我承认。

说我不够柔软，我完全接受，因为我常常想要做一些“抵抗”，因为我的公务员的辛苦程度，我是很不忍心的。所以，能够帮他们抵挡的，我都争取去抵挡。所以，这个压力不只是抨击式的压力，还来自于我该怎么带这个团队。

中国新闻周刊：在台湾做官，可能一个必修课就是“挨骂”。两年来，你如何应对质疑、甚至误解？

龙应台：还有被侮辱也在内(笑)。

这些年，我在心理上也做了很大的调整。事实上，这些年台湾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1999年到2003年，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官员，那时候也有媒体。我这一次会同意进来，再做公务员的时候，一个认知是觉得，我在1999年到2003年的那种辛苦程度，已经经历了，没有什么事情会比那个时候更辛苦了。有什么好怕的？进来以后发现，我那时候的假设是错的。为什么？媒体这一块变了。当然，媒体变了也不见得是因，它有可能是个果，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变了。

最大的差别在于，13年前，一样的辛苦，可是媒体有一个健康的正义感。那个正义感，使我一个文化人进到政坛来做公仆，会觉得媒体有一种珍惜和呵护。它有一种包容、期待和鼓励。当你在政治的明枪暗箭中受伤的时候，你会觉得还好有一个力量帮我主持正义，那就是媒体。

但两年前我再回到政坛，发现一切都变了，而且是质变。而且变的原因我都无法理解，那就更深层了。

当然，也还是有正义之声。比如公共电视的董事会选举，有媒体实在看不下去。又一次评选失败后，《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同一天都在挞伐这件事情。所以公正的声音还是在，但整个生态环境变了。

中国新闻周刊：是否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龙应台：后悔倒是不会啦。只是，有时候我难免会思索，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要对台湾、对华人世界有任何贡献的话，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为写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写作是对的事情，还是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会怀念以前写作的日子？

龙应台：当然会。因为我在这两年零三个月里，几乎都是在高压到极致的状态里生活，足足七百多天。不过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做的这个决定，就一定不会后悔，尤其是两年这个阶段完成的时候。两年下来，我的感觉是，我们扎扎实实地打了两年的地桩，这个大楼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种打地桩的工作，是写作所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