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岛内“老人互助会” 保障“老有所终”

台湾《工商时报》1日针对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面对老龄化问题，应该有全面性的规划和执行方案。传统的老人安养制度在社会发展冲击之下几近崩溃，民间的“老人会”或“老人互助会”油然而生，却缺乏相应制度规范，行业内部乱象丛生。寄望相关部门能够顺势修改相关规定，将“老人会”或“老人互助会”予以严格规范，让不被商业保险接纳的老年人可以用互助保险方式得到适当的保障。

社论摘编如下：

《礼记·礼运大同章》：“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中“老有所终”即指让老年人能够安养晚年。老人安养问题对于台湾社会已经不容忽视，因为台湾社会人口老化速度十分惊人。1982年时，台湾地区的老化指数仅14％，去年则已达68.6％，不到30年间上升了54.6%，其中近3年间就大升10.5%。65岁以上老人在99年底人数达248万7,893人，占全部人口的10.74％。按照联合国定义，一个国家（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即称为“高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因此台湾不但已经是个高龄化社会，而且还是老化速度极快的社会。老人安养若不及早妥适规划，将是社会安全问题的未爆弹。

对老人安养的重视，绝非只是各党派政客们每逢大选才提的“老人年金”、“老农年金”加码，而应有全面性的规划与执行。当局对老人安养的规划与介入，已经逐渐成为当局的新增天职。2010年的“老人福利法”乃因而制订，其内容范围虽然广泛，但却多为纲领式的指导原则。

传统社会的“养儿防老”，原本是民间自发性的老人安养制度，既不增加当局的财政负担，也让老年人在含饴弄孙中得到尊重、喜乐与照护。这原本是最理想的“老有所终”情境与制度，然而由于社会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兴起，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养儿防老、含饴弄孙”的温馨制度，已经不可能普遍存在。由于社会变迁的速度太快，传统的“养儿防老”竟有转成“防儿啃老”的现象：老人家不但无法倚靠儿孙孝养，反倒要资助儿孙生计；这样的“蜡烛两头烧”，上焉者的老人家还得善终，下焉者则不时传出子女争产，甚至忤逆攻击老人家的人伦悲剧。此外，在工业化与都会化的大环境下，年轻人在都市忙于工作以求餬口，老人家留守家园沦于贫病交迫，亦时有所闻。

另外，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实在太快，以及前述“养儿防老”社会安全制度的崩溃，目前占全部人口10.74％的65岁以上老年人，除了领取月退俸的退休公务人员之外，多半都未及做老年生活的财务与健康规划，尤其在防老规划的商业保险上普遍呈现不足现象。并且，以65岁的高龄，从商业保险的标准而言，都是高危险群，常遭拒保，即使被接受投保，其所负担之保险费率也令人咋舌，甚至理赔条件也更为严苛，因此电视广告上的“保证保”老人保单，并不表示“保证理赔”；毕竟保险公司是赢利事业，而非慈善机构。

因此，在没有积极协助、儿女无以为赖、商业保险又像吃角子老虎的环境下，民众只好自力救济。民间的“老人会”或“老人互助会”乃油然而生，但其中良莠不齐，有真正互助、互惠、互利者，也有以保险诈财吸金者。既然还无法提供完整的“老有所终”制度，就应当对民间自力救济的团体有所规范，至少应有专责管理机关与完备管理法令，而不是平时令其自生自灭，出事时再互相推诿卸责。

事实上，关于保险事业的源起，虽然众说纷纭，但其中最被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起源于早期西方宣教士到各处传教，因交通不便、旅程遥远、宣教当地的文化及政治差异等因素，宣教士的生命安全风险极大，因而各宣教士的家庭，定期将教会给宣教士的津贴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互助金，以众人之力帮助遇难之少数人，形成类似今日之互助保险公司(mutual life)或保险合作社，参与者均持有部分之股金。今日的老人会或老人互助会，若健全经营，则与前述保险事业之起源极为近似。

依照现行岛内相关规定，保险业是高度管制的行业，未经主管机关核准经营保险业务者，应勒令停业并罚款。保险业之组织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为限。换言之，现行法令允许会员制的保险合作社存在，然而又有规定只允许申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制的保险业，其设立门槛为新台币20亿元。“老人会”或“老人互助会”要自行设立保险公司来自保，事实上不可行。无论从设立门槛或组织型态，都与老人会或老人互助会的保险互助本意不符。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老人会”或“老人互助会”是老年人自力救济的老人安养团体，保险只是其中的一种功能。与其寄望修改相关规定，不如由职司老人福利的岛内相关部门在“老人福利法”设置专章，将“老人会”或“老人互助会”予以严格规范，对其得办理或不得办理之事项明确条列，并将有关互助保险的部分排除保险法的适用，让不被商业保险接纳的老年人可以用互助保险方式得到适当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