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政坛代夫出征的女人们 不只是悲情意识

在台湾政坛，蓝绿阵营都有女性从政的身影，她们或以出色的政绩赢得社会的认可，或以犀利的语言使对手头疼，这支政坛“娘子军”成为台湾政治的一道独特景观。台湾女性参政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对政治兴趣使然的，有想在政坛上发挥个人才智的，还有一些是“代夫出征”。27日出版的澳门《新华澳报》盘点了这些“代夫出征”的女人们，该文并并分析了台湾政坛之所以有这种现象的三个原因。

文章摘录如下：

所谓“代夫出征”是指，原来的男性参选人因某些原因无法继续参加竞选，而改由其妻“代打”。2009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就提名因涉及贿选被二审宣判当选无效的苗栗县第一选区“立委”李乙廷的妻子陈銮英参加“立委”补选。而在台湾政坛，陈銮英只不过是“代夫出征”的最新一例。

1961年，担任云林县议员的苏东启被当时警备总部以“台独叛乱组织”罪逮捕，先判决死刑，后来改判无期徒刑，坐了15年的牢。苏东启的妻子苏洪月娇在丈夫入狱后，对国民党采取严厉批判态度，更“代夫出征”当选“省议员”。

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被告家属中，张俊宏之妻许荣淑、姚嘉文之妻周清玉等人在丈夫获罪入狱后于第二年投入“立法委员”的选举，许、周二人还高票当选。

1985年，陈水扁参加台南县长选举失败后，其妻吴淑珍遭遇车祸导致半身瘫痪。1986年6月，陈水扁因“蓬莱岛案”被判入狱8个月，几乎全身瘫痪的吴淑珍代夫出征”，角逐当年的“增额立委”选举。吴淑珍凭借所谓“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形象一举“击败”党内对手谢长廷，为陈水扁延续政治香火。

民进党的叶菊兰也是“代夫出征”的一个代表。1989年4月，叶菊兰的丈夫郑南榕被国民党当局以叛乱罪起诉。为抗拒逮捕，他自焚身亡，叶菊兰成为“台独烈士遗孀”。叶菊兰顶着“政治受难者家属”的名义竞选“立委”，结果高票当选。2000年3月陈水扁上台后，她成为台湾首位女“交通部长”，此后又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和高雄市代理市长。

1997年，彰化县“副议长”粘仲仁在扫黑行动中被捕，之后获得保外就医。尽管如此，粘仲仁在彰化县仍具相当影响力，他的一批支持者要他继续出马参加1998年初举行的县议员选举。粘仲仁虽未出面竞选，却推出他的妻子“代打”，结果以高票当选县议员，充分显示了粘仲仁在彰化县的政治实力。

2001年在台湾嘉义县的“立委”选战中还出现过两位“代夫出征”的女性参选人，两人都是第一次投入选战，要与其它9名男性参选人一起角逐4席“立委”席次。民进党原本要提名何嘉荣，但何嘉荣先因为3年多前县长选战的诽谤官司被判入监服刑10个月，迫使其妻张淳美决定“代夫出征”。巧的是同选区还有另外一位女性参选人也是同样情况，她是国民党籍“立委”曾振农的妻子张花冠。曾振农因与地方派系交恶，又被国民党撤销不分区“立委”资格，使得原本就有意从政的妻子更早一步上路。

在2005年底台湾地区“三合一”选举后，台东县长当选人吴俊立(无党籍)由于被控以“贪污”罪起诉，就职伊始就遭停职。后经两次上诉失败，吴俊立在2006年1月23日向“内政部”提出辞呈，并与空姐出身的妻子邝丽贞宣布离婚，邝丽贞立刻宣布投入县长补选，并前往国民党台东县党部顺利完成党内初选登记。据选前的民调显示，邝丽贞的支持度达46%，遥遥领先其它3位参选者，最后邝丽贞以4万多票当选。

台湾政坛之所以有“代夫出征”的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台湾人有深厚的“悲情意识”。台湾人长期以来就有被抛弃、被迫害的“悲情意识”，选举中最廉价、最有效的花招就是“泪弹攻势”和“下跪哀号”。尤其是“解严”前国民党在岛内大搞白色恐怖，制造了许多政治受难者和冤假错案，令社会产生极大不满情绪。因此这些人的亲属一旦投入选举，很容易获得普通民众的同情，从而获得高票。2008年马英九“特别费案”二审宣判前，国民党中央委员邓哲伟就撰文说，一旦马英九被判有罪且不能参选“总统”，马英九妻子周美青就是最有机会打胜仗的候选人，因为在受到政治压迫时，夫人最能代表被打压的形象。

二是有地方政治实力做基础。在台湾的地方选举中，参选人只要有强大的地方派系支持，不管其个人能力、知名度如何，最后总能顺利当选。而那些无法参选的丈夫往往是地方派系的要角，夫人代打是原有选票的自然转移，成功当选并不奇怪。另一方面，台湾选举花费的资金庞大，一旦某个男性参选人因故退选，其所花费的金钱和社会资本将无法补偿，由其夫人顶替参选，就可以延续丈夫的竞选活动和政治影响，无需另起炉灶。一旦竞选成功，将为自己和所代表的集团获得利益回报。

三是不少台湾男性政治人物的妻子在陪同、支持丈夫的竞选活动中，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知名度和政治表现力，成为丈夫竞选的得力助手，有一定的政治经验，一旦从幕后走向前台，很容易完成角色转换，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