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高考改革的话题，近来又闹得沸沸扬扬。据称《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对高考改革提出了3个方案，但随后教育部声称，那只是建议版本。

无论如何，高考改革的目的，据称主要是要解决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一考定终身的问题。表面上看，这是对应试教育的“拨乱反正”，看上去很美丽，但其实，这是一个大陷阱。

通行了32年的高考方式，一直屡遭诟病，被斥为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分数至上”、“高分低能”等指责，成为高考无法承受之重。于是，改革势在必行，重视素质教育等呼声，渐渐成为主流民意。高考改革的方向，正朝着如下几项疾驰而去：“文理不分科”、“弱化一考定终身”、“录取需参照学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成绩”、“增加高校对考生录用自主权”等等。

然而，细细思量，目前的高考方式虽然有其弊端，但它却拥有其他方式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那就是客观、公正、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富家子弟与贫苦学子，站在相对平等的起跑线上。

一旦高考改革了，不再“一锤定音”了，可以参考所谓的“综合素质”了，甚至让高校自主招生了，那么，其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客观评判的标准弱化了，人为主观的因素增加了。换句话说，高等院校在决定录取哪位考生时，将拥有决定权；高中学校在评定学生的综合素质上，将拥有话语权。通俗地说，高校以后将可以不录取一位690分的考生，而录取一名660分的考生，其理由可以是，这位660分的考生综合素质更高。

分数的绝对权威一旦失去，人为的因素一旦有了左右学生命运的可能性，那么，在人情学、关系学泛滥的中国，势必连锁带来另一个变化，那就是，家长想方设法，“买通”高中学校的老师，以提高自己的孩子的“综合素质”，同时，再“买通”高校的老师，让其“点招”。

在目前相对客观的录取方式下，依然有人想方设法钻空子，高考移民、更改民族成分、花钱买航模比赛名次等等，不一而足。一旦更具主观因素的录取方式出台，谁能保证那些钻营之徒不会挖空心思铤而走险？主观因素下“潜伏”的腐败土壤，将滋生出可怕的恶果———公正、公平不见了。一个猜想是，以后，名牌高校里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将寥寥无几。这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有关部门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但这种智慧，应该转化为：高考改革后的方案，依然能够为录取与否提供一个纯客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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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目前正在紧张起草中的《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于高考改革有所涉及。参与该专题小组的一位人士透露：目前，对于高考改革初步提出了3个方案，主要是要解决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一次考试定终身的问题。这与日前国内一家民间教育智囊机构发布的“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目标相同，即如专家所言“允许学生多次参加考试，多给学生一些机会”。

“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和官方的这个规划纲要自今年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从既有信息看，二者改革目标的统一可视为一个积极信号，在根本方向上取得共识，可以凝聚改革的更多动力。现在废除高考制度的声音时有出现，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测高考命运的走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考试作为检测人才的手段，有它存在的价值。祛除高考制度深积的弊端，还要在现实改革里寻找出路。

在以往的高考改革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是高考公平问题。中国恢复高考30年，一方面知识价值取代政治标准，人作为生命个体需要发展的价值导向得以确立，但高考制度的公平问题正饱受质疑，考试舞弊、违规加分、高考移民、唯升学率论等各种问题使得人们对于高考的心态非常矛盾，爱之深，也责之切。无论是分省命题的改革，还是考试科目的改革，又抑或是考试技术、录取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是否能增进公平，成为民众最重要也是最现实的动机。

但是把目光放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范围内，高考改革还有更为根本的目的。我们知道，高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评价和选拔方式，但这种公平只是社会价值诉求的一种，把年轻人的命运系于高考，这不是高考改革的目的，保障以考试获取进入社会的身份的公平只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高考改革更为根本的目的是让高考回归它在社会中的应有位置，让高考带给人的心灵的负累，精神上的紧张，竞争的残酷，以及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得到根本的缓解，使高考连接教育价值的根系，不再是一个分发身份标签的程序。

很大程度上，教育的水平也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程度。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拥有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作为一个理想，这很难由高考改革自身来完成。高考改革之外，需要社会的改良，高考之外应当有其他的机会让人去把握。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考，是否就是失败，如果一个人上不了大学，是否就意味着人生的灰暗，如果一个人在高考前止步，是否预示着他只能对未来作无望的喟叹，这些问题非教育改革自身所能承受，它们超出教育公平的范畴，而为社会公平所包含。

高考改革的出路在于，如果说想要进入大学，那应该是容易的，机会有许多，如果要进入好的大学，则应当通过努力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考试程序、招录程序公开、公正。除此之外，一个人的发展不是只有高考一途，社会流动应该多元化，应有其他的通道让国民寻找到发展的可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哪怕付出艰辛，但希望总在，这是社会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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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高考改革方案商榷”系列评论之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的民间高考方案不仅没有摆脱文理分科，而且把高校分为研究型大学、地方院校等，这样的教育观念多少还是显得有些僵化。

这种僵化有两个来源。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级别：大学是重点还是非重点，都由中央的行政力量决定；一是几年前轰轰烈烈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把研究型大学视为“一流”的唯一范本，号称是学习美国模式，其实则是对美国模式的误解。遗憾的是，目前这个民间高考方案对两者都没有突破。

首先，大学的地位要靠自己在市场上竞争来确定。这主要取决于大学的教育质量以及给学生提供的服务(包括奖学金)。另外，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研究型大学未必优于教学性的大学。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Williams College、Amherst College、Swarthmore College、Wellesley College等，全是以本科生教育为核心的文理学院。这些学校虽然不是研究型大学，但对于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和常青藤一样有吸引力，而且比大部分研究型大学要难进。在20世纪，随着研究型大学、大型州立大学的崛起，有人曾预计这些文理学院很难存活。但事实证明，这些学校坚持把精力花在教学上，走小而精的道路，不仅节省了费用，而且提高了教育质量，成为美国精英教育的重要力量。面对这样成功的经验，我们怎么能武断地把研究型大学视为最高级别呢？

把研究型大学和地方院校的级别固定化，不利于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如今研究型大学已经受到国家在财政拨款等方面的倾斜性照顾，和其他大学已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这种政策框架中，大学只有借助升级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无心改善自己的教学和对学生的服务，缺乏动力根据市场来照顾低端的高等教育需求。这是造成目前大学盲目扩张、升级的根源。再看美国的几所学校，比如纽约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等，有的是不知名的、危机重重的地方学校，有的甚至是走读学校。但是，人家靠着自己的教育质量和管理不断在市场竞争中晋升，如今都成了名校。其中华盛顿大学甚至一度进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前十位。它们的成功，自然鼓励和激发了许许多多地方院校的“野心”。比如，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就颇有些要成为“波士顿的纽约大学”的雄心壮志。最近还真有名校的终身教授前来应聘。我刚刚送走一位毕业生，他本来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但没有钱去就读，我们学校给了他全额奖学金，他就到了我们这里。这种小学校敢向大学校叫板的制度，最终会逼着各校在竞争中提高教育质量，优化对学生的服务，最终受益的还是学生。

目前这个民间高考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以美国的“高考”SAT为参照。但美国的SAT不仅不分专业，也不分学校的等级。你上哈佛也好，上萨福克也好，参加的是一个标准化考试。中国自1977年恢复大学招生以来，大学虽然有重点、非重点之分，但考试用的大致还是一张卷子。把“研究型大学”和“地方院校”通过考试给分开，这比起现行的制度而言，不但称不上进步，甚至还有退步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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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社会对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日益增多。2009年高考结束之际，民办非营利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立即推出其“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国家建立以统一考试为基础的多轨道、多样化的考试，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考试，而且像西方学生一样同时收到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自由选择就读的学校。(《新京报》6月14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就一直在探索高考改革，有些措施的力度还比较大。如今年全国有11个省份进行了新课改高考，采用“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综合评价”的录取标准。这相对于已实行多年的“3加X”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一考定终身”。尽管如此，高考改革并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上述改革的所谓“三位一体”录取，仍是将原来的高考科目拆分与重组，但集中录取制并没有变，学生与高中仍以分数为最高奋斗目标。

据说“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高考改革方案一要“以学生为本”，二要促进教育公平。果真如此，就不仅仅是改革考试和录取方式，更要紧的是对现行高考制度来一个较彻底的变革，特别是让高校与学生各自享有更大地自主招生权与学校选择权。

现在来看，这样的深入改革不仅牵涉到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理念，更存在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美国学者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说，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如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等，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也把市场经济的一套交换方式带入公共领域，一些掌握资源的权力和公共服务部门，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利益，在一些行业和领域，特殊利益群体也开始形成和发育。

教育领域的特殊利益群体主要有三个，首先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大到教育方针、政策、规划、经费和纪律等，小到高考内容、教材、大纲、教师资格、专业设置、各种评比等，都由他们决定；甚至，本应属于高校和学校内部的事情，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插手。这里的很多环节，都存在着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的空间。

其次，名牌学校及其教师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群体。在目前优质教育资源还很稀缺的情况下，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将此公共资源变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各种各样的择校费就是将钱学交易合法化、制度化。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进入“名牌学校”、享受“优质教育”，成为学生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的竞争。因此，那些竭力维护“名牌学校”特殊地位、能便捷享用这一资源的权势阶层和富裕家庭，就是教育领域的第三个利益群体。

这还只是一个大概的分析。教育领域的特殊利益群体，不仅垄断了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权力和资源，甚至也掌握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和资源。虽然在这三者间也有一些矛盾和冲突，但在保护自身利益、享受优质教育这一点上，他们的诉求是一致的。要撼动这个利益链条，谈何容易。

高考改革要向公平和公正的方向迈出实质性步伐，改革者就必须拿出大气魄，超越利益集团的羁绊，否则，改革就只能在原点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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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设计的“民间高考方案”已经提交教育部。该方案提出了以美国的SAT模式改革现行高考制度的具体规划。我早就撰文呼吁参照SAT模式来改革中国的高考。目前的这一方案也有许多亮点，比如减少基本的考试科目，逐渐让学生同时申请几个学校、最终有选择学校的自主权等等，很令人振奋。但是，该方案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一一商榷。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没有摆脱文理分科。该方案把高等院校的专业分为普通文科、普通理科、工程技术、生物和医学、艺术和体育五大类。同时又把高等院校分等级，有研究型大学、地方院校、高职院校等等。每个等级的院校的每类专业对考试科目的要求都有所不同。比如，研究型大学的普通文科要考语文1，英语1，社会1，数学2，研究型大学的普通理科要考语文2，英语1，科学1，数学1，研究型大学的工程技术专业要考语文2，英语1，科学2，数学1等等。这种安排未免有些武断——该方案缩减了考试科目，本来是个好事，但却把一科的难度分成1、2、3等，1为最高，3为最低。对文科学生可以放松数学的要求，考容易一等的数学；对理科学生则放松语文的要求，考容易一等的语文。再看这一方案的范本——美国的“高考”SAT，语文就是语文，数学就是数学，根本没有根据难易而分级。

当然，SAT未必就应该一成不变地学。不过，我们必须搞清楚人家为什么不分难易。这里的道理显而易见。第一，美国所有的大学，基本都不按专业录取。第二，高中毕业生需要掌握的数学、语文，都是未来从事任何事业的基础，不能借口专业来打折扣。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学理科的人语文可以放松些。但是，如今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你的阅读速度和精度不行，你从事科学研究也无法有效地在短时间内吸收大量信息。更不用说大多数理科学生最终可能踏上文理交叉的职业生涯。

不妨仔细审视这个改革方案。研究型大学的普通文科不考科学，普通理科不考社会。请问，是否一个文科学生不需要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一个理科学生可以不懂社会？这样的教育观念将会有什么后果？举了例子。几年前，麻省理工的中国留学生群起抗议该校的一个日本版画展览，称那些版画辱华。其实，那个展览展示的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或之后的一些宣传性的版画。该展览的目的之一就是反省媒体对日本军国主义形成所应负的责任。这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已经是个显学。一个受了良好教育的人，一眼就应该看出这个展览对军国主义的批判性。可是，这些在中国的理工科专业中最出类拔萃乃至考入麻省理工的学生，却把批判军国主义的展览视为辱华，甚至还散布假信息，丢了中国留学生的脸。这种理工精英在社会面向上的“残疾”，还不足以促使我们反省文理分科的弊害吗？

学SAT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取消文理分科，向通识教育迈进。“民间高考改革方案”背离了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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