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京人牛玉强在1984年“严打”时，因“抢帽子”等行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缓。牛玉强在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时，两次减刑，刑期至2008年2月13日。新疆建设兵团监狱管理方称，牛玉强保外就医逾期11年，其余刑时间将顺延至2020年2月21日。牛玉强被称为“最后流氓”。（2月22日《新京报》）

因“抢帽子”等行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缓，这样的判决以现代法律的标准来衡量，无论怎样都有着“轻罪重判”之嫌。对“抢帽子”的判决究竟该有多重，当今的法律条款有着明文规定，如果以抢劫罪判处，按案件中的所抢物品的贵重来量刑，恐怕最多也只能“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本案的关键之处在于，判决时间为1984年，当事人牛玉强正好撞在我国第一次“严打”的“枪口”上，按照监狱管理方称，保外就医逾期也将计算在刑期内，“最后流氓”也许还得在牢狱中度过近十年的时光。

“流氓罪”作为1979年颁布的中国刑法第160条规定的一种罪行，按当时的司法解释为，流氓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具有很大腐蚀性和扩散性，属于刑法重点打击范围。“抢帽子”在当时被定性为流氓罪，再加上正赶上国内第一次“严打”，牛玉强被判死缓也无可厚非。但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流氓罪”被删除，按理说法律条款修改，相应的罪名及量刑标准也应该适时进行评估或调整，否则坚持以“旧法”执行到底，显然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尽管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则讲究罪刑初定，但在新的形势下，根据新刑法定罪量刑显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倘若“新法”出台后“旧法”仍然行使其权利，“新法”的权威性何在？这显然也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思想路线要求“与时俱进”，法律作为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自然也需要“与时俱进”，唯如此，才能真正体现法律的尊严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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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牛玉强在1984年“严打”时，因“抢帽子”等行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缓，后服刑期改至2008年。因患严重肺结核，牛玉强于1990年获准从新疆石河子监狱保外就医，并在北京娶妻生子。直至2004年4月，牛玉强被重新收监。新疆建设兵团监狱管理方称，牛玉强保外就医逾期11年9个月28天未归，其余刑时间将顺延至2020年2月21日。媒体据此将牛玉强称为“中国最后的流氓”。

围绕此案的争议至今仍在持续，多位法学界大腕坚称原判有效，牛玉强应回监狱服完刑。他们的理由主要在于，一个生效的判决应该得到尊重；“流氓罪”和“严打”是历史问题，虽然今天看来对牛玉强的处罚过重，但这种认识不当溯及既往。

上述分析不无道理，裁判必须具有确定性，否则司法权威无从建立。但裁判的确定性并不是绝对的。类似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这样的冤案，有生效裁判在，也得依据事实和证据进行重审改判。

牛玉强到底冤不冤呢？1984年4月28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载明了牛玉强的“犯罪事实”。第一起是1983年5月的一天(原文没有具体时间)，牛玉强和几个朋友在北京某地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第二起是牛玉强和朋友与另外几个人打了一架，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当时的判决书上并没有法医伤害鉴定。就是根据这两起“犯罪”，牛玉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从判决上看，牛玉强的“流氓罪”至少在事实上并不清楚，证据上也不充分。判决中所认定的第一起“犯罪事实”，居然连具体时间都没有查证。第二起伤害案又没有对伤者进行司法鉴定。以如此粗疏的证明，怎能认定牛玉强犯罪并定刑？当时的中国刑法虽然有“流氓罪”，但定罪量刑也不能罔顾事实，当时也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事实清楚是法律判断的前提。你总不能用当年“严打”都是这么办案的来证明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吧！倘若如此，对1978年之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又当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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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牛玉强保外就医时“逾期未归”问题。按新疆监狱部门的说法，收监之前，罪犯牛玉强及其具保人和当地派出所从未向监狱汇报其有关情况，监狱多次发函要求牛回监办理续保手续，并向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及当地派出所发函要求协查牛玉强，均未得到回函，石河子监狱两次上网对牛玉强追逃。其间，2004年2月，朝阳分局回电话告知，“牛玉强患结核病，在家不能动。”监狱派员前往牛家调查，否定了朝阳警方的说法。

可以看出，牛玉强的“逾期末归”，既有监狱部门的失职，也有北京警方的失职。监狱部门既然多次发函未有回音，理应前往牛玉强的保外就医地进行调查。但事实却是，这一调查一直拖到2004年。朝阳警方对新疆监狱部门的来函不予回应，对网上追逃疏于调查和通报，也是导致牛玉强“逾期末归”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异地警方协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实与牛玉强本人无关。除非有证据证明，牛玉强收到了监狱或警方的回监服刑通知却拒不执行。即便那样，逾期未归的责任也应由三方共同承担。

而在这宗备受关注的“流氓案”中，所有的责任似乎都被强加到牛玉强一人身上了。如此模糊责任糊涂处理，与当年法院仅凭模糊的事实判案并无二样。

都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不管牛玉强是不是“最后的流氓”，他都需要正义的光辉。“流氓罪”已在刑事立法中消失，司法校正机制不可再“流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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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牛玉强在1984年 “严打”时，因“抢帽子”等行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缓，后服刑期改至2008年。1990年，牛玉强保外就医，2004年4月被收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监狱管理局表示，牛玉强保外就医逾期近12年未归，其刑期顺延至2020年。牛玉强的委托律师周泽向农八师监狱局发函，建议将牛玉强逾期时间计入刑期。 2月21日，周泽收到对方回函，表示坚持顺延刑期。周泽再次致函新疆监狱部门，申请重新裁处延刑期决定。（《新京报》2月22日）

“流氓罪”不见了，但是“流氓罪犯”居然还在监狱中呆着，现实上演了一场真实的黑色幽默。而且，这事经过律师的几番努力，媒体的多次曝光，仍然无果。

牛玉强之所以被重新投入监狱，是因为监狱认为他在保外就医到期后超时未归。问题在于，监狱方面虽然采取了网上追逃、发函协查、发通知等行为，然而，在长达12年时间里，他们却从来没有到牛玉强监外执行所在地调查了解情况，监狱方面在没有及时将牛玉强收监方面存在过错。对于并无多少法律知识、每月坚持向当地派出所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的牛玉强来说，他根本无从知道自己保外就医是否到期，以及到期后该怎么办。国家机关怎么能将自己的失误强加于一个认真接受改造的罪犯呢？

对“最后的流氓犯”进行收监，也不符合普通人心目中的正义观。正如我们所知，所谓“流氓罪”早在1997年修正《刑法》时已经取消了。在1997年前犯有“流氓罪”的人，如果在1997年后审判，只要没有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行为，按照刑法中“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就不再认为是犯罪，法院也不会判处其刑罚。换句话说，牛玉强若在1997年以后审判，可能就判无罪。

如果对此还有疑问，不妨让我们都走进美国学者罗尔斯布置的“无知之幕”。在“无知之幕”中，罗尔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假设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幕布后将扮演什么社会角色，然后针对某个角色，让大家讨论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在“无知之幕”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牛玉强这样的“最后的流氓犯”，相信没有人会让他继续坐牢，因为打击他对社会已无意义，反而对他本人造成额外的惩罚。

人们只习惯于在审判中体现矫正正义，却忘记了在刑罚执行中，罪犯也应当得到矫正正义。恰恰我们的法律制度中也有这种执行中矫正正义的工具——特赦制度。周泽律师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法律建议书，建议对牛玉强予以特赦。特赦牛玉强不仅对个案进行了矫正，让“最后的流氓犯”得到正义的救赎；而且更有利于激活这一沉睡已久的制度，让刑罚执行中的不正义都能普遍得到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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