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罪对公务员不公”从何说起
2010-12-24
“醉驾入罪对公务员不公”，我真不知道这位委员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论调，莫非醉驾入罪还要给公务员设立一个“免予刑事处罚的特区”？公务员受到刑事处罚就要被开除，这是国务院2007年通过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对犯罪公务员如何处罚，早有定论，跟醉驾入罪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懂这位委员的意思，他无非是想说，一旦公务员醉驾入罪，就将面临着刑事处罚和开除公职这两种惩处，相比于非公职人员，公务员醉驾多了一个要丢饭碗的处罚，因此 “后果很严重”。但这样的处罚又有什么不对呢？正如郎胜委员所说，醉驾本身是可以避免的。也有委员认为，国家公职人员应率先垂范，其行为才有公信力，对他们的法纪要求高于一般人是没有问题的。这两位委员的意思其实就是“对公务员的要求就应该高于普通人”，我觉得这也是国务院公务员处分条例中明确规定“公务员犯罪即开除”的初衷所在———公务员头上的紧箍咒紧一点，才能更好地遵守法律、更好地垂范社会。
“醉驾入罪对公务员不公”这样的论调之所以会出现，我并不认为是某个委员一时冲动说错话，相反，我觉得它有相当深厚的现实渊源——— 很多时候，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的处罚确实是过于宽松了。比如说刑法规定，贪污十万以上即可判无期徒刑直至死刑，但现实中，动辄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的贪官，都极少有判死刑的……这些对公务员过于宽松的处罚，不仅消解了处罚的惩戒性，而且让舆论认为“公务员犯错时总会受到特别保护”，这样的社会心理对塑造公职人员的整体形象和政府的权威性，都有相当的负面影响。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委员之所以冒出“醉驾入罪对公务员不公”这么奇怪的话，无非就是“处罚公务员过宽”的习惯性使然。
同样的罪名，公务员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的思维才是正确的——— 公务员掌握公权力，其一言一行对社会的影响力非一般人可比，某种程度上，公务员正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标杆群体。公务员犯罪，不仅触犯法律，而且影响政府形象，伤害社会信心，因此在刑事处罚之外，要接受开除公职的处分，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这不是所谓的“双重处罚”，而是从严管理公务员的必然选择。
">醉驾入刑岂能区别对待
2010-12-23
如果这话不是断章取义或者杜撰的话，倒是说明了很多东西。首先，这说明公务员醉驾还是挺严重的。这当然不是新闻，在如此多的“三公消费”之下，多喝两杯是必然的事儿。而现在公务员们的座驾也已经很普及，“三公消费”当中的公款吃喝与公车碰到一起了，要是不产生高于其他阶层的醉驾人数，怕是也对不起每年这几千亿的浪费。
其次，公务员配司机还是不够普遍，或者是很多有权力喝酒的公务员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不希望使用司机。这当然算是好事儿，至少省了不少公帑。而这事儿的坏处在于，经常有机会让我们欣赏到“我是某某人”的闹剧，以及公务员子女“我的爸爸是李刚”的悲剧。前段时间还有个事儿，某人是公安局长的侄子也用过这个句式了。看来有权力的公务员旁支亲属也正在被庇荫的路上，算是已经得了当年有皇帝时候的神髓。
“醉驾入罪”这件事其实也是有很多争议的。有委员从自己医学专业的角度说明，每个人对酒精的耐受度不同，单一地以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标准未必合适；而也有法律界人士认为，醉驾入罪虽然是体现对于生命的尊重以及打算治理酒驾的决心，但如果并未造成损失就一概以刑法入罪，有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色彩，似乎有所不妥。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醉驾入罪”这件事应该在一个公平的层面上进行，而不能说在执行上有所侧重。
虽然我们相信表达如此惊世骇俗“不同意见”的委员只是少数，而且这种堂而皇之对于法律精神藐视的意见不会得到通过，但有时候不得不表示一下担心，这个担心可以用这样一个句式来表达：“你是替官员说话，还是替民众说话？”试问，哪怕您原本的社会角色是官员，到这里来也算是人大代表，是代表一方民众而来的，说出这样的不同意见，难道真的就没觉得有点儿脸红么？
但我估计他这脸上红晕是表露不出来的，能说出这样的话，基本上来说就会失去这样的功能，而在目前的状态下，应该说他的话已经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官民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而这个差别是要体现出来的。
从种种迹象看，中国社会当中的阶层差别不但早就形成，而且已经有越演越烈、越来越固化的趋势。这种官民之间阶层的差异与固化表现在两点上。首先，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官员子弟进入公务员队伍，权力有代际传承的趋势，而这种代际传承一旦达到某个数量级，就等于官员阶层从血缘上封闭了。其次，就是这种从意识上认可的区别对待。
后者比前者更为明显地标示出官员阶层那种已经渐行渐远的价值观，以及那种越发高涨的特权意识。如果说官员的子女大批进入公务员阶层还多少有些借口的话，这种意识的明目张胆则到了令人忧心的地步。这种情况要真是任其发展下去，谁敢说刑不上大夫的时代不会再次回来呢？
">治醉驾不易，治醉权更难
2010-12-23
“醉驾入罪”也关乎身份，但它针对的身份主体是所有的驾驶者——而不是以职业来进行区分主体。至于“开除公职”，这根本就不是《刑法》要调整的范围。《刑法》规定的是犯罪与刑罚，在中国现行的刑罚体系中，并没有“开除公职”这一项。开除公职是行政责任体系的组成部分。讨论《刑法》修订却拿行政责任说事，明显是跑题了。对于立法机关来说，应通过建构科学的议事规则并模范遵循之，以避免此类无效讨论。
“醉驾入罪”对于公务员来说是不是“后果太严重”，这在立法讨论上，是一个伪命题。但它的被提出，确有其社会基础。那就是，某些公务员的特权意识，已经渗入了从立法到执法再到司法的各个领域。作为一个公共议题，“醉驾入罪”是否真的委屈了公务员？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首先，“醉驾入罪”有其法律门槛，并不是所有酒后驾车的行为都可归入“醉驾”。中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主要以国家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域值与检验》为界定依据。所谓“酒后驾车”，指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而“醉酒驾车”，则是指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这比起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家认定酒后驾车与醉酒驾车的标准，都要宽松得多。仅就“醉驾入罪”而言，如果没有对“醉驾”认定标准的配套修改，对醉驾的震慑力仍然是有限的。除了“醉驾”门槛相对较低之外，“醉驾入罪”的门槛通常还要加上危害后果的限制，如“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之类。不管将来的修正案对“醉驾入罪”是如何行文，但几乎可以肯定，“醉驾入罪”必然是渐进式的，不会一步到位将单纯的“酒驾”行为定义成一类犯罪。如果有委员真觉得“醉驾入罪”对公务员就是“后果太严重”，那么我们只能说，其实是以前对公务员在酒后开车的惩治上，后果太不严重。
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基石。没有了这块基石，法治也就不存在了。之所以讨论“酒驾入罪”就有委员为公务员叫“屈”，实则是部分公务员在公车腐败上已习惯成自然。公款吃喝加上公车私用的日常化，让很多公务员下意识地认为，这些民众眼中的“腐败”实则是公务员的“福利”，因此而产生的“醉驾”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工作”而丢掉“乌纱”，自然不公平。这一荒诞的逻辑，实际上是想让《刑法》为不良酒风和不良驾驶背书。它的可怕在于，公务员的代言人已经在毫无忌讳地要求将特权法定化。要知道，就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而言，虽然现实中已泛滥成灾见怪不怪，但在法律乃至官方的各色文本里，仍属禁止的对象。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有自由发表政见的权利，我们理应尊重每一种利益主体的声音。但如此违背法治基本理念的、赤裸裸的特权化诉求，仍然令人心惊。
此外，应坚持公务员准入标准和退出标准的同一化。目前的情况是，要成为公务员，不但有法律门槛，还有政审门槛。近几年来，因为曾有“一夜情”记录或有“未婚先育”经历而被人事部门拒录的个案，屡有可见。而对某些在岗的公务员，就算有受贿、渎职等犯罪行为或有“包二奶”等“生活作风”等违纪行为，也多以“罚酒三杯”的处罚了事。这种区别对待，事实上演变成公务员准入和惩治上的“选择性执法”，进而异化为公务员“恨爹不成刚”。既然遵纪守法、无犯罪记录是公务员准入门槛中的最低限度要求，它理应同样适用于在岗的公务员。在“醉驾入罪”之后，因为醉驾而获刑的公务员，剥夺其公职是最起码的行政责任。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行政责任体制中的执法不力，不能用作抵制刑事问责的理由，真正应该得到重视并应努力解决的，是如何将行政体系内的责任机制有效实施到位。如果不是在“装醉”，像“醉驾入罪”委屈了公务员这样的言论，是不应该出现在权力机关立法辩论程序中的。看来，治“醉驾”不易，治“醉权”更难。
">醉驾入罪，公务员也不例外
2010-12-23
可奇怪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有委员认为，醉驾即入罪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因为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因此，有人建议在情节把握上更加细化，加上“情节严重”以免扩大打击面，还有人建议“给予一定的过渡规定”（《新京报》12月22日）。此番宏论让人难以苟同。
从道理上讲，公务员本是法律规章的参与制定者，也是当然的捍卫者，更应该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反观醉驾入罪公务员豁免或网开一面的论调，显然与此背道而驰；如若得逞，不仅有害于法规的严肃性，也会招致其他社会阶层一片反对之声，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流于空谈。因此，用一句老百姓的话来说：“这事万万使不得！”
醉驾或酒后驾驶，毫无疑问直接危害到公众安全，无论是什么人，说到天上都不应该受到原谅，更甭说为之开脱罪责了。人大常委会委员独独拿公务员说事，只因为其被治罪后会被开除，表面上好像有点怜惜人才之情，可从另一面看，不也正是对公务员带头违法乱纪的纵容吗？公务员知法犯法，虽不至于罪加一等，可也更应该予以严惩啊！再说了，其他人醉驾也会“后果很严重”，比如车辆损毁、赔偿受害者，甚至也受伤送死，是不是也该怜惜一下呢？若这样下去，那醉驾不更是蔚然成风了？
开车别喝酒，喝酒别开车，这理应是一个铁规则，最好像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一直悬在所有人头上。明摆着醉酒驾车将要入罪，就应该退避三舍不越雷池半步。这本属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可竟然给弄成“老大难”，能不让人感到好笑吗？倘若真像前述委员所言“情节把握上更细化”，岂不是要把这一规定化为可供人任意揉捏的面团？
为公务员醉驾攒词开脱，潜台词或许正是社会大众深恶痛绝的特权意识。醉驾之所以屡禁不绝，说到底就是因为权钱交易乃至特权勾兑在作怪。看媒体上经常报道的醉驾而丑态百出者，还有更多的侥幸脱逃平安无事者，有哪个不是自恃有钱或有权抑或有关系有后台而斗胆犯禁？果真能醉驾一律入罪，你看谁还胆敢如此肆无忌惮？
一个醉驾入罪对公务员不公之论，一个不值一批的局长水箱贴条禁同事使用，22日一早看到的这两则新闻报道，有相同之处，都折射出一些人对特权恋恋不舍的小心思，真让人如同吃了两只苍蝇！
">刑不上公务员，后果更严重
2010-12-23
公务员醉驾不入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普通公民醉驾即入罪，而公务员则大摇大摆不受惩罚离去，其他公民怎么可能没有异议？官员公务员可以酒驾也可以醉驾，而老百姓一旦酒驾醉驾即受法律严惩，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公务员？当民主法制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不知今夕何夕？不知委员究竟是不是仍然持“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思维？
笔者认为，无论是酒驾者还是醉驾者，明知醉驾酒驾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着大概率的必然的联系，明知道酒是发生肇事的催化剂，当然也知道酒经科学证明会刺激大脑并发生亢奋使神智紊乱，却仍然不顾公共交通安全而一意孤行之，当然就应当不必再问其他情节，因为这唯一的“饮酒驾驶”之情节，就足以证明酒驾者丧失了基本的公共安全意识，那凭什么还要再继续细化所谓的“情节”呢？要细化的情节可以用来定罪分级，初始的“一律以犯罪论处”是起码的底线。
公务员因“酒驾”或者“醉驾”而被开除公职，那只能说是罪有应得，法律对这样的公务员没有怜悯也没有网开一面的必要。“公职人员醉驾后果很严重”，一个普通公民醉驾后果就不严重了吗？即便真正醉驾即入罪成为实际的“铁律”，公务员仍然可以运用公权为自己开脱。“我爸是李刚”可以轻处免罪，“我就是李刚”呢？岂不是更可以不受法律的惩处？公职人员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着大量的“法外公民”的现象，如今在制定法律条文的时候就有人为他们想到了“开天窗”，这不是在亵渎法律，也是在亵渎公平正义吗？
并且，公务员醉驾之酒何来？公款酒、宴请酒、腐败酒，哪一样不比普通公民罪过更深几重？公务员醉驾酒驾应当罪加一等才对，只有罪加一等才更有利于净化公务员队伍。让那些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让那些天天醉生梦死者滚出官场，如今却有委员反其道而行之，因被开除公职的“后果很严重”做开脱之辞，不知道这些委员说的是不是酒后昏话醉话？
病理学专家丛斌所提将醉酒改为酒后，只要饮酒后驾车上路，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失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之议案，才是一视同仁的首选议案。
">醉驾即拘役别被“我爸是李刚”潜规则
2010-12-22
酒后驾车特别是醉驾的危害显而易见。酒后驾车会造成驾驶人注意力下降，对交通状况观察不细、判断不准、反应迟钝、操作失当等，是诱发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血淋淋的醉驾教训令人触目惊心。以往在处理酒后驾车问题时，由于法律规定不严，执法不给力，酒后驾车屡禁不止。调查显示，2009年全国查处酒后驾驶案件31.3万起，其中醉酒驾驶4.2万起。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虽比08年有所减少，但醉酒驾驶机动车和在城区飙车仍然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两大“马路杀手”。佛山黎景全醉驾案、成都孙伟铭醉酒案、南京张明宝醉驾案，都是醉驾典型案例。
继“危险驾驶”入罪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危险驾驶犯罪”条款进行了再次修改，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此次修法体现了重典整治交通违法行为，警示驾驶员克服侥幸心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姿态。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一致。
资料显示，国外对酒驾的惩罚非常严厉。在美国，醉酒驾车即便是没有发生人身伤害，一旦被查出驾驶人酒精含量高于法律标准，就会被拘留关押，最低的可判1周监禁，重的可以判1年监禁。在日本，醉酒驾驶处两年以下徒刑或10万日元以下罚款。带有酒味驾驶者，处 3个月以下徒刑或5万日元罚金。在瑞典，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 2mg/100ml，重者将坐牢两年，轻者被扣驾驶证一年。 在新加坡：酒后驾驶，重犯者强制监禁1年。累犯者将面临最长10年的监禁。
而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暂扣驾驶证3个月；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拘留15日，暂扣驾驶证6个月。拘留15天属于治安处罚的范畴，对于一些不长记性驾驶员与“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富二代”来说，处罚力度显然不够。如果不造成重大交通事故，酿成人命，仍难以警醒酒驾马路杀手。从这个角度讲，刑法拟规定，酒驾不论情节一律拘役，“拘役”与拘留虽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从刑法高度整治酒驾。传递出的重典整治信号让人期待。而且酒驾一律拘役的刚性规定，让酒驾者、执法者可钻的空子越来越小。有利于克服交通违法领域“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法律怪相，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但是，换个角度看，危险驾驶入罪，酒驾一律拘役，只是重视交通安全，保护民众生命财产的一个方面，“徒法不能以自行”，遏制酒驾、醉驾恶行要立法更要执法。从执法效率、维护交通安全持续性的角度考虑，执法有力比重典整治更重要。交警部门日常监管严格、到位是关键。整治酒后驾车，不能局限于杀鸡儆猴用重典，掀整治风暴，而要着眼长远，一以贯之。前移监管关口，提高法律制度执行力。一旦相关法律生效，交警部门要主动出击，勤于到交通一线查处违规驾驶行为，并认真受理举报，严格依法处罚，防止有的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被“我爸是李刚”潜规则，切实减少交通事故，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如果没有配套监督问责机制跟进，如果交警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酒驾一律拘役，可能会成为一张空头支票。
">“醉驾入罪”不应区别对待
2010-12-22
醉驾猛于虎，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醉驾入罪”的呼声也从未中断过。现在终于等到人大讨论是否将醉驾入法定罪了，却在人大委员中听到了发对之声，仔细辨听，发现是为公务员鸣不平：“醉驾入罪”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言外之意是说，普通百姓醉驾了，依法定罪；而公务员醉驾，除了定罪之外，还要开除公职。如此以来，对公务员不公平。
笔者愚钝，实在不知道“醉驾入罪”怎样才能对公务员，莫不是将公务员与普通百姓区别开立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常识，既然立法严惩醉驾，就不应当将众人等区分一二三来分别对待。我们知道，公务员驾车次数明显高于平常人，虽然很多地方都制定了公务员工作日禁酒令，但效果不是太理想，公务员喝酒的次数也较之普通人机会多，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务员更应当成为醉驾监视对象，而不是“从起发落”。
从行政职务来看，公务员执行国家公务，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形象，更应当自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公务员醉驾肇事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毫无收敛之意，如果在“醉驾入罪”上区别对待，在法律上给与公务员不该有的“呵护”，这无疑是纵容他们更多地加入到醉驾的行列。
当然，如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应当经过人大的讨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是无可厚非，只有经过辩论，才能找出更加符合人们意愿的法律，更好地保护人民的利益。但是，“醉驾入罪”公务员从轻处理或者是依照另一套法律，显然是不合情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一旦讨论通过，将是相关法律的一块“硬伤”。
">“醉驾即拘役”或需细化完善
2010-12-22
相比于此前一审稿的内容，此次针对“危险驾驶犯罪”的二审稿，无疑有了很大的进步，这集中体现在，删除了此前模糊的“情节恶劣”前置条件，而代之以简洁明快的“醉驾即拘役”。
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凡是醉酒驾驶，一旦被查获，就将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并将接受司法审判、刑事惩罚，而不再仅仅是目前一般违法和行政处罚意义上的“处15日以下拘留”了。而据此，今后如果再有公务人员醉酒驾驶，那么除了“处以拘役”，“开除公职”也将成为其难以避免的命运。因为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
不过，其中的局限和不足也同样不能忽略。一方面，“醉驾即拘役”中的具体拘役期限没有明确细化。依据《刑法》关于拘役的规定，将来在“醉驾拘役”的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出现“拘役一个月，期间可回家两天”的结果。这样的刑罚比现行的“15日拘留”严厉多少，不能不让人有些疑虑和担忧。更重要的是，在规定“醉驾即拘役”的同时，“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之后（如因醉驾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如何具体定罪量刑，并没有明确说明，而仅仅含糊地表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众所周知，近年来公众强烈呼吁“醉驾入刑”的一个根本原因和背景在于，许多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醉驾，依据现有刑法难以实现准确、足够严厉的定罪量刑。比如，一些造成群死群伤的醉驾犯罪，往往被按照一般的交通肇事罪从轻处理，或者不得不曲线借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实现严惩。
现在，新的“危险驾驶犯罪”草案，除了“醉驾即拘役”之外，既没有清晰完整地解决“醉驾入刑”的所有刑罚问题，也没有满足公众对于“醉驾入刑”的全部司法期待，并确保针对醉驾行为的社会正义的充分实现，很大程度上像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半拉子”罪名。
">醉驾升级为危险驾驶是未雨绸缪之举
2010-12-21
根据最新的修改，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以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如果醉驾飙车等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一个严惩“马路杀手”，保社会交通安全的新信号。这里出现了许多新鲜概念：一是将危险驾驶入罪。二是加大了对醉驾、飙车的处罚力度、将事后惩罚改为事前预防。给醉驾、飙车行为带上“紧箍咒”。三是在危险驾驶定罪上，除了罚金的处罚，将以往的拘留升级为拘役。不要小看一字之差，拘役是刑罚方法，适用于犯罪分子，适用以刑法为依据。这就是“紧箍咒”，不紧扣这个，恐怕醉驾、飙车行为依然会毫无顾忌的重演。不要认为这些措施过于严厉，相反，这是对驾驶者和其他群众，最好的生命保护措施。
以往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驾的处罚并不严重。加上现在还有严重飙车行为，此前的交通法规，已不适于社会变化的要求，惩治这些危险驾驶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重新立法已显得迫在眉睫，与其说危险驾驶入罪新提案的大讨论，倒不如说是这些危险驾驶者逼出来的。这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社会决不能以少数人的放肆，来破坏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而拘留只是十五日以下的限制人身自由，再扣扣顶多几个月的驾驶证，罚点钱，不怎么疼样，很多人不在乎。而通过拘役，逐步加重人身自由的限制，从而让其不断反省自己，这样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没有什么比限制人身自由，更能受得了的了。
群众最痛恨这些醉驾飙车行，往往过马路提心吊胆，比患病还感到害怕，一不小心就算左看又瞧，还是被无辜撞了。一些醉驾者飙车者，仗着自己有钱有关系，视法律如儿戏，车子压死几个人算什么，赔点钱就是。也难怪交通肇事后，他们可以大摇大摆一走了之，然后找关系摆平犯罪行为。对于危险驾驶犯罪者，到如今，我想法律和道德应该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
惩治“马路杀手”上升到立法层面，这是社会的进步，将有利于人们道德素质的提高。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有危险驾驶行为，都在通过立法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到交通肇事后，才进行反思和处罚，那样没多大意义。能未雨绸缪何不预先防备，以减少人们财产和生命的损失，以此挽救危险驾驶者跌入犯罪深渊。相比现在的交通肇事罪，把危险驾驶罪写入刑法，更能起到警示作用，有效的阻止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
当然，我们更期待经一部完善的惩处危险驾驶行为犯罪的法律条例出现。比如如果危险驾驶造成，重特大社会事故，那么何时将危险驾驶纳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值得我们商榷的。
">遏制官员酒驾需要“零容忍”
2010-12-08
据报道，事发后，谷青阳以涉嫌“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逮捕。即日起，河南省公安厅在全省采取异地用警、交叉互查方式查处酒驾，从严查处公务人员、公职人员酒驾。
谷青阳作为政府官员，理应带头遵法、守法，但该肇事局长却成为一个反面“榜样”。他撞人之后并未停车紧急救援，而是继续逃跑，被群众拦截后不但拒绝报警，还态度嚣张试图动手打人。酒驾局长何以如此飞扬跋扈、有恃无恐，全然不把普通民众的生命放在眼里？
一方面，谷青阳的官员身份给他带来的安全感，远远超出肇事之后产生的悔恨和恐惧。这些年来，公车的使用边界越来越模糊，官员随意调用、使用公车的空间越来越大，即便在种种规章制度的严厉约束下，依然可以凭借权力“从权处置”。于是，在“从权”的过程中，严禁司机酒后驾车的规定也被突破了……到最后，见死不救的公共价值底线也被悍然突破。而这一连串“突破”的关键，就在于肇事者官员身份的底气。或者可以说，在一个小小的洛宁县，邮政局长谷青阳自有其有恃无恐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少约束、难约束，甚至无约束状态，使得有些官员很难真正收敛其张狂行为。我们注意到，谷青阳酒驾撞人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网友众口一词的指责，这种指责固然有情绪化的成分，但也透露出社会公众对公权力缺乏约束的深深忧虑。
官员醉驾肇事今年频频发生，11月7日，陕西安塞县建华镇武装部部长许制进酒后驾车连撞6人；10月5日，广西临桂县住建局副局长李某酒驾肇事逃逸，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8月2日，山东菏泽鄄城县人事局一领导酒后驾驶连撞11人……
这些恶性事件说明“官员酒驾”已成酒驾治理中的盲区之一，此“盲区”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而是治理总处于疲软状态，收效甚微。河南省目前采取的异地用警、交叉互查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具体地方权力的干扰，可说是亡羊补牢，值得肯定。但如何建立长效的机制，还需要继续探索。
这起重大悲剧还凸显了酒驾治理的另一现实盲区，谷青阳是在洛宁县涧口乡一个路段肇事。边远乡村在治理酒驾的力度上，一直有所欠缺，酒驾造成的事故往往也很难引起公众的关注。在城市中开车相对谨慎的人，到了乡村可能会变得“放肆”。人人生而平等，酒驾治理绝不能城乡有别，在酒驾中不幸丧命的这五个年轻生命在提醒人们，类似致命盲区必须尽早消除。
对这次恶劣的“官员酒驾”事件，必须对肇事者依法严惩、以儆效尤，从而彰显法治的严肃性。公职人员本应向民众提供公共安全，公职人员酒驾则令公众处于危险之境。公职人员酒驾不但违法，而且严重违背其职业伦理。所以，在交警严格执法之外，有关方面应该对公职人员酒驾实行“零容忍”，凡是酒驾的公务员即便没有发生事故，也应端掉他们的饭碗。善治，必须从治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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