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的那套慈善把戏为何在中国行不通
2010-09-06
盖茨和巴菲特，堪称是史上最强大的财富组合之一了，其号召力不言而喻。然而，他们却在中国遭遇了尴尬——部分中国富豪担心被劝捐，因此而拒绝参加晚宴。只要略谙中国国情者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比尔·盖茨他们那套慈善把戏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中国不需要慈善个人英雄主义。在西方国家，有很多富豪不仅自己乐善好施，还积极组建慈善基金、热心组织慈善活动，成为人人敬仰的“慈善英雄”。而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公平的分配制度、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老百姓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政府部门和人民公仆会立马赶到“为人民服务”，“慈善英雄”在中国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中国老百姓有没有慈善事业都能活。西方的慈善事业为什么如此发达？其实，慈善事业越发达，说明需要帮助的穷人越多，社会问题也就越多。而中国是实行公有制的国家，我们国家的财富属于每一个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先富起来，剩下的都是“待富者”，根本不存在“穷人”的说法。并且中国的老百姓最勤劳最勇敢，他们即使遇到了困难也最喜欢通过自身努力来自救。买不起房子可以挖地道嘛，看不起病可以先拖着嘛，上不起学大不了不上嘛，吃不起菜就先啃干馒头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心中充满希望，再艰难的日子也不会觉得苦啦。某些所谓的“慈善家”非要跳出来对“待富者”施以怜悯，岂不是剥夺他们作为新时代主人翁的光荣吗？
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西方人为啥如此热衷于慈善事业？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圣经》中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同进天堂获得永生相比，捐几个钱又算得了什么呢。而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天上没有玉皇、地上也没有龙王，才没有人会傻乎乎搞“封建迷信”那一套呢。
中国人比较精明。西方国家有着成熟的慈善文化，更有着发达的慈善机构和完善的配套制度，公众捐款不必担心自己的善款不能被善用。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欠缺的。我的捐款有多少真正用到了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比例的善款支付了相关机构的巨额“管理费”？拿到善款，相关地方是为老百姓办实事了还是兴高采烈地采购豪华越野车去了？……这些疑问都让某些精明的中国人捂紧自己的钱袋子，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我就是不撒手！
">不如教教中国富豪怎么行善吧
2010-09-06
本月底，盖茨与巴菲特将来到中国，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此前媒体报道“夜宴”会对中国富豪进行劝捐,因此很多受邀富豪都反复确认是否会在晚宴上被“劝捐”，甚至有一小部分人因此拒绝参加晚宴。为了排除富豪们的误解，盖茨和巴菲特将会尽快发来亲笔信，说明此次活动只为结交朋友、寻找伙伴。（9月5日《新京报》）
从中国富豪防守性的姿态，可以大致猜测到晚宴结局。世上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不可能有一番言谈就彻底改变别人的言行。更何况，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行为，固然有他们本性良善的因素，但其本国的慈善法、税法制度也功不可没。而中国富豪自主纳税的意识都还没有成为本能，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一夜之间就被盖茨和巴菲特醍醐灌顶，成为慈善天使？
但先有好制度还是先行慈善，这不是一个蛋生鸡或鸡生蛋的悬疑问题。在没有遗产税、富人个人所得税也多有缺漏的国情下，中国富人更应该在慈善的道路上先行一步。没有完善的制度就不行善，这逻辑的荒谬不值一驳。因此，盖茨与巴菲特需要传授中国富豪的不是该不该行善，而是怎么行善。
中国的一些慈善场面常常会让人看得难受。被捐赠的贫寒学子在新闻发布会上举着大大的支票牌子，有的还被要求当众朗诵感谢信。搞不清楚那是慈善会还是行善者的表彰会。行善者的荣光是不是一定要建立在损害被捐助者的尊严基础上呢？刚去美国读博的一位朋友的观察或许能给我们些启发。她周末会看到一些人把自家不用的东西清理干净放在门口，小到叠好的纸箱子，大到微波炉、电视机，然后贴着大纸条，写上：“free,help your self”。你不知道这些东西具体是哪个人给的，也不知道最后是谁拿走了。这样的慈善才是最健康、最动人的。
慈善绝不该去跟被捐助者要“效益”。盖茨与巴菲特已声明不会“劝捐”，那不妨教一教中国富豪怎么行善吧！
">中国富豪难舍的财富
2010-09-06
9月29日，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将来中国找人吃饭，找的当然是有钱人，名额一共50位。这个“巴比二人组”找人吃饭当然未必是提供商业上的建议，而是延续自己的慈善之旅，介绍一下他们在美国成就斐然的劝捐行动。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两位在美国已经成功劝说了40位最大的富豪，将在他们身后把自己财产的一半捐赠出来做慈善事业。
中国富豪们的反应其实相当奇特与正常。奇特是如果你生活在欧美的话，大概就会觉得奇特，而如果阁下跟我一样生活在这里，就会觉得他们的反应很正常。首先，他们都很低调，没几个人声称自己接到了邀请，吃饭的人名单已经确定了，但只有SOHO中国的首席执行长张欣女士与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公开说自己要出席。
论说跟“巴比二人组”吃饭，怎么也算个与有荣焉的事儿吧，这么低调估计真的会让很多不生活在这里的人费解。拥有财富在很多地方不是坏事，而是一个人能力的象征，这是可以供牛逼一下的。但在我们这里，有时候确实是某些人不敢过于出头的原因。有人说胡润的中国富翁排行榜就是进监狱的候选名单，这话说得还真是有些道理，黄光裕不是已经进去了么？那个榜单上好多人都进去了。
这只能说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财富环境不算好，积攒财富的手段也不一定能够禁得住推敲。越有钱就越低调在很多地方算是修养，在我们这里可能是某种恐惧。
另外一件怪事是据“巴比二人组”的中国代理人透露，很多接到邀请的有钱人都反复问过一个问题：这两个人请我们吃饭，是不是会劝捐？在得到肯定不会劝捐的承诺之后才会放心。可能有好多人不知道，做企业会经常碰到劝捐这件事，而且是很多情况下非捐不可的，以至于形成了条件反射吧。人家“巴比二人组”又不是您企业的当地政府官员，不至于具有让您非捐不可的能力。
上面那个说法当然是笑谈，更多的人可能还是觉得既然人家大老远来了，并且在别处劝捐已经有了这么辉煌的成果，如果真要是开口的话，这该如何拒绝呢？毕竟捐助慈善是个好事儿，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也算是个正经的道理。而且最大的富豪都这么做了、也开口了，别人怎么好意思嘛。
前面说了，我们这里的财富环境不好，取得财富有时候看上去挺容易，但实际上要是把其他成本算进去的话，所费的心力还是相当不小的，而且冒的风险也相当大，都说善财难舍，其实恶财更难舍，甚至那些灰色的财产也同样难舍。再说财富这件事最好能传承下去，因为没有了足够的财富，在很多人眼中就像自己没穿衣服走在风雪中一样。
财富不但是生活的保证，还是一种未来的保证，保证自己以及后代可以丰衣足食之余，还能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有时候我觉得很多外国富豪之所以能够把钱捐出去，是觉得自己以及后代在那里生活是具有安全感的，不一定要用钱来增强这种稳定的、有尊严的感觉，我们这里看来不是这样。所以，这二位的中国之行估计不会有啥良好的结果。
">中国富豪怕被劝捐缘于想玩玩不起
2010-09-06
和在美国的慈善动员不同，盖茨和巴菲特来华，只是宣扬慈善理念，观察中国的慈善现状，而不直接劝捐。也许，承诺不劝捐，在有些人看来相当于是对中国富豪的“嘲讽”。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慈善事业仰赖理念、制度、环境的培育，而非单纯依赖有钱人的自觉。害怕被劝捐，有多重因素的考虑，并不可一味贬斥。而承诺不劝捐，先从环境考察和理念宣扬入手，也不愧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其实更极端一点地讲，即便不担心被劝捐，乐于成为盖茨、巴菲特的信徒，也不是一个多么值得拍手称赞的事情。现在我们更需要的，并不是被邀请的那几十位中国富豪落落大方，而是一种慈善理念——确切地说是私人慈善理念的生根。这种私人慈善理念，则需追溯到一种基本的商业伦理身上。
美国现代慈善第一人卡内基，曾在其自传中，旗帜鲜明地以慈善事业的独特理解来抵抗美国左派的学说，譬如国家福利、国家再分配理论等等，正是这些理论为高额遗产税打通了第一个通道。卡内基为慈善事业赋予的任务是，通过选择自己能够胜任的社会事业，通过精确的运作，投放自己的剩余财富。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要经营企业，也要经营社会事业，后者不单纯是国家的责任。通过这种“分权”，他认为国家不应分享私人过多的财富份额，并认为即便充分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竞争的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目标也是可以兼顾的，这种宏大目标的背后基础，是企业家谨守他们的商业传统和商业伦理。
从盖茨、巴菲特的商业轨迹、慈善轨迹来看，他们也是这种典型的美国式慈善家：“转型”前充分追逐资本的商业回报，“转型”后经营剩余的财富，通过自理或者代理，让基金会等组织精确运作，定点投放到自己关心的社会事业中。他们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社会事业，无形之中也在拓展“商业”的外延，让社会利益变成了他们所追求的新型利润，让商业资本直接变现为社会资本。当商业伦理获得了更高级责任的支撑，它能收获更多的话语权和政治意识。这种“慈善家”，不可能简单用良心、责任来定义。
我很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富豪害怕被劝捐。对于盖茨、巴菲特的慈善俱乐部，中国的富豪大多还持观望态度，也多数玩不起。中国的私人资本，尚缺乏一种可供依赖的共同的商业伦理。它们像是游魂，要么需要寻求市场秩序的漏洞而钻营，要么需要寻求政治背景的庇护，有时还不得不干脆让自己隐形。这些私人资本，往往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难以培养主人翁意识，也就很难为自己赋予一种更高级的责任，并以此来夯实能够自我主宰的命运。在这样的状态下，私人资本如果感觉“自顾不暇”，又如何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
近年来，中国的慈善理念正在萌芽，但必须看到，这种萌芽的源头，并不是从资本身上开始的。要让慈善理念在私人资本领域真正生根发芽，还需要回归到对基本商业伦理的追求之上。（肖畅）
">是谁创造了让人缺德的条件？
2010-08-26
捐款一般情况下被称之为献爱心，如果真的依法私分捐款，那就是吃了别人的爱心。浙江湖州的这个案件因为没有最终结果，所以不易做出判断。但是我们可以捋一捋捐款的整个流程。
某地发灾，某人有难，上面便号召捐款。找一片空地，放一个捐款箱，许多民众便你一毛，我两块，他百元地往捐款箱里塞钱。然后组织者（大多是领导）就把捐款上交到相关部门。这就是民众眼里的捐款过程，至于捐了多少，交给民政部门又是多少，民政部门又是怎样使用的，民众大概不会知道。
可以试想一下，捐款一元两元，十元二十元是不会开票的，就算是全都开了票，大家也不会把所有票堆在一起，加在一起算一算是否就是上面公布的那个数字。这就给某些人创造了失德、缺德的条件。他们可以把捐款箱抱在隐密处，然后从里面取出一部分来，再把剩余的交上去，因为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其他人更是不知道，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事的。可是不管出事不出事，他们作人的道德已经缺失了。
也许有人说，负责捐款的人不会没一点儿觉悟，他们难道真的会昧着良心贪污私分捐款？言下之意，觉悟可以保证捐款的绝对安全。可实际情况会是这样吗？没有人监督的道德和觉悟靠得住吗？
如果有人缺德、失德，那是因为有缺德、失德的条件，要想防止他们缺德、失德，进而防止他们违法乱纪，只有尽快改造环境。就像上述捐款流程一样，它就如同一个有着巨大漏洞的鱼网，早就为某些人道德流失创造了条件，要想防止道德流失，只有把鱼网补一补，使它的网眼儿更小更密。
要想让人不失德、不缺德、不违法、不乱纪，在设计制度时就应该小心谨慎。在发现问题后也应该及时改正。
">不妨以遗产税倒逼富豪
2010-08-24
遗产税，本就是富人税的一种，以达到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目的。从公共层面来讲，是国家强制性扣除一部分私人财产用于缩小贫富差距；从个人层面来看，是为了杜绝富二代、富三代坐享其成，鼓励富裕阶层热心慈善，兼顾效率与公平。
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容乐观。同时，中国的慈善文化淡漠，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家寥寥无几，拿父辈财富显阔、拿慈善行为作秀的丑闻却层出不穷。因此，遗产税的推出正当其时，恰可以倒逼富豪阶层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创造奋斗进取的社会精神。
然而，就像很多类似的事情一样，很多专家总是在“研究”，想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比如，专家说“在经济危机、经济转型期间，发达国家对遗产税会有一些调整或暂停征收，让中国的富豪一下子捐一半资产也不现实”，实际情况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有遗产税，只有美国今年暂停征收一年遗产税，而明年遗产税将会重新开征，最高税率将跃升至55%，而且免征额也将从每人350万美元降至100万美元。
可见，很多时候总是印证那句话：当你想接轨时，他跟你说国情；当你想说国情时，他跟你说接轨。诚然，国情不能忽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裹足不前，坐视机会溜走。以遗产税为例，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基础上，可以将起征点调高，税率适当放低，主要针对富豪阶层。市场经济社会虽然鼓励个人创富，但个人积累过多的财富也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以发达国家为例，遗产税的征收并没有消除富二代们的创业积极性，反而会鼓励其培养竞争力和社会责任感，遗产税也并不是天然会遭到富豪反对的。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不是所有的富豪都具有公益心，这就需要国家层面的鼓励和引导。也许正因强制征收的高额遗产税，巴菲特们才会更加主动地投身慈善，以另一种更加体面的方式回报社会。当然，这样想未免有些“小人之心”，但只有制度性效应的经年累积，或许才会培育真正的慈善文化。
">中国富豪会捐出一半财产吗
2010-08-22
笔者的判断是：不能。即使有的中国富豪“心动”，但很难会有“行动”；即使有的富豪“行动”，但可能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不动”。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中国目前尚缺乏鼓励富豪捐赠的法律与制度环境。中国人并不吝啬，自古就有乐善好施的名声。我也相信大多数中国富豪与美国富豪相比，并不一定更加缺乏同情心。无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我相信是没有国界、人种之别的。而恰恰有差别且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不同国家的法律与制度环境。就中国来说，不从法律与制度上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中国富豪很难痛快地捐出半数财产。
首先是为什么要捐的问题。捐赠当然要靠捐赠者的善意，但捐赠行为能否普遍化、持久化，则需要有法律的相关规定来作保障。在美国，捐赠免税和征收巨额遗产税是促使富人捐赠的很重要的动机，其遗产税的征收最高额超过50%%。反观中国，个税征收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也没有遗产税，虽然也制定了一些免税政策，显然，这无法成为富人捐赠的强大动力。
第二，捐给谁的问题。美国人并不一定是在同胞们有灾有难时才捐款，他们大多是平时捐款，即捐给相关的公益组织和基金会，由他们负责使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运作也很规范，捐赠人将钱交给他们也非常放心。但在中国，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不但不成熟，发展也不规范，许多组织在接受捐赠时还常常受到限制。加之腐败、低效传闻不断，其公信力往往打了折扣。
最后，捐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盖茨和巴菲特们不用担心没有给他的后代留财产，因为他们相信其后代能够同样有机会去赚取自己的财富，哪怕是从白手起家。实在不行，也有比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后代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没有问题。但在中国，上代的财富积累已成为下一代起步的重要基石，富豪们势必要给子女留下足够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积累财富，而不是捐赠财富。
有了以上这些理由，其实盖茨等人不来中国也罢，因为他们至多只能说动一些富豪的心，但却不可能改变上面那些制度与法律环境。说到底，除了盖茨、巴菲特等人确实道德高尚外，其善举主要还是由于植根于不同“土壤”的缘故。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如果盖茨变成了中国公民，他可能也说不出要捐出全部财产的豪言壮语了！有人可能以为笔者是在为那些不愿捐赠的富豪们开脱，但本文恰恰想说明的一点是：富豪们的善心是靠不住的，只有相关的制度与法律才是让他们主动投入慈善事业的最有力武器。（李开盛 青年学者）
">巴菲特和盖茨来中国游说难如愿
2010-08-18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所以把这次“捐献承诺”行动海外攻关的首个目标定在中国，与近年来中国富豪人数增长迅猛不无关联，而中国富豪经常沉湎于奢侈品消费、对社会公益慈善却相对吝啬，这也是他们选择中国的理由之一。攻关结果所以是个未知数，不仅因为中国非美国，而且还因为中国富豪非美国富豪。
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的慈善事业起步较晚，富豪的成长期也较短，热心于慈善事业还需要有个过程。在今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64人上榜，居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同年4月，《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资产超过千万的富豪达到87.5万位，其中资产超过亿元的富豪为5.5万位，资产超过十亿元的富豪有1900位，超过百亿元的富豪有140位，但无一达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财富规模。尽管中国富豪在汶川、玉树大地震中都有不错的表现，但但中国搞慈善刚刚起步，对慈善事业的宣传教育力度还不够，把财富留给后代的传统理念转变为回馈社会理念还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富豪们慈善意识还很淡薄，缺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大部分中国富人是靠自身奋斗起家的，他们经历过苦日子，所以对穷人家的艰难深有体会，他们富了还怕哪天又变穷，所以对财富的把持和保存的欲望要更为强烈。因此，按照最新发布的胡润慈善榜和百富榜排名不难发现，以不菲身价问鼎百富榜前十名的富豪中，几乎没有人出现在慈善榜上。
我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慈善机制，还没有专门的法规和监督体系，慈善机构暨慈善事业的运作水平还有待提高。以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为首的美国40位富豪肯于慷慨解囊，除了本身乐善好施之外，也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各项现行规定对慈善的鼓励。以税收制度为例，西方国家的遗产税数额非常高，如美国就高达50%，但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且善款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该企业就减免10%的税款；达不到10%，则可以在税收里扣除已捐出的部分；若捐出一半财产，是否意味着遗产税全免呢？因此，很多美国富豪乐于把财产拿出来作公益事业。而在我国，征收遗产税还在酝酿之中。如果企业想通过慈善得到减免税收的优惠，必须向获得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捐款才能实现。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率先在美国发出捐出半数财产“捐赠承诺”后，亲自游说《福布斯》排行榜上400名美国亿万富翁，截至8月4日，他们给榜单上80人打了电话，有40位富翁或家庭响应了号召，约占50%，但身家535亿美元的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拒绝响应美国巨富号召，他称“捐出半数财产是‘荒谬’行为，因为没人能肯定这些钱会被合理使用”。至于他们来中国游说效果如何，素有“百年慈善第一人”的北京市慈善协会海外名誉会长、慈善家李春平认为，老股神这次来华可能无功而返。作为旁观者，我们也只能有看热闹的份了。
">别总怪中国富翁没有慈善之心
2010-08-18
虽然中国人历来不缺乏爱心与善举，但对比当下我们的慈善与公益事业现状，人们更喜欢将矛头指向富豪们缺乏与其拥有的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的确，如果仅仅从捐赠指标上看，无论是富豪阶层还是社会大众的慈善贡献，我们确实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但国人是否有善心与义举，却远非数字对比那样简单。实践表明，一个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的发展同这个社会的文化土壤和制度环境息息相关。
社会环境最核心的要素是公平与公正性，公平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淡化人对财富过分强烈的占有欲，也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凭自身的能力获得与其能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并有尊严地生活。一个人及其家庭所能享受的物质性消费是有限的，实无必要也没有可能永远将财富据为己有。对拥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家庭来说，只要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父母也不必担心子女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无法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在此前提下，巨额遗产对于子女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相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富豪们之所以愿意将巨额财富留给子女（当然不仅仅是富豪阶层），往往是他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不足，对未来无法把握。这样，留给子女的财富就成为对子女的一种有效保障和安慰。他们未必不知道过多的财富容易使子女丧失奋斗的动力，但两害相权，财富的保障往往更有现实意义。
在另一个层面上，制度对私有财产权的有效保护，也是一个社会公益、慈善精神得以更好体现的重要方面。恰如中国古语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指的是稳定的物质基础，而“恒心”则是指稳定的精神诉求。人的向善、诚信、创造欲、进取心等精神美德，皆与拥有“恒产”这一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有关。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公众创造财富的智慧和热情。只有公民能够后顾无忧地拥有并支配自己的合法财产，公民的社会自治才能成为可能，人类追求善的精神寄托才具备物质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育较早，个人私有财产权利较多地得到关注并以法律的形式较好地得到了保护，从而在客观上为其慈善与公益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外在条件。
">别总怪中国富翁没有慈善之心
2010-08-18
虽然中国人历来不缺乏爱心与善举，但对比当下我们的慈善与公益事业现状，人们更喜欢将矛头指向富豪们缺乏与其拥有的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的确，如果仅仅从捐赠指标上看，无论是富豪阶层还是社会大众的慈善贡献，我们确实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但国人是否有善心与义举，却远非数字对比那样简单。实践表明，一个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的发展同这个社会的文化土壤和制度环境息息相关。
社会环境最核心的要素是公平与公正性，公平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淡化人对财富过分强烈的占有欲，也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凭自身的能力获得与其能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并有尊严地生活。一个人及其家庭所能享受的物质性消费是有限的，实无必要也没有可能永远将财富据为己有。对拥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家庭来说，只要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父母也不必担心子女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无法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在此前提下，巨额遗产对于子女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相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富豪们之所以愿意将巨额财富留给子女（当然不仅仅是富豪阶层），往往是他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不足，对未来无法把握。这样，留给子女的财富就成为对子女的一种有效保障和安慰。他们未必不知道过多的财富容易使子女丧失奋斗的动力，但两害相权，财富的保障往往更有现实意义。
在另一个层面上，制度对私有财产权的有效保护，也是一个社会公益、慈善精神得以更好体现的重要方面。恰如中国古语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指的是稳定的物质基础，而“恒心”则是指稳定的精神诉求。人的向善、诚信、创造欲、进取心等精神美德，皆与拥有“恒产”这一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有关。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公众创造财富的智慧和热情。只有公民能够后顾无忧地拥有并支配自己的合法财产，公民的社会自治才能成为可能，人类追求善的精神寄托才具备物质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育较早，个人私有财产权利较多地得到关注并以法律的形式较好地得到了保护，从而在客观上为其慈善与公益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外在条件。
">中国富豪捐光财产未必是福
2010-08-10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出号召以来，国内舆论通过赞扬美国巨富的“财富观”，向国内富豪作出了道德暗示。中国贫富差距巨大，数千万人还衣食、看病有虞。如果中国富豪跟美国富豪一样热心慈善事业，很多穷人就会成为受益者。
但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到底是靠慈善，还是靠发展？也许两者并不矛盾，慈善与发展，我们可以鱼与熊掌兼得。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每个人都蒙其利。而富豪捐钱做点善事，也会有人受益，社会就会多些暖色。
问题在于，慈善指向消费，而发展有赖于扩大生产，两者还是存在矛盾。慈善与发展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也大不一样。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增长已达极限，发展无求于积累，富豪捐钱无损于经济运行。而在像中国、印度和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巨大，财富必须变成要素，投入生产。
假设中国富豪捐出全部私产，整个国家彻底均贫富，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也不过3800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人是接近4万美元。均贫富的中国人还是很穷，由此可见，慈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第一要务还是发展。而发展离不开投资，需要资本，也就离不开富豪的私有财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私有财富作为资本投入生产，参与利润分配。财产是私有的，但作为资本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后，私有财产实际上已经社会化了。
回头再看私有财产和慈善，我们就会有新的认识：美国富豪倡导的慈善，实际上是把私有财产抽离生产领域，用于救济穷人，资助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而富豪不捐出私有财产，其财产也不是被富豪消费了，其绝大部分还是在生产领域为社会服务。
就拿墨西哥富豪卡洛斯·斯利姆来说，他现在拥有535亿美元财富，但他没有私人飞机，不喜欢奢侈品，生活开销全部从自己2.4万美元月薪中支出。他的535亿美元私产，实际上还是被社会占有着，这跟捐了有什么两样？
美国富豪，实业家有之，投机分子有之，遗产继承人有之。钱不捐出来，未必有利于生产，倒真有可能被奢侈消费掉。中国积累私人财富的时间不过30年，亿万富豪大抵是些实业家，从投资的需要来看，他们不是钱多得要捐出一半，而是资本积累不足。近几年来，中国已有一批上市民企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崩盘，民企经营者则走入穷途末路。最近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在资金方面，也不得不寻求“外援”。
美国经济非发展中国家可以同日而语，美国富豪的“活法”也非中国企业家可以效尤。早在190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就宣布“停止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奋斗”，他卖掉公司，全部私产用于慈善。比尔·盖茨从微软抽身，做全职慈善，也是在他登顶世界财富榜之后。如果中国企业家把财产从生产环节抽出来，不事生产，而学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做慈善，那决非中国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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