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日发布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显示，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伪幸福”。(《广州日报》)

是什么造成了大城市的“伪幸福”?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畸高房价透支众多白领半生的财富，还有“短腿”的社会保障体系、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让大城市白领们疲于奔命。就像电视剧《蜗居》中的海萍夫妇，名牌大学毕业，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依然备尝艰辛。

有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大城市白领中有76%处于亚健康状态，接近六成处于过劳状态。身心俱疲而已，何谈幸福感?最近有报道称，不少白领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出逃”到二三线城市，只为喘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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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日发布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但也只有不到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却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3月17日《广州日报》)。

歌手郑智化曾以一首《中产阶级》将中产阶层的欲望、困顿、无奈、失落和尴尬演绎得淋漓尽致——“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遗憾的是，当我们寄望中产阶层迅速壮大而成为社会稳定器时，他们已然不堪重负，传说中的“中流砥柱”连自己的生活都险些无法支撑，幸福生活几成奢望。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起初，财富的增加的确会增强幸福感，但是当财富达到一定的程度，幸福感就未必会随财富的继续增加而增强。简单地说，钱越多不一定越幸福。英国心理学家弗思海姆和阿盖尔甚至通过研究得出:在幸福的概念值中，金钱的比值只占25%！这也就难怪经济最发达、最有钱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反而最低，看起来很幸福，其实是“伪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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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伪幸福”？日本学者三浦展的研究或许可以给予我们启示。根据他在《下流社会》一书中的研究，向来稳定的日本中产阶层正两极分化，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日本社会正在“下流化”。著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也基于中产阶层的沦落而有类似的判断——“M型社会”。而《下流社会》中文版责编季元则说，之所以把这本书引进中国，就是因为日本所面临的“下流化”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而在笔者看来，中国的中产更加悲哀，尚未形成稳固中产阶层就开始“下流化”了。惯常认识中，有房有车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多么令人艳羡，孰料，光鲜的背后其实是“伪幸福”，而且时刻面临“下流化”的危险。

缘何如此？收入分配向资本权力倾斜、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白领半生的财富、有“杀贫济富”之嫌的税负、“短腿”的社会保障体系、高强度的工作和低微的薪酬……单单“房奴”、“车奴”、“卡奴”、“孩奴”这些词汇中浸透的疲于奔命，就将白领中产们众“奴”加身的生存窘境展露无疑。就像电视剧《蜗居》中的苏淳、海萍夫妇，尽管名牌大学毕业，尽管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依然备尝艰辛。这也是为什么统计数据一出，大家惊呼“被中产”，统计出来的幸福不过是一种“伪幸福”。

此前笔者曾看到一项数据，中国内地城市白领中有76%处于亚健康状态，接近六成处于过劳状态。幸福感为何低？身心俱疲而已。最近的现象则是，白领中产人群正因为房价高、不宜居、没有幸福感、工作压力大等原因而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出逃。又是“被中产”，又是“伪幸福”，重重困境加身，白领中产何以自处？遍寻“三十六计”，也只有“走为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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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于近日发布，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3月17日《广州日报》）

这次调查的取样是:全国10个城市7万余名20岁至40岁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人群，也就是所谓的城市中产阶层。细分起来，到底是什么腐蚀了这些中产们的幸福？

在税收上，中产是纳税主体。即便是金融危机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这些工薪中产们也得不到任何减免税的优惠，甚至还要面对加税的现实。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税负的50%。虽然家庭年收入过5万，俨然“中产”，但他们却是个人所得税交纳的主力军。跟那些高收入者比起来，他们收入透明，挣得少却纳的税多，怎会幸福？

其次，资产价格在上涨中，中产们却享受不到好处，相反却要为资产价格带来的通胀付出更多成本。资产价格上涨，使得社会财富分配差距急剧加大，贫富差距甚至以几何级数扩大。工薪中产们靠的是劳动收入，劳动收入的工资可能是几年都不发生变化，但同时期资产价格却在翻倍地增长。比如金融和证券部分，比如房价。

再从现实的另一层面来看，什么都在涨，房价、交通、水电煤气、就医、子女教育，除了所谓中产们的工资。企业的税负在加重，为了防止自身收入下降，不会给中产们加薪。所谓光鲜的中产们，不能奋斗进富裕者阶层，相反，他们的生活在向贫穷处滑落。

或者，幸福其实如同“第欧根尼的阳光”，跟物质没有太大关系？但谁都知道，这话不过是聊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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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那就降低对幸福的期望值吧

网易载，《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调查显示，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称“伪幸福”。

评:最能让国人拥有安全感的财富，首推房屋。当购买一套房子须耗尽两代人甚至三代人所有积蓄的时候，这种安全感是非常脆弱的。这样的人，在随处可见的社会财富分配焦虑症中，属于重度患者。与其指望毫无稳定预期可言的房价，更现实的办法只能是降低幸福的期望值———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新华网载，近日，以民营经济著称的温州，“大胆”酝酿一项新举措。温州市委、市政府公开提出，要努力将该市下的柳市镇等五个强镇作为扩权改革的试点，建设成为“镇级市”。

评:称谓当然是不重要的，这其中的放权，诸如财政、人事权的对接才是最实在的———所谓扩权的冲动根源在此。广东顺德、东莞等地的镇区，其城镇规模和容量，别说跟县级市比，我看许多地级市都难望其项背。行政层次横向的“瘦腰”包括“省直管县”等，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一点上，广东不应甘居温州之后。

新浪载，日前有网友发帖影射当地32名官员从温州高档楼盘“京都城”购买房子转卖获利。3月16日上午，温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称网帖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纪检部门调查的初步结果是，被网帖对号入座的32名官员，有三人各帮其亲友购买“京都城”房子一套，另外29人未购买“京都城”房子。

评:万幸，如果网友曝光一个中一个，这脸得往哪搁？不过，让人费解的是，记者想去采访相关部门，有关职能科室的负责人全部在“下乡”、“开会”或“出差”，办公室的大门紧闭———这不是在“创造”条件让老百姓批评他们吗？(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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