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庙乡的“全裸”,树立了从基层做起,从自己做起,自下而上推动政府财政透明的典范。但白庙乡“自下而上”的经验固然重要、宝贵,社会更期待的,却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财政透明。关于这一点,温总理对国务院今年廉政建设的上述要求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为此做出注解的,是账本公开之后,白庙乡几位村官的担心:这会不会影响与上级单位的关系?
尽管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彼得大帝的推动,俄罗斯也会走向改革;如果没有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地下铁路”和约翰·布朗起义这样的星星之火,最终也可以完成解放黑奴的历史使命;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废除跪拜、废除辫子和缠足的行政公告,这些封建陋习也终究会被摒弃,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从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推动、鼓励甚至强迫,才让这些大势所趋、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举措,更快、更好、更高效率地在广大范围内传播普及。
财政透明、财产公开也一样。白庙乡的善政固然可贵,毕竟是中国省-县-乡三级行政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政府行为,中国有2200多个县级单位,每个县都有十几个、几十个乡镇,如果自下而上,凭各级基层单位的热情、摸索和私下交换意见逐步推动,不但费时久、效率差,还容易走不该走的弯路。倘若从中央层面开始倡导、规划、实施,效率、效果,都会大相径庭。
道理是明摆着的:自上而下地推动,可以借助立法、监察、行政等各种手段,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审计、监督,更方便地综合与汲取各地模板的成败利钝,从而多行捷径,少走弯路。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宏观上、制度上建立起一套覆盖全国的政府财政透明、官员财产公开机制,各级地方政府所要做的,只是因地制宜进行“微调”,避免各行其是的混乱。
中国是个有9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0多亿人口的大国,如果都是从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建立一套覆盖全国的“全裸”行政模板,恐怕是旷日持久、遥遥无期的远景;而如果从上而下,行政、立法、执法、审计、舆论与公众监督多管齐下,则数载甚至数月之内,即可初见端倪。当前社会对官员腐败怨气很大,根据民主原则依法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觉悟迅速提高,迅速建立起有效的“全裸”机制,已成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如果说,“白庙模式”是从鞋袜脱起,躬身弯腰,十分辛苦,那么自上而下推动“全裸政府”、“全裸官员”,就是从帽子脱起,挥手可就,容易开个好头。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需要更廉洁的政府、更民主的体制,和对政府、对官员更有效的监督机制,“白庙模式”应提倡,但从“脱帽”始,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整套覆盖全国的政府财政透明化、官员财产公开化体制,则更是这个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所急需的。(作者系旅加学者)
">白庙乡政府公共支出的公开透明,确实是“破例”之举。这个乡在网上晒出的政府机关今年1月以接待宴请、用品购买、车费为主8240.5元开支,每一笔均标明时间、金额、事由、经办人、证明人、审批人、安排人,而且项目细化到了一本信纸开支,金额精确到了5毛钱。这一“裸”确实让人砰然心动,兴奋不已,引来鼓掌喝彩一片。
“三公消费”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地方政府对此讳莫如深,广大公众对公开“三公消费”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白庙乡政府在网上“晒账本”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正像有评论所说的那样:“‘三公消费’的堡垒终于被一个乡政府攻陷了”!可以说,近日来,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立体媒体,或者是网络媒体,都对白庙乡政府的勇气,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赞誉。
其实,政府财政开支公开是天经地义的。作为一名纳税人,他们有权利知道自己所缴纳的税金到底用到何处了,用了多少,是怎么用的,产生了哪些效益,等等。这也正是广大公众强烈要求公共经费支出必须公开透明的真正本义所在。白庙乡政府能够成为“政府全裸第一例”,确实难能可贵。
然而,新华社记者杨迪、曹妍在白庙乡实地采访时却意外发现,大多数当地群众对此并不知情。就此,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表示,公务开支明细只在网上公示,没有在乡里实地张贴公示,他将在4月份开乡人代会时向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决定是否对公务开支明细进行公示。看来,白庙乡政府公共开支何时能公开,那天能透明,如何公开,怎样透明,让其监督者看个清楚,弄个明白,仍然还是个未知数。这也就难怪“当地老百姓更关心集资修建公路、供水工程何时能投入使用”了。
信息公开是政府的本分,也是实现监督的前提。公开透明只是一种形式,监督制约才是目的。这样看,白庙乡百姓并不知情的政府“全裸”,充其量也就是一场“做秀”。对于白庙乡政府在网上“晒账本”的举动,当地百姓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全裸政府”变成了为图形式而搞的形式。实质上,这也就等于监督从内容到主体都是空洞的、虚无的,这种监督必然会成为纸上谈兵,画饼充饥,毫无实际意义。
其实,在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广大贫穷落后地区,对于乡镇财政开支的具体监督者——广大农民来说,电脑还是一种奢侈品,真正的稀罕物件,上网甚至是要为之奋斗几年的美好梦想。真正能上网的村民屈指可数,翎毛凤角。这说明,乡镇财政信息公开透明,关键的并不是上网,而是要进村,要上墙,要走进村民中间,在村屯里实地张贴公示。否则,无疑就是一场“躲猫猫”,等于没公开一样。
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形式固然重要,但是完善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确保政府财政信息公开,需要一整套制度规则来保障。
">一个乡政府竟能将机关财务公开精确到5毛钱支出的一笔信纸,而网上“晒账本”详细到每一笔费用支出的时间、金额、事由、经办人、证明人、审批人、安排人。政府如此公开透明,一时间“全裸乡政府”名声远扬。
然而,还是验证了“墙内开花墙外香”,作为最应该知道、也最能发挥监督作用的当地群众,却是“近水楼台不得月”。“绝大多数乡民表示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是该乡政府办公地前的财务公示板上的“查无此账”。乡党委书记张映上表示,将在4月份开乡人代会时,向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决定是否对公务开支明细进行公示,这种向本乡群众面对面公开的不确定性,能不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吗?
那么,“全裸乡政府”是裸给谁看呢?张书记表示主要是为了方便给在外打工的白庙乡民看,好一个“出口转内销”。而作为这个仅有1.1万人的小乡镇,乡场街道上约有50户人家或单位有电脑,乡场上也仅有一家网吧,能上网者少得可伶,就更别奢谈能有几人网上“看账本”了。原来他们是裸给外人看的,疑似在打造一场行为艺术。不敢直接向乡民们公开,不仅令人怀疑其真实性,更难想象它本应发挥的群众监督作用能有几何。
相对于政府在网上“晒账本”,当地老百姓更关心集资修建公路、供水工程何时能投入使用。一位自称来自隔壁村的大爷告诉记者,他对每天都要去二里地外的水井挑水吃很苦恼。这也更揭示出“全裸乡政府”的形式大于效果。一个月开支不敌一个家庭月支出(仅为8240.5元)的“窘态”示意我们,该乡即为一个典型的贫困乡,其“全裸公示”不排除穷则思变下以作秀吸引眼球!
果不其然,张书记说,公示以后焦灼地等待进入白庙乡的第一笔资金或第一个投资项目,并希望有更多的资金和项目来到他们白庙乡。感谢张书记的坦诚,让我们看出了一个贫困乡脱贫的焦渴。也许别的地方可以用更多惹眼的便利招揽投资,而贫困乡除了有一股热忱,恐怕就剩下如此“脱裤子”式的表清白,并以此作为吸引外资放心投资的一个“法宝”。令人忧心的是,这一招儿管用吗?如果扶贫资金或投资项目迟迟不来,“全裸”公示又能坚持多久?
“全裸乡政府”居然是一场行为艺术,虽然让人感到有被捉弄的羞恼,却又不忍心去批评他们。
">虽然这个所谓的“全裸”还不够彻底,“全裸”也暴露出了当地财政的许多问题,但相比那些仍把财政当国家机密、仍死捂着三公消费信息的多数地方来说,这实在跨出了大大的一步,向敢于裸身的白庙乡致敬——尊重纳税人的权利,才会勇于裸身;不怕监督,自信财政可以经受阳光的照射,才敢于裸身。虽然他们公布每一分钱的流向,会为公众的挑刺和质疑提供了靶子,但他们会因财政公开而赢得更大的尊敬。
问题是,身处偏僻之地的、小小的白庙乡“脱”了,会有地方跟着“脱”,也像他们一样向纳税人公开每分钱的公务花费吗?答案很让人悲观。
可以预期的是,巴中白庙乡的“全裸”,并不会引来其他地方的纷纷跟进。你脱你的,我仍然捂得严严实实;公众对白庙乡的热烈赞誉,丝毫触动不了一些地方政府在神秘财政上的恒心,将财政秘密保守到底。
并没有压力逼着白庙乡的领导必须要公开财政,我想,他们的全裸,纯粹是出于一种道德自觉——他们今年公开了,明年可能就不会公开了,即使明年公开了,并不能保证今后每年都会公开。另一方面,说是“全裸”,也只是相对其他地方而言,是不是每笔费用都公开了,公开的是不是真实信息,这些都有很大疑问。正因为没有外在的制度压力,纳税人无法逼着他们必须公开,纳税人手中没有权力让政府必须听命于民,一切纯粹依赖政府的自愿和自觉,当然不能指望他们会老老实实地脱光,老老实实地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公众监督。
这正是财政公开的制度性死结。前天有媒体报道公布了一个专家对各地政府预算公开的透明排名,专家发现各省之间的分数差距在缩小,在财政信息公开的进程中,各省既不愿落后,也不愿冒尖,处在观望、徘徊的被动状态——为什么不愿冒尖,为什么都在观望,就因为缺乏改革的动力,缺乏公开的压力。
">你说它是作秀没问题,当然了,除了质疑其是作秀外,你还完全可以怀疑这份明细表的真实性。也即是说,这份明细表可能不过是经过处理晒出来给大家看的,真实的数据也许并非完全如此。也许你还可以说,这不过是个国家级贫困乡,确实没啥油水,所以才敢晒出来。等等等等,多种可能都有。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这一级政府敢于把收支的明细表公开晒出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裸奔,这都是一件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事儿。我们必须肯定的是,巴中市白庙乡此举,其实对于呼吁多年的政府财务公开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种姿态和具有破冰意义的大胆尝试,毕竟朝着社会公众期待的目标,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尽管如此,虽然对于一件好事,我们可以不持反对态度,但这未必就证明我一定要对其抱有更多的希望。恰恰相反,某些好事,正像昙花一现一样,能给我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是瞬间即逝。比如这次巴中市白庙乡的晒帐裸奔行为,我是绝对支持,但这并不代表就一定持有乐观的态度。说实在的,我对其期望值真的不高。
政治行为不是谈情说爱,需要的不是感性的冲动而是理性的制度性约束和管控。就像近年不断出现的一些诸如仇和之类的个性官员,敢说敢作敢为,似乎给当下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风,姿态确实值得我们欣赏。但可惜的是,政治个性永远只能是个性,而更多的官员则依然是同意不同意都举手,高兴不高兴都鼓掌,没有制度性的严格约束使其能对自己的“手”负责。对大多数政府汞污染源而言,这掌到底该不该鼓,同意的右手该不该举起来,自己其实拿不定主意的,只是随大流而已。所以说,个性官员的大胆出格行为,不过是具有明显个人特点的自我行为,也可以说是作为个例的政治冲动。制度保障不了举报人的安全,举报人就会越来越少;制度无法营造说真话说实话的环境,敢说真话说实话的人就永远只能是少数。这就是本质。
无论是政府财务公开,还是官员财产公示,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显然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制度作为保障,而决不能依靠个别个性官员的政治冲动来维持。说大了,政治体制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法制化,靠法纪和制度来约束制衡一切。个别主要领导的政治冲动,非但无法推进法制化建设的进程,反而只能使人治这一传统政治特色得以“传承发扬”。说小了,这种权力的裸奔,没有制度性的保障,则其能起到的示范意义很值得人怀疑。充其量不过只是仍如个性官员而已,无法落地生根成为普遍的政治共识与施政规范,只能是看看稀罕罢了。也即是说,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制度执行力,那么,类似的权力裸奔,无论怎样,除了沦为秀场,别无其他出路。
">领略了非洲“无树不开花”的美景之后,我们一行穿越中部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大型国家公园,转辗到海滨城市蒙巴萨,才发现肯尼亚这个国家还是在人类学意义上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复性社会,欧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东亚人及非洲黑人不同种族同生活在东非这片土地上之外,同一种族也由不同族群构成,仅肯尼亚的非洲黑人中,就有40多个民族和上百个族群,其中吉库尤人和卢奥族人居多。
所以,说到国家的复杂,肯尼亚绝对算一个。肯尼亚的官方法律几乎是一体继受了前殖民统治者的法律衣钵,远离城市的大片国土则由维护部族权威的非洲习惯法占据主体位置,穆斯林社区则执行伊斯兰法,呈现出肯尼亚的官方法律、非洲习惯法和伊斯兰宗教法相互交错的“一国三制”形态。
在我刚刚到达之时,肯尼亚正在经历“去个人崇拜”的启蒙时期,学校、机关及公共设施处已经不再强制要求悬挂国家领导人画像。“去个人崇拜”运动,使官员从神秘状态中走出,重归“普通人”行列,而他们也与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有与生俱来的贪念和私心。由于官员手握着权,能借到势,又占着资源,他们自肥的机会比普通人高得多。“去个人崇拜”化,成了迈向透明执政的契机。作为透明执政有机组成部分,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出台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肯尼亚从“去个人崇拜”启蒙到2003年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大概经过了五至六年时间。
2003年,肯尼亚总统齐贝吉率先向国民议会议长申报了自己的财产,推动了肯尼亚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运行。到2010年,肯尼亚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扩大到官员的配偶、子女及特定关系人,肯尼亚也是非洲第一个把不履行如实申报行为与刑事责任挂钩的国家。财产申报制度也帮助了肯尼亚成为非洲当代史上第一个实现“权力分享”,从而化解国内政治危机的国家。
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年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的政策”等字眼。如肯尼亚一样,许多反腐制度受阻的国家,正是高级别官员果决带头,申报自己的财产,才极大地推动了反腐工作。1997年俄罗斯“反腐”风暴中的普京、1993年韩国“阳光运动”中的金泳三,都是率先申报。
从廉政和反腐的制度设计上说,官员申报财产仅只是第一步,向上级部门申报仅属于内部申报。只有走到公示和刑责配套,将财产申报置于公众和司法监督之下的地步,“财产申报制度”才算进入成熟。那么,我们何时迈出第一步,即高级官员带头公开申报自己的财产呢?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这个平素很少被媒体提起的偏僻山乡,如今却因其政府网站在财政预算公开方面的彻底、规范,以“全裸乡政府”的称号闻名全国。
赞叹之余,人们不免要遐想一下,“全裸乡政府”的经验能否推广到全国?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大表示要推进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公开。那么,未来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否如白庙乡这样列得明明白白?
如果是这样,每个纳税人都可一目了然地查清自己税款,究竟被用去做了些什么;如果是这样,公众、舆论就可以真正实现对政府财政的监督,民众也可以此为起点,迈出“做国家主人”的坚实一步。
但异样的声音业已甚嚣尘上:白庙乡面积不过5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万人,非农人口更只有900,不论政府收入或政府开支,数目相对较小,脉络也相对简单,“全裸”从技术上难度不大。如果是一市、一省,甚至全国推广,则势必涉及数量庞大、构成复杂的各种收入、支出,理出个头绪尚且千难万难,要想“全裸”,谈何容易。
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更应看到的是,更大、更先进和更高级的行政单位,其拥有的行政资源也相应更丰富,设备、技术更完善,可以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多,如果说,白庙乡搞“全裸”财政,其难度犹如鸟枪打鸟,那么,在更大范围内搞政府财政透明化,其难度犹如大炮打炮楼,手中可用的武器也相应威力大增。以“复杂”、“困难”为由,拒绝“白庙经验”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普及,明显缺乏说服力。
事实上,许多大国,包括发达的、发展中的,在政府财政预算公开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绩。这些国家的某些行政单位,其面积、人口、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收入支出的流量,都不亚于中国大多数省份,却仍可在政府财政公开方面走在前头。
要真正推广“白庙经验”,关键在于各级部门、主管必须真正认识到政府财政公开的意义,认识到对公众、媒体财政“全裸”不是一种施舍,而是政府的义务。
其实“白庙模式”中仍有不少缺憾,如实现“全裸”主要依靠领导认识,而非机制使然,如只“裸”预算内开支,却放过了预算外的;再如只有透明,却没有相应的反馈、问责机制,令“全裸”的杀伤力打了折扣。更高级别的政府机关,有能力也应该加以完善。
">正所谓狗咬人不叫新闻,人咬狗才叫新闻。白庙乡公开的信息,本在政府应该公开的信息之列。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这摆着,不公开就涉嫌违法,但因为没见哪个地方完全依法公开过,这第一个依法公开的政府,就被新闻盯上了。场面上估计会一片叫好,尤其是公众舆论,因为没有理由不叫好;私下里很可能骂声连连,特别是按理也该如此但实在无法如此的各级政府,这让他们怎么下得了台?
温家宝在新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创造条件,让公众监督政府、批评政府。这“政府全裸第一例”,该算是“创造条件”的具体表现。要落实温总理的报告精神,就必须像白庙乡那样创造条件,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
如果这样一公开,一辆公车一年换40多个轮胎的账,肯定就没法报销;一个8个人的单位,一年的吃喝开销就不敢高达80多万;每年分批轮流游山玩水的惯例,也就难以继续“惯”下去。“三公”消费居高不下,诟病多年了。其实,只要将这“政府全裸第一例”,作为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连1.5元的信纸钱也公示,看“三公”消费还怎么居高不下!
只怕这“政府全裸第一例”,一时半会儿还推不倒多米诺骨牌。吃油了的嘴,能不再吃了吗?玩溜了的腿,能不再玩了吗?花爽了的钱,能不再花了吗?《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经大半年,才有这“政府全裸第一例”,此前的大半年,嘴照吃、人照玩、钱照花……依然故我,平安无事,怎么能期望这“政府全裸第一例”,就能扭转这一切?
就像“神木全民免费医疗”这样能做而该做的事,人家做了一年,照样没见有第二个县市区能成为第二张多米诺骨牌倒下去;这“政府全裸第一例”,估计也不见得会有哪个政府能成为倒下去的第二张多米诺骨牌。因为它太伤筋动骨了,自缚手脚,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最后,很可能自认倒霉。拿刀割别人,所向披靡;操刀宰自己,难免下不了手。
依法,依情,依理,这多米诺骨牌都该推倒,但光凭法、情、理,恐怕推不倒。有追究的机制、问责的力度、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政府全裸第一例”才有可能推倒整个多米诺骨牌。
">登录白庙乡的网站,点击财务公示栏,可以查询到该乡比较详尽的财政收支数据,包括本级财政收入来源,财政决算情况说明,包括在职的以及离退休名单与费用详情等。尤为是公布了2010年1、2月份的业务费明细,多至12000元的慰问机关干部职工家属之团拜会开支,低至1.5元的信笺纸开支。白庙乡不仅仅是告诉公众各项开支花了多少钱,还明确告诉公众这些钱具体是怎样花的,为公众监督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现代社会讲究权力运行的透明,归根结底有两点,一是一切公共权力都来自民众,二是只有最大规模的、最细致的公众监督才能更有效约束权力。因此,财政预算公开所带来的,必然是短暂掌声之后的不尽询问与质疑。
以白庙乡为例,公众有理由相信,既然敢于公开得这样彻底,该乡的财政收支,应该是相对规范的,而纵然如此,许多具体支出,也不免为多数人所不满。比如通过团拜会的名义花费12000元钱,算不算“监守自盗”?比如迎来送往的餐费,是否会被公众认为是公款吃喝等不必要开支。甚至,不能排除出现极端情况,即正是因为公开得彻底,白庙乡会成为众矢之的,反之,正是因为不公开或公开不彻底,在财政收支上更加不规范的其他政府、机构,还得过且过、蒙混过关了。
所以说,白庙乡的“全裸”是了不起的。而同时,却也不能不说,这一行为,依然是“人治”的,不仅决定了白庙乡原本正常的行为被视为异类,而且,即便是在白庙乡,也无法保证这“人治”的开明程度能继续下去,譬如将预算外收支也纳入公开范围,更无法保证不“人亡政息”。
当然,更多的民众期待的,是这样“人治”色彩的变革,被重视、被研究、被集思广益、被审议、被表决,落实为典章制度、法律法规条文,终于形成制度性质的变革,实行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否则,即便是远远比白庙乡更及时、详尽的公共信息公开,也只能为谈资,只能为泄愤的依据,却不可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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