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难：企业涅槃不是终结
2010-03-09
近日，笔者跟随温州招工团千里赴川招聘，一位企业界的朋友向笔者诉苦：“就差把他们当爷供着了，仍然留不住人。”诚然，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企业也不必自怨自艾，姑且把一肚苦水晾一晾，反思一系列问题：我的企业是靠什么赢得利润的？我的员工对什么不满意？我给了我该给的东西了吗？除了福利待遇和人文关怀我还能做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刚好回答了“招工难，失去他们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事实上，企业招工难日新月异，已经不是阶段性的问题了。它反映了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后的暗战，而无论谁胜谁负，招工难都将成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一剂良药。
作为沿海用工重地，深圳、东莞、福州、厦门、泉州等地也纷纷组织企业招工团，相继赴川参与招工战。温州这个民营企业发展重地当然也不缺阵，而且一如既往的欲将温情牌进行到底。事实上，无论是沿海企业之间，还是东西部企业之间，用工价格优势高地显然已经难再继续。而福利待遇等各种变着花样的“推陈出新”也仍然无法破解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信任危机。招工难这剂良药确实苦于众企业之口，但却利于大多数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朝令夕改，言而无信等周扒皮式的短视管理顽疾。而对于普通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抑或不失为一根救命草，它挠到了依劳动力密集而存活企业的痒处。
笔者在坊间经常听说，某企业老板既想留住员工，又怕福利投入把员工翅膀养硬了飞到别人的企业，为他人做嫁衣。而就在四川万源的招聘会上，温州某服装企业的人事经理就跟笔者抱怨，公司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随意性大导致流动性大。一方面是生怕订单增加人手不够，另一方面员工招进来得不到承诺兑现纷纷走掉，当订单增加时，人手不够而无法完成生产。于是订单的季节性和招工的不稳定性便形成了企业招工难的悖论。而建立长效机制来安抚招进来的人员，如果订单没有稳定性增加的话，那么对于企业而言，运行成本不断攀升将是最大的噩梦。于是，转型或是升级便成了企业摆脱这个噩梦的最佳牌坊。
招工难不是廉价劳动力终结的时代，而是低小散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终结时代。企业间竞争是多方面的，资本竞争、管理竞争、技术竞争、市场竞争，而招工也是企业间的一种竞争，是企业社会形象、技术水平、经济待遇、行业水平综合竞争。窥一斑而知全豹。招工难意味的不是企业的社会形象、技术水平、经济待遇和行业水平等综合竞争力亟待改善，因此，招工难不失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一剂良药。
">强制干部招工的双重职能错位
2010-03-04
春节之后，各地陆续出现“用工荒”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和对探求解决之道的讨论。想不到，这个问题在广东河源却变得如此简单。直接把招工任务下发给干部职工，按照级别高低分配招工人数，粗略估算一下，一下子就可以解决数千个招工名额。遗憾的是，如此乱“挂钩”至少暴露出了当地政府的双重职能错位。
其一，公权归公权，私权归私权。也许，解决“用工荒”，让所有企业都能开足马力搞生产，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自然会惠及每一位普通百姓。不过，这并不代表每个个体公民具有为企业招工的义务，哪怕是机关干部也不例外。以政府的名义强制干部职工为企业招工，无疑是公权力对个体私权一次赤裸裸的侵犯和损害。
其二，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出现招工难的并不是河源一地，抛开在春节刚过的特殊时段，当地短暂的招工难是否代表了“用工荒”不谈，即便当地真的出现了实质性的“用工荒”，如何调节？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一个属于市场范畴的问题，理应由企业通过提高工资、增加福利、调整产业结构等市场性手段进行调节。事实上，许多地方也正是这么做的。然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干部职工必须招工，实际上已经跨越了行政管理的底线，而涉嫌对企业经营直接干预。
当然，假如当地真出现地区性的“用工荒”，政府有责任正确面对和必要作为，以维护经济稳定运行。不过，在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的原则要求下，这种作为更多应当是间接的，应当着力于调控和指导。比如:帮助企业制定恰当的工资线并进行执行监督；通过改善外来工在户籍、住房以及子女入学等社会保障方面的状况，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打工者，等等。直接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也许这一次是善意的、是有益于企业的，可权力越位一旦成了习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会给企业带来伤害呢？
客观地说，政府职能错位出现公权乱用，河源不是第一例。然而问题正在于此，此前每有类似情况发生，都会引发舆论强烈的关注和批评，何以在越来越强调法治建设的今天，这样的事件还会不时出现呢？要么，是背后隐藏着企业与政府的秘密交易，政府才不惜以公权力侵犯职工的个体权利；要么，就是政府的权力冲动常常还不能自控，不自觉地干预了原本属于企业、属于市场的领域。不管是哪种情况，无疑都值得警惕。
">民工荒给调结构发出三道加急令
2010-02-26
□作者 亚夫
年初以来，东部沿海和部分内陆省份普遍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现象。本次“民工荒”发出的经济信号，已远远超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老观念，正在对“调结构”形成三重倒逼，很耐人寻味。
年初以来，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现象。不仅如此，一些内陆省份也出现了用工紧缺问题。什么原因？回望去年年初，有将近2000万农民工工作无着落，需要政府帮忙。而今年的情形完全不同。真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冰火两重天的味道。
然而，如果从人口结构，区域发展，产业转移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等角度仔细分析今年的“民工荒”现象，可以发现，这次的“民工荒”意义不同以往，实际上是在给“经济结构调整”发出了三道加急令。
在解析之前，有必要先请大家看一组数据与信息。这样或许能够更加真切地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与急迫性。
据报道，近来，仅珠三角一带用工缺口就超过了200万人。许多企业的缺工率甚至高达30%。不仅东部地区如此，一些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用工量大增的情况。比如，广西北部湾地区，最近3年可提供50万个工作岗位。到2015年，北部湾的人才需求量将达到100万人。
又如，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最近也闹出了“民工荒”问题。据报道，由于安徽等内陆地区目前正在大规模地承接着产业转移，因此无论是在相对发达的皖江地区，还是在相对落后的皖北地区，都出现了招工难现象。
更有甚者，“民工荒”不仅表现在劳动力总量的缺口上，还表现在对劳动力的年龄、技能，以及其他与劳动力素质相关的要求上，特别在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的新信号，更和以前有很大不同。
比如，目前在深圳，一些企业为了招到工人，正在变相地增加工人的薪资。在广东中山，一般普工的工资也比去年上涨了30%。而在用工标准方面，许多企业基本上都没有学历要求，对性别也没限制，劳动年龄也放宽到了45岁以内。即便如此，不少企业在一时间也很难招到合适的工人。
另外，由于目前农民工主体正向“80后、90后”过渡。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消费理念，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在工作能力和处世行为方面也和前辈有很大差别，因此他们虽然在城里打工，但更希望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应有的权利。这就给企业用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综合起来看，今年的“民工荒”现象，已不像以前那么简单，只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现在的“民工荒”实际上是在给“经济结构调整”发出了三道加急令。
第一道加急令是：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需要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全面考虑经济结构的优化问题。比如，现在东部有不少城市的人口开始老龄化，而广大农村地区的80后与90后开始登上社会舞台。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种产品与服务的供求关系将因人口结构的变化而迅速改变。如果我们对目前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在人口与地域上不做战略性调整，那么，未来的“民工荒”将是常态。
第二道加急令是：中国经济的区域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也需要结合人口因素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全面调整现有的经济结构。比如，近来国家已先后批准了十多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区域经济的步伐越走越快。
前不久，重庆方面表示，今后十年其主城区将要扩大一倍，人口将增加到1000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各种经济要素正在向中西部新崛起地区聚集。而其中的人口汇聚，将会极大地改变地区间的经济关系。
第三道加急令是：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变化，也需要根据人口因素和中国经济的发育程度，全面调整产业布局。特别是随着生产成本和消费成本的变化，有必要对目前的产业结构及其地域分布，进行有序的产业转移。
比如，正在崛起的中西部地区，就在扮演着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角色。当然，中国新一轮产业布局，不能仅限于国内，还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要求，把眼光投向国外，寻找资本和技术输出的新空间。
由此观察，本次“民工荒”发出的经济信号，已远远超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老观念，正在对“调结构”形成一种倒逼，很耐人寻味。
">民工荒背后是年轻劳动力减少
2010-02-26
自从2004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出现“民工荒”，而今年尤为严重、用工缺口更大，以至于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到手的订单。那么，民工荒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因为工资太低，生活成本太高；有人认为是因为工作环境差，社会保障不完善，没有尊严和归宿感；还有人认为民工荒是因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等等。
笔者认为，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力总量供应速度的下降，特别是20-40岁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到现在将近40年时间。而现在中国外出打工的民工，主要集中在20-40岁这个年龄段。
建国后一直到1970年，除了1959-1961年的非正常时期以外，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均在5.0以上，加上建国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每年净增人口数量大大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正是这一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给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为近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立下汗马功劳。
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后，生育水平开始快速下降。197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高达5.8，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2.24，接近世代更替水平。人口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如果仅仅是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还可以说是由于沿海地区的民工待遇不高，导致民工“用脚投票”。但今年的民工荒不但发生在几乎所有的沿海地区，而且蔓延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成为全国性现象。这就不能不考虑民工荒的人口学因素了。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2%，2008年上升到45.68%。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不断下降，意味着农民工的源泉规模不断萎缩，导致农民工的供给能力随之下降。
与民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现象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其实这两个现象是有关系的：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降低了进大学的门槛，使很多年轻人选择了去读大学，从而减少了大量的年轻民工。而大学生毕业之后，很多人不愿意去当蓝领工人，现在中国又尚未完成产业升级，这样就导致中国一方面出现民工荒，另一方面出现大学生就业难。
民工荒的应对方法，一方面是要加快技术和产业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也有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也要使生育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中国年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例如，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降到22.8%，2008 年进一步降到19.0%，下降速度相当快。而且，“80后”一代的年轻人普遍生育意愿很低，有些年轻夫妇甚至把生育孩子当作一种沉重的负担，患上了“孩奴恐惧症”。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一旦完成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实质性转变，即使鼓励生育，也很难促使生育率的回升。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不断老化，人口红利逐渐枯竭，以及“民工荒”从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转变为趋势性的、总量的“荒”，过去那种靠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必将难以为继。这些情况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口政策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作者系人口问题专家)
">用工荒倒逼政府做点什么
2010-02-26
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给农民工涨工资，是企业必须做也应当做的一件事。这自然是农民工的一个福音，但用工荒背后是农民工的权利荒，而涨工资只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政府不站出来做点什么，权利荒的现实不会因为涨工资而终结。
涨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很现实的好处，但它只是企业招工的一种策略。如果我们多为农民工着想，就会看到涨工资的另一面。很久以来，人们热烈地谈论着产业升级，而一旦产业升级，相当多的农民工就会被城市抛弃，也许他们可以转岗再就业，但只要想想上世纪90年代国企工人下岗的千辛万苦，我们就不难想像那对农民工意味着什么。
涨工资意味着，投资和资本将从沿海流向内地，最终从中国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德国学者乌尔希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把资本由高工资地区向低工资地区的流动视为一种体制性社会风险，工人为资本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最终还是在产业规模上被弃如敝屣。资本的这种流动，表面上遵循着“经济规律”，本质上却是严重的社会不公。
这种资本流动前景，对于中国的农民工来说，将带来更深刻的切肤之痛。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工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就争取到了一系列权利，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权，还有社会保障权利。我们经常指责美国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实与这种贸易保护对应的，正是美国产业工人的权利。由于我们的特殊国情，中国农民工的权利仍处于“荒”的状态，他们创造了财富，拿了点最低工资，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每次用工荒出现，我们总是欢呼农民工“用脚投票”，似乎“用脚投票”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其实它不过是市场给了农民工一点选择的机会，而市场永远是残酷无情的，它配置给无组织农民工的利益，永远仅够他们再生产劳动力自身，而不可能改变其社会处境。提高农民工工资，除了引诱农民工参加劳动之外，没有更多意义。
能够改变农民工处境的，是他们应享的权利，权利来自政治博弈，是对市场不足的校正和补充。现阶段，农民工要维持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尊严，必须成为权利主体；应对资本流动的挑战，更是亟须落实自己的各项权利。而实际情况是，农民工本应有的一些权利，该政府落实的政府没落实，该企业落实的企业没落实。农民工只能消极等待市场涨工资，而涨工资后是产业升级，然后可能就是升级后被抛弃。
人们说，沿海城市留不住农民工的心，我们可以试问，不给农民工城市居民待遇，农民工如何留在城市？企业招不到技术工人，政府可不可以增加投入，加强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政府可能很忙，有很多大事要管，但全国性用工荒肯定不是小事。
农民工现在正是国家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他们的权利尚且得不到落实，一旦产业升级、资本外流，他们的权利将更难得到保障。现在，市场开始还他们公道，政府更应该行动起来，落实对农民工的权利承诺，推动企业落实他们应享有的权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到底还要多久
2010-02-25
《中国农民工脱胎换骨：从“蛇皮袋”到“行李箱”》、《“90后”农民工：就业不心慌 打工要有尊严》，《新一代农民工：希望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新一轮的“民工荒”促使媒体和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社会基层的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亦渐为社会所感知。
先前，提及“农民工”这一概念，很多城市公民自然而然地把它与“衣衫褴褛”、“灰头土脸”等存有“傲慢与偏见”意味的不雅之词联系起来。时过境迁了，农民工的后代们无论是穿着打扮抑或是行为习惯开始与城市人一样“体面”，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的是“都市候鸟”般的情结，在城市里的归属感和被接纳程度的提高还存很大空间。尽管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被人歧视并非仅仅在于“农民工”这个称谓，但是他们所承载的思想包袱却大抵都源于此。在“农民工”实现更新换代和结构转型的现实语境下，农民工概念又不得不再次摆上讨论的圆桌之上。
新一代的农民工与城市普通居民在行为方式层面的“鸿沟”渐渐缩小是一个无需置辩的事实，驻足于热闹的现代都市街头，仅凭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已很难在几个年轻人中甄别孰是“农民工”孰是“市民工”。他们的区别仅局限于户籍的农业与非农，可在福利待遇、社会保障、阶层地位等方面的差别却相去甚远。这看似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背后牵涉到的却是公民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大问题。与城市人一样，农民工也是国家公民，理论上他们应该享受到同等待遇，但坚硬的现实每每让他们黯然神伤，制度性羞辱、地域性歧视等等，均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屏障。在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中，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后代只能游离、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无论二代农民工、三代农民工怎样试图改变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毕竟在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他们还很难从农民、农民工的范畴中挣脱出去。
应该承认，农民工问题的出现由来已久，想“毕其功于一役”旋即将之解决确实还存困难之处，但社会从称谓甚至是口气上多一份体谅和关怀，对农民工这个尴尬的群体而言都是一种慰藉。去年7月，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认为，农民工的概念不久将消失。今年1月，重庆市代市长黄奇帆也表示，随着机制的转变，重庆以后将没有“农民工”的称呼。社会转型进步是好事，只要不让阵痛永远都疼在农民工身上，从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他们已期待良久，在他们自己辈没能实现，不能到他们的子女辈上还是如此。
">燕赵都市报
2010-02-25
在去年甚至更早的农历年年初，类似的农民工用工荒问题，就曾出现过。
针对用工荒，有专家分析称，当前阶段的用工荒，是暂时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出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和企业缺乏长期人才储备战略的问题”。有专家甚至断言，等过了农历年的正月十五，农民工们都离开家门赶往用工地之后，用工荒便不复存在了。
如此这般的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经验也告诉我们，随着用工信息的传播，农民工们实现区域间的转移和流动后，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用工荒。毕竟，对于我们这个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相对均衡的国家而言，只要能实现合理的流动，做好各个方面的保障，所谓的用工荒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伪问题”。
但是，除了劳动力结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外，春节过后出现的短暂用工荒问题，实际上也是当前一些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的集中反应。比如说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正在面临的阵痛、金融危机寒潮仍对一些行业和企业造成影响、农民工输出地经济发展吸引农民工本地就业、涉及农民工群体的薪酬改革和社会保障机制改革的尚未完成……这些社会问题必将影响到农民工外出。
这些问题，虽然屡被提及，但要想在短期内解决绝非易事。比如，针对用工荒，一些急需用工、用工缺口大的企业，不得不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吸引农民工的“光顾”。但是，在用工荒缓解、用工“充裕”后，这些企业还能保证上涨的工资不再下降吗？同时，针对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工作生活环境、福利待遇的问题，那些尚未完成企业转型升级，并一直以来对《劳动合同法》“轻慢”的企业，会尽快完成自身的“升级换代”吗？此外，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关注工作生活环境、福利待遇问题，由于生活的环境和接触的社会更加多元化，其在个人发展前景等诸多方面，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目前用工企业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在当前阶段，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用工荒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一些企业，逐步在《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框架内，重新认识并切实赋予农民工正当的权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仅靠企业和资方的“觉醒”和“自觉”，短暂性的用工荒倒逼效应毕竟太过微弱。如何透过用工荒的“伪问题”，使隐藏在假象、表象背后的“真问题”一并纳入公众关注的视线，并动用行之有效的措施迅捷、全面解决，考验着相关职能部门的智慧与决心。比如说，应该尽快促进并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逐步化解各方利益对薪酬体系改革的掣肘，尽快破解城乡户籍壁垒、尽快健全针对农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等等。
下一页：民工荒背后的无奈
朱少华：民工荒背后的无奈
春节刚过，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许多农民工再次踏上外出务工之路。尽管如此，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从去年开始显现的“民工荒”，是否能够得到缓解尚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基本权益曾经屡屡被用工者漠视的农民工，正学会用双脚表达自己的选择权。(2月23日《现代金报》)
即便同是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企业招工也是哭的哭笑的笑，一些待遇好工资高的企业，原来就已经在农民工心中打下了良好的信誉基础，现在几乎大旗一挥，农民工们就招之即来了。而不少企业却都在等待观望，希望大批农民工还城后，还会形成就业难的状况，企业就是不加薪涨福利还能够挑挑拣拣。而有的企业明显等不及了，又是承诺加工资，又是许诺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尽诱惑。而对农民工来说，还是僧少粥多，迟迟不愿意放下行李，这样看来，农民工似乎有点“不识抬举”了？
农民工们“按兵不动”，就看着沿海企业老板们放低架子，抬高薪酬。经济专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倒逼”，也就是原来都是老板们用减薪降酬逼迫农民工，现在却是农民工用自身最基本的劳动权利来“倒逼”老板们。笔者愿意把这看成是中国农民工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有意识的“集体罢工”。在中国罢工是受限制的，而因为农民工分布很散很广，发起困难，风险很大，农民工要想通过正式的罢工行为达到目的非常困难。而春节后是农民工集体外出讨生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农民工们不需要召集和发动，就能自发地达到罢工的目的。而地方和企业为了结束这种“罢工”的现象，就只有满足工人的条件。否则，就只有停工停产，而且无限期。
这样的“罢工”很具“中国特色”。首先是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强制农民工的劳动力权，企业要想争取到劳动力，就必须和农民工们达成协议，不仅要按国家政策规定的办，甚至还有可能高于国家政策的规定。否则谁也没有办法要求农民工们放下行李。而对农民工们来说这更是一种无奈，甚至可以说自由选择打工企业是他们目前最基本的权利了，如果再不能好好利用这个权利，一旦农民工还城高峰到来，主动权落到企业老板们的手中，他们只有任其宰割。因此，这不是农民工们“倒逼”企业，而是残酷的现实在逼迫农民工们这样做，不这样做，他们的一切要求企业和老板们都不会重视。
因此，对于企业和农民工目前遭遇的这样尴尬的局面，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能总在一边看热闹。农民工用这种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无奈，更是一种可悲。如果我们的企业都能在政府部门的监督和促使之下，把农民工的工资和权益都纳入到法律规定的框架之中，每年都让农民工们满意地回家过年，热热乎乎地回来上班，农民工们干嘛还这样有意让企业难堪？（华西都市报）
">正视民工荒背后的“半城市化”挑战
2010-02-25
必须看到，“民工荒”未必是一件坏事。从积极的意义看，长三角、珠三角甚至传统人力资源大省缺工，首先意味着劳动力开始从“无限供给”转而成为稀缺资源。无疑，农村收入的提高，和内陆省份经济发展，为外来工群体提供了除沿海省份之外的更多选择；而随着60后、70后外来工的逐渐老去，80后、90后粉墨登场，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外来工对个人自由的重视，以及对“吃苦耐劳”等外来工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更令不少传统制造业企业开始朝向更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转变。种种迹象表明，当劳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之时，外来工的议价权正在逐步提升。
但鼓吹“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的专家学者亦不能高兴得太早，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当前我国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绝非因为外来工开始漫天要价，选择主动失业，而是因为其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线，在物价普遍提升、城市生存压力普遍提升的情况下已经提高，而沿海发达省份企业开出的条件无法达到预期。因此，民工的工资提升需求是存在刚性的。倘若按“刘易斯曲线”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大幅度提高工资才对。但从中国的经济结构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拐点并不必然带来工资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因为“刘易斯拐点”理论的致命缺陷是只假设出“城市-农村”二元结构，而忽略了“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而这一特点对出口导向型国家尤其明显。在这一二元结构中，由于国内生产地市场的议价权被压抑，导致大部分利润都转移到国外市场。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当国内的城乡二元经济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拐点的时候，高度依赖外需的城市经济却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的积累和能力。另一方面，依赖外需同时导致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进城农民工的权利提升过程，而是呈现秋风先生总结的“四个分离”现象：第一是生产和生活的分离，农民工实际上不在当地消费，而是预期回老家消费；第二是时间上的分离，即让所有的农民，农村中最精英的群体在年轻的时候出售青春，到年纪稍微大一点就回到乡村，然后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第三点是劳动身份或者经济身份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分离；第四点是中国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的大规模家庭破碎化。因此，导致今日外来工无法继续留在城市的，其实是这种不完整的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权利结构扭曲。
从这个意义上看，“民工荒”的真正挑战在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拐点，是否能形成对劳动力价格提升，劳工权利充实的“倒逼机制”。而从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式看，这一倒逼机制的形成，依然将面临“半城市化”的挑战。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特点看，制造业的升级是必然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劳动力需求为标志的。只有服务业才能容纳更多就业。而“半城市化”的一个最大恶果，恰恰令城市忽略经济、社会制度完善，从而令服务业失去生存的基础。当外需触及天花板，而生产成本开始逐步提升的时候，地方政府仍然依照过去的老路，不断地扩大投入，引进大项目。但这些行为只能加剧产能过剩。是为倒逼机制的最大障碍。
但值得庆幸的是，郴州、重庆等内地中心城市在当前的发展中有望不再重蹈“半城市化”的覆辙。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方面，内地省份拥有后发优势。有从沿海内迁的企业主发现，计划中的低端生产线，在经过三年的培训后，也可以生产高端的皮鞋。因为工人就近就业，人口流动小，熟练工人的增加，导致生产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与之相比，在沿海的高端生产线则面临高级人才留不住的困境。一叶知秋，随着民工荒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构成威胁，当年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吸引投资者的竞争恐怕将重演，倘若地方政府竞争的对象从资金转变为权利被长期压抑的外来工，那么，就让民工荒来得更猛烈些吧。
">企业用工情况为何冰火两重天？
2010-02-24
一些企业为什么被“用工荒”所困？记者在一劳务市场的亲眼所见让我们看到了基本的共同答案：来找工作的农民工达千人之多，前来这里招工的企业也有十几家，而能成功对接的工人仅数十人，很多农民工宁愿晒太阳打牌，也不愿意应聘就业——之所以观望是因为企业和农民工之间存在信任危机；江南造船厂的农民工为什么大过年的连家也不回？因为厂里从来没有将他们看成低人一等的“乡下佬”，而是想方设法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将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让他们享受到与自己的付出相匹配的经济报酬与政治待遇，而且特别突出了才能与贡献的价值，如果农民工是真正的技术骨干，其收入可能超过厂长，月收入可以达到万元以上，让他们在企业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而那位河南的农民工不仅自己要急匆匆回到原来的企业，还要主动为企业“添丁增口”，是因为“你们的关爱给了我精神和力量……以后我将更加努力，为福州的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些企业都需要农民工，但农民工对这些企业的用工需求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不过就是那最通俗易懂的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企业平时是怎样对待打工者的，如今打工者自然就如何回报企业。那些连过年也不愿离开企业的农民工以及那不仅自己年后要回来，还主动为企业再带来新的劳动力者，之所以那样做，并不是企业对他们说许诺了如何优厚的条件，根本在于企业如何对待工人，特别是如何对待农民工。从这里，那些正被“用工荒”所苦的企业，应该知道了，当前的“用工荒”到底是“荒”在什么地方了吧？
">用工荒、人口红利与结构调整
2010-02-24
新年伊始，一向被认为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却越来越短缺。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以及农民工意识的“群体性觉醒”是愈演愈烈“缺工潮”的导火索，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传统依靠低成本红利创造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已走到尽头。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之后直接的“人口红利”总量将步入下降通道，预计2030年或将下降到67.32%。仅以第一人口和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为例，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就已明显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劳动力200多万，2008年为180万，2009年不到110万。专家预计到2013－2014年，河南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将达到峰值。
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是“刘易斯拐点”理论，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而这个时候，劳动力工资便将出现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劳动力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与此同时，中国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
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劳动者报酬增长持续慢于经济增长，其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国民财富分配不公。必须指出的是劳动者报酬，除了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低成本外，也存在着体制和政策上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
从长期看，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劳动者所得太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收入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市场和生产结构的不合理，使社会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再一方面，过低的收入水平导致内需不足，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们必须正视劳动力价格的现状，实现从粗放式劳动力价格优势向集约式技术优势的转变。
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18、英国的1／16、日本的1／15、德国的1／13、法国的1／13。然而从劳动率与劳动力价格比来看则差距更大。通过对制造业工资水平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很低的，劳动力价格还有上升的空间。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
对于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远去我们还需理性看待，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通过教育深化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将更为持久。而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特别是国家已经明确在“十二五”期间要着力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于中国内需型经济转型意义更为深远。(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用工荒”现象是“雇佣矛盾”的映射
2010-02-23
“用工荒”“招工难”“缺工”成为近日各大媒体新闻热搜索词。每年“两节”期间，“企业用工难”问题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今年，问题的严重性更是愈演愈烈，企业订单回暖，接单接的手软，却为招不到工人而发愁，职场求职人员较以往明显减少，而求职者则有选择性挑选适合自己的岗位和单位参加面试。那么，为什么企业会遭遇如此尴尬的“用工荒”呢？笔者认为，其主要因为是当前用工市场雇佣双方价值取向均发生了变化，且雇佣矛盾日趋激化，而“用工荒”现象正是“雇佣矛盾”的映射。
首先，在以往的求职市场来看，基本上是第一代劳工人员（80年代以前）的天下，他们在求职择业过程中，对待遇、福利、工作环境等因素没有太多的顾忌，甚至只要打一份工给一份工资就行，没有太多的苛求。从职业价值取向来看，他们考虑更多的是生存和基本生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时代变迁，企业用工年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第一代劳工已经逐步成家立业并慢慢退出劳动就业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劳工（80年代后）人员，并逐步成为就业市场颇受欢迎的求职主流。然而，这些80、90的年轻人在职业价值观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工资待遇、基本福利和工作环境，与第一代劳工相比，在择业过程中，有了更多的理想和追求。
其次，经受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部分企业出现了经济性裁员。持续至今，虽然经济状况在逐渐回暖，但是从企业用工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企业首要考虑的仍然是用工成本，各种福利待遇大打折扣。在广州火车站，不少人出站后放下行李，第一时间去人才市场转悠。广州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今天第一天上班，就有不少求职者过来咨询。一位外来务工人员表示：我做皮具的跟单、销售，质检方面也可以做，月薪是1500元对工资不太满意，想找一份不低于1800元的工作。作为企业，希望用最少的钱，招到最优秀最廉价的员工；作为求职者，他们希望能找到待遇理想的雇主。从而，形成了就业市场上明显相悖的雇佣矛盾。
然而，企业为招不到优秀廉价的劳动工而“烦恼”，求职者因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郁闷”。本质上，凸显的是当前就业市场中雇佣价值取向日趋激化的雇佣矛盾。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时代变迁，人们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择业者所追求的满足也越来越多。在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2010年大中专高校毕业生也将迎来求职高峰，在目前职场雇佣矛盾持续的情况下，职场雇佣矛盾会愈演愈烈。企业用工价值取向及雇佣待遇福利底线如何得到改善，求职者择业价值观如何得到正确引导，是解决“雇佣矛盾”“用工荒”现象的又一值得关注的重大议题。
">别把“民工荒”都看成是出了“问题”？
2010-02-23
“民工荒”多年来一直被舆论当做“问题”对待，这次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亦然，并引发如潮的评论。有人把这次“民工荒”的出现归罪于企业缺乏“远见”，亦有人认为是资本力量对民工的“伤害”，说“民工荒”的背后是一种“权利荒”，并得出“民工荒”也算是对某些用工企业一次教训的结论。
可是笔者却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民工荒”出现的背后难道全是出了“问题”吗?在我看来,以上论者的观点虽然在一定时期确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但看不到实际情况和时代变化，一概把“民工荒”的出现全部归罪于企业或政府，认为是出了“问题”的看法未免有些偏颇和武断。
笔者来自河北农村，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时，聊到以前经常到北京和广州去打工的年轻人的情况，得到的信息令笔者吃了一惊：他们中大多数已不再热衷外出打工，而是回来承包土地或办起了小工厂，笔者的一位儿时伙伴见笔者疑惑不解，就为笔者算了一笔经济账：说自己以前出门务工，一年下来除了消耗最多能剩下一万多块钱，自从国家对种粮农民有了补贴后，自己就回家承包了30亩地，不仅种了玉米、小麦等，还种上了大棚菜，一年下来要比外出打工多收入2万多元，最为重要的是还能照看孩子和老人。
由此看来，国家的富农政策也是使得更多农民兄弟不再急于外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务工人员的锐减当然有用工企业的原因，更有富农政策的带来的“福音”，所以仅仅把“民工荒”出现当做是出了“问题”的看法是不够客观的，“民工荒”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是问题还是福音啊！
">用工荒与就业难是一体两面
2010-02-23
“缺工”、“抢人”，成了节后企业老板开工后的第一件大事。与往年稍有不同的是，今年的缺工呈现出向全国蔓延的趋势，不但珠三角、长三角这些沿海发达地区缺工严重，内地一些省份如安徽、河南同样出现用工荒，有报道说有省份甚至出台政策，限制劳动力外流。
用工荒似乎是近几年节前节后的例牌菜，每到春节前后，老板们都要使出各种招数，到处抢工人。而且今年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实体经济的复苏，外贸订单的恢复性增长，缺工更为严重。如此大范围的普遍缺工，是否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拐点”的到来，眼下还不好说。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却不容忽视，那就是与用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业难的事实也客观存在。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不少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
用工荒与就业难的两相并存，确实是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单纯地以传统的就业观念落后等来解释，已经过时，当大学毕业生起薪和农民工之间基本可以划上等号时，再苛求“天之骄子”的眼高手低，显然不太现实。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用工荒同时遇上了就业难？又该用什么来破解这对看上去相互冲突的矛盾？
表面上看，用工荒和就业难是对悖论性存在，既然有用工荒，就不该有就业难。但剖析两者的背后成因，即可发现两者之间又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其根本症结都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产业链条的不完善导致低端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知识层次相对较高的大学毕业生既不能和农民工形成差异化的就业竞争，又不具备制造业的就业成本优势，于是就形成了这种奇异的一边是用工荒、另一边是就业难的现象。
实际上这也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种阵痛，表现在企业方面就是用工荒，表现在社会方面就是就业难。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应该既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需要，如让农民工就业集中于那些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让大学生就业集中于相对中高端的创意设计、销售、服务环节等；而且还能促进经济结构由外向型向内需型的转变，内需增加了，就业岗位的数量必然会相应地增加，可供大学生选择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同时也可以解决那些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重走父辈、专门从事低端制造业的老路。可是由于我们现在的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难以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结构性缺工就在所难免；而产业链的单一化又不能很好地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也就容易理解。
因而，出现用工荒并不能说明就业难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低端制造业用工荒的背后，就业难问题依然存在。问题其实很明了，破解用工荒和就业难的路径都指向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用工荒在倒逼企业加快转型，不能仅满足于提高工资来吸引农民工，解决暂时的用工荒；同时，企业的升级换代又能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难的现实压力。
">农民工选择性就业是个进步
2010-02-23
在成都农民工最为密集的锦江人力资源市场，用工企业开出提高薪酬、休假、缴纳社保等“优厚待遇”，已是司空见惯。帮助农民工解决社保转续、子女入学等问题，也已成为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在四川劳务输出第一大市南充，到当地工业园区就近打工、申请贷款搞种植养殖业，更是常被农民工挂在嘴边。
川籍农民工是沿海地区劳动力的重要构成，如果他们在家门口找到合适的工作，领到与沿海地区相差无几的报酬，享受社保服务，还能照顾老人孩子尽享家庭的天伦之乐，他们何乐而不为？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加速了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苏醒，使农民工学会了“用脚投票”作出选择，这是很多人不再坚持“要想富，就走沿海打工路”的重要原因。
过去，农民工曾经被认为只知道“出大力、流大汗”，只要有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条件就肯干活；春节能揣着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满足。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巨大失衡，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劳动保障体系缺位，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和社会保障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维护。
当前的“民工荒”现象提醒人们应重新认识农民工群体。随着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户籍制度逐渐放宽，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再是农民工难以企及的奢望。如何让农民工享有更多应得的权利和保障，使他们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用工企业和政府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
各级政府应当按照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大农民外出务工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深入开展工伤保险全覆盖行动，加强职业病防治和农民工健康服务，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抓紧落实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用工企业应当更加主动注重农民工的劳动、工伤、养老、医疗等各方面权益维护，以及生活、居住、文化娱乐等条件改善，将农民工当成企业“自己人”，使他们能够享受事业成功的喜悦和归属感。
">心理福利让员工更忠诚
2010-02-23
一年到头工作下来，不少职场人士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不仅有来自职场的各种问题，还有情感、婚姻、家庭等各方面困扰，如得不到排遣，他们很容易陷入精神崩溃。而为了帮助员工缓解压力，找到方法解决他们生活工作中的问题，企业从心理角度可以给予员工更多支持，这样员工的归属感、安全感更强烈，也会将更多的感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对员工个人和企业无疑是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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