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春节“恐归”
2010-02-10
“恐归”隐含之文化根源，或在乡村传统思想与城市现代法则的撞击。大抵根出乡村者，其思想历程不免有一番炼狱般的转变，即便已得正果者，皈归城市，内心难免有错位之苦。老家有谚云：能作人莫作子。意即人之社会本位与家庭本位之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大家与小家也。恐归族内心的彷徨纠结，或在故乡已然沦陷，即便幸而在异乡做了房奴，那挥之不去的乡愁，亦如蜗牛之壳，背负一生－－若问乡愁哪里安放，蜗之壳也。
从乡村而城市迁移史，出身眷村的台湾导演侯孝贤，或许最能把城市与乡村的耦断丝连的暧昧刻画。想来台湾韩国等地人民，亦曾历经城乡变迁史。然而，彼地虽亦有所谓“春运”之说，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毋须在自己国度享受“暂住”待遇，居于城市者早己落地生根，回乡省亲祭祖，不必如国人般，有载不动那许多的愁。这个意义上，横亘“恐归族”内心漫长的回乡路，或许很大程度拜我们的户籍制度所赐－－当户口不在城市安放，心又怎会在城市安放？
网站调查结论还显示，除了春运，“车轮饭局与人情债”亦是恐归的一大理由。都市中人想必都不甚其扰各种名目繁多的局，窃以为，回家过年，所到之处，不免海吃海喝，各种名目繁多的饭局，集中于春节，简直就是令人讨厌的“总局”。
我国的送礼传统由来有自，中国古代官场即盛行的“三节两寿”的送礼名目。甫落马的重庆司法局长文强受审时，就抱怨公诉人对其逢年过节人情来往所收受财物的认定过少了。“你们的狂欢节，我们的受难日”，喜庆的“过年”，成就了手握公权力者的巧取。对照西方对送礼的严苛制度，过年简直就是一窝中国法治堤岸中的蚁穴，虽然罪不在“年”，而只是“过年过年，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罢。
百千年来，乡愁永远寄居旅人方寸之间，一样的近乡情怯。只不过，藉以消解乡愁的，从驼铃声声，到隆隆机声；从踯躅于驿站之间的家书，而邮票，而船票，而高铁车票。而社会单位，从家族，到以“个人”为重的解放意义，亦使古代文人骚客笔下不可触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故乡”，以及与之难解难分的“过年”，似乎日渐身轻。
世上本无节，过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节。圣诞节，原来却是异教徒庆祝叙利亚太阳神苏里耶和伊朗太阳神米特拉的节日，后来才被基督徒“拿来主义”了；春节，也不过是在1913年7月，才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确为每年农历年的正月初一，此前2000多年里，却是以二十四节气的立春日为所谓的“春节”。既然连“春晚”都蹊跷地成了全国人民春节一道大菜，一切与过年有关的旧俗似乎都来历可疑，包括送礼。
">纠结在这庸常社会里的“恐归”症
2010-02-09
在“恐归部落”面前，春节这个最具感召力的“回家动员令”开始变得疲软。如果你还仅仅以为这些年轻人恐归主要是因为不堪忍受“春运”之苦，那你就OUT了。折磨“恐归族”有家不能回的更多是心灵不能承受之重——事业无成心中有愧、没有对象羞见父母、繁文缛节累人半死、囊中羞涩包不起红包……这些“煎熬”要远远胜过春运带来的“皮肉”之苦。
媒体无微不至地挖掘着“恐归族”们不敢回家的各色原因，这种种原因也引起了网民相当程度的共鸣，一则《小白领月入3000元没脸回家》的博文流传甚广，“恐归”的无奈在迎春的红火下显得似乎格外悲情。打量这五花八门的原因，无论是事业无成还是没有对象，用句非常庸俗的话来套现，那便是“混得不够成功，无法回家光宗耀祖”罢了。
每一步退却都有一千种理由，时代在进步，人是不是越活越脆弱？在一部分人同情着“恐归族”惶恐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则把“恐归症”看作是一种“心理富贵病”：青春年少时我们坐着绿皮车晃晃悠悠到或远或近的城市中求学，人一工作了坐不起飞机开不了车，感觉受伤了；老爸老妈盼星星盼月亮盼你娶媳妇，没找到对象，感觉受伤了；给老家亲朋好友的孩子们包个红包不符合自己的理财观念，更感觉受伤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沦为如此容易受伤的男人和女人？
恐归缘于害怕受伤。一味地去批评“恐归族”们的矫情似乎也有失公正，媒体一方面放大了恐归的愁肠，另一方面现实的土壤里确实滋生着恐归的诱因。不得不承认，在外地打拼的游子们回家过年就像是接受一次阅兵，你的收入、职位、房子、车，以及你另一半的个人社会资本全部都在检阅的范围之内，你必须在别人的价值体系里证明自己混得是否成功。对于那些远离故土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已经不再适应故土文化的人情世故，可是，每一次回到这片土地上你就不得不接受它的浸染，没有十二万分的免疫力，那你就拒绝不了“衣锦还乡”的虚荣。
如果再把视线放在更广阔的范畴内考量故土家人的那套所谓成功的价值评判体系，其中同样活跃着古老的文化基因。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这样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人更在乎走出乡土圈子的亲人乃至老乡们活着的模样。在故乡的那片土地上，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都习惯于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鱼跃龙门”的游子身上，而不是寄望于社会整体制度的进步。
这样的文化心理基因同样也阻碍了国人去思考什么才是体面和幸福的生活。潜意识里，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心理基础也决定着，在众多国人眼里，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的象征和标志。
可以说，在中国越是在“小”的落后的地方，那套庸俗的价值评判体系越是坚不可摧。于那些打拼在外的年轻人而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选择了大城市，大城市中多元化的生活模式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他们对成功标准的认知。由此来看，“恐归”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那套庸俗价值评判体系的小小反抗。
但是，无论如何，回家过年终归不是一场“光宗耀祖”的PK大赛。想想老家那几头胖嘟嘟脏兮兮的大肥猪，想想倚在村头大树旁等你归来的老妈，想想年迈的父亲贴春联时的手……心头固然纠结着一些庸常的纷扰，但王宝强的那首《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还是能给予你回家的力量。
">要过年了，你是“恐归族”吗
2010-02-09
然而等待中却有惶恐，因为开始忧心于如何交代过去的一年。做了些什么，没做到什么？攒了多少钱，还了多少贷？这些问题都好有压力。自问自答也就罢了，说不定还有逃不过的年终评估，特别是父母———虽然他们不图什么回报，但总希望知道你在外面混得好。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恐归族”，他们可能是大龄青年，可能是所谓的“蚁族”，暂时失业者，以及所有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延宕、受挫、得不偿愿的人，据说，在这佳节临近之际，很多人的压力反而达到最高点。
而且，回家团聚本身就可能意味着压力，且不说买票坐车的艰难，今天的中青年人多离开父母独自在外打拼，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虽然亲情不变，观念却有差距，相聚时有碰撞在所难免。春节期间还往往要重温一下传统大家庭的感觉，人情往来家长里短之间，未必没有负担，别的不说，单红包一项，就不在少数。
那么节前怎么“减负”？或许可能在于转换我们看待生活的眼光。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节节高升的，压力和矛盾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惟一应做的就是不让自己被它们叫停。如果说“恐归”是一种真实的心态，那么能不能就把它当作一件行李，包裹好了准备扛着回家？或许等到真要上路的时候，它已经没那么重了。而且，对梦想高于现实的人来说，假期本来就是时间所予的机会———让你能休整后重新出发。
">过年恐归族的悲情人生与庸人自扰
2010-02-08
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向来是中国游子们的共同梦想。可一旦实现不了自己设计的理想报负，总感觉不敢面对家人和乡亲们的期待，所以每到过年的时候，城市中就有相当一批人自感“大祸临头”了，于是，“过年恐归族”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可在笔者看来，“恐归族”虽然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庸人自扰——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必须要求孩子们衣锦还乡，在家庭亲情与事业成就之间，更多的父母会看重前者，回家团聚才永远是最重要的。
“恐归族”首先是个社会问题。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般拥有这么多流动务工人员和城市漂族。这其中，大学生就业问题、城市生活成本过高问题、买房难问题、春运一票难求问题，都摆在了“恐归族”面前。面对如此之多的生活困难，许多人都无法完成自立，更多的，他们在城市中过着“蚁族”和“夹心层”一样的生活，加之回家过年的成本愈来愈高，过个年什么都贵。回家过年，自然也无法告慰家中父母的期盼，更无法满足自己“衣锦还乡”的那些荣耀与虚荣。
可是，社会的归社会，自己的归自己。不是所有的人都怕回家，要不然全国也不会在过年前后有20亿的流动人口了。更重要的，那份不敢回家的虚荣，只是一种胆怯与虚荣。问题是，父母绝对不会要求每个孩子都能成功，家中父母的期盼很简单:安安全全回家，快快乐乐过年，仅此而已。
回家过年是我国的传统习惯，这种习惯不是述职报告，不是表彰大会，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团圆时刻。所以，这其中都多是一份喜庆。另外，家里的每个成员都辛辛苦苦地操劳了一年，怎么也该有个放松与交流的机会。上学的，自然要以学业为重；有事业的，家庭成员之间相互鼓励，继续奋斗。而那些不习惯回家过年的“恐归族”，只像一种庸人自扰而已，而这种庸人自扰，还往往扰掉整个家庭的过年氛围。
王宝强有一首歌叫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其主意也是在告诫“恐归族”们，回家过年，家里再乎的往往不是些我们的那份收入和事业，而重要的一种伦理价值的体现。所以，恐归族们，请背上自己的行囊，勇敢的回家过年吧。
">“恐归族”的背后是一代人的生存压力
2010-02-07
恐归
2010-02-05
春节“恐归”折射年轻一代价值取向窘境
2010-02-04
受经济社会条件制约不能回家、害怕回家，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的现实无奈。从表面上看，年轻人害怕回家，似乎就是因为一个“钱”字。由于囊中拮据，他们怕交通、压岁钱、买礼品、结婚的花费，更怕由于没钱在老家丢了面子。但从更深层面来看，“春节恐归族”的出现，与其说是迫于经济压力，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折射出在城市化进程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面临的窘境。
在当今这个社会思想多元的时代，新一代年轻人普遍崇尚个性自由、独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却又尚未完全摆脱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传统价值观念束缚。在城市工作时，这些年轻人自信快乐地奋斗着，一旦回到老家，却总觉得大业未成，似乎“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甚至对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产生怀疑。这导致“恐归族”每逢春节，都要对是否回家发出哈姆雷特式的自我设问。
然而，要他们放弃大城市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说，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大部分年轻人宁愿如电视剧《蜗居》中的郭海萍一样，独自在大城市做“凤尾”，也不愿回乡在家人的荫护下做“鸡头”。那些在老一辈眼里既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在新一代人看来则是扼杀价值追求、断送个人理想的温床。现实异常骨感，在大城市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容易，严格的户口限制、令人望而生畏的房价、激烈的社会竞争，大浪淘沙之后，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实现当初的理想，站到金子塔的顶端。大部分人努力打拼多年，最终只能蜗居在城市边缘，沦为“蚁族”，成了剩男剩女。尽管他们仍然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但没有“锦衣”和“荣耀”的他们，春节“恐归”便成了自然的情绪流露。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即使收入提高了、春运购票不难了，“春节恐归族”仍不会消失。但由此相生的，却是春节希望能与家庭团聚的人，开始了接父母进城过年、带全家旅游过年、甚至出国过洋年的新潮流。也许，当上一辈按捺不住寂寞，开始成为“春节远游族”时，年轻一代的“春节恐归症”才会慢慢消失。那时，我们的社会必定富足，我们的价值取向必然多元，我们的呼吸必定可以自由而畅快。
">“恐归族”：莫让过年成过关
2010-02-03
过年回家是中国人的传统，寄托的是一种对故土和亲人的情感。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恐归族”的群体却越来越壮大。其实，“恐归族”们恐的不是回家，而是回家后自己的荷包不堪重负。对于那些刚刚参加工作，经济能力较弱的年轻人，尤其如此。
过年给父母一些钱，表示孝心是应该的，这钱绝对应该花。但问题的关键不是父母，其实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在乎儿女给自己多少钱，只要儿女平安回来，就是做父母最大的心愿了。但另外一些亲戚朋友却让人应接不暇，大过年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去看望看望，侄子、外甥、表弟、表妹都要给个红包意思意思，这样一算下来，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那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经济实力不雄厚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过节消费越来越高，甚至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盲目跟风，一味攀比的结果。看望长辈主要在于心意；给晚辈红包也是讨个喜庆吉利。按理说这都应该量力而为。可现在很多人，包括给红包的人和收红包的人，都把红包的厚重程度作为衡量心意轻重的依据，以至于很多人都是打肿脸充胖子，硬着头皮违心送礼送红包。
其实，这是对春节传统文化的一种背离，以金钱衡量情意也是对亲情的一种伤害。直接后果就是很多身在外乡的年轻人产生了“近乡情更怯”的心理压力，但怯的不是亲情，而是自己的荷包，情怯成了胆怯，把一些人“吓得”不敢回家过年了。
“年关”成了“钱关”，是春节不能承受之重，应该得到纠正，让春节重新回到重亲情、享温情的传统意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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