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奴”到“车奴”,再到“孩奴”,在一个开放而又现代的社会,“奴”群得格外刺眼。追求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更便捷的交通方式,为孩子更好的发展提供一切可能物质条件,这本是社会发展的良好初衷和必然趋势,然而最终普遍陷入被物质所“奴”役的怪圈,现代化中的这种两极景观值得全社会反思:社会究竟被什么所奴役着?
表面看起来,以白领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都在奔命于房产、汽车、子女培养等物质条件,物质的充沛往往也是建立在造成脱离于社会富裕程度之外的虚假繁荣之上,人们以为,正是目前这种对社会财富的预支和透支造成了当下的困境,其中尤以银行借贷和分期付款的“房奴”为代表。
而笔者以为,我们在关注造成大批“奴”族的经济因素时,也不应忽视一个“幸福感”的问题。近些年,无数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指数提升幅度和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笔者的回答是,是因为,在商品愈加发达的今日,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往往是“为经济而经济”,而不是为提高社会幸福指数而发展经济,那么,人成为写字楼、工厂、汽车的附属品也就不足为怪了。
物质充沛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但在发展中人的主体地位不能错位。“奴”族的兴起表明,我们的现代化缺乏对“人是现代化的本质”的认识和落实,主次颠倒,房产、汽车成为人的主人,中低产阶层反而成为“奴”族,这是一种畸形发展,是一个正常社会不应存在的景观。
有人曾对中国现代化成果作如下概括:经济成长上,轻舟已过万重山;幸福指数上,雄关漫道真如铁。这种观点虽有失公允,但未必不能对当下“奴”族产生的原因阐释一二。笔者以为,以幸福指数匮乏和人被“奴”役为代价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就像注了水的猪肉一样让人无法放心。
被“奴”役的幸福感是种社会病。要根除这种社会病,必须改变当下社会这种“为经济而经济、为财富而财富”的发展观念,以人为本,将提升人的幸福指数作为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切实目标。
">随着首批80后跨入到“而立之年”,关于80后一代对社会责任的承担问题也是倍受各界关注。比如“孩奴”的问题,就是典型的代表。毫无疑问,对许多80后来说,做“孩奴”还是不做“孩奴”,这是个问题——一个既属于个人、又属于社会、还属于时代的普遍性问题。能否承担起一代人的责任、并抵御住各方面的经济压力,对80后们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笔者结婚不久,对于要不要孩子的问题,确也有切身的体味。父母作为家中的老人,总少不了“早抱孙子”的愿望表达,年长的同事及亲戚也多次灌输“早生孩子”的好处,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却仍然对生孩子问题不太感冒,最大的顾虑就是“养不起”。也许在长辈们看来,80后在孩提时代也是那么过来的,怎么就养活不起一个孩子:你们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大不了我们把孩子带回老家养活……
可是,谁也不想让孩子远离自己,更不想孩子在吃、穿、玩、用以及受教育等方面落后于其他家庭。这种担心,或许只是一种杞人忧天和庸人自扰,可作父母的,又哪能轻易摆脱这种现实的思维呢?用热播电视剧《奋斗》中向南劝老婆的话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我们总不能再生一个会打洞的孩子吧。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现实中拮据逼仄的生活空间,确实已经压的80后们“气喘吁吁”了,80后们又何以腾出一付肩膀去托起孩子的明天呢?就业、医疗、教育、房子、油价等等等等,每一个问题都困扰着80后的生活成本;“房奴”、“卡奴”、“车奴”都有一个“奴”字,每一个都形象的说明了80后的“奴隶现状”。说地直白一些,现在的民生空间与生活成本,已经让80后身披数“奴”了。许多人也正在最大负荷的进行着与梦想有关的奋斗。现实与精神的压力已经占满80后的肩膀,他们的脊梁也正在被压弯。
可是,即便这样,还有不少媒体在质疑,为什么现在的80后“三十而不立”呢?电视剧《蜗居》中有句经典台词,或许就能说明这一切:“吃进去的奶粉进口的一百多块钱,拉出来要用尿不湿,名牌的又一百多块钱,进出都要钱,整个儿一双向收费!”说句开玩笑的话,倘若80后都如谢霆锋家那么有钱,我们又何以再乎生与不生或者是生几个问题呢?
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上辈,至少不会遇到买房的问题,那个时代的幼儿园也不会收天价般的费用。所以,与其质疑80后为何承担不起作“孩奴”的责任,还不如多改善一下民生问题。
每一代人都有专属于自己那一代的责任与梦想,该80后承担的,80后绝对不会退让一步。只是,时代要给我们一段完成梦想的时间,社会要给民生提供一个惬意的生活环境,让80后的身上少一些“奴”字,多一些“福”字。只有这样,80后们才不会怕被“孩奴”空袭。
">“吃进去的奶粉进口的一百多块钱,拉出来要用尿不湿,名牌的又一百多块钱,进出都要钱,整个儿一双向收费!”《蜗居》台词成为年轻夫妻的流行语。更有网友总结,生孩子就给套牢,股票可以解套,这只股永远也解不了。
不过股票满仓的小夫妻大多累并快乐着,在传宗接代的意义上有着夸耀的资本。而“孩奴恐惧症”的另一个症状就是,二十年前,中国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只占到不到百分之五,但当前竟然增长了三倍,其中大都市的现状更为严峻。
孩奴和孩奴恐惧症就像一对孪生儿,折射出另外一层城乡差异。社会学家李银河农村调查显示,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争做孩奴。
农村生育竞赛其实是无奈,谁让养儿防老是最大的指望。城市居民保障相对健全,生育动力就下降很多。从这个层面上理解,孩奴现象不是某些专家所说的现代文明的结果,而是传统文明的产儿。
现代社会,把生孩子作为传宗接代的私事是落伍的,西方人认为生孩子是国家大事。黑格尔说,古代中国只注重人丁和香火,教育资源的稀缺和垄断,生育能力的膨胀,必然导致人口素质的低下。所谓“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是也。现在,“孩奴”困境令人不敢生育,如持续下去,也是一个危机。
孩子一生下来不会天然独立行走,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就是一个襁褓。解放“孩奴”,一套儿童社会福利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胎盘,这是大之又大的国家大事。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如果连养孩子也养成了“奴”族,足见生活压力之大。如今白领中产们众“奴”加身,负担重、压力大,一个“奴”字足以让白领中产们疲于奔命。
供房养车会成为“房奴”、“车奴”,孰料养孩子也能成“孩奴”——有媒体报道,“孩奴”现象困扰“80后”群体,超过八成以上的年轻家长们感到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太大,已婚人群中不孕不育的比例持续上升,“丁克族”越来越多。“吃进去的奶粉进口的一百多块钱,拉出来要用尿不湿,名牌的又一百多块钱,进出都要钱,整个儿一双向收费!”《蜗居》中的这句台词幽默地概括了“孩奴”们的生存境况。
当不当“房奴”、“车奴”,尚在可选之间,但在我们的社会传统中,孩子可是绝对的“刚需”。但正如网友所说,“生孩子就给套牢,股票可以解套,这只股永远也解不了。”如果连养孩子也养成了“奴”族,足见生活压力之大。
尤其是,“房奴”、“车奴”、“孩奴”之类群体,多是“80后”等白领、中等收入群体,而白领中等收入群体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和消费主力军,是中流砥柱,我们往往寄望于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而建成一个稳定的“橄榄形”社会。可如今白领中产们众“奴”加身,负担重、压力大,一个“奴”字足以让白领中产们疲于奔命。
处境堪忧的不光是我国的白领中产。根据日本学者三浦展的研究,日本在上世纪50~70年代产生了一亿左右中产阶层,近年来却开始“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且多是“下流化”。
再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通常被认为正在形成之中,但他们又何尝不是在“下流化”?白领中产一族,大多上有老、下有小,低廉的工资和畸高的房价几乎剥夺了他们再教育、投资、创业的再发展能力和上升途径,消费乏力,上升不成,遂变“下流”。只不过,我国尚未形成“中流社会”就已开始“下流化”。如果说日本的中产阶层是“年老体衰”,那么,我们则是“未老先衰”。看来,“橄榄型”社会任重道远,倒是“哑铃型”社会和“倒T型”社会颇为贴切。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通过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分化的鸿沟,可我们的“再分配”调节却明显乏力。
首先,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曾湘泉曾指出,近十年来,我国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下降,而企业资本收入增加却很大,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这才有了“干得多,挣得少”的现象,就像电视剧《蜗居》中的苏淳海萍夫妇,虽辛勤工作仍疲于奔命,倒是宋思明之类游走在资本和权力之间,左右逢源,呼风唤雨。其次,在有“二次分配”作用的税收调节过程中,个人所得税就被指为“劫贫济富”,税收调节未见实效。此外,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无论是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还是保障水平都还有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