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鸡村“讨蛋行动”胜利了吗？
2010-01-15
起初，“讨蛋行动”进展并不顺利。“讨账小组”向辛集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得到了“不够立案标准”的答复。这很幽默，因为公安局正是“吃蛋”的最大户。在媒体曝光后，市委下令涉事单位2天内归还鸡蛋折款，村民连收款都不需要，由辛集市纪委负责收好，统一打到村里的账户上了。这不是村民胜利了吗？
不过，我以为，养鸡村“讨蛋行动”不可轻言胜利，既有待于我们对事实的分析，更有待于将来实践的检验。现在我们看到的胜利，是表面的、暂时的，未必反映事物的本质。
在一个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商品社会，哪怕就是权钱交易，也不会是绝对的“亏本”买卖。村支书马占午10年向若干政府部门送出30吨鸡蛋，固然营造了自己的关系网，以至于村民告而不倒，稳当了27年村支书；但也应该能通过这么多政府部门为村里拉来项目、资金等好处吧？应该坚信，政府官员是不会“白吃”鸡蛋的，一定是拿公共权力交换的。这就是说，村民送出了30吨鸡蛋，并不等于就损失了16万元的财富啊。
有人从政治和理论上看问题，认为村民们挑战了官场潜规则，并且取得胜利了，这更是盲目乐观的错误看法。你以为把鸡蛋收回，那些潜规则就土崩瓦解了吗？没有这么简单，至少还要“且听下回分解”。比如，收回鸡蛋之后，过一段时间，看那些政府部门是不是还热心帮泊庄村办事，没有鸡蛋作礼物了，派出所还会及时到村里出警吗？黑道来砖厂敲诈，公安局还那么积极打击吗？
下级给上级送礼，中国的传统和顽症，不可能因为几个堂吉诃德式的农民的反对而垮台，而农民收回了16万，也不过是“农民眼光”的胜利，实际上可能根本不是这样。一个“非典型”事件，实在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维。
">“30吨鸡蛋”孵出一个“怪蛋”
2010-01-06
泊庄村是一个养鸡专业村，其上届领导班子，用30余吨鸡蛋 换来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怪蛋”。
这个村的前任村支书马占午被村民讥讽为“吃光、卖光、送光”的“三光书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集体经济的“败家子”，头顶上却戴着“辛集市十大人民公仆、市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的多项光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送礼效应！这就是30余吨鸡蛋孵化出的荣誉“怪蛋”！辛集市还有各类养殖、种植专业村，马占午孵化“怪蛋”的招数，想必不是他一个人的“专利”。
马占午各项光环上尽管涂抹着30余吨“鸡蛋黄”，有关部门对其“败家”行为却视而不见。在近5年的时间里，泊庄村村民曾向各级纪检、监察、信访部门反映情况，但迟迟没有下文。鸡蛋是否砸中了各级纪检、监察、信访部门，我们不得而知。即使纪检、监察、信访部门没有被鸡蛋砸中，面对几乎所有吃上免费鸡蛋的政府部门，恐怕也只有知难而退了。在这里我们看到，30余吨鸡蛋还孵化出了一个“无人追责”的“怪蛋”！
尽管辛集市农村财务管理审计站认为，该村违反了有关规定，责令马占午、原村主任李金波负责追回招待费和送礼款，逾期不能追回的由两人负担。但能否追回？是否真的由两人负担？我们拭目以待。但愿这一“责令”，不要演变为一枚有“责”无“令”的“怪蛋”。
">“送蛋门”绘出权力联络图
2010-01-06
河北省辛集市中里厢乡泊庄村村民委员会在清查上一届班子留下的账目时，发现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各式各样的请吃送礼清单上，1995年至2005年，仅鸡蛋一项就有20万元，辛集市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送到了。泊庄村村委会主任刘铁链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按照每公斤6．5元的批发平均价格计算，这些鸡蛋有30余吨。(1月5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这种现象，是一种“非典型”权力乱象而已。在基层创业的，哪个对吃拿卡要没有切肤之痛呢？如果说此事引起了舆论的热切关注，只不过一个小小的村庄，给权力部门送了几十吨鸡蛋这个突兀的、刺痛人心的“形象”而已。
一个养鸡专业村送鸡蛋清单的曝光纯属偶然。审视一下这个送礼清单，完全可能据此画出一幅权力关系的联络图来，不，或者是某些基层权力生态的浮世绘来。
行政管理就不用说了，诸如电力、公安、农机、法院、交通、烟草、乡镇等方方面面，哪个衙门都得罪不起，哪个权力部门如果冒犯了，都可能来个现世报。对送者来说，一是出于无奈，这就不用说了。另外，也存在着慷全村之慨，循一己之私的情形，用公家的资源来经营自己的自留地，在当下并不少见。该村村支书所获得的一些荣誉，不能说是用鸡蛋换来的，但至少与送出的鸡蛋有莫大的关系。
对收礼者来说，小小鸡蛋，收之没有多少风险，自然却之不恭。但一条蚂蟥吸的血不吓人，许多条蚂蟥络绎不绝，轮番上阵，就是一头牛也招架不住。对收礼来说，鸡蛋是感情的润滑剂，是权力的当然红利。对村支书等人来说，鸡蛋是进级的阶梯，是可以置换权力资源的另类商品，但对置身于决策权和话语权之外的村民来说，鸡蛋则是实实在在的血汗。这就是不对称的权力图谱关系，可以说，透过“送蛋门”，我们似乎看到了病态的权力生态所开出的“恶之花”。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权力枝桠横生的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往往并非是理想中的等价的自由交换。对一些基层来说，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要交的学费有许多，除了经验、知识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学费就是为潜规则买单。当权力之手可以让你生，也可以让你死的时候，当权力的边界如鸡蛋一样圆滑，可以任意款曲的时候，不解风情的结果，自然是四处碰壁，甚至血本无归。
“送蛋门”只是开了一条小缝，让我们看到了冰山一角。什么时候，权力的边界如果明晰得方方正正，“送蛋门”才能关上。我想，不妨将这送礼清单亮出来，哪怕只能给那些坦然收受者一点道德上的压力吧，或许，这都是推动权力边界明晰化的一点微薄的力量。
">“鸡蛋门”暴露村级民主脆弱生态
2010-01-06
在这起“鸡蛋门”事件中，令我惊讶的有两点：一是，不用说多如牛毛的向权力部门请客清单，光送鸡蛋一项，十年来开支就达到201320元，辛集市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送到了；二是，对于请客送礼，浪费村集体财产，原村支书马占午想请就请、就送就送，毫无约束。而且，他占据支书这一位置多年，一直岿然不动，只是审计报告出来后，才被免职。可以说，这起“鸡蛋门”事件是村级民主脆弱生态的集中暴露。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处于政权的神经末梢，承担着与底层民众直接打交道的重任，同时，它仰赖于各级政府部门给予的各种资源和力量支持。在法治、制度不完善的今天，村委会办事求助于各级政府部门，同时也承受着一些无赖官员的压榨和权力的寻租。泊庄村的请客送礼涉及公安部门、计生部门、乡政府、电力部门等不计其数的政府部门，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权力部门个个都是“爷”，哪个都得罪不起，村集体的沉重财务负担大半来源于此，而这种现象并非泊庄村独有。
按理说，对于请客送礼这种看得见的腐败，村民意见很大，村民也可以罢免不称职的村主任和村支书。因为，村集体组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一级政权，而是村民自治的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多年，村委会“海选”也推行多年，罢免不称职的村主任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上，许多地方的“海选”仍然是流于形式，乡镇政府仍然控制着对村委会成员的任命。因此，原村支书马占午、原村主任李金波尽管多年来请客送礼不止，换来“辛集市十大人民公仆、市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等各种帽子，但他们仍然安然无恙，只是由于村民不断上访，才在审计出台后被免职。村级民主的脆弱可见一斑。
“鸡蛋门”暴露出村级民主的脆弱还在于，村级民主监督、财务监督无从提起。《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赋予了村民“海选”的权利，但是，对于如何来监督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成员，特别是如何同步监督村级财务，却着墨不多。因此，在推行村民“海选”后，村级财务混乱，村民无法有效监督村委会的情形依然存在，并在一些地方愈演逾烈。以泊庄村为例，尽管村委会请客送礼，次数如此之多，数额如此之大，但村民们虽有意见，却根本看不到详细公开的账目，他们只能求助于向上级政府申诉。正是鉴于村级民主中监督的脆弱，去年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正草案中，增加了“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和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其成员应当具备财会、管理知识，并由村民选举产生”的规定。
泊庄村以向辛集市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送多达一火车的鸡蛋的黑色幽默，向人们呈现了乡村民主的艰难。如果对官员权力的制约不完善，村级民主推行不顺畅，村民监督不到位，这样的黑色幽默还会在各地农村经常上演。
">怎能“村官送鸡蛋，公仆照单收”？
2010-01-06
泊庄是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偏远村庄，1500多户5500余人，村民从1994年开始大量养鸡，高峰时达到180万只，现也有40余万只。这个逐渐富裕起来的养鸡专业村，也常常成为市、乡、村各级机关工作人员迎来送往的地方，村干部请吃送礼成风，到处送鸡蛋就是其中之一。“民主理财小组”将白条登记造册后发现，这些送鸡蛋的清单涉及辛集市电力局、公安局、农机局、法院、交通局、烟草局、乡镇、保定市精神病医院等方方面面，其中仅公安部门账面上就有458箱，占了三分之一。
公仆们白吃点鸡蛋看似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不然。因为泊庄村尽管通过养鸡逐渐富裕起来了，但只是较之过去贫困状况相对而言的，还没有到富得流油的程度。更何况，农民养鸡也十分辛苦，被村干部送出去那么多，显然损害了村民利益。作为国家个公职人员，本该予以谢绝，怎么忍心白吃呢？这也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呵！同时，村干部到处送礼拉关系，政府部门、司法机关把收礼当成家常便饭，也助长了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完全违背了中央精神和上级要求，怎能任其滋生蔓延呢？
辛集市暨泊庄村所以会出现“村官送鸡蛋，公仆照单收”的不正之风，主要是村官为了个人利益侵害村民利益。原村支书马占午，被村民称为“吃光、卖光、送光”的“三光书记”，头上却顶着“辛集市十大人民公仆”、“市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等多项荣誉。更主要的是，村官失去了监督。村干部请吃送礼成风，村民们虽有意见，却看不到详细公开的账目，村民“理财小组”直到去年1月才成立。而且，在近5年的时间里，村民曾向各级纪检、监察、信访部门反映村里的问题，也向公安机关报过案，但均无下文。这说明，中里厢乡暨辛集市有关部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该村干部是失之监督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之一是乡风文明，这就要求必须把基层的反腐倡廉建设摆上重要位置，这不仅需要村干部廉洁自律，也需要健全村民理财小组并发挥作用，还需要上级机关强化监督力度。只有如此，“村官送鸡蛋，公仆照单收”之类的不正之风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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