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广东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某大摆筵席，庆祝乔迁豪宅之喜，上千人排队送红包。据传宴会用酒为近3000元一支的洋酒，获邀者除同事外，赌场和娱乐场老板也在其列。（见2009年12月26日《南方日报》）此前，各地曾发生过多起官员因子女大婚、乔迁新居大摆筵席、收取红包被查办，且均因此丢掉了官帽子。这位局长大人却不接受前车之鉴，实在是太“不长记性”了。

一些官员所以“不长记性”，主要还是奔着钱去的。如今，地方政府和领导一味“经营城市”、搞大拆大建，搬家乃稀疏平常之事。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搬家就悄悄地算了，大可不必兴师动众。

红包的诱惑力何其大？你想想，上千人给公安局副局长送红包，少了自然拿不出手，加在一起数目是相当可观的。如此诱惑力，加之存有侥幸心理，才敢于冒天下大不讳。“不长记性”的另一个原因是把廉政规定当成了耳旁风。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早已明确规定，官员及其亲属婚丧嫁娶须向组织报告，并严禁借机收取礼金。对此，各级纪委和本级班子都组织官员传达学习过，说不定廉政的小册子就摆在书架上或放在抽屉里，但有的官员就是我行我素。究其原因，就是党纪观念差，廉政意识薄弱。如此，犯错误乃至犯罪不过是早晚的事儿。

“不长记性”还有一个原因是把自己当成普通百姓。不错，婚丧嫁娶、乔迁新居，摆摆宴席、请请亲朋、收点礼金，乃中国民俗和人之常情，但官员却不同。官员属于公众人物，手中掌握权力资源。如果也同百姓一样请客收礼，就难避以权敛财之嫌。但这并不是说官员不能请客送礼，但必须把客人限制在亲属范围内。陈某大张旗鼓地宴请收礼，甚至请来赌场和娱乐场老板，就大有问题了。

在这次的请客送礼中，陈某的新居也随之曝光。新房子是一座位于廉江市城南小区的5层高别墅，占地近200平方米，有独立院子、两个小花园，两扇铁门和一道围墙将院子和外界隔绝。当地居民反映，城南小区是廉江新开发的一个住宅小区，在此建房的多是老板和官员，一块100平米的宅基地,需要20万元左右，“有钱的人一般买两块宅基地,可以建成小院子”。这样一算，陈某建别墅买地就需要40万元，再盖5层的别墅，没有几百万元下不来。已为公安局的副局长，月薪就算5000元，年收入不过6万元，那么多钱的从哪来的？不能不给人留下联想空间。而且，廉江专门辟出小区，允许众多老板和官员自己买地盖豪宅，这也是个大问题呀！

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中，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至关重要，官员自省自律同样不可或缺。陈某“不长记性”，实则是缺乏廉洁自律精神，不接受教训。目前，湛江市有关方面已着手调查。我们希望，调查处理不应该止于陈某乔迁收礼，那栋豪华别墅的钱是从哪里来？为什么允许老板和老板自己买地建豪宅？这些，无疑应对公众有个明确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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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12月26日报道：前来酒店的宾客几乎都有同样的动作―――掏出一叠人民币装进红包、签上名字、递给门口迎宾的主人。酒店大厅的桌子上,主人早已备好了10多沓空壳红包。由于现场只有两支笔,酒店大厅一时出现排队等笔签名现象,酒店大堂的沙发因此被客人占满。

假如我是主管治安的副局长，我会在廉江建设一座更大的别墅。你想想，文强那么大的副局长都可以拥有独一无二豪华的别墅，我同样是副局长，为什么就不能建造不足200平米的别墅呢？

说啥？我贪污？开玩笑，我从政二、三十年，工资较高，收入较多，拿奖金较多，特别是赌场和娱乐场所那些老板，经常会送给我些“补贴”。这补贴叫作“治安补贴”，也可以叫作“安全补贴”，如果再说的白一点，那就是“保护伞补贴”。人民群众拥护咱，爱戴咱，对我们作出的地方治安努力表示表示，并且“表示”给我个人一些，应该是没有错的。不仅是没有错的，而且是可以私下提倡的。为什么呢？我一不贪，二不沾，三不抢，四不骗，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提供一些“治安补贴”，既减少了公家开支，又提高了干警生活水平，何乐而不为呢？

红包？这点屁事，就你们记者会挂记，想跟你记者“聊聊”的警员早已经证实我陈锡照是因为乔迁新居才设酒席,谁不乔迁新居？谁不收收红包？无红包不乔迁，无红包不感情，你总得让我有个媒介来联系开赌场和娱乐场所的人民群众吧？

那洋酒，马爹利蓝带,3000元一支，那是我自己的钱，来犒赏与我密切联系的开赌场的人民群众。我砸锅卖铁摆酒席，是为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总不能空手来吧？看你们这些记者，书呆子一个。

聊聊？谁说的？跟踪的警员，噢，那小子，不称职，我让他一定不要跟丢任何猎物，就你记者“有脑子”，“真牛B”，能躲过现代人民警察的盯梢，真不简单。那么，咱俩聊聊吧，你要么进警察队伍，给我当个“盯梢的”帮手，要么给你一个五万元的红包，咱俩私了，你看可否？

假如我是负责暗访的记者，我会将自己打扮成清洁工或者是服务小姐，然后将摄像头放进破工作服或者是小化妆包里，什么样的场景也难逃我的眼光，什么样的采访任务也容易完成。

啥？出现了盯梢的？那岂不更好办，我会将从假证贩子那里弄来的央视记者证亮给他，或者是将纪检组长的名片送给他，我估计当场会把他们吓个半死，即便不死，也会晕过去，然后我让他们用警车将我送到报社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这招，真正的记者大约还没有做好准备吧？

假如我是赌场或者娱乐场所的老板，我会自带一个巨大的红包，有麻袋大，比胭脂还红，我甚至会找两个环球选美小姐抬着这个大红包招摇于市，说是人民群众孝敬副局长的“治安补贴”。我脸上有光彩，陈副局长脸上也有光彩，不用偷偷摸摸，而是大张旗鼓，我以后的日子要多舒坦就有多舒坦，想怎么开店就怎么开店，想“娱乐”啥就“娱乐”啥，想开多大规模的赌场就开多大规模的赌场，多么痛快？多么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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