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亲、丈夫、儿子这样的角色，都可以在转瞬之间变成杀害自己的凶手，那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人们努力奋斗、苦苦挣扎所追求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12月14日《南方日报》报道，就在人们还没有从北京大兴李磊“杀亲”血案所带来的震惊中平静下来的当口，湖南再次传来了发生惊天“杀亲”案的消息:34岁的刘爱兵，在一个晚上“从容”地杀死了包括亲生父亲在内的13名亲人，并把现场付之一炬。

“杀亲”，挑战着人们最基本的安全感——如果父亲、丈夫、儿子这样的角色，都可以在转瞬之间变成杀害自己的凶手，那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人们努力奋斗、苦苦挣扎所追求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杀亲”案仅仅是偶然出现的个案，那么我们还不必为之过于担心，只须把它交给犯罪心理学专家或者精神病医生去研究就可以了。然而，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权威的统计数字，但单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杀亲”已经不能说是个案了——2003年，北京通州发生连环“杀亲”案，罪犯刘某某12年间杀害5名亲人；2007年，安徽蒙城黄某某，深夜挥刀砍死岳父一家五口人；2007年，河南民权县宁某某将弟弟一家四口人杀害……“杀亲”案出现的频率之高，涉及的地域之广，都只能被认定是一种现象。

既是一种现象，则必有社会原因。那么 ，“杀亲”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究竟是什么？

过去，舆论及有关方面在解释“杀亲”的原因时，常常会从“精神疾病”的角度去寻找，这种“科学”解释的路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不愿面对现实的鸵鸟心态—— 既然“杀亲”者都有病，那么健康人就不可能“杀亲”，因此我们的社会就还是安全的。但最近发生的李磊、刘爱兵两起“杀亲”案，尽管还有待于专家的进一步鉴定和法院的最后判决，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看，基本可以排除“精神病”的可能性，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原因。

在我看来，在极度物质化的观念诱导下，个人把自身的利益、欲求看得至高无上，很可能是杀亲案频繁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有在这样的逻辑中，一个人“理性”地杀死自己的亲人才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亲人可能构成了自己欲求得到满足的障碍，李磊在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子等至亲之后，以每天消费一万多元的奢侈方式尽情地“享受生活”，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那我们就不能满足于李磊、刘爱兵们的“伏法”，而应该进一步去反思:我们匆匆赶路，是不是丢弃了许多不该丢弃的东西？也许只有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杀亲”的阴云才能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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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凌晨5时许，湖南省安化县高明乡阴山排村村民刘爱兵用鸟铳、砍刀和放火烧屋等手段泄愤，致同村12人被害身亡，另有2人重伤。日前刘爱兵已被警方抓获。(12月14日《长江日报》)

从乡村出来的人，几乎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儿时温馨而又眷恋的无为而治的故乡；一个是在工业社会主导下不断变革中已然面目全非的故乡。前一个故乡已经止息于我们的梦境，而后一个故乡正在发生捉摸不定的变化。两个故乡的对比，也许不乏进步，但更有令人扼腕长叹的沉沦。

从乡村政治和乡村民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最为灵验的是致富带头人模式，而现在的乡村治理和村级选举也不外是这种模式的延伸。这一模式由致富带头人在经济领域领跑希望发韧，最后大多变成了由“带头大哥”对于乡村政治的控制。其中许多带头人从一开始就忽视乡村民主和乡村文明的建设，再加上在产权结构和经济利益调整中发生的龃龉甚至于掠夺，在村级换届选举中赢者通吃模式给这些“带头大哥”奠定的权力绝对化优势，使乡村带头人个人觉悟个人修为俨然成了村民最可依赖的东西。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带头人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新式“土皇帝”、“土霸王”；而村民阶层亦日渐分化。曾经的乡里乡亲更是在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同时，又因为民主、文明等普世价值输入的迟滞和缺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乡村的沉沦。

在沉沦的乡村，一旦贿选和强权取代了乡村政治，冷漠和冲突就可能取代乡村文明。而田园诗般的乡村画卷亦将不复存在。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的缅怀，对于日渐隔膜邻里关系的失望，对于不可仰赖的乡村政治的怀疑，对于个人和家庭前景的灰心，这也许是刘爱兵式悲剧发生的内在诱因。至于外出打工谋生受挫村民心理的疏导，乡村利益公平的调解，甚至于暴力倾向的消弭、伤人武器的管理，这些杜绝乡村隐患的缓释措施，也可能因为乡村带头人疏忽大意、只顾自己闷声发财或者干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之时，早已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事情。

当传统的亲情纽带、宗族观念日渐脆弱，而乡村政治乡村民主日渐荒漠化时，山村血案频发之类，也可能是偶然背后有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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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发生的灭门惨案、亲人被杀案，一方面呼唤我们重拾亲情伦理，以宽容心慎待亲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过多的社会问题不能全赖亲情，公共机构也要勇担责任。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高明乡阴山排村12日发生一起重大枪击杀人纵火案，造成12人死亡2人重伤，6栋房屋被烧毁。犯罪嫌疑人刘爱兵于13日早晨在安化县清塘镇梧桐村一山头被公安机关抓获。据了解，刘爱兵近期从广东打工返乡，曾有精神病史，案中死伤者均为刘爱兵的近亲属。

又是一起让人痛心的人伦惨案。我们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刺激，使得嫌犯能对这么多近亲属痛下杀手。更让人可怕的是，类似的惨剧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上演了好几次：11月16日，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一村民院落内发生了一起6人死亡、1人失踪的命案，警方调查认为，失踪者有重大犯罪嫌疑，6名死者分别是失踪人员的父母、伯父母、奶奶和堂哥；11月27日，北京大兴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灭门惨案，犯罪嫌疑人只因家庭积怨，手刃6人。

亲情本是维系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最基本伦理，可是在这些刀光血影下，亲情却成了牺牲品，身边的亲属不幸成了嫌犯发泄心中积怨的替代品。云南的灭门惨案和湖南的枪击案嫌犯都有精神病史，虽然目前还无法断定案发时嫌犯是否处于发病状态，但类似的案件频发，至少暴露出一个共性问题——亲情伦理不能承受之重。一些本应由公共机构承担的社会问题，在缺乏制度介入之下，不得不转嫁给亲情关系来承担、解决。而一旦亲情伦理无法提供解决通道时，亲人即有可能成为问题爆发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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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记者了解，有村民认为刘爱兵此次凶杀是来寻仇的，理由是此前他怀疑堂叔收购他父亲的树木时占了便宜。于是他在杀了堂叔后又大开杀戒，连杀十多名近亲属。如果报道属实，可以看到，这本是一起很小的家庭亲情纠纷，最终却演变成一场骇人听闻的血案。

其实这种小事，完全可以靠家庭亲情关系内部自行调节。但由于刘爱兵初中毕业后不到20岁，就随母亲外出，一直在外打工，平时很少回家，导致其亲情观念淡薄。这时村民委员会等公共机构就可出面调解。但一直以来，我们的公共机构对家族纠纷等一些领域介入甚少，此外公众对求助公共机构的意识不够，于是在亲情难以承担调解之重时，悲剧就难以避免了。

倘若刘爱兵系精神病发作杀人，那么屡屡发生的精神病杀人案，则更是敲响了一记安全隐患的警钟。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潜在患者，迫于家庭经济压力，他们往往得不到有效救治，也难以得到家人的亲情关怀和家庭温暖，反而需要带病艰难谋生，或者在各种社会矛盾中与正常人打交道。这时我们就不能寄望于完全由亲情来承担精神病人的管制，而应由专门的公共机构来进行收治和管理。事实是，精神病人能得到正规治疗的是少之又少，我们很少看到，有公共机构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筛查、登记，并给予积极治疗。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目前已是刻不容缓。

相继发生的灭门惨案、亲人被杀案，一方面呼唤我们有必要重拾亲情伦理，以宽容心慎待身边亲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过多的社会问题导致亲情负担太重，这时就需要公共机构来承担应有的责任，而不至于让亲人成为个人丧失理智的发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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