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大代表向市公安局副局长抨击说，广州的反恐演习总是假设“工人讨欠薪引发群体性事件”，让人很不舒服(12月9日《信息时报》)。

广州的反恐概念总让人感觉非常怪异，记得前年媒体曝光了广州地铁1.8万员工家属免票的新闻后，该公司老总卢光霖曾解释说:“让地铁家属免费坐车是为了反恐”——我绞尽脑汁也没想明白这是哪门子的反恐逻辑。如今看到他们将讨薪当做反恐演练对象，真是又被雷着了。反恐演练是像孩子过家家那样闹着玩的吗？

恐怖主义活动，一般是以破坏社会秩序和制造混乱与恐怖为目的、以极端方式进行毁灭性攻击、滥伤无辜的行为，恐怖主义者是站在社会对立面的敌人。而讨欠薪不是如此， “欠”字已经说明了是谁不对。比如媒体常报道的跳楼秀讨薪，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怖，而仅仅是一种寄望引起社会关注的姿态；目标不是破坏社会秩序，而是讨回自己应得的工钱；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宗教狂热和意识形态偏执，取向非常单一和现实。你可以不顾他的被逼无奈，可以无视他的动机，将其描述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在法律框架中严惩他们，但他们绝不是恐怖分子啊！

为什么要将讨薪当成反恐演练对象呢？因为他们要把影响到他们政绩的“讨薪”这种行为污名化。欠薪者再可恶，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政绩，所以大可“慢慢来”。可讨薪者跳楼秀之类的行为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造成了交通堵塞，形成了丑闻效应，影响了地方形象等等。

就好像以前的“钉子户”和“刁民”一样，视讨薪为恐怖主义也是一种污名，一种妖魔化。将讨薪当做反恐演练对象，也是一种对讨薪者赤裸裸的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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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讨薪时可能会出现"过激"行为，但这些"过激"行为，绝对不是向无辜的人群和财物施行"极端的破坏和杀戮"的恐怖行为。

12月9日《信息时报》报道，广州亚运安保预算9.9亿元，而对于前段时间广州的反恐演习多次以“工人为了讨欠薪”为对象的事件，人大代表则提出了疑问。

反恐演习怎么能以“工人讨薪”为假想敌？身为人大代表、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的刘小钢对公安部门表示“抗议”，直言不讳声称这种做法“不太好”、“看了有点不舒服”。刘小钢敢于为工人说话，维护讨薪工人的尊严，笔者深表敬佩。

现在我们所说的恐怖行为，可以说是为了某种仇怨，向无辜的人们和财物施行的极端的破坏和杀戮。对照这个标准，“工人讨薪”行为与“恐怖行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首先从人性和法律的角度看，工人讨薪是正当的诉求。当企业恶意拖欠、赖账时，工人有权讨要自己的“血汗钱”。从现实诸多案例看，因为工人讨薪而出现“极端的破坏和杀戮”行为的事件还没见过。相反，工人在讨薪中遭遇“黑心”老板纠结不法之徒施暴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农民工流汗流泪又流血的事例举不胜举。比如，2007年6月，广东省东源县某工地的领头者叫嚣“打死一个20万”，讨薪工人10人轻伤或轻微伤，1人重伤死亡；2008年2月湖北数十农民工在山西讨薪遭暴打致6人重伤、多人轻伤；今年11月，杭州风格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粟某叫嚣“老子有钱，花10万块钱买你一只手，你信不信”，讨薪女工王鸿丽遭暴打刀刺，还被威胁要强奸。

因为欠薪者蛮横粗暴，法律维权成本过高，以及有关部门的推诿扯皮，工人讨薪时可能会出现“过激 ”行为，但这些“过激“行为，绝对不是向无辜的人群和财物施行“极端的破坏和杀戮”的恐怖行为。作为弱势群体，讨薪者更多是以令人痛心的“自残”行为，比如自焚、爬塔吊、跳楼等方式来讨薪，这些被逼出来的“讨薪术”，是讨薪者的伤心史、屈辱史。反恐演习以“工人讨薪”为假想敌进行“实战演习”，这种无的放矢的演练，恐怕最终会找不到用武之地，徒劳耗费精力和财力。

工人们的辛酸讨薪之路未了，却成了反恐演习的对象，是讨薪者之痛，也是社会之耻。反恐演习对象得改改了，别再拿“工人讨薪”开涮了。否则，这种假定会伤害工人感情，糟蹋工人形象，让讨薪的工人不仅流汗流泪又流血，而且还受到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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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亚运会将于2010年11月12日至27日在广州举行。为了做好亚运会安保工作，前段时间，广州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组织了反恐演习，但所用的假设多次都是以“工人为了讨欠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对此，12月8日广州市人大代表视察公安局迎亚运安保工作时，人大代表、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小钢表示，“我们看了有点不舒服”，“这么做不太好”。（见2009年12月9日《信息时报》）看了这条消息，笔者也有同感。

在世界反恐形势严峻、国内藏独和疆独猖獗的情况下，亚运会安保面临挑战。广州市公安机关联合多部门组织反恐演习无疑是必要的，民警们也很辛苦。问题在于，不该把“工人为了讨欠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作为假想对象。这是因为，农民工与恐怖分子不可同日耳语。恐怖分子采取的是以爆炸、打砸抢烧（如，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等暴力手段搞破坏、残害无辜群众的犯罪活动，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予以打击。民工讨薪则不同，他们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一年到头付出辛勤的劳动却拿不到应得的报酬，一个人讨薪常常受到冷遇甚至被殴打，只好爬楼顶、登高塔，集体讨薪乃是他们的无奈之举。即便有些过激行为，也不宜采取强制措施，而须领导出面了解他们的诉求，并组织有关部门查明情况、实施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讨回欠薪。因此，公安机关需要在法律框架内采取强制措施的应该是欠薪者，而不是讨薪的民工。

广州市公安机关之所在反恐演习中，以民工讨薪引发群体事件为对象，一个原因大概由于尚未处置过恐怖活动，难以设定演习对象，于是便想到了讨薪的民工。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思维惯性使然。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发生包括民工讨薪在内的群体事件后，政府官员的拿手好戏就是动用警力，并抡起“破坏社会秩序”、“妨碍执法”的达摩克利斯利剑抓人，籍以平息群体事件。广州市公安机关把民工讨薪引发的群体事件作为假想对象，究竟出于哪种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公安机关执法为民不仅要体现在行动上，也要首先解决理念问题。若真的树立了执法为民的理念，大概也就不会把民工讨薪作为反恐演习的假想对象了。当然，不能把广州市公安局的这一做法看得太重，只需要能引起公安机关注意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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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公安部门近日反恐演习以工人讨薪为对象，人大代表和工会提出反对。（12月9日《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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