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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视剧《蜗居》因为用写实手法讲述了城市白领在高房价现实困境下的挣扎而引起了观众极大共鸣。有人感叹,高房价“招安”了一代人,也“绑架”了一代人,他们的理想、责任和信仰因为高房价的压迫,变得狭隘贫乏,缺乏想象力,缺乏冒险精神;也有人表示是某些人咎由自取,他们在扭曲的消费观和恐慌性心理下“自愿”成为房奴。(11月30日《深圳商报》)

不买的话,眼睁睁看着房价上涨,眼见着手里的钱离买房的目标越遥远;买的话,则沦为房奴,每月恨不得把硬币掰成两半使,连吃一个星期拉面,还真是房奴生活的真实写照。应该说,高房价之下,买与不买其实都令人纠结,不买有不买的懊悔,买也有买的痛苦,顶多不过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罢了。

高房价固然让房产投机者赚得盆满钵满,同样也加剧了购房者的焦虑心态,不过,房价再高,饭总得吃,觉总得睡,日子也还得继续过,假如因为高房价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甚至在高房价的压迫下人性都遭遇扭曲,恐怕也说不过去。无论如何,如今的时代,毕竟还没有到不买房便没法活的地步,这个时候,或许更需要人们的理性判断和抉择。很多时候,身处高房价之下的“蜗居时代”,调整自我心态与调适生活方式,或许是作为个体的人们可以选择的自我救赎方式。

不过,无论是被房子“绑架”,还是由于自身的过于焦虑,当城市白领的蜗居式生存成为一种普遍情形,甚至引发极大的共鸣时,恐怕还不能全拿国人的购房观念说事儿。无论如何,居有定所的愿望恐怕算不上奢侈,安居心切更不能被扣上焦虑的帽子,这些愿望其实不过是朴素的生活观念罢了。某种程度上,既然中国人存在着购房焦虑,恐怕也更多与住房保障的缺失不无关系,房子可以不买,但却不能不住。在新加坡等国,廉租房的供应相当充沛,大学毕业生即便不买房,也可以低成本地享用环境、条件各方面都相当不错的廉租房,而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要想租上相对宽松、环境好点的房子,每个月的开支恐怕不会低于一千元,如此成本,还真是接近购房贷款了。从经济角度讲,与其花大笔钱去租房,倒真不如一鼓作气买房。

可见,国人的购房焦虑,其实并非天生如此,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蜗居式生存”,住房现状与住房政策倒是应当首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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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地方各大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引起了广大的反响。观众认为,《蜗居》火了,不是因为海清、文章、张嘉译的明星效应,而是因为“它既反映社会的真实一面,又表现出现实残酷的一面,使大多数人产生了共鸣”。

问题一:房子与房价

《蜗居》喻指的是都市白领们困顿的生活状态。他们像蜗牛一样居无定所,只能在临时的小房子里解决落脚的问题。由于没有房子而拼命攒钱买房成了多数人的夙愿和心结。《蜗居》的故事围绕女主角郭海萍和丈夫5年的租房经历展开。为了买房她省吃俭用,每分钱都要精打细算。她每天早上挤公交、中午吃盒饭。如今,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房价居高不下,“房奴”一词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白领身上的标签。《蜗居》也正贴合了时下的社会现实。

《蜗居》之所以引来如许多观众的共鸣,是因为它拍出了房奴的辛酸、艰辛和奋斗,才让这么多房奴观众心有戚戚焉。它不是故事,而是数以万计的房奴的真实生活。

问题二:金钱与爱情

爱情是影视节目中经久不衰的话题,海萍和丈夫苏淳式的爱情——双双毕业于上海名牌大学,相亲相爱,却因为房子问题,郭海萍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悍妇,一对夫妇最后为了买房而使生活变得一团糟。

而在宋思明、海藻、小贝的三角恋情中,一场关于熟男与涩男的较量也在网上展开:如果你的家庭发生如此多的变故,一个青梅竹马却帮不上忙的小男生,和一个一切都能帮你搞掂的已婚成功男士之间,你会如何选择?这个问题把很多观众难倒。

问题三:贪官

当“贪官”在很多影视作品中依然是忌讳的话题或者仅仅是个概念性符号的时候,《蜗居》却多少直视这一话题——张嘉译饰演的市长秘书宋思明有权有势,成熟又不乏激情,是不少女性观众的热议对象,他有呼风唤雨的通天本领,同时对海藻疼爱有加,只可惜,他不仅在道德上“越线”,还触犯了法律。

《蜗居》究竟刻画了真实的贪官还是美化了贪官,是点到即止还是深入刻画?跟现实社会问题挂钩的贪官问题,也让网友热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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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蜗居》日前正在北京台青少年频道热播,但22日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观看该剧的观众却扑了个空,《蜗居》突然被停播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部电视剧。剧集播出还不到一半就被无故掐播,令不少观众感到莫名其妙。记者就此事致电北京台两位相关负责人,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说法一:带子出问题了;说法二:遭广电总局封杀。(11月25日《南方都市报》)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播出还不到一半就被无故掐播,当然会令不少观众感到莫名其妙。而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电视台两位相关负责人对停播原因作出的截然不同的解释。《蜗居》到底是因技术原因停播,还是遭到广电总局封杀?相关部门的保密工作一贯很棒,观众们就自己猜去吧。

尽管《蜗居》停播的原因“未明”,但在我看来,该剧停播并不出人意料。个中原因,北京台的某负责人分析说:一、可能是尺度问题,剧中包含了不少成人暗示、成人笑话的内容;二、该剧故事发生的背景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影射上海,如今房子的话题比较敏感,而编剧六六的风格是比较没有顾忌的那种,可能有人会觉得怕影响不好。两个原因都直指“房事”——当然,两种“房事”的具体含义大不相同。

窃以为,在对两种“房事”的表现上,《蜗居》堪称中国电视剧之“最”。“我现在觉得你一点儿也不老……而且非常非常的厉害”、“人情债,我肉偿了”这些“火辣辣”的台词,实在无愧于观众“比拍三级片还放得开”的评价。而在住房这一“房事”上,《蜗居》更是描写得入木三分,深刻表现了国人在面对房子问题时的那种无奈和辛酸,很能引起国人的共鸣。

《蜗居》之所以能火得一塌糊涂,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敢于“赤裸裸”地表现“房事”,在这一点上,该剧的主创人员确实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然而,这两种“房事”无论哪一种,都是国产文艺作品的大忌——前者关乎“风化”、后者关乎“导向”,沾上一个就容易“引火烧身”,何况你还敢将两者“熔于一炉”!

可以说,《蜗居》成也“房事”,败也“房事”;今天不停播,明天也可能停播;今天可能是“带子出问题了”,明天可能是“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谁也不能跟大环境相悖,更何况是影视作品!不能把握分寸,前途必定一片黯淡。而作为中国的观众,更应该心知肚明:在电视上,不要指望能看到多有“个性”的节目——即使有个别“漏网之娱”,也很可能昙花一现、中途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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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蜗居》火了。剧中女主角海萍似乎说出了很多人心里想说的话:“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来: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腾讯网发起的一项网友投票吸引了36万名网友,结果显示八成人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

《蜗居》很受追捧,无非是因为它道出了社会中最现实的一面。当宫廷戏、军事剧、以及“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的生活剧在我们面前成为一种了习惯,突然有一部电视剧把自己的真实生活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就迟疑了,我们的伤口在微微作痛。

房子,是当下许多人心中的一个伤口,或多或少给我们带来许多压力。我们习惯了把我们的伤口轻轻的捂住,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慢慢的愈合,这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贯做法。《蜗居》不过是在我们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把我们的伤口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

当一群大学生看完后说,如果要是把这部电视剧名字改为《二奶是怎样炼成的》或许会更好,它真实的讲叙了清纯的大学毕业生海藻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职业二奶的,其中竟然有不少女孩子羡慕海藻,感叹如果自己是现实中女主角该多好呀!当电视剧成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品后,就更应该注重一下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它会影响到观众的一些观念,难道你不知道你身边的大学里培养着这样的女主角吗?

《蜗居》之所以受追捧,也是对现实的关注,对正义和公平的有力呼吁,对民众现实的有力反映。《蜗居》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不过是公众恰恰需要类似的电视剧。原来当下浮华成风的电视剧在现实剧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呀!

对于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拥有一套房子是自己的梦想。在房价猛涨的现状下,买房已成为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蜗居》不过是再次刺激了民众那根脆弱的神经,在冰冷的房子面前颇多的无奈的民众,又把一路飙升的楼价推上了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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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网发起一项“看《蜗居》,热议房子与幸福”的调查,36万名投票网友中的八成人认为幸福与房子关联密切。

幸福是什么?不同人或许有不同答案,但它必定和生活密切相关。马斯洛需求理论把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成五等,其中,居住和穿衣、吃饭、看病一起,是满足人类生存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虽然它处于最低等次,但却是最强烈的不可回避的需要,也是推动人类各种行为的原动力。从孟子“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疾呼,居住问题不仅是传统社会人们的生存梦想,也是一项关乎权利与福祉的民生工程。

如此看来,网民将幸福与住房挂钩,其实是一种再合理再朴实不过的选择。但遗憾的是,现在要实现这一选择,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从目前房价来看,买房不仅是低收入人群难以企及的梦想,就是城市中等收入者,也要付出艰辛代价。电视剧《蜗居》近期之所以受热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人公的购房经历契合了很多人的心理感受。剧中一些经典台词,诸如“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30年的贷款还完,利息都滚出一套房子了”,也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城市“房奴”一族的心声。房子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住处,更关联着生活质量、个人地位,连接着情感亲疏、家庭存亡、生活的酸甜苦辣。

但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由于市场运作不够规范,再加上各种利益的纠缠和驱动,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没能够很好地实现它本应具有的满足公众消费需要的功能,而是变成了一个为各方推手谋利与增收的投资市场。持续走高的房价,虽然表面上让地方政府业绩高照,银行利润暂时陡增,房地产商金银满钵,却难掩背后的经济风险和不断累加的公众积怨与吁求。

其实,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也是一个不断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找取平衡点和结合点的过程。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指标,公众幸福感不仅是“晴雨表”,也是“指示器”。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出现下滑,就要对这个社会发展的走向进行深入反思,并及时做出调整。

不难看出,如果把安居作为一项幸福考核指标,当下的公众期望值和社会现实间显然还存在一段距离。这段距离不仅承载着公众的生存之梦和幸福之梦,也寄托着政府对于民生权利和自身责任的理解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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