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大旗网上一个题为《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果真寡情薄义》的帖子称，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了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今年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为他提供医疗费和住房。（11月17日《广州日报》）

武汉大学作为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百年老校，招牌不可谓不响，但是，曾经在综合实力上名列前茅的武汉大学现在却是每况愈下，最新的机构评估结果显示，武汉大学已经称不上中国的一流学府。就连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在世界大学的排名中都已经是名落孙山，武汉大学的世界排名不知道在哪一个层次。

武汉大学这些年的日益堕落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樱花之争、和服风波以及最近的两位“高官”落马，无不彰显出武大教育质量和学习风气的下滑。笔者身为湖北人，虽然在读书的时候也曾梦想进入武汉大学，但后来自从听到了一些关于武大的负面消息，便不再以进武大为荣。

武汉大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逐渐由一个注重教学的高校向注重营利的高校转变，有不少学生是拿钱敲开武大的大门的。作家韩寒曾经一语惊人：“中国的高校就是一所所妓院，只要有钱，谁都能进”，武汉大学实际上就已经沦为了一所妓院式的学府，据说，不仅学生可以拿钱买入场券，就连很多教授都是凭借社会关系或者金钱入职的。

张在元教授拥有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系UIA国际建协研究员、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比起武大的其他教授来说，张在元教授算是学问比较过硬的一位。据对他有些了解的朋友透露，张教授不仅仅治学严谨，而且品德高尚，远非一般教授所能比拟。

常言道：“君子不趁人之危”，就算张教授确实是一位不合格的教授，在别人病危之际将别人解聘也不太妥当，更何况张教授曾经为武大做出过不小的贡献呢。所以此事一经媒体披露就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强烈关注，谴责之声不绝于耳。

解聘病危中的张在元教授让武汉大学这所名校披上了不仁不义的“光环，一所对自己学校老师都缺乏人文关怀的高校我们还能指望它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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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席卷中国大部。九省通衢的武汉迎来四十年同期最猛烈降雪。让人感受寒冷的不仅是风雪，还有最近多家媒体爆出的一则消息：武汉大学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患上罕见疾病，靠呼吸维持生命。然而学方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宣布终止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面对质疑声，武大更是发出声明，意谓对待张在元已经仁至义尽。

新闻触动了不少网民的感情，称武大此举为“卸磨杀驴”。当然，对立的声音也有，特别是在武大把自己的“苦衷”和盘托出，又有所谓“知情者”爆料之后，不少评论提出：武大只能负担其应负的责任，学校也要按“规矩”办事。

平心而论，张在元的处境并非最悲惨：他毕竟已经享受过了VIP病房和重症监护室、耗费了数十万财富、身上还插上了呼吸机，在被放大的呼吸声里他的生命还在继续。所有这些似乎都说明，相较其他“单位”，武汉大学还算不上最“薄情寡义”。

细观以答记者问的形式放在了其学校官方网站上的武大声明，我觉得，这份“声明”与此前不久浙江大学为坠楼身亡的海归博士序新撰写的讣告一样，都应该写进中国当代教育史。

相对于浙江大学白纸黑字的拙劣，拿到31项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的武大要高明许多：其声明态度诚恳、言辞谦逊，发乎情止乎礼含泪哽咽之余顺手推卸责任足以进入危机公关教科书。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掩饰这所大学对人类基本伦理的漠视：且不说在一个危重病人面前宣布“解聘”几近谋杀，单就声明中自说自话宣布病危的张在元面对解聘决定“意识清晰，情绪稳定，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声称“张在元老师在病情稳定、意识清醒的时候，也再三向学校表达感激之情。”就足以凸显学校对待张在元事件缺乏基本的诚意：武大四位工作人员完成任务告别如此匆忙，都未能等上几分钟看张在元“快得都来不及擦”的泪水。

想想和张在元患上类似疾病的霍金在剑桥得到的善待，想想普林斯顿大学对纳什的呵护，我们不难发现，“守规矩”的武大已经缺失了一点什么。其实，熟悉中国高校乃至中国社会现实的人们不难知晓，那些所谓“规则”，实际上是非常具有选择性的。张在元事件中我们固然可以关注出中国社会保障、医疗体系等等诸多问题，但是同时不应忘记基本事实：面对一个已经濒临绝境的教授，学校方面抽身而去，置之不理，在中国当下社会基本保障不健全的前提下，这无异置人于死地，更不要说张在元4年间甚至没有从武大领取过一分钱工资了。

相对现在“守规矩”的武大，我更怀念刘道玉担任校长时那个不“守规矩”的武大：1984年，武汉城建学院讲师张在元被刘道玉破格调入武大。在他支持下，这个讲师找到钱学森，恳请钱老写下长达五页的论证支持，最后实现了由讲师创办建筑系的传奇。与张在元同样幸运的还有杨小凯、邓晓芒、易中天。

那时的武大，被称为“中国高校的特区”。2009年，经济学家杨小凯已经带着“最有可能拿诺奖的中国经济学家”光环离世，易中天远走厦门成为学术明星，哲学家邓晓芒要离开服务多年的珞珈山，而张在元，则在武大的“规矩”中对中国高校体制冷暖自知……二十五年过去，武汉大学，包括中国其他的高校前所未有地富了起来，但是大学的精神与灵魂，对“人“的珍视与尊重，却似乎渐渐随风而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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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道德的生产车间。如果大学缺乏仁爱精神，象牙塔外的仁爱空气将更加稀薄。仁爱的本质属于无私奉献。然而，在一个“利”字当头的时代里，“仁”变得稀有，“爱”变得势利，越来越多的“爱”被注入了交易的成分。交易的条件不复存在，也就到了割爱不怕痛的时候了。

近日，网贴曝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张在元病危遭校方解聘。校方派员到他病床前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对此，武大宣传部回应称，按照聘用合同约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建议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广州日报》11月17日报道)

张教授病榻之上遭“遗弃”的消息在坊间流传已有几天时间了，如今广州日报将其“登堂入室”，无疑让武汉大学因而“名声大噪”。虽有替武大辩护的帖子，比如：“你们去查一下张在元的国籍。别人早就是美国人，武大是真的做得够意思了，学校除补贴16.5万元，已垫付医疗费用68.6余万元。”讨伐之声却不绝于耳：“学大汉，武立国，国立武汉大学原来是这样！”“人性丧失的举动！”“我想说几十万对于武大这样的高校算什么，说句不好听的，张教授还有多少年，这个时候解雇了也太没人情味了，武大失去的绝对不止几十万，是失去了人心。”“请不要把学校真正当成企业来经营。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牢记的美德。在全盘西化的同时，我们是否还是保守住我们自己文化的传承的底线？”

武大在解聘张教授的同时，停供医疗费不说，连住房也给收回。这样的决定，被网友指责为“薄情寡义的武大！”武大冤枉吗？在武汉大学的决策者看来，何止于“冤”，简直冤大了！他们在聘请人才时，目的很单纯——寻找的是身体强健的劳动者，并且要的只是劳动者的劳动力，根本没考虑人才的养老事情。一年后，聘请的人才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三年的付出，他们觉得仁至义尽，舆论骂他们薄情寡义，武大方面焉能不郁闷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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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的指责偏激吗？应该不是。无论从法律还是伦理道德的层面，武大甩掉这个“烫手的山芋”都有点欠妥。短期劳动雇佣，按照法律雇主也该负责被雇佣者的失业和医疗保险。张在元教授在武大供职期间生病，武大理应负责其基本的医疗费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说，即便武大经济方面没有支付能力，也不该将住房即刻收回，把一个重病的教授逼得流离失所。遗憾的，高校将雇员当作拉磨的驴，身体康健时你只管恪尽职守，那是你天经地义之事！等到你丧失(包括暂时丧失)了劳动能力，对不起，我没有给你养老的义务，请你离开这里！如此大学，连负责任的私企老板都不如，如何凝聚人心，如何聚集天下之大智慧？如果学者们连个人的生活保障和起码的尊严都看不到，他们爱国爱校时能没有顾忌吗？“当有人学业有成，留在国外时我们骂他卖国，忘祖；可他们回了国受到的却是这样的‘礼遇’”！

“烫手的山芋”遭廉价弃置，绝非武大一家。从2008年开始，甘肃省兰州市由市财政补贴，计划两年内清退全市最后1240名代课教师。2009年底，是这次清退完成的时间。每位被清退的教师可以根据代课年限拿到每年1000元的补助。兰州的这个做法被村民称作“卸磨杀驴”。(《人民日报》1月17日)

短视行为害死人。一个部门或单位，如果眼睛只会向前看，别人有利于自己时便为我所用，而不懂得回头看看，尊重别人过去给你做出的贡献。这样的行为因为丧失了职业伦理，自己的明天能光明得了吗？如今武大面临的四面楚歌，已经为这个断言做出了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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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病重教授张在元，在病床前被校方宣布终止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在合同时间、工资支付、医疗费用等问题上，武大校方与张在元教授的法律事务代理各执一词，孰是孰非，并没有清晰的图景。

一方是知名教授、学院院长，一方是国内著名高校，相对显赫的身份与名衔，使这件事情获得了相当大的舆论关注度。一般来说，媒体舆论的强力介入，会使一件事情得到一个不那么糟糕的结果。不妨设想，假如张在元教授没有任何学术头衔和行政身份，只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职工，武汉大学只是一所声名并不闻达的一般本科院校，或者再进一步，将张在元教授和武汉大学还原为一个人与一个单位的关系，这件事会有怎样的关注与走向？

一个人与一个单位的纠葛，世间并不稀见，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好运气、好结果，更多的人与事或许就此黯淡无光，生死命运、是非得失不为人所知。在这个意义上，张在元教授一事在根本上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关于一个人的生命在社会中的状态问题。

就目前所披露的信息来看，武汉大学方面认为自己所为无可指责，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按规则办事。当时聘用时的各项事宜均写入了合同，其后的终止合同，计算医药费的分摊比例，乃至最后停止提供医疗费均是在按既定的合同规则办事，因此，“学校根据法律程序，在征得主治医生同意，其身体状况允许的前提下，当面将不再续聘的信息告知张在元老师”。规则从而保障了一切行为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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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规则办事，这是坚硬的道理。曾几何时，社会规则不被尊重，制度与程序的正义不被保证，于是规则和制度的刚性原则在今天具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诚然，规则和制度提供社会秩序，但规则是冰冷的，它的冰冷可能无法感知人情冷暖和人性的温度，它的刚硬很可能会低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个体生命的参差处境。一个属人的社会，不是机器人世界，也不是一座兵营，在价值的序列中，人性高于规则。规则与人性在一般情况下并无冲突，但当类似极端状态出现时，应该防止将规则置于人性之上的取向。

我们当然不是在指责武汉大学，校方要求医院坚持治疗，并对张在元教授的病情表示了同情和关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大学这样一所特殊机构所应该具有的温度。但是，一所大学与一名教授，一个单位与一个个人，永远都是前者掌握更多资源，具有更大能量，从而应该有更多的温度表达途径，应该让一名病危之教职工感受到更体面和有尊严的对待。至少，在病榻前宣布不再续聘，于法或许有据，于情又何以堪？

事到如今，假如大学停供医药费，那么张在元教授就相当于被抛入了社会，需要得到社会医疗等各种保障体系的救济。事实上，在整个事情当中，我们几乎没有见到社会各种保障制度的自动启动。张在元是一个教授，有他的单位，但他还是一个公民，一个社会成员，当社会成员陷入困境，他就应该得到社会体系的坚强救济。一个人难以得到社会救济，就可能有一百个人难以得到救济，所以在教授与学校的纠葛之外，社会保障制度也需一并反思。

我们不忍见到武大因此而清誉受损，落空社会对她的期许。武大青山绿水，涵养人文，亦应在此事上示范一种大学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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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教授因病致贫、大病无助的时候，我们是否该仅仅把责任推给一个大学，硬逼他们来履行或许真的已经过期的聘任合约？这样的"守护人"责任，应该由一个完善的制度--政府构建的救助体系来担当--关怀并积极拯救每个公民的生命，这也是行政人性化的最基本体现。

武汉大学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今年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此事在网上引起很大争论，有网友认为武汉大学此举是狡兔死，走狗烹。

的确，从道德伦理上来说，武大过于薄情寡义，受到谴责甚至鄙视，在情理之中。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武大的理由似乎也挺充分,拿出合同来证明“病床解约”的合理性，并欢迎张在元家属打官司。法律问题上的孰是孰非，暂且不论，因为最终要靠法院来判决。而在法律和道德之外，我在想是否会应有一条更具人情味的路可走？

其实，在这起事件中，我们都忽略了事起的本因——张在元罕见大病造成巨额医疗费用的发生，以致武大觉得难以承受，最终致解约发生。如果武大所持的聘约合同在法律上成立，那么张在元教授必然陷入无钱可医的境地。一个教授，如果沦落到和贫困人群常见遭遇的境地，让人唏嘘的同时，也不能不拷问制度建设的疏漏——当医疗改革在不断深入的时候，居然会有教授级的人被“病床解聘”，而后医费无着。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医改的阴凉，是否真的覆泽了全社会每个群体？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提出必须研究大病救助新机制。张在元教授遭“病床解聘”的出现，更令我们直面到医疗救助机制特别是大病救助机制之困——如果失去了“单位”的支持和庇佑，即便是一个功勋教授，同样在大病面前无助而绝望。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竞选演讲中煽情说道：“……如果一个年事已高的市民付不起医疗费而被迫在医疗费和租房之间做选择，即使她不是我的祖母，也会使我的生活‘拮据’……我是我兄弟的守护人，我是我姐妹的守护人……”那么，我们应该想到，当一个教授因病致贫、大病无助的时候，我们是否该仅仅把责任推给一个大学，硬逼他们来履行或许真的已经过期的聘任合约？这样的“守护人”责任，应该由一个完善的制度——政府构建的救助体系来担当——关怀并积极拯救每个公民的生命，这也是行政人性化的最基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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