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启动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项目，咸宁崇阳县位列其中。截至今年9月底，该县共发现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全县73例感染者中，有3例是吸毒和输血感染，余下70例全是经性途径感染。

报道中的比例足以说明，农民已经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主要因性途径感染的事实其实依然在反映着农民、农民工的种种现实贫困——这些贫困不是物质的，而是知识上的、权利上的。

为何说农民患上艾滋病是一种知识贫困呢？新闻中有两个细节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是：在摸底调查中，了解艾滋病危害和传播途径的农民不足一半。另一个是：疾控中心上门采血检查时，有感染可能的人根本不配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可见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艾滋病就可能隐藏在自身生活的细节中，没有意识到艾滋病可能是一种现实的威胁。这时，就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告诉他们这世界上有一种病叫艾滋病，这种病到底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传播的，以通过知识扶贫的方式，让他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权利上的贫困，更是在思考农民艾滋病病例增多时需要重视的。由于外出打工，很多农民面临着夫妻分居两地的苦恼。对于缺少休假权利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本来休息的时间就不够充裕，他们没有所谓的8小时工作制与双休日制度，他们也没有带薪休假的权利和机会，他们能够实现夫妻团聚的机会，大概只能是农忙时和春节时。

如果我们认为食色是人的天性，就应该看到农民家庭因为分居两地而产生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农民外出寻找释放机会的可能。此时，简单的道德教育是乏力和无效的，农民需要的是权利上的保障。比如，能够允许外出打工的农民带薪休假，让他们在合适的时间里与家人团聚。再理想化一点，比如给打工农民更好的住宿条件，让他们有机会让老家的妻子来城市看一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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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的回乡探亲农民工中，就发现了73例艾滋病感染者，那么没有回乡探亲的农民工中还有多少？

11月1日《长江日报》报道，湖北省启动的第二轮艾滋病防治示范区建设项目，崇阳县名列其中。截至今年9月底，该县共发现了73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的。从感染途径来看，有3例是吸毒和输血感染，其余70例全是经性途径感染。该县对部分返乡者的摸底调查显示，受访的15000多人中，了解艾滋病危害和传播途径的不足一半，多数受访者表示，发生性行为时未使用安全套。

一个县的回乡探亲农民工中，就发现了73例艾滋病感染者，那么没有回乡探亲的农民工中还有多少？其他地方外出农民工感染艾滋病的又有多少？更可怕的是，感染者的增多呈现出暴发的趋势——前年15例，去年24例，今年就增加到73例，这样的速度，实在触目惊心。

艾滋病为什么在农民工中感染得这么快？婚外性行为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更重要的则是性安全知识的匮乏以及性安全意识的淡薄。2007年8月，《经济日报》开展的一次调查显示，30%的农民工对艾滋病几乎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70%的人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出现这种状况，显然主要是因为宣传教育还不够。有报道称，针对农民工开展的性病及性安全教育在国内各大城市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农民工大都是青壮年，“洁身自好”之类的说教虽然也有必要，但效果肯定是有限的。因此，最重要的还是普及艾滋病知识，加强性安全教育。实际上，政府也已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早在2005年12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卫生部等11个部委就联合启动了“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这个工程为期5年，具体目标是：到2006年底知晓率达65%以上，2010年底达85%以上。很显然，这一工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应该说，近年来政府及全社会对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关注不断增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都是人们广泛关注并已着手解决的问题。但在农民工的性安全教育等方面，政府以及社会的重视程度却明显不够——这一课，真该补补了！

当然，除了艾滋病知识及性安全教育之外，解决农民工的夫妻分居，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约束，也是解决农民工艾滋病多发的措施之一。而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及其家庭真正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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