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脱掉睡衣的人,当然可以搬出穿衣自由的个人权利,或是摆出不关侬事的脸面。可是支持“睡衣族”的理由和环境都在逐渐消失。舆论层面批评为陋习,年轻人视其为老观念,里弄巷堂大片拆迁。熟人社会正向陌生人社会演化,“睡衣族”面对的不再是弄堂的街坊邻里,因此要利用特殊契机来做改变。奥运会带给北京的就不仅是鸟巢水立方,还有做文明人的必要礼仪。
脱掉睡衣,并不妨碍上海人的生活,那不习惯的感觉也不会长久。而除了睡衣问题,还有更多世俗习气要改变,如乱闯红灯、乱插队、乱挤公车等等,这些恶习并非法律所能完全杜绝,还要依赖文明常识的普及熏陶。
">首先,政府本身有移风易俗,变革陋习的责任与权力。虽然对于穿睡衣出门的市民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很随意,但上海毕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看到这种随性的生活场景。对此,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一定方式,积极变革这种生活习惯与方式。
更关键的是,“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的规定,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倡导,而不是硬性的行政禁止。一方面,这项要求一开始就来自于民间的申请。上海虹口区日新小区,很早就提出开展劝阻居民穿睡衣出门的活动。很多上海市民在接受调查时认为,穿睡衣睡裤出门是“素质低,不文明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很多“志愿者”在小区门口,看到有穿睡衣的居民要走出小区便上前劝阻。这些志愿者本身非常注意说话方式,很少有强硬的态度。
因此, “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虽然能够看到政府的影子,但更多还是来自于民间,更多的是一种民间自我管理自我文明的方式。
">为什么上海市此举招致反对呢?是政府做了它不该做的事。试想,“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如果交给公民组织去做,还会有这样的非议和麻烦吗?而且,这样的事情,原本就应该交给公民组织。公民组织是公民的自发性群体,它的号召不仅更有利于公民遵行——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公民自愿自治的,还可以避免“监督难”问题——毕竟政府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地监督和检查,而遍布社会的公民组织则可以做到。
现在,公民组织分内的事,换成了政府去做,除了“执行难”“监督难”外,还会让人产生抵触情绪。政府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又影响权利。当政府用强制的权力规定代替公民组织自愿的要求时,就容易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这是“如果政府连睡衣都管,社会的自由度就会降低”推论的根本所在。
不知道上海市为何没有想到求助民间组织去做“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的事儿,也许是民间组织过弱,也许是政府的习惯性动作,一遇到问题,习惯用强制性的权力达到目的。其实,无论哪个原因,上海市这一“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的要求,都是一个政府出力不讨好的标本,而这个标本预示着,政府对权力解决问题的执著。而这恰恰是公民社会需要权力坚决摒弃的。
">一般来说,睡衣睡裤穿在家里,出门也这样确实不大雅观。但动用行政资源,对此形成高压态势,公权就越过边界了。
从文革时期的全民“深灰蓝”到如今街头的“百花齐放”,而今人们的衣着打扮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今不要说睡衣睡裤“解放”出场,就是“露脐装”走上街头也不再让人惊慌。只要不是法规禁止的“故意裸露”,衣服怎么穿,基本上没人干涉,这既有思想观念的改变,又有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现在上海要开世博会,睡衣睡裤不给穿到外面去,这固然能体现我们在仪表上的重视,但是“运动式执法”的态势还是让人添堵,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有什么权利限制别人穿睡衣?再说,不经意穿件睡衣下楼,只是在社区里买个东西,就被戴红袖章的值勤人员劝阻回去,这不是干涉人家自由吗?法律法规都没有这样的限制,仅仅因为政府里的人看不顺眼,再凭领导一句“睡衣外穿是陋习”,就派出大量人员在各个社区“严防死守”,这不但浪费了行政资源,也是对公民权利的藐视。
世博会重要,公民权利同样重要。“穿睡衣睡裤不出门”,政府可以引导倡议,动用公权强制“取消”,这也是“防卫过当”。
">孔夫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道尽好客真谛。佳期渐近、宾客未莅,主人却整天关在屋里,对着镜子检视自己的行头,并时时梦想着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以便让宾客让观众让历史留下一个最顶级的评语。当迎宾之道钻进这么一条城市形象学、荣誉学的死胡同,任何新奇玄妙的管控绝招,都可能成为那个传奇梦想的带刀侍卫。管控真是一把城市治理的好刀,尤其是刀鞘上烙着盛会迎宾的烫金标语时。刀锋渐起,花睡衣从此绝迹于街市,并且,不要天真地以为这是形象管控的终结;当城市形象美学、荣誉哲学的自我命题和执行逻辑冲开了缺口,它很可能惯性流泻和奔腾下去:比如流浪乞讨人员、街头流动文艺表演者、路边小摊小贩等,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件被迫换下的城市“睡衣”。
坦率地说,在真实从容的睡衣市井风情与标准化着装的盛会期人造景观间,我宁愿选择前者,因为它让我嗅到了可爱的人世烟火气,它丝毫不虚伪不矫情不造作。我忽然浮起一个疑问:若以嵇康、刘伶为代表的西晋名士们生于上海,将何去何从?这群蔑礼法崇放达的性情中人,想来是不为形象管控城市所喜的。
长久将自己定位为城市公共事务管控者、城市形象主设计师的地方政府,一门心思地强化自己的管控职能,总想将其管控之手伸得远些再远些、细些再细些,以至把自己累得像个管控劳模,以至让真正的城市主体和核心——市民们不胜其扰不胜其忧。哎,城市的形象设计师怎么就不明白小政府大治理、甚至是无为而治的政治学智慧呢?
总是急吼吼地想把自己并不可靠并不高明的生活“智慧”,强行政策打包强塞给城市市民,其实是许多管控型政府、强度管理型政府的困境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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