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长江大学15名同学结人梯勇救两名落水少年的事迹广为流传。这些英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不仅政府部门给予表彰或追授英雄称号，社会各界还为死难者家属募集了大量捐款。

三个勇敢而纯洁的孩子舍己救人的义举，让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感动。他们曾经想当电影明星，想当篮球巨星，想住在自己设计的房子里。然而，残酷的现实、不期而至的厄运，将这一切如花的梦想都带走了。留下来的，唯有亲人的无限伤痛，同代人的声声叹息。

可是，当我们回到当时的救人现场———长江边上的宝塔湾，却悲哀地发现，三个大学生之死或许不该发生。

据报道，三学生殒命的宝塔湾被荆州当地人形容为“美丽的杀手”或“美丽陷阱”，当地宣传部门透露，每年此处因游泳戏水而淹死的人都有五六起，宝塔湾游泳俱乐部称，“仅我们自2003年至今就义务救出游客100多人。”然而，如此险恶之地，除了立一块标志危险的牌子之外，竟无任何技术防护措施，没有现场巡查员和救生员，整个荆州市连一支水上搜救队都没有。三个大学生之死，无疑暴露出当地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的缺失。

更有甚者，就在学生们排成人梯搭救落水者的时候，在两个少年落水不足5米的地方就停着一艘机械渔船，20米处有一家由水上渔船改装的饭店。尽管有学生给渔船的老板跪下，求他们看能否捞救方招三人，但是他们无动于衷，理由是“长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几个人我们靠什么挣钱啊？”

“不死几个人我们靠什么挣钱啊？”这样的话听着让人毛骨悚然。是的，难以想通，静静的江水孕育了无数代的文明，然而直至今日，蓝天之下、大江之上，等着打捞尸体的麻木的人们，冷漠得像是船边的竹篙。他们像古代刑场外等待食肉的鹰隼，坚守岗位，又像是给死神放哨。

这样的情景，难免让人想起生活在电影《纽扣人》里的一群人，他们以掩盖凶杀现场、毁尸灭迹为业，他们的口头禅是“活人不关我们的事。”仿佛世界就是这样分工，这里没有善恶，只有利益，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土崩瓦解。

然而，联想到当下拜金主义流行，不同程度的道德沦丧以及种种社会不公正，此时此刻，我们又不能将这种麻木不仁完全归咎于袖手旁观者铁石心肠。人们不会忘记，几年前南京“彭宇案”发生后，有人立即得出一个结论———“看到老人倒地不要去扶”。同样，就在最近，当上海的几起“钓鱼执法”案陆续曝光后，许多人开始学乖———“本车拒绝搭载救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就在上述溺水案中，即使是参与救助的人不也在感慨，“现在救人能捞一句谢谢就不错了。”

几个孩子掉到水里，大家肉眼可见。值得发问的是：经年累月间，同样落水的是不是还有我们的正直与善良？我们朴素的同情心，是不是也需要打捞？英雄的大学生们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赞扬，他们的精神也应该能触动那些依然麻木的心灵吧？而显然，对于一个国家或者社会而言，对善的弘扬更是一套恒久的系统工程，既关系到政府行为与社会关往，同样关系到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价值追求。

所幸这个社会，无论有多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还是有许多人，循着人类善良的本性而活。10月28日，上万名社会各界人士自发前往悼念，表达各自对几个孩子的深深怀念和敬意。几个勇敢而纯洁的孩子，生前不为人知，死后广为流传，它让我们悼念，让我们学着尊重正直与善良。

寂静的秋天，逝者已矣。我们悼念并赞美这些孩子，并非要鼓励牺牲，而是要借此进一步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牺牲，不让无辜者被动地成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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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对大学生救人不仅仅需要感动
            不救活人捞死人缺德带冒烟

在长江边搭建人梯救落水儿童，其中三人却不幸遇难的一群湖北大学生，近日感动了整个中国。年轻英雄们的背后，是人们对“90后”道德转身的欣慰，是对英雄群体救人行为的感触，更有对年轻生命逝去的概叹。

人们不再在宏大的英雄主义叙事下，一味地感动于英雄的行为与逝去，而是作为更理性的人，审视着英雄作为个体价值的生命存在，反思着生命逝去之重。只是，仅仅从大学生自我角度审视似乎忽视了这些年轻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在危难之中寻得他人与自我的两全；是否正是因为周边可借助之力的缺失，才导致了这场英雄逝去的悲剧？

在三名遇难大学生被追授荣誉称号，荆州数万市民送行的同时，救人现场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当三名大学生救人落水后，岸边同学曾跪求距离落水处不到5米的渔船救人，船主却说，活人不救，只捞尸体，白天每人1万2千元，晚上1万8千元，一手给钱一手捞人。

一边是为救他人即使不会游泳也要相助；一边是为一己私利即使深谙水性却只顾金钱，5米的距离，相隔的却是如此迥异的人性道德。生命本不该逝去，人们痛惜，更对如此的救人真相感到愤怒与震惊。“如果那艘渔船施救，没有人会死亡”，这是救人者对船主的控诉，也诉说着这场事件的悲剧——救人者除了年轻的大学生与年老的冬泳者，近在咫尺的船主只是一个看客，甚至后来的消防队员与水上派出所警员都只能对这样的落水表示爱莫能助。

“活人不救，只捞死人”，这是靠打捞尸体牟利的船主的逻辑。“救人不是义务，他坚持不救，政府也没办法。我们主要职责还是巡逻治安。”这是离事发地不远的水上派出所的说辞。在这场救人与被救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大学生与冬泳老者的孤单身影，而常驻水边的船夫与肩负着民众安全之责的相关部门，却在此中缺失了。

在很多人看来，见死不救的船主在此中负有最恶劣的道德责任。只是，反观现实，“现在救人能捞一句谢谢就不错了，而且落水的大多是少年，救出后都不敢给家长说，哪还敢向家人要钱”，也因此，选择见死不救，似乎也是作为一个牟利经济人趋利避害的选择。也许，正是有了这种以金钱为利、不知感恩的现实，才造就了对生命如此冷漠的船主。

也正因如此，大学生落水地的宝塔湾，实际是当地人众所周知的“美丽杀手”，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以打捞尸体为专职的打捞队，他们拒绝救人。尽管这个地段的险恶连当地宣传部门都掌握有相应的死亡数据，但当地管理部门应尽的安全保卫之责却在这个地段缺失了：除了树立了一个警示牌外，该片区维护水上治安的水上派出所因为人员年龄等问题，其主要职责只是“巡逻治安”，而无法进行水上搜救。而真正对落水者予以援助的，只是当地冬泳队的一些老人。

这，不仅映照着船主的冷漠，更映照出当地部门在危险地段安全保卫上的缺位。当人们从各种角度思考、审视这样一场悲剧时，是否也应想到，我们有没有在平日就对生命有足够的尊重，从而在一些本可避免危险的地方设置生命的防护线，从而在危急时刻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而不是让英雄之名成为那些逝去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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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舍身救人“值与不值”的争论，不是简单一句社会价值多元就可以概括。无论市场经济如何发展，都不能用加减乘除换算善良的价值

近日，湖北荆州为救两名落水少年而献身的三名大学生出自道德自觉的舍己救人行动，在感动中国的同时，引出了一场“救人值不值”的讨论。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人们记住了这些名字，就像20多年前，社会对为救掏粪老人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学生张华的评价，带着钦佩、赞叹，也夹杂了不解与惋惜。

由一次救人行为而引发社会价值观的讨论，这几乎是当今社会舆论的寻常情境。就在今年10月5日，广东韶关南雄市发生学生溺水意外，一名16岁的女生不慎跌入10米多深的水库，同行中有四名男同学下水相救，落水女生被救起，但四名男生全部不幸遇难。此事同样也引发了一场所谓“值与不值”的争论。

这一次次的“值与不值”的争论，不是简单一句社会价值多元就可以概括。那些几乎与我们市场经济相伴而来的所谓道德争论背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天，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更要注意在道德建设上快速进步。比如，将道德论斤两，把经济利益作为衡量人和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此，人们才会质疑三名大学生救人的社会效益，才会扳着指头比较三名大学生与两名少年的教养成本，才会将生命当作算术题，用加减乘除换算善良的价值。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判断标准并不仅存于民间，它甚至被堂皇运用到法庭之上和行政管理当中。前有南京彭宇案的法官判词，“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后有上海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某官员质疑孙中界行善之举的经典语录：“没有利益触动，我(车主)为什么会帮你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同样亦能为社会道德建设打下深厚的物质基础。今天广泛推动社会发展的公民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等等，都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精神果实。但是，当我们对物质利益追求过度，把市场经济的原则放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迅速蔓延，则将人们引入物欲横流的泥潭。

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历史大变革所导致的社会道德迷惘在所难免，问题是，这样的迷惘还将持续多久？

有人说，三名大学生救起的不仅是落水少年，还有社会道德，此言极是。纵观人类历史，因物欲横流、私利至上而致权力腐败、败家毁国的事例不胜枚举，而今天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可以看成是对物欲横流社会的历史周期性警告——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刻不容缓。

让我们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善良，用一颗颗善良之心激活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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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人们又在争议：长江大学三名学生为抢救两个落水儿童而献身，是否值得？

类似的争议，以前也曾有过。

1982年7月11日，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因救老农而牺牲，有人发问：一个大学生为一个老农而死，值得吗？一个人读到大学，要花多少钱，毕业以后，他用他的知识能创造多少价值，而一个老农能创造多少价值？

1998年，美国二战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也引发了类似的争论：为了救一个人，赔进6条命，值得吗？理性人士可能有一个没说出来的疑问：“市场理性”，或者说“经济理性”的祖师爷不是你们西方人吗？怎么也会拍出这种没有理性的影片来？

依本人看，美国人的影片拍得很理性。试想：如果不救瑞恩，让他母亲失去全部四个儿子，美国军人会怎么想？他们在战场上是更勇敢地作战，还是更多想怎么保命，怎么躲枪子儿？

当然，“理性派”可以质疑说，你这是国家理性、集体理性，而不是个人理性。揣摩一下“理性派”的“个人理性”，似乎有这样三层意思：一是倾向于(或者说习惯于)把自己当成有能力救人的人，二是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别人的生命值钱，于是有了第三重心理：不太愿意去救别人——如果他去救了，不就违背了价值(价格)理性？

但是，“理性派”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他陷于绝境时，他是否希望有人来救他？他是否会对目击者说：“我的命比你的命值钱，所以你必须来救我，哪怕你为救我而死”？如果那人坚持说他的命比理性人士的命更值钱，难道还要请个会计师或审计师到现场来不成？

当然，“道德派”也不一定个个都会去救人，但不救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懦弱；如果他向别人求救，仅仅是因为想活下去，或者说怕死；生死关头，是求生的本能在起作用，正常的人已经不会去想谁的命一定比谁更值钱一类的问题。救人也一样。“生命是平等的”，无非是承认人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而已。

究竟谁比谁更理性呢？谁的命又比谁更值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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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城荆州，在寒江救人的英雄赵传宇的母校长江大学，又涌现出一个英雄群体。近日，为救两名落水少年，该校10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3名大学生不幸被江水吞没，英勇献身。

做为一个曾经的学生，看了这类报道心里满是伤感、婉惜。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想想这些大学生遇到这种情况，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是那样热血沸腾的激情，是那样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悲的是现在社会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这份激情和责任正在渐渐消逝。甚至有不少的人提出质疑，3名大学生牺牲换来2名学生生存是否值得？

3名大学生牺牲换来2名学生生存，无论是从数学角度，还是逻辑角度都是不合理的，可世间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合理才让这个世界，让万物合情合理。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无价的，3名大学生牺牲的代价真的太昂贵，可就是这种舍己救人、勇敢无畏的精神在支撑着我们的民族，震撼着我们的灵魂。要知道落水的是我们的孩子，那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一个人格健全的，身心健康的人岂能袖手旁观？

当代青年舍己救人的行为，让我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大爱，是一个民族深处的爱。倘若在那种危机当头，都如许多自作聪明的人想像的那样，还要讨论该不该救人，怎样存己救人，恐怕不仅使落水儿童不能得救，更使整个民族都陷入了精神迷失之中。今天长江大学的三名英雄虽然牺牲了，但却救起的是中华民族的良知，他们用火热而短暂的生命向世人宣誓：我们的青年有良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要靠千千万万的有志青年前赴后继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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