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数位专家发出惊人之语：现在大学教师最不愿意承接企业投资的科研项目，10个科研人员难有一个。因为企业出资的科研项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可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就不一样，很少有人去追究科研项目的产业转化率是多少。有的科研项目拿到几十万元经费后，就干脆直接发几篇论文，“空对空”过关。(10月19日 《 中国青年报 》)

同样是科研项目，为何大学教师愿意接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而不愿意接企业的科研项目？道理很简单。企业是商家，不会将科研经费随意抛洒，他们要看到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经济效益。这种难度自然是较高的，没有真正的研究是不可能“过关”的。可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就不一样，只是看发表的论文，至于科研成果转化率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列。而有了论文，其背后的一串串“利益之果”却可以继续享受，大学教师自然懂得选择最有利自己的科研项目。

只看论文发表的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所带来的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国家拨付的科研经费，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钱花下去，不是让大学教师“自娱自乐”，不是让其发表论文算交差，更不是让其在“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快乐圈中游荡。

造成眼下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不是大学教师的错，因为，评价标准出了差错。搞科研项目都是为了出SCI论文，有了论文就评教授，评上教授就是人才。“国家给高校的科研经费，80%左右投向了应用科学项目。但在申请项目时，第一考量的是发表论文数，因为SCI论文发表越多，表示你的研究水平就越高。”这种“空对空”的标准，才使得大学教师乐于这种“自娱自乐”。

众所周知，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绝对不仅是让大学教师出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论文。应该是让其产生效益。毫无实际意义的论文，完全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而只发表论文，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太容易了。他们只要花出很少一部分钱和精力，就能够发表论文，然后他们就可以随意支配科研经费了。

因此，要想让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出成果，就必须像企业的科研项目那样，看重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标准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才不会使科研经费被“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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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而是这些成果本就不是成果，是被高校与教授们命名为成果、用于评职称、申报经费的“伪成果”。

在日前举行的2009年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浙江沁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建荣说：“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这座计划经济的 ‘最后堡垒’非打破不可。”而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10月19日《中国青年报》）

高校科研“自娱自乐”早已不是新闻。近年来的“两会”上，科研成果转化率极低的问题，也总是成为教育界、科技界委员代表的热议话题。可是，科研“自娱自乐”的现象并没得到改观，反而有加剧的倾向。

从目前的高校办学思维看，重视课题经费数、论文数、专利数、获奖成果数，远甚于“科研成果”是否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这导致教师们关注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组织报奖的积极性，远远高于认真做好科研的积极性。由此催生出各种科研怪相：

重申请、轻研究。各学校都组织精兵强将、动用各种关系、资源去申报课题，但课题到手之后，却极不重视，教授们往往把课题分派给刚进校的研究生、博士生做，他再去组织力量申请课题、获得经费。

重包装，轻价值。由于没有深入的研究，加之课题设计方要求的是“专著、论文、专利”等形式的成果，于是拼凑“专著”、炮制“论文”、构思“专利”，就成了主要的“研究活动”，经此一包装，成果不是国内领先，就是国际先进。

重公关，轻尊严。所谓公关，至少包括课题立项公关、发表专著论文公关（买书号版面）、申请专利公关（也谓咨询）、成果报奖公关、评审公关，而在这样的公关中，学术就成了“交际学术”、“江湖学术”，流动在整个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不是学术理想与学术价值，而是权钱交易、利益关系。宝贵的科研经费，被分解到各路利益相关者的腰包中，真正用到研究中的只占零头，这样的研究，得到的不是研究成果，而是学术垃圾。

因此，严格地说，不是“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而是这些成果本就不是成果，是被高校与教授们命名为成果、用于评职称、申报经费的“伪成果”。今天的科研，已经形成“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申报奖励-以论文、奖励去申报新课题”的闭循环以及“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的学术自欺欺人中，貌似科研活动繁荣、论文发表数量高居世界前列，每年几百上千项国家、地方各级科研成果奖，但真正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寥寥。

要让科研不再“自娱自乐”，就必须改革整个科研管理体制，包括科研立项、科研经费管理、科研评价体系、教授考核指标。在科研立项方面，应打破以行政力量主导科研经费配置的模式。基础研究项目的立项，应发挥所有专家、学者对项目立项的论证作用，而不能由个别学术权威、行政官员拍板；应用研究项目的立项，应以市场为主导，服务于企业的创新发展。

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应透明财务管理，而不能形成经费黑洞，尤其应取消目前的科研经费提成制度。

在科研评价体系与教授考核指标中，应建立以学术为本的基本学术与学校管理制度。否则，高校的学术必然成为“表格学术”和“指标学术”，真正的学术则走向荒芜。

每年诺奖放榜，都会引来国人的焦虑，如果科研始终“自娱自乐”，那么，中国科学家们得不到诺奖的垂青，太正常不过了。当下应该焦虑的不是未得诺奖，而是没有基本的学术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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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娱自乐”。这是一位企业家对于中国高校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评价。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日前举办的2009年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浙江沁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建荣发出惊人之语。他以自己经历为例，指出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这座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非打破不可”。而此次论坛提供的一组数据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叶建荣的观点，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其实，仔细推究起来，叶建荣先生的观点不无问题：学术研究之中，基础学科往往是异常重要却又难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中国基础学科研究本就薄弱，如果片面要求科学研究适应市场，片面要求学术为市场服务，对于中国科学研究的长远发展来说，恐怕也未必是好事。

但是，除去这些偏颇之处，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旁观者，叶建荣先生的观察与感受在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大学科研之弊病。那就是，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国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对科研人员、科研工作进行评价的体系，既非学术研究共同体本身，又非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市场，更非社会民众。而是一个由学术官僚主导的，通过种种名目：各级课题、核心期刊等等组成的网络。身在这一网络之中的研究者们，只能被这些名目牵着鼻子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讲师变副教授，教授变博导。至于自己的研究究竟能有多大价值，对社会发展能否有所促进，就根本无暇顾及了。

这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议论真是不少。首先是诺贝尔奖照例与我们国家无缘，然后是几个大学校级领导干部涉嫌经济犯罪，复旦大学著名新闻学者李良荣先生主编的某国家课题项目成果中有抄袭的现象。几个消息在一起，不免让人产生一些想法。

值得多说几句的是李良荣先生主编《历史的选择》有章节涉嫌抄袭一事。熟悉中国学术江湖的人们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些奇怪，同门相讼，师门遭辱，如此较真，这实在不像是中国当代学人的作为，但不管背后故事如何，学术本来就应该如此较真，暂且在这里，先为韩元先生叫一声好。

不过，事情的另一面在于，对中国文科学术研究，如果仅仅是抓住“抄袭”等问题，未免只关注细节，却忽略了更大的弊病。目前此类“课题”唱的多是颂歌，不少人的心态恐怕是：既然都是颂歌，真唱还是假唱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自然科学还可以凭借所谓的科学属性玩自娱自乐的游戏，对于文科学者，可能只能供人娱乐了。

其实，针对重重乱象，应对的药方已经开出：正如中国科学院政策所张洪石提出，要在投资体系与评价指标方面进行变革，而谢泳先生亦提出了由民间赞助学术文化活动，甚至由民间确立学术评价体系的构想，应该说，这些都切中中国学术研究之弊病。只是，这些想法，究竟有多少能被真正掌控大学与研究机构的人听进去，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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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自娱自乐”的科研劳民伤财

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科院政策所专家说：“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10月19日《中国青年报》)

高校在教书育人的本职之外，还担当着推动国家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职能。高等院校研发经费占全国的约10%，其中80%左右投向了应用科学项目。然而，高校科研转化为实践运用的效率低下实在让人心痛。

在“985”、“211”等系列工程推动下，我国高校的校园越来越庞大，建筑越来越豪华。据不久前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的介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启动以来，中国高校的科研能力不断提升，以论文数计算，目前中国高校科研能力世界第五。种种可以看见的成绩说明，我们的高校确实科研上取得一些成绩，但与此同时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的高校科研更多的是强在纸上却弱在实践，强在数量却弱在质量。

综合来看，国内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根源在于缺乏约束力的科研机制。高校的科研机制还深深地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迹——研发与产业脱钩，科技成果转化率与绩效无关，“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很少有人去追究科研项目的产业转化率，发几篇面子上过得去的论文，既方便评奖评优评职称，又省去了运用于实践的种种烦恼。正是在这样的科研考评机制，使一些高校教师喜欢炮制无实际意义的论文，他们把一些还是理论层面或实验室技术状态的项目，拿来套取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或补贴，甚至以此作为致富捷径。这种“自娱自乐”的高校科研运作模式，助长了急功近利、夸夸其谈的科研歪风，对提升科研实力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封杀弄虚作假的学术歪风，切实提高高校应用科学科研能力，避免国家和地方巨额科研经费打水漂，必须要重塑科学、严谨的高校科研机制，对投资体系与评价指标进行必要改革，由“论文崇拜”导向转向实践，让每一笔投出的科研经费“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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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不足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科研经费却被"自娱自乐"，不能不令人痛心。

10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2009年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中国科学院政策所专家张洪石说，“当前，中国高校的科研导向扭曲，甚至在国家拨付项目经费的‘温室’中‘自娱自乐’。搞科研项目都是为了出SCI论文，有了论文就评教授，评上教授就是人才。”

高校部分科研经费被“自娱自乐”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科研资金投入体制的激励机制错位。从项目申请和立项来看，往往以被审查者学历、职称等作为衡量标准。由于缺乏公平、公正竞争的激励机制，一些科研单位和个人不是把精力用在研究上，而是放在项目申请上，以至无暇顾及能否取得科研成果。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现在一些研究院所在科研领域形成了垄断地位，垄断着某一学科的科学研究，致使出现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情况。少数学术权威往往拥有巨额科研经费，然后转包给各个小课题负责人，而权威们不再为课题研究劳神，只要能争取到科研项目就可以了。如此一来，“自娱自乐”自然难免。

不过，在科研经费被“自娱自乐”的同时，抱怨科研经费少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科研经费不足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科研经费却被“自娱自乐”，不能不令人痛心。“自娱自乐”的科研劳民伤财，因此必须追问：谁该对科研经费被“自娱自乐”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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