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教师能否从事有偿家教的话题，近来纷纷进入地方立法层面。像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以及已递交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虽然两者在对待有偿家教上态度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都进入了地方立法程序。

对于教师从事有偿家教，到底是要禁止还是因势利导，目前来说还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议阶段，山东的“一刀切地严禁”听起来有点道理，浙江的“有条件地放开”似乎也有一定的理由，因而，教师能否从事有偿家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当然，鉴于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的社会影响，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但如何规范，本身就是个难题。再说规范也不一定就非要立法，对其做出强制性的限制。而且像这种事，本身也不适合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一刀切”，否则很容易导致这种奇怪的现象：在山东，教师一律不得从事有偿家教；然而，在浙江，教师却可以在双休日从事有偿家教。同在中国，同样是教师，在一个地方可以合法做某些事，在另一个地方却不可以，否则就是违法，虽然背后都有法律依据，但给人感觉就是有点“混乱”，让人不明就里。

现实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形，本无须上升到法律层面，完全可以交由市场自行决定，但有些地方却表现得很“偏爱”法规，动不动就出台个行政规章，甚至直接上升到立法层面。比如说深圳最近传出的导游小费合法化的规定。按说给不给导游小费，纯属个人自愿行为，而且只要收小费不属于受贿，导游完全可以笑纳，又何必劳驾法律资源呢？再比如，教育部前不久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其中明确规定“班主任有权批评学生”。班主任批评学生，在不少人眼中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不需要再发文件予以强调，如此多此一举地以部门行政规定的形式进行规范，反倒容易引起“过度干预”教学自由的嫌疑。

与这些法律资源的过度使用不同，有些急需立法的领域，法律有时候却姗姗来迟，甚至至今不见动静。像《反垄断法》，千呼万唤了若干年才得以出笼。而像《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经成形，可就是难与公众见面；《彩票法》喊了很久，但至今仍没有进入立法阶段。至于记者频被打，如何以法律形式保护记者权益，则根本没有进入相关立法部门的视野。这些事与教师有偿家教相比，难道不更需要进入立法层面吗？

需要启动立法程序的迟迟不见行动，不需要立法的反而不顾争议，竞相出台，不但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法律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法律不是拿来炒作的，有些事情需要规范管理，但规范管理不等于一定要启用立法资源，因为在立法动机让人看不明白的前提下，在立法后续措施缺乏可操作性的基础上，仓促立法，不仅容易让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还有可能导致行政的过多干预，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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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教师能不能从事有偿家教，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浙江省政府近日递交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的《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指出：“学校教师在工作日期间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或者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兼课；在节假日期间不得组织学生接受有偿家教。”并给出了违者可以解聘的处罚规定。（10月21日《钱江晚报》）

不久前，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也就“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活动”，公开征求各界意见。与山东不同，浙江省并未一刀切地禁止，而是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有偿家教”。原本停留在道德层面讨论的话题，上升成了法律问题，看来，“有偿家教”确实很成问题。

2008年，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电话调查显示，尽管在暑假，仍有约六成的教师在教课。暑假，本应是教师休息与充电的时间，却仍有六成教师在教课，这不免让人感叹教师的待遇。大多数人只是羡慕教师有两个假期，却不知道要把课上好有多累。如果教师的待遇足够好，他何苦在暑假也去上课？我并不否认“有偿家教”中可能也有暴利，但对大多数教师而言，“有偿家教”的收入，恐怕只能补贴家用而已。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王学辉认为，教师校外教学的问题，首先是教师作为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的界限问题，其次才是信用问题和师德问题。这个观点我同意。是啊，如果教师在做好了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收费合理的课外辅导活动，有何不可？更何况，按照《教师法》的要求，只要按照要求完成本职工作，在业余时间兼职并不违法，地方立法何来权力剥夺教师作为劳动者的权利？

有人担心，如果教师在课堂上不抓紧时间精讲，下课后去赚钱，就必然分散在课堂上授课的精力，也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课外去补习，这样既浪费了教育资源，也加重了家长的负担。这无疑是打错了板子。如果教师上课不认真，导致教学质量不好，本来是应该“下课”的；如果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这是他自己的责任；如果家长被迫掏钱请家教，那么现行的教育体制应负主要责任。

当然，教师也不能利用手中权力，强制或诱导学生接受自己的补习，这不仅有损师德，更涉嫌违法。这在相关的教育法规中已有规定。除此之外，“有偿家教”与教师并无多大关系。专门针对教师，立法来规范“有偿家教”，显然大可不必。

“有偿家教”其实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副产品。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学生为了考分与竞赛殚精竭虑，牺牲了应有休息时间与游戏时光；家长无奈地从牙齿缝里挤出钱来，让孩子参加这班那班。一切都为考试，一切都为了升学。这种应试教育体制，不仅催生了“有偿家教”现象，也摧残着国家的未来。可以想见，即便没有了在职教师“有偿家教”，各种假期补习班、各类培训机构，只会照样存在。

即便现行教育体制没有问题，也应通过规范教师评价体系，来约束教师上课的质量；也应积极履行《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来强制要求学生假期不得补课。以遏制“有偿家教”的蔓延趋势。通过立法来规范“有偿家教”，无论是“严禁”还是“开口子”，不仅舍本逐末，也打错了板子，会伤害教师作为劳动者的正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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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这部法规草案的最大争议点，在于它明确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和兼职活动，从而在教育界、学生和家长中引发了激烈争论。（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有偿家教”究竟始于何时，不得而知，反正是应试教育的特有产物。而今“有偿家教”之所以成为过街老鼠，几乎人人喊打，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有三点：一是“课堂留一手，课后忙创收”的教学态度，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害于师德建设；二是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三是“有偿家教”所派生出来的“看钱施教”、“抓好放差”，必然引发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倘处理不当，多多少少会影响社会的和谐。总之，从方方面面考虑，立法禁止从事有偿家教可谓是势在必行。

应该看到，反对“有偿家教”并非是家教本身之错。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那就是而今缘何补课成风，竟至成了各地公开的秘密？如果说补课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教学不足，提高学习质量，那么，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想方设法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动辄补课，岂不表明没有严格按教学计划完成任务么？如果这是事实，那家教补课是老师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就不该是“有偿”的。自己弥补工作欠缺，却要家长买单，这是谁家的道理？可现在倒好，少数教师平时在课堂里不好好教学，连最基本的内容都要孩子们去家里听有偿辅导，这不是违反义务教育法又是什么，这不是师德问题又作何种解释？

教师的收入确实还不太高，但这决不是可以把学生当作“唐僧肉”的理由。在我的记忆中，过去也有老师搞家教给学生补课的，尽管他们的收入低微，却从不收家长一分钱。为什么？在他们看来，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是一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何况现在教师的工资待遇正在逐步得到改善。

教育是一种特殊行业，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与一般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同的是，要求有更高的素质，不仅业务要精，还得有良好的德行，否则就担当不起教书育人的任务。再说他们的表现如何，对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关系极大，难怪德国哲学家尼采强调：“要提高别人，自己必须是崇高的。”（《悲剧的诞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一个不思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却笃信“课内损失课外补（钱）”，在教学上不精益求精的教师决不是好教师。

禁止“有偿补课”，减轻学生负担，是一项战略决策。不要用“存在即合理”的“理由”来为其辩解，也不要用什么“素质教育”来加以搪塞，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有偿家教”不仅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影响孩子主动健康地发展，而且有损教师的形象，且引起了广大有识之士的普遍诟病，立法禁止或矫枉过正一下有何不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条例》反对的是存在着种种弊端的“有偿家教”，而不是连必要、无偿的、正常的家教补课也不要了。如果有人硬要往这方面想，那无疑没有真正懂得甚至曲解了立法的初衷和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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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一部引起诸多争议的地方性法规——《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这部法规草案的最大争议点，在于它明确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和兼职活动，从而在教育界、学生和家长中引发了激烈争论。（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有赞成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的人士认为，这个问题是由教师收入过低引起的——“倘若教师工资微薄，遇到生存危机时，怎么能集中心思在课堂教学上？”

我不知道，眼下那些热衷于搞有偿家教的教师，是否真的遇到了“生存危机”，但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假若教育主管部门对有偿家教开绿灯，那么到头来，不能“集中心思在课堂教学上”的，恐怕就绝不会是一少部分人了。

教师的收入到底低不低，这里面存在一个怎么看或怎么比的问题：与国家公务员比，也许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发达国家的同行比，这个差距或许会更大。不过，要是与其他更多的行业相比较，恐怕结论就不会太令人悲观。这些年来，教师职业一直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热门职业，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倒回去十多年，人们或许还能对有偿家教抱以宽容的心态，因为那个时候，从整体来看教师在各方面的待遇确实不尽如人意。而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在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工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时候如果还以工资收入低为由搞有偿家教，那就不是什么收入问题，而是心态问题了。以这样的心态，即便有朝一日教师的收入水平超过了公务员乃至国外同行，有偿家教恐怕还会大行其道。

应该看到，在教师队伍中，将师生之间的教学关系蜕变为金钱关系，从而败坏教育声誉、损害教师形象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对这部分人，笔者建议，要么，你就离开教师岗位，哪怕自己去开个培训班，甚至办所专门的补课学校，只要政策允许，也没人会说三道四；否则，那就要像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认真将本职工作做好，不要老惦记着拿公共教育资源为自己谋私利。

有偿家教违背了爱岗敬业、献身教育这一师德的基本要求，偏离了热爱学生、教书育人这一师德的核心，异化了师生关系，扭曲了以身立教、为人师表这一师德的人格力量，早已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诟病，山东省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禁止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民意的一种积极回应，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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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这部法规草案的最大争议点，在于它明确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和兼职活动，从而在教育界、学生和家长中引发了激烈争论。（2009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教师利用假期、公休日、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补课，从事有偿家教活动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热门话题，因此，此次山东以地方法规的形式规定这种行为违法，自然引来如潮热议。

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即合理。”随着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家长“望子成龙，期女成凤”心切，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可谓不惜代价，这样，有偿家教就越办越热闹，它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这个补充是否有益，人们大可讨论，但教师有偿补课顽强得有如烧不尽的“野草”，屡禁不止，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形式的教师有偿补课现象可谓盛况空前。时间上看，有星期六、星期日补的，有寒暑假补的；形式看，有请家教的，有上培优班的；对象看，小学生、中学生都有，尤以毕业班学生为甚。为了制止教师有偿补课这一现象，各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断下发各种有关规定，严禁学校、在职教师以及非教育机构占用学生休息时间有偿补课。

不过，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这些举措并没有迎来人们的普遍喝彩，甚至可以用费力不讨好来形容。对教师补课持赞成态度的民间人士认为：人们可以对教师提出这样或那样道德要求，但决不能对教师进行道德绑架。教师的职业是传播知识，他们在完成正常工作之外给学生补课，是知识传播的充分发挥和延长，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其脑力劳动应该得到报偿，人们没有理由强制教师付出劳动而不获得相应报酬，强行规定教师不得补课或者要求教师只能免费给学生补课，在道理和道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时下中国，管用的其实只有一种教育模式，那就是精英教育。说句不好听的话，现行的教育制度，就是怂恿所有的学生进诸如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而那些本该蓬勃发展的职业和技术教育，几乎成为“差生的收容所”。因此，只要应试教育这根指挥棒依然还高高扬起，只要能否上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依然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主要途径，只要教师经济上依然还谈不上宽裕，只要家长和学生依然有这方面的要求，教师有偿补课现象想全面遏制几乎就不可能做到。地方性法规的出台，最终的结果只是让教师有偿补课这种行为变得更加隐蔽，让“猫捉老鼠”的游戏变得更加有看头。所以，在笔者看来，当现有教育体制未有根本性改变，如其出台严格法律来禁止教师有偿补课，不如科学引导、规范管理，让教师有偿补课可以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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