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白领张军后，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成为“钓鱼执法”的又一个典型猎物。孙因自己的好心受到欺骗、善良受到公权力惩罚愤而举刀自残，伤及手指。上海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最终有了结果：经浦东城管局全面核查，孙中界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10月20日《新民晚报》)

这个解释实际上仍回避了乘客是否有骗取同情、主动扔钱等行为这个关键因素。可能在职能部门看来，“钓鱼执法”是打击黑车的有效措施，是“在其位谋其政”的努力，罚款是为了完成上级指标。何错之有？！由其上级进行核查，同一个部门，同一个逻辑，得出“合法”的结论毫不奇怪。况且对事实的认定权也在其手中，用几句套话否认事实敷衍上级打发媒体，又能奈我何？更可怕的是，司法审判似乎也给了其信心，据有关报道，“上海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经常被起诉，还没有败诉过”。

但是，“钓鱼执法”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更是种明显错误的执法方式：对普通公民进行诱导执法缺少法律依据，有违程序公正；执法的成绩不以黑车减少的数量或比例作为评判标准，而以罚款额多少论英雄，造成了利益驱动的罚款经济；默许“钩子”利用民众的同情心和扔钱“栽赃”，以“他胃疼关你什么事”等作为事实判断的前提，是一种“道德错误”。这种公权力认定与公众评价间的冲突如果得不到解决，会有很大的恶果。

不需过多解释的是，公权力来自宪法，行政执法行为不应与宪法相抵触。而“钓鱼执法”违反了“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诬告陷害”、每个公民都必须“尊重社会公德”的宪法精神，即使上海未有具体法律法规加以禁止，其实质上也是一种不法行政行为。如果“公权力碰瓷”肆行无忌，如果公权力可以对事实任意“搓扁捏圆”，可以说是破坏了法治秩序这一更为重要和基本的社会秩序，这比运营秩序的受损要严重得多。其次，伪装成胃疼、挨冻等钓得好心人，这亵渎了人类的善良和同情心，而民众不敢行善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的；惩罚好心人，这有可能加剧社会道德整体滑坡，进一步造成价值观的偏差。实际上，良好的道德正是社会公共秩序赖以低成本运转的基础，向善、求真的价值导向与内心追求，是规则得到遵守制度得到尊重的最好保证。人人设防的社会不可能是有序的，或者要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最后，不论做出多么武断的结论，或者经过多么复杂的解释，如果公权力行使的结果是让人不敢善良，是正义得不到实现，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吸引力的逐渐下降指日可待。

因此，在我看来，“钓鱼执法”并不是一个只与整治黑车有关的“前进中的小问题”，而是需要慎重对待有关法治精神的问题。在我看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努力解决问题。

第一，将“钓鱼执法”及类似行为明确为违法行政行为并追究责任。在违宪审查制度建立之前，宪法精神的贯彻还需要具体法律条款的保障，否则只能对行政机关的“道德错误”进行无力的谴责。其实，开执法人员“以乘客身份进行取证”之先的江苏省，其交通部门的文件中早就已明确规定，“执法人员不得以反复纠缠、许诺重金、虚拟灾害、疾病或不幸事件等不正当手段或方式设立陷阱、引诱取证。”有这些行为的乘客的举报、投诉、陈述等也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这就应可有效地预防“钓鱼执法”的产生。制定一条这样的规定技术上并不困难，但能不能落实，却与负责官员对黑车的看法、对政绩的追求、对依法行政的理解程度有关。

第二，将罚款额与查处黑车的工作业绩脱钩，否则对职能部门来说，维持车辆运营秩序就远比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社会基本道德更为重要。失去“钓鱼执法”的动机，相关部门才有可能会自行约束。而地方党政应加强对类似行为的监管，甚至可以落实专职的人员和经费，或者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如果具体秩序有具体部门来维护，基本秩序只是个“虚”的概念，宪法精神只是纸上条文，被公权力任意践踏，那么这无疑是种本末倒置，其后果堪忧。地方党政更要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信任民众的表达并倾听他们的诉求，否则就会在最基本的事实认定上被下级蒙蔽，失去问题处理的主动权。

第三，权力不仅需要监督，更需要制衡，因此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更为重要。“钓鱼执法”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按制度设计，其受害者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尽管以前的“鱼”儿们败诉的理由还不得而知，但因为“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一规定的存在，却让人有机会去怀疑法院审判的公正性。希望张军案的审理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果。

最后不能忽略的是，权力机关似乎已有结成利益统一体的趋势。在这种现实背景下，要真正从立法上约束、行政内部监督、司法上制衡来杜绝“钓鱼执法”行为，关键在于地方官员以何种价值取向作为其工作的核心。把运营秩序、打击黑车、罚款经济作为唯一目标，失去了主政官员应有的远见，“钓鱼执法”及类似不当执法行为就会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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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倒钩”执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侦查陷阱执法”，无论在刑亊侦查、行政检查中都是违法的。国家公权力不能以违法对付违法，不能为了查获违法而去引诱他人违法。

在美国的刑事辩护中，“侦查陷阱辩护”是律师说服陪审团判决被告无罪的一个重要方式。对于警察和检控官而言，侦查陷阱辩护是很容易使其前功尽弃、一朝翻船的一种危险。辩护律师只要证明政府执法机构存在侦查陷阱，被告必然会被从轻发落，甚至无罪释放。

在美国法律中，这种“引诱”是指政府的行为造成了一个实质的危险——守法公民将会犯罪。

这个行为包括劝说、欺骗性的陈述、威胁、强迫手段、折磨、承诺酬劳、谎称是(自己或关系人的)必需品、利用同情或友谊进行请求。检察官和警方一旦遇到“侦查陷阱”辩护，必须在超越合理怀疑的前提下证明以下两项中的任何一项： 政府没有引诱被告人犯罪；或嫌疑人在侦查人员第一次接近他之前就已经具有了犯罪倾向。即政府不能引诱良民犯罪。

由此可见，美国的法律原则采取了一种公权力和私权利保护的平衡。他们并不完全禁止侦查陷阱，对于有犯意在先的嫌疑人，政府探员是可以进行犯意引诱的，但必须到法庭审判时证明他事先有犯罪的意图和行为。而且，这个举证责任在公权机关。律师提出了侦查陷阱辩护，警方和检控官必须举证说明没有进行引诱或者被告事先就有犯意。而辩方只需要足以让一个理性的陪审团发现被告人是被引诱犯罪的，而之前并没有犯罪的倾向，就可能使一个实施了贩毒的被告获得无罪的结果。

在这里，他们对“陷阱执法”的制约，是法院设定了严格审查公权力机构的制度，即侦查机关要负举证责任证明他们没有引诱，或者违法人犯意在先。这一点，法院的超脱、独立、公允非常关键。

如果法院是以公权一分子自居，理所当然维护公权机构威信，所有案件都相信执法机构聘请人的说法，“陷阱执法”就会愈演愈烈。相对人权益就会被无辜严重侵犯。

另外一个司法审查焦点，是利益执法问题。只要证明参与执法者是有利益分享和罚款返还的，即可以判定其执法行为违法无效。举报奖励，同执法奖励是本质不同的。

“暗钩”行为是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检查行为，不是举报行为。他们不能有一分奖金。

举报者无权参与执法。执法者分肥，直接构成行政法上的违法无效。因此上海法院出台可能偏护行政执法者的意见，是有问题的，应当废止。出台这样的意见不能光同交通局执法局会商，还要征求司机和市民的意见。要获得人大的同意。

“陷阱执法”不单在行政执法中有，在扫黃、缉毒、侦破抢劫强奸等刑亊程序中也有使用。这里都有一个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问题。一要严格控制使用，二要对此类方法获取的证据严格审查，三是要作有利于被告的认定。如贩毒案中，最高法院就曾明确规定，侦查中有犯意引诱、数量引诱的，一律不得判死刑。（作者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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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围绕上海钓鱼执法的新闻很密集，先有两起事涉“钓鱼执法”的行政诉讼在进行，接着有媒体调查该市闵行区用钓鱼执法查非法营运的利益链条，并披露: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两年内罚没款达5千余万。10月14日发生在上海浦东的涉嫌非法营运交通行政执法一事，因当事人90后小伙自断手指以示清白而再度引起了各界关注和争议。17日，上海市政府首度正式就此回应称，要求迅速查明事实，及时公布于众。（《广州日报》10月18日）

“钓鱼执法”的存在表明某些执法者为了“执法工作的可持续性”打起了合法运行者的歪主意，用参与制造违法事实的方式，从“源头上”控制并解决执法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以确保执法工作的“成效显著性”，达到既从“数字上”整治了万恶的黑车，又从“经济上”使执法者收益颇丰的双重目的。这将行政执法庸俗化为一种“生意”，使执法权蜕变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

据报道，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照此计算平均一辆车罚款1万元。所有的秘密就在执法者的罚款权中，执法者会为了将罚款据为己有而罚款，也会为了获得行政考核的“优良”而罚款——钓鱼执法就是这样的产物。“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从何而来？以何为据？“成效”如何？建议上海市政府应该顺着这根藤，查查引诱“钓鱼执法”的这根指挥棒。

各级政府为了遏制行政罚款权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最主要的做法是执行收支两条线，其核心目的是要让罚款行为还原成为纯粹的执法行为，不被异化为部门利益的提款机。据媒体报道，在上海闵行区，“钓钩”（引诱合法运营者上钩的人）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倘事实如此，不禁要问这些钱从哪儿来？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怎可能有这样一笔财政拨款？如果采取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手法的话，说明罚没款的监管和使用上有漏洞，从而使“钓鱼执法”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

有些评论认为，钓鱼执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意指此举与公安机关侦查中的“特勤”、“卧底”好有一比。此论差矣！如果我们认同“钓鱼执法”，就是认同了行政执法者可以不择手段地执法，必然使行政执法成为一场权力扰民闹剧，百姓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进退失据，公权机关无法正确引导百姓，法律形同虚设。

就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而言，其目的在于整治黑车。这是件老大难问题，难在哪儿？不外乎因为三种情况:第一、整治黑车爱搞运动，忽紧忽松，形不成重拳出击之势；第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将整治黑车与当地的市政建设统筹考虑，使孕育黑车的市场始终生机勃勃；第三、执法者与黑车经营者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公权保护不法行为以获得不菲权力租金。

不解决黑车整治问题，谁能保证哪一天不会出现打着整治旗号祸害百姓的新玩法？当然，如果上海市能通过彻查“钓鱼执法”事件，拔出萝卜带出泥，把黑车整治问题的病根也找到，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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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10月17日，人们听到了上海市政府对“钓鱼式执法”的回应:“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然而，这样的表态，并没有平息人们一个多月来的质疑。因为这个回应，仅仅是政府对媒体报道“个案”的表态，而事件的性质却远不止于此。

早在9月上旬，上海一位“好心搭载胃疼陌生人”的张军，就因不服执法大队据此认定自己非法营运的处罚，坚持“讨公道，要清白”，并认为执法部门是在放出“鱼饵”、设计“圈套”取证并陷害自己“非法营运”。

随着越来越多相似的案例浮出水面，这种“钓鱼式执法”迅速演变成为公共话题:譬如在上海一个区就发现有千余名疑似执法部门雇佣的职业“钓饵”；譬如两年来仅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多达5000多辆，罚款高达5000多万元……人们质疑，这是执法者在“非法执法”，而其后果，比这还要严重的多。

“黑车”的最大恶果，是扰乱正常的出租车市场秩序，但包括“钓鱼式执法”在内的“非法执法”，则不仅麻痹和摧毁着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更可能摧毁人们向好行善的价值追求。3年前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中，那位好心搀扶老太太的青年彭宇被认定为肇事者，至今让人沉痛；现在，这位“好心载了病人”的张军也被指为非法营运，再次让人产生“好人做不得”的寒心。如果连普通人的善举都被断为“别有企图”或被“定罪”，那么，即使“非法营运”现象不再，这样的代价，岂不更为巨大？

这些质疑与不满，已经触及到政府形象，威胁到社会道德的培养。人们期待的，不仅是个案的处理，更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执法手段本身彻底调查，公正公开处理，及时公布结果，使对整个社会心理的破坏力降到最低。

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对此先是失语，后是逃避、推诿，以“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表态”来回应——直至14日发生的浦东一位涉嫌非法营运司机自断手指、以证清白的事件。它使人们担心:百姓对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难道只有通过“开胸验肺”、“自断手指”，才引得起“高度重视”吗？

作为一个现代的、法治的、民本的政府，及时回应公众质疑，并从质疑中查找工作漏洞和缺陷，往小里说，是其自身义务和工作制度；往大里说，是一种维护和加强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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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一事成为国内舆论焦点，当事人已委托律师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就在公众热议钓鱼执法程序的正当性之时，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又为我们揭开了钓鱼执法背后的重重内幕，执法大队与“钓钩”之双赢格局令人瞠目。

钓鱼执法这个说法很形象，有执钓者，有诱饵，有等待被钓的鱼。于公共利益而言，先将所有公民假定为等待被钓的鱼，不断抛出诱使其违法违规的鱼饵，然后钓起归仓自由责罚。这样的执法无非有两个结果：一是增强社会的恐惧氛围，道路以目，互不信任，因为“人人都可能是鱼饵”；二是蕴蓄社会对相关执法部门的抵触情绪，行政执法领域都不能光明正大收集证据，怎么让危害性不大的一般违法主体心悦诚服？

客观地说，钓鱼执法是把双刃剑，不是不可以用，但绝不能滥用。这些年，大街小巷里上演的行政执法“无间道”，最初的版本来自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所谓诱惑侦查，就是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手段。实施这一手段的必要条件有三：一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确实取证难；三是嫌疑人犯罪行为危害严重。同时，因为诱惑侦查的危害性很明显，在国际上，不少国家都对其在法律上作了严格规制，大多只用于诸如毒品犯罪、网络赌博犯罪等取证困难、危害严重的特定犯罪。

行政执法不比刑事侦查，其相对于刑事犯罪嫌疑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行政权力与公众生活有着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行政执法中钓鱼执法成为合理的常态，那么，公权捞钱就必然成为合法飙涨的GDP，部门利益与群体寻租就会有更疯狂的土壤。对职能部门而言，行政执法当符合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即便打击黑车有其合理性，但“以恶治恶”的钓鱼执法已涉嫌借助公权故意制造事端、借以敲诈勒索，其行为已远远超出了行政执法范围，涉嫌犯罪。

钓鱼执法的本质是“公权碰瓷”，而为这种“碰瓷”行为支付的道德成本尤为高昂。自然环境是脆弱的，比自然环境更脆弱的是社会道德生态。如果公权领域都将执法程序升级成“钓鱼式”，别说司机的善良与热心灰飞烟灭，就是出门走在大街上的民众，也须时时提防诱饵，处处为自己无人悯恤、不被救济的危险忧虑。

一个遍地鱼饵的社会，法治级别再高，也不能算得上一个纯良的社会；一份屡设圈套的公权，罚的款再多，也谈不上执法能力的胜利。行政强制法草案虽然结束了征求意见，但是，“公权碰瓷”的钓鱼执法却显然给即将出台的正式法令提了一个醒：规范行政执法权，比赋权与监督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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