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在10月26日都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然而，26日下午4时多，闵行区建交委纪委书记梁女士、闵行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江等一行3人，来到张军的单位，送达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希望张军撤诉。因为是上班时间，张军提议外面谈。意想不到的是，张军刚走出大门，黄江追了过来，站在台阶上，用手指着张军的鼻子大声呵斥：“张军，你要听话，给我回来”。（《南方都市报》10月27日）

张军当即给予了“你不是我父亲，我听什么话啊”的铿锵回应，这个回答非常得体而有力。一个多月来经常曝光于聚光灯下，练就了张军的心理承受力和应变能力。换个反应慢点的普通人，恐怕当场就给惊呆了。因为人人都听得出，这句话中隐含的分量是非常重的，说是恐吓怕也不为过。

如张军的律师郝劲松所说，行政机关主动撤销处罚后，原告可以撤诉，也可以不撤诉。如果不撤诉，法院要继续审理，审理认定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时，要下判决书予以确认。既然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作为法官的黄江就应该尊重公民“不撤诉”的权利，任何外力都不能随意干涉；作为一名法官，黄江更应该清楚，法院是正义的存身之所，理应中立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或许“你要听话”是情急之下的口无遮拦之语，但暴露了某些真实。庭长黄江究竟持一种什么的立场，代表谁的利益，说出这句话的？

当下两区政府已经道歉，但公众并不满足于个案的终结，人们还在进一步追问：譬如5000多万罚没款的流向，此前遭遇“钓鱼执法”的人能否得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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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瞩目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告一段落，有关部门向公众道歉，相关受害者将获得赔偿，直接责任人将被究责……看起来民怨得到释放，正义得到伸张。于是，有专家总结陈词:“钓鱼执法”等一系列热点事件有助于“弥补法律漏洞”，“推进中国依法治国”。

专家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种涉嫌唆使、引诱甚至嫁祸车主的执法违法行为推动了依法治国，而是说这些热点事件背后的媒体和网络力量，使政府执法行为受到公众监督，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如有评论所云:上海“钓鱼执法”是又一起新老媒体共同发声、交互发力、形成舆论高潮以监督政府施政行为的经典案例。

但是，专家言论背后仍然隐藏着一种“坏事变好事”的逻辑———即便对“钓鱼执法”这样怨声载道的恶性事件，也要忙不迭地从中总结出积极意义和社会价值来。这未免和有关部门之前做的调查一样“简单草率”，“误导公众和舆论”。

此类热点事件之所以是热点，固然因民众关注；而民众之所以关注，乃因其给社会带来创巨痛深。因此，当专家说“热点事件助推依法治国”，就值得追问:依法治国为什么要靠这些社会代价来推动？为什么在推动依法治国的时候，不能少点社会代价？

不错，27岁的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殴打致死，直接促成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新法规出台；在佘祥林案、聂树彬案等“错判”案件影响下，最高法院自2007年起收回死刑复核权；云南在押人员死亡的“躲猫猫”事件，促使全国公安和检察机关彻查羁押场所……但是，这些血的代价是否太过沉重？它们又是否不可避免？

问题还在于，如此血的代价是否就一定能推动依法治国，还言之尚早。比如，发生在孙中界身上的“钓鱼执法”就并非个案。那么，需要弄清楚的是，像这样被“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假扮乘客查获的“黑车”有多少辆次？罚没款金额多少？上交财政多少？每年下达的罚款指标又是多少？……如果其中的执法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和问责，受害者得不到道歉和赔偿，法治正义从何谈起？而车辆运营垄断依旧，利益链条不除，又任何确保“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我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也难保不在同样一条河里掉好几次。

当依法治国需要通过钓鱼执法这样的热点事件来推动，这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悲哀。这也不能说明舆论监督的力量多么强大，而是它的孱弱。因为每每只有在血的代价发生后，媒体才能推动事件得到差强人意的解决；而在血的代价之前，我们的媒体和舆论，却是多么地不足挂齿、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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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看到了大快人心的好消息。上海市政府26日召开的常务会议透露，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鱼”式执法案并向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张晖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依法撤销原处罚决定。

最近，隔不上多久就会看到有关“钓鱼”式执法的新闻，舆论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人证物证越来越多、越来越详尽，群情为之哗然，且有不断升温的趋势。但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上海浦东区又出现了“孙中界残指自证清白”事件以及之后相当不靠谱的调查结果。老百姓们不得不感叹，某些部门倾听百姓的呼声、关注民情民意的责任感，已经薄弱到了什么程度。

幸好，我们现在看到了上海市政府的表态。近期发生的两件比较著名的“钓鱼”式执法案件得到了解决，至少是无辜的当事人得到了一个“说法”，是冤案昭雪的性质，这已经相当令人欣慰。

但同时，老百姓有理由进一步思考，“钓鱼式”执法事件，仅仅是错误的取证方法导致错误的处理结果这么简单吗？和公众、和当事人道了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就完事大吉了吗？

看一看此前媒体曾经的报道，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游戏”还远未结束。

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报道，一位上海的“钓头”透露，由行政大队来给他们分配工作，客管组的联合起来搞，“钓头”去接头，谈好了是500元一辆。其中，“钓头”拿200，“钩子”拿200，总共拿400，另外还剩100就成执法人员的回扣。另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钓鱼案背后的食物链中，上海市各个区钓钩每钓到一辆车可获得的奖金行情并不相同。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上海市闵行区的可获得300元人民币，宝山区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600元。新华网的数据是，“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元至2万元。也就是说，从此类执法中牟利,形成变相敛财的“利益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在强调“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的同时，对于已经发生的案件如何处理？是不是应该严查近几年罚款收入和使用情况，并且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特别是，应该让老百姓清清楚楚地了解罚没的钱款收入进了谁的口袋，这些钱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查出非法所得，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明确的处理意见？

总而言之，光是一个表态、几通道歉，可能真的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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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钓鱼执法实行了很长时间，甚至成了一门产业。现在，孙中界出来抗争了，在刚开始的时候差一点失败。随着媒体广泛介入，事情的发展峰回路转，有关部门承认钓鱼执法，并向其道歉和提供国家赔偿。

其实回过头来梳理一下，会发现在上海钓鱼执法这件事上，一直有一个清理的脉络，而且有关执法部门也一直在按照这个脉络行事。

首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不当的执法方式被上海城管部门普遍采用，从罚款总额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至少几百人遭遇钓鱼执法。我们不能说期间每一个接收处罚的人都是冤枉的，但是相当一部分人是冤枉的。但是被冤枉的这部分人的申诉并没有得到处理，在抗争无效之后，他们也就选择了自认倒霉。

其次，随着“钓鱼”行业的欣欣向荣，这个行业越来越有组织性。有了钓头，有了钓钩，执法部门只需要一个电话，钓钩就能带着一头雾水的车主来到执法人员面前“接收处罚”。但是，背后的隐忧是，迟早会出现不愿意被冤枉的、不想自认倒霉的车主。上海城管执法人员也在用各种形式的“证据”延迟这类车主的出现，直到孙中界因为无法自证清白而愤怒断指。

再次，因为一些不甘被冤枉的车主的抗争，钓鱼执法这件事自然会引起媒体的注意，于是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些事情。这时候执法部门并没有慌张，因为，就算大家一直要求彻查，也是自己的上级机关调查，本来就暗通款曲，说白了，也是穿一条裤子的。到时候做出一个调查结论，给这些敢抗争的车主定性非法营运就是了。

最后，如果上级机关的定性没有得到认可，大家继续质疑怎么办？先凉拌几天，如果没有相当分量的媒体出来持续质疑，这件事就算搪塞过去了。如果大家都不放过，就自认倒霉，由更高一级的机关重新调查一次，撤销第一次的调查结论，给大家一个说得过去的真相就行了。反正只需要执法机关赔礼道歉，而赔偿还有国家呢。

不仅仅是钓鱼执法，很多公众想知道真相、而政府不愿意你知道的事情，都得经过这么多次抽丝剥茧才能换来。现在，孙中界以断指的代价，依靠舆论的支持，换来了自己本已经无法证明的清白，换来了一声迟到很多天的道歉，换来了可能的国家赔偿。这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因为，还有为数不少像孙中界一样被钓的车主，他们当时并没有抗争，但是政府部门却不能对他们视而不见。

与孙中界断指抗争一样，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正在用沉默做着抗争。那股沉默的力量才是政府最应该重视的，如何善后，将关系到今后政府执法活动本身的权威性。一旦处理不慎，这种权威性将会在公众心理消失。所以，化解孙中界一个人易，化解沉默的大多数难，要想妥善解决钓鱼执法的不良后果，上海市政府需要拿出极大的诚意和智慧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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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26日召开的常务会议透露，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鱼”式执法案并向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张晖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依法撤销原处罚决定。“钓鱼事件中（自断手指以证清白的）当事人孙中界听到调查结果后，当场落泪”。

上海浦东区牵头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孙中界涉嫌非法运营过程当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看了调查小组的报告，根据其中所交代的调查项目、调查过程等信息，我认为它的调查结果比较客观、准确。报告确认钓鱼式执法的确存在，而这个钓鱼现象也是许多人了解的基本事实。

对政府机构来说，承认这一现象存在并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呢，主要是他们明知这样的工作方式太下作，承认了就严重影响形象。当被控诉、被质问的时候，于是就再犯一种明知故犯的大错，那就是说假话，明知是假话，还要拿出一派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架势。

每一步都越过文明底线和为人操守底线，让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接受严峻考验。这就不是讲道理可以解决的问题了，人家本来就和参加钓鱼大讨论的人们的理论水平相当，也明知自己那种做法令大众所不齿。热议“钓鱼”的人们理解此事对大家、对社会的危害，因此才不依不饶；而钓鱼的作为者也很清楚，凡是那样做的都称得起“流氓”。

我说“钓鱼执法”应该称为“钓鱼式犯罪”或“犯法钓鱼”才合适。谁承认那就叫执法、那就是执法、执的就是国法？那些认为他们为你执法、为国执法的人，不妨将手臂高高举起，支持一下自家的执法者。

过去我在网上多次看到过对“钓鱼”的控诉帖文，《南方都市报》近期也披露过“钩子行业”的存在及其活动，我觉得“钩子行业”有着浓厚的黑社会色彩。这次调查小组的报告中有这话：“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一社会人员将执法的时间、地点告诉“乘客”陈雄杰……执法人员为陈雄杰制作了笔录，作为该车从事非法营运的证据”。这里披露的信息并不简单，其诡秘正揭示了“钩子行业”的组织关系及通常的联络办法、营运方式。

不能就此善罢甘休。注意到上海政府表示要“开展全市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大检查，杜绝不正当不规范的行政执法行为”，查什么呢？让我说至少有五项：其一，要查查通过“执法”拿了“黑车司机”多少钱，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其二，那原有的5000多个案件的证人（所谓的“乘客”）是否存在，是否有假名、重名和是否多次指证黑车；其三，在一个城市管理出了庞大黑车群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四，黑势力对交通管理系统的渗透情况；其五，哪些管理人员安排、授意或默认过“钓鱼犯罪”，领导层对此是否有失职渎职行为。

最让公众担忧与震惊的，并不是一部门、某地方所发生的具体案件，而是种种案件背后的支撑要素。案件的成因和案发后理直气壮的姿态，比案件本身更令人不堪。公众激烈反应，其社会心理基础却是这样的一个最低理念，即“政府不可流氓”。通过正确处理某一案件，虽说不能治标治本，但或可对人心、正理有一定裨益，至少，通过与流氓人士、流氓行径的果断分割而挽回一点声誉，这也就值得一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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