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不少媒体报道了沿海地区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针对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不少官员、专家提出“廉价劳动力不再廉价”一说，笔者认为此说很荒谬，至少在当下的体制机制下，简单的套用供求关系来估量劳动力价格是十分不明智的。

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得益于完备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的国家，供求变化带来的价格变化就越明显，反之则越模糊。这里说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不仅包括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还要有相关的法治、民主、人权等要素的配套，缺乏这些政治、文化层面的配套，市场经济就难以按预定轨道运行，而由此带来的偏差也使价格因素难以预测。

劳动力价格便属于难以预测的范畴，要使劳动力的价格随着供求而上下波动，必须保障劳动者的正当权益，譬如罢工权、结社权、自由组织工会权，完善劳动法并严格执行，这样能使劳动者拥有主动选择的权力，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博弈因素。当薪酬降低或达不到期望薪酬时，劳动者可以选择辞职或罢工等手段来抵制低薪，当劳动者被恶意欠薪或企业不遵守劳动法、用工合同时，劳动者可以通过放心的救济措施使自己得到法律的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者成为经济发展变化中的能动因素，可以根据自由市场的供求状况选择是否提高自己的身价，出现大面积供不应求时，薪水自然“水涨船高”。

而缺乏体制保障的情况下，劳动者便不会这么幸运，不论市场的供求变化是否明显，其薪酬待遇都难以与供求变化成正比，特别是在有庞大劳动力基数的国家，“劳动力不再廉价”也只能算是虚妄的幻想。

要使劳动力不再廉价，必先提高劳动者的博弈能力。首先，要在立法上继续完善劳动者的权利，通过法律手段赋予劳动者更多的权力；其次，政府劳动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外，还要鼓励NGO等社会组织协助劳动者进行必要的谈判。

我们不谈何谓“廉价”，当劳动者被剥夺应有的权利时，他们难以有尊严的工作，更不可能融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而一个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劳力群体，他们的正当价值如何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廉价，背后是一代人心酸的血与泪，而告别廉价岂能靠虚妄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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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眼下招工也是困难重重，从南方制造企业过来招工的人事经理们枯守多日收获无多。报名者本来就不多，参加面试者更是寥寥。企业开出的1500元月工资已经没有什么诱惑力了，一个砌墙的技工称他们的月收入一般都在5000元左右。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冷荣忠说，如果金融危机期间不把农民工当包袱甩，或者以前务工时的收入不错、生活也很好，各方面权益都有保障，“我想大多数不会这样”。（央视网9月22日）

企业难以招到足够农民工被认为是“民工荒”，另外一个劳工输出大省河南此前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形。大批“恋栈”的农民工让珠三角不少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头疼不已，以往几十年来那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良好感觉已经不再有了。一方面是企业开工不足，急需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再三挑剔，工资也呈上涨趋势。这样有利于农民工的“乐观”情形，是不是意味着持续多年的“廉价农民工”已成明日黄花？

我却远没有这么乐观。对于农民工，经济逐渐回暖、企业纷纷开工、工资水平上涨，固然是一个不坏的消息，可这种“利好”仍有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南方大批制造类企业能在金融危机来袭时，将农民工视为累赘而纷纷抛出，当然也就能在经济回暖时降尊纡贵地请他们出来做工。用工一方的地方政府和资方态度变化的依据，只是自家的利益、地方的发展。外部经济环境好，就让农民工留下打工；经济环境一旦恶化，则立马请农民工开路。至于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改善一下农民工的群体权益及自身发展，则很难讲。

这一轮经济回暖，南方制造企业大举招工，除了开出的工资稍高了一些外，农民工之缺乏保障、缺乏权益的情形与前几年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即使是看似上涨了的那点工资，也很难改变常年漂泊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什么。四川金堂县竹篙镇镇干部夏逢利就说：“在外打工这么多年，哪怕他挣再多的钱，家里面娃娃没照看好，老人没照看好，万一太远的话，还是等于零。”可见没有一个持续的承诺，农民工可能不愿意去冒这个险。更何况，眼下提高工资不过是企业的权宜之举，此前几轮“民工荒”的反复，不正与“民工潮”相交替吗？

再者，农民工不再廉价仍不过是局部现象和短期现象。农民工群体的素质提高仍嫌缓慢，有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的7000万技工中，中级工占35％，高级工只有0．5％。如果把农民工算进去，那中级工以上的工人比例不超过20％。大部分农民工基本上并无任何职业教育培训，都是边干边学。而且，由于大多数农民工长期处于漂泊中，随着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缺乏职业教育的他们当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而呈现出疲态。

评论者每每倡言农民工“市民化”以融入城市，而农村的家园依然是农民工们在城市呆不下去时的最终依靠。即便勉强留在城里，由于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报酬低，且普遍缺乏劳动保障，也很难避免其成为城市的新贫困群体。所以，不能仅仅看到农民技工月收入达到5000元就大惊小怪，应看到这个群体依然严峻的生存问题，更应看到现存的城乡差距。更何况，如果大部分农民工长期漂泊，不仅自身素质难以提升，也同样不利于其所从事的行业的技术水平的提升、产业的升级。社会学家陆学艺说过，改善待遇只是治标，根本上要从社会体制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民工荒”频发，正是改变这一问题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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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缺，上海缺，天津也缺，沿海地区在经济复苏后出现新一波用工荒。许多企业不但在沿海招不到工人，到内地也招不到，甚至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也出现招工难。(9月21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这场用工荒有点突如其来，各种数据显示经济开始复苏，但大量“被放长假”的工人还没有回到岗位上来，剩下的工人只好日夜加班。只是，年初引起关注的2000万返乡农民工，都去哪了？原因很多，可能是信息传播不流畅，返乡的农民工还不知风暴已过，可以出来找活干了。如果是这样，媒体喊喊话，劳工机构宣传宣传，用工荒很快会缓解，可如果喊话了，农民工还是不出来，又该怎么办？假若农民工不出来干活不是因为不知有活干了，而是开始厌倦这种候鸟式的打工生活，那么，问题就不是“农民工，工厂喊你回来干活”那么简单了。

在新一轮用工荒来临时，才凸显农民工的重要性，沿海地区的不少工厂恐怕怎么想也想不到可能面临这种“死法”：不是死于没订单，也不是死于资金缺乏，而是死于招不到工人。没有农民工潮，沿海地区成熟的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资本又有什么用，可这基本的认识却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重视，不管是资方还是公共政策，很少真正把农民工的诉求当回事。

农民工一旦对外出奔波而收入微薄的打工模式失去期望，就不再是利益博弈范畴的事，而是直接的不合作———宁愿呆在家里也拉倒不干。

在有着2000万返乡农民工状况下的用工荒，本不应该发生。农民工长期弱势，并不意味着资方就可以不给予与其重要性相对称的合理待遇。到考虑如何给农民工一个合理并可持续的工资待遇与生活方式的时候了，不把农民工的打工梦当梦，终有一天会让人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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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些出口加工企业的老板们欣喜地发现，他们的订单多了起来。但是苦恼也就随之而来，因为工厂的生产线还在，工人却招不上来了。那么在劳动力总量并没有减少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出现用工短缺？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已经开始回升了？“民工荒”真的来了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王小丫和著名财经评论员霍德明、张鸿共同评论。

珠三角出现招工难，局部再现“民工荒”，经济向好的大背景下，“民工荒”现象该怎样理性看待？

切莫误读“民工荒”

张鸿：虽然是企业招工难 但绝非是民工荒

(《今日观察》评论员)

在一些地方确实出现了招工难，最初我们觉得可能是信息不对称。因为很多农民工返乡后，不知道这边突然订单增加。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比如东莞，当地政府组织好多次去周边劳动力输出的大市，在电视上做广告招人。结果报名的时候可能有一千多，而第二天愿意去的可能只有几十人。还有温州同样也是组织了很多招工的招聘会，去到安徽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也是不行。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现在出来的意愿没有那么强了，因为长期出来打工的农民工都知道，这个订单的增加不是突然的，不是不可预期的。因为每年的7月，8月，9月，都是外销订单增加的时间，很可能是季节性的。如果没有给农民工一个持续的承诺的话，农民工可能不愿意去冒这个险。可能有些农民工在本地已经有了一些就业的岗位，而现在又不是他们返城的高峰。所以根本上就是这个地方的待遇和农民工去的愿意没有谈拢，但是招工难，并不意味着是农民工荒。因为招工难只是企业难，“民工荒”是一个整个市场劳动力供需，供给是不是足的问题。劳动力供给显然是充足的，只是没有谈拢。

张鸿：农民工外出收益小 付出成本大

(《今日观察》评论员)

农民工当然是需要解决就业的，但是他也会算账，他有成本受益在里面，成本就是他离开家乡去到外地去打工，要付出可能是不种地了，可能是要和孩子、老人分离了，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福利的成本。比如温州去安徽做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安徽的一个乡愿意出来打工的人，他的平均要求是1200到1400一个月，还要包食宿。但是温州的企业愿意给的是1000到1200，还不包食宿。还有一些软性的差异，农民工在家乡又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新农合、养老保险等，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还有就是现在80后、90后出去打工的人现在多了，他们不愿意像父辈那样，他愿意和自己的孩子在一块儿，让自己的孩子们能够享受这种亲情的这种乐趣。但是现在很多城市没有给他这种东西，他带来的收益远没有他付出的成本大。所以其实用工企业给他工资水平没有变的情况下，他现在要放弃的成本其实在增加，很多人就选择不愿意出去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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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德明：季节性沿海企业劳动力供给不足是正常现象

(《今日观察》评论员)

出现民工荒的基本是出口加工产业，而且发生民工荒在时间是在6月、7月、8月，也就是说年中这段时间，而民工要到某个地方去就业大多数都是在过年以后。宏观因素来讲，更重要的是现在从一个外需、外销的经济转成内需经济了。很多网友也提到，在家乡的工厂里就可以得到1000多块钱的工资报酬。现在在沿海地区，外需产业的萎缩，而内需产地，包括内地的产业雇工的机会增加，大部分的民工已经在他们的家乡里找到工作。而这个季节性、暂时性的沿海的出口加工企业找不到工人，是很正常的现象。

从打不到工的“民工慌”，到找不到工的民工荒，慌与荒，农民工再次站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头浪尖上。

张鸿：地方政府要切实解决农民工户口、子女上学和社保等问题

(《今日观察》评论员)

最根本的是要对农民工有充分的尊重，有一些问题是企业可以解决。比如现在已经很多企业愿意增加一些工资，愿意包一些食宿等等。但是有一些问题，企业无法解决，比如说户口、孩子上学和社保等问题。地方政府如果想永久地留住农民工，不发生阶段性 “民工荒”的话，就要统筹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实现在很多城市都已经在解决，农民工也可以买房，然后入户，的能够还能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只有地方政府把这些问题都做好了，才能有可能留住农民工，让他们把这个地方真的当成家。

霍德明：产业链往内地发展 导致沿海产业出现 “民工荒”

(《今日观察》评论员)

对“民工荒”应该有一个深层次的反思，中国一向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大国，在出口这么多年的结果使得沿海地区、加工出口这个部分涨的很快。但是现在从外需、外销经济转型成为内需经济了，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暂时性出现原来的外销产业会削下来。这在历史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就有美国的产业转到日本去，80年代日本的产业在继续转到亚洲四小龙，9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产业，又再转到中国大陆内地，但是仅限于沿海地区。

现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转移，升级，要往内地发展。所以在沿海产业这里会产生一些暂时性的“民工荒”的问题，这是应该是地方政府要特别注意到，不管是沿海地区政府还是内地的地方政府，都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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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荣：可以提高民工薪酬 并考虑向内地转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一个办法就是需要提高薪酬的问题，现在从总体看，我们农村还有上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转移出来。但是他们转移出来的前提是，他应该比在农村里获得的收入要更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企业可以转移到内地一些比较欠发达地区，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必然会导致我们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本身我们经济比较依靠外需，转向更多的依靠内需来发展。那么这些地区有当地的很多农村劳动力，比如很多农村劳动力45岁，40岁以后很多都回到了农村，那么他们完完全全可以在当地进行生产。

陆学艺：、要从社会体制解决农民工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治标的办法是现在改善他们的待遇，但是光靠这个我看是不行的，从长远来讲，农民工的问题，我们国家应该从社会体制上解决。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但是我们的社会体制，我们的这种就业、用工、社会保障等这些方面，还是刚刚开始改革。而且有些基本的改革还没有进行，比如城乡还是两张皮。那么这种状况临时是可以，这么长时间下去，这种矛盾总是有的。所以包括农民工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在社会领域里面，也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行。

张鸿：只有留住农民工的心和家 才能留住农民工

(《今日观察》评论员)

首先要知道现在的农民工和过去农民工的区别，现在多数都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了，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城里，他们不会回去干农活。但是他们有更高的需求，基本上学历也比第一代高，他们首先有情感的要求。他需要和自己的子女、亲人在一块儿。他有稳定的需求，他不愿意被当做一个短工来看待。还有就是他有发展的要求，需要能够看到这个工作环境会有更高的一个空间。所有的这些需求的满足，一方面是企业要做的，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要配套解决的。所以我说，只有留住心，留住这些人的家，才能留住这些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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