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底留守儿童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日前在天津大学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的研讨会上透露，民政部已与教育部、公安部等决定今年开展留守儿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这是继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后，民政部等相关部委贯彻落实的又一举措。近年来，留守儿童现象持续引发社会关注，摸清底数，了解其真实状况，显然会为有针对性地解决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条件下的阶段性产物。相关报道显示，早在1999年，这一问题即被首次提出。此后十几年里，各地区以及相关部门针对留守儿童问题投入了大量工作，很多都颇有成效。尽管如此，受制于城乡二元分割下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困扰，涉及留守儿童的教育、安全及情感等方面的一些长期性问题，仍需格外关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4年开展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发现，在遭受意外伤害、不想学习以及缺乏父母支持等方面，留守儿童均比非留守儿童要高5—10个百分点不等。除了普遍性问题，近年来一些关于留守儿童遭受意外伤害甚至不法侵害的极端性个案，更为全社会所关注。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全国少代会上所指出的，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与其他儿童一样，留守儿童同样承载着祖国的希望，不能也不应该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这既是回应社会关切的需要，也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在。我们看到，进入2016年以来，就国家层面而言，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明显加大。国务院印发《意见》后，民政部旋即首次就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设立了专门业务处。同时，由27个部门参加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即将开始运行。对留守儿童进行摸底排查，建立全面且权威的数据系统，不仅为了解留守儿童的真实状况提供一手资料，而且有助于提高对留守儿童的帮扶效率。事实上，国务院2月份印发的《意见》就已明确提出“要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精准施策”。此前，多少有些令人尴尬的是，仅就17岁以下留守儿童规模而言，现今广被援引的依然是依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推算6100多万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等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更需要全景式的数据和信息，以便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提高对留守儿童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精准帮扶对于解决当下围绕留守儿童相关的种种社会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但正如李克强总理此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所强调的，更为关键的是“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因此，对留守儿童进行全面摸底排查，不能仅仅局限于留守儿童到底有多大规模这样的一组或几组数字上，还应该就排查中发现的问题，按图索骥，去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仅需要从管理流程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健全留守儿童的管理机制，更需要着眼长远，精准地定位症结，从制度上解决困局。

原标题：关爱留守儿童从摸清底数做起

要真正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就要以建立相关的儿童福利制度为长远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当然，万事开头难。但是不管从哪里起步，摸清底数总是第一步。

年初，在部署工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大量外出务工人员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但也形成了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问题。他指出：“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为了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部署，民政部新成立了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

从国务院到民政部如此强调，如此重视，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不能说是不重视了。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基础还有不少欠缺，其中之一就是底数不清。据媒体报道，此前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数据，多是估算数。一般的说法是6000多万，但这个“多”究竟是多少？从6100万到6800万，各种说法都有。

10年前，我曾参与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为撰写《2007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作准备而组织的研究项目，承担了其中一个分课题，完成了题为《农村“留守家庭”与公共服务》的研究报告。因为这项研究没有调查经费，只能根据当时各种政府文件和媒体消息中披露的数字来进行推算。报告中说：“2006 年下半年以来, 媒体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留守儿童2300 万人”，这是官方认可的数字，但显然很保守。当时有个“农村留守妇女4500万人”的数据比较可信，因为这是学者白南生根据他多年在基层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我根据李庆丰等几位研究者提出的比较靠谱的数字，再参考农村留守妇女的数字进行推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的留守儿童应该有6000多万。

时隔10年，想不到农村留守儿童的数字还是这个口径。翻阅一下统计资料，2005年年底农民工的统计数是1.3 亿；而到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人。当然，简单地类比是不科学的，因为在这9年间，中国社会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变化极大，特大城市、大城市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政策也几经变化。但是，不管怎样，要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还是要摸清底数，仍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混日子，显然是不行的。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但是，“进入……时代”并不等于“数据”自然而然就“大”起来了。从实践中看，在与社会领域相关的数据收集和利用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缺憾。

现在，要真正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就要以建立相关的儿童福利制度为长远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当然，万事开头难。但是不管从哪里起步，摸清底数总是第一步。我们高兴地看到，民政部已与教育部、公安部等决定今年开展留守儿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精准帮扶。

【解决留守儿童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乃至最终消灭留守儿童。即如今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的：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引导扶持返乡创业就业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

今年春节期间的最热话题，当属各种身份的游子，对当下乡村图景的描述和感慨。而在所有被描述的图景中，其实都隐含着一个在春节期间变得不太醒目的细节，那就是和老人一起被留在乡村的儿童。这些被称作留守儿童的孩子们，大多生活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残缺家庭中，与他们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留守在日渐凋敝的乡村。他们大多可以吃饱穿暖，也大多可以顺利长大，但缺少温暖也缺少管束的童年，究竟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些什么？在可以量化的就学率、升学率、就业率、犯罪率之外，童年留守经历留下的阴影，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人格健康和与社会的和谐相处，都是急需弄清、回答的重大课题。

但多年来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始终限于民间机构的零星研究，或新闻媒体对于留守儿童失踪、被虐等非常事件的报道。甚至全国留守儿童的具体数量，也仅限于来自不同机构、不同口径的估算，具体数字则从6000万到1亿不等。虽然不管哪个数字都足够庞大，但数千万的差距，其应对之策毕竟不同，于是，摸清留守儿童的准确数量，就成为下一步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天津大学举办的一场有关留守儿童问题的研讨会上，民政部有关官员透露，民政部已会同教育部、公安部，决定今年首次开展留守儿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从而实现精准帮扶。

摸底尚未开始，准确数字究竟是多少也很难预估。即使按低限的6000万计，下一步的所谓“精准帮扶”，也必将是一项重要的挑战。按照此前各种研究、报道呈现的现象，留守儿童首先面临的是显性的伤害，如缺少父母管束带来的学业荒疏、行为失范，少数孩子还可能受到殴打、性侵，乃至失踪或非正常死亡等等。即使面对这些显性伤害，要做到“精准”且有效地帮到孩子，已经非常困难。至于那些非显在的隐性伤害，如长期缺少父母关爱带来的情感伤害，缺少安全感带来的性格缺陷等等，就更是家庭之外的力量很难介入，更难以解决的问题。

因此，对留守儿童最精准的帮扶，就是还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换言之，解决留守儿童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乃至最终消灭留守儿童。即如今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的：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引导扶持返乡创业就业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

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的出现，固然与我国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关，但从本质上说，选择让孩子在老家留守，对于千千万万个打工者而言，都是一个反亲情、反自然的被迫选择。只要外部环境稍有宽松，那些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水平而进城打工的家长们，自然会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以便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和正常的成长环境，也可以真正完成整个家庭的城市化。从以往部分城市的经验来看，即使大城市暂时不能为打工者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但只要政策稍有松动，各种打工子弟幼儿园、打工子弟学校就会自发产生。打工者们宁愿以自己付费、自我服务的方式，也要为自己的孩子在城市创造求学、生存的机会，可见让子女“随迁”才是他们的本意，而选择让孩子留守，其实是多么无奈而艰难的选择。

可见“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在打工者一端有着足够的动力，而真正的关键因素，则在于中央的决策，如何落实为各个地方政府的具体政策。真正的城市化，最终一定是人的城市化，具体说就是让数以亿计的农民，都能拖家带口地进城安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也会遇到来自各个方向的阻力。但不实现这一步，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就是空话，留守儿童的难题也就无解。

留守儿童作为这30年左右出现的新名词，而今已成社会难以消除的病，成为无数家庭不堪承受之痛。然而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留守儿童究竟有多少，从来就没人说清楚过。民政部负责人日前透露，我国将首次统计留守儿童底数，为实现精准帮扶提供准确数据。

摸清全国留守儿童的底数，为他们建立帮扶档案，无疑为这个跨世纪的中国之痛，能够起到一定的镇痛作用。然而真金白银撒下去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需要放下维系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上的各种现象，教育的、医疗的、住房的等等，哪一个环节掉了链子，都有可能让这项帮扶工作停留在象征性的救济救急层面，伤还在，痛依旧。

眼下彻底放开这些门槛，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各项保障投入跟不上，许多城市人群的观念也没跟上。这一点，我们从积分落户之类的各种设置上就能感受到。即便这些都没问题，可能各个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会放得更开，这对解决父母孩子两地分居问题来说，等于什么都没放开。

最新毛估估的数字表明，中国的留守儿童总数在1亿左右。这是给多少钱都无法治愈的社会疾病，是城乡二元结构无法在短时间内填平的沟壑。在发展农村经济成为持续永恒的理想命题的情况下，如何在城市不能承受人口膨胀之重，与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不能承载生命与情感之痛的两者之间取其轻重，完全取决于顶层设计的决心与智慧。

是把钱投到具体农村家庭普通意义的帮扶减负上，或者是更多扶持新型城镇，让更多城市公共服务能覆盖留守儿童，这是治标与治本的根本性区别。以附着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各种限制为例，光留守儿童进城读书这一项，即便是一些看上去混得有模有样的京漂沪漂们，他们的孩子也并不是都能摆脱留守儿童的命运。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如果不把精力花在城镇公共服务的增量上，很难让人看到治病去根的决心。

长痛不如短痛。真金白银之外，更需要加快实现城乡一体的共享发展。这是化解留守儿童这一万家之痛的根本。

“我国今年将首次摸清留守儿童底数”，在天津大学日前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民政部官员透露的这一信息，迅速引发广泛关注。据悉，民政部与教育部、公安部等，决定今年开展留守儿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留守儿童，这个令人牵挂的群体，将有更加精确的“生存地图”。

留守儿童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组成，有着独特的年龄结构、个性特征和多样需求。关爱留守儿童不能笼而统之，而应该在“精准”上下更多功夫。全国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精确数字一直付之阙如，而各种统计又莫衷一是，倘若连底数都摸不清，那就谈不上摸清情况、给予关爱，遑论在此基础上的精准帮扶、因人施策。因此，摸清留守儿童底数，正是迈出“精准关爱”的关键一步。

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的帮扶政策，还是社会的公益活动，关爱留守儿童越来越精准化、精细化。今年年初，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精准施策”，把“精准”固化为制度原则。而从“三元免费午餐”致力于身体健康，到“上学路上”“爱心妈妈”着眼于精神陪伴，“精准”也是各类公益活动的关键词。关爱留守儿童固然需要政府、社会、专业机构等协同合作，但协同合作的前提正是要针对具体需求实现“精准关爱”。

事实上，在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群体中，有的孩子掰着手指头数着父母回家的归期，更多需要精神抚慰；有的孩子与爷爷奶奶守着家徒四壁的农屋，更多需要物质资助；有的孩子在孤独寂寞中变得行为孤僻、性格内向，尤其需要心理辅导……每一个孩子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小宇宙”，只有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给予他们渴望的关爱，才能抚平流动时代的家庭之伤、社会之痛。

目前，尽管“精准关爱”已经开始发力，但是真正做到“精准”仍然任重道远。有的地方，政府部门逢年过节组织慰问看望，仅仅是“节日性”问候，而缺少日常性的帮扶与关爱；有的公益项目组织捧着“爱心”上山下乡，但是时间太短，以至于还没有熟悉情况，大学生、志愿者就已匆匆离开。这正如有人指出的，“问题并非出在关爱资源的不足上，而是我们的救助结构有缺陷，帮扶的姿态形式感太强”。无论是政府部门、专业机构，还是社会组织、志愿团体，关爱留守儿童都应该摒弃“形式思维”，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笼统关爱，更不是忽强忽弱、乍有乍无的随机爱心，而是真正融入到孩子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真正需要的关爱与呵护。

哪个孩子不眷恋父母的怀抱，又有哪个父母不愿意在孩子牙牙学语中感受快乐、在孩子茁壮成长中体味幸福？既然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撕裂不可能瞬间填平，既然“霓虹灯下你们身影迢迢，乡间的小路我们形单影只”的分离无法短期弥合，那么，就让我们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精准关爱”，以他们渴望的形式抚慰孤独、陪伴成长。

【解决留守儿童困境，摸清人数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在城市有机会，故乡也回得去，留守儿童的困境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我国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这个问题也许会在今年找到答案。据报道，今年，民政部将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开展留守儿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以实现精准帮扶。

这是我国首次摸底留守儿童人数。而此时，第一代乡村留守儿童已经流动到了城市，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父母，“留守一代”的命运正在他们下一代身上重复上演。一代又一代，日复一日，留守儿童与父母无法在一起的彻骨伤痛，一次又一次撕裂着社会，成为我们这个国家亟须愈合的伤口。

数据统计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来了。这意味着，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终于不再以模糊的面目存于官方的档案之中。无论是民间所说的6100万，还是专家预估的1亿，对这一庞大群体人数的追问，最终会指向一个目标——寻找对策，改变这个群体的命运，也改变国家的命运。

多年来，数千万家庭的伤痛已经累积成危急的社会问题，许多远离父母的乡村孩童，享受不到健康稳定的家庭关系，得不到持续、完善的家庭教育，沦为社会边缘人群。对社会，他们没有安全感和信任感。近几年来，频繁发生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自杀或是杀人等极端事件，无不显现了这个群体的无助。失去了父母之爱和家庭温暖的他们，必然会在成长过程中留下遗憾，甚至成长得不够健康。

解决留守儿童困境，摸清人数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

如何让他们“在一起”？一直以来，人们多呼吁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够融入城市，打破留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的体制障碍。但事实是，一方面，城市有限的人口承载力使得户籍门槛一时难以降低；另一方面，越来越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令许多农民工自身也难以立足。

在力求打破体制障碍，让留守儿童去到父母身边的同时，我们能不能重构乡村，让出走的父母回到孩子身边？上个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意见》颁布，首次提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顶层设计。

文件明确提出，要从源头上改变“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的无奈现实，实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

乡村重构，就是让村庄成为回得去的故乡，通过城市反哺乡村，重构乡村经济、乡村空间、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吸引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回乡创业和发展。据报道，在留守儿童相对比较多的贵州，一些乡村90%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以往困扰当地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现象已有所缓解。而在重庆，积极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3年来，留守儿童已经减少了约18万。在城市有机会，故乡也回得去，留守儿童的困境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本报特约评论员李芗

【留守儿童底数搞清之后，相应的社会管理也该转变思路，从以往的管控转向服务的抵达，让孩子们能得到精准帮扶。】

全国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一直缺乏权威数字。据报道，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日前透露，此前使用的都是估计的数字，我国今年将首次摸清留守儿童底数。据称，由27个部门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即将开始运行。

长期以来，留守儿童总以跟悲剧捆绑的方式，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特别是贵州毕节等地多起留守儿童悲剧发生后，官方和民间，对该群体均表现出深深关切。他们的生存样态，他们面临的现实困窘，他们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让人牵挂、让人忧虑。但遗憾的是，我们连他们的准确人数都不知道。所谓关爱，有时更像是一种正确的表态。

这样的“心中无数”，是留守儿童生存状态的显性呈现，可对应整个群体的无名与无序。他们是沉默的羔羊，在文明的边缘、在被现代化无情甩下的乡村野蛮生长。他们是在册的公民，虽然每每让人落泪，却因“无名”而“无序”乃至被隔在文明社会之外，成为社会为现代化支付的一种代价。尤其可怕的是，类似的“留守”，还有代际传承的可能。

无论是全国妇联根据样本数据推算出的6100万，还是包括流动未成年人在内估算的近1亿人，模糊的数据背后，折射的是管理的粗放、关怀的欠奉。若连留守儿童数量都搞不清，也就难言精准帮扶。因此，摸底排查这样的基础性工作，本也不能再等再拖。

首先，类似调查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困难，主要还在于是否有尽力帮扶的意愿。也即普查之后，关键还是要拿出切实举措，将“毕节的孩子”当做“国家的孩子”，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里考量。比如说，降低城市安家、教育门槛，让进城务工农民能将孩子带在身边，让随迁孩子都有学可上，感受到社会的照拂。

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精准施策”，这些台账应对应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而不是一堆数字；需要对应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而不只是“等因奉此”的公文转呈。准备怎么帮扶、帮扶了哪些具体的人、有无具体责任到人等，也该有清晰可查的清单和台账。

其次，底数搞清之后，相应的社会管理也该转变思路，从以往的管控转向服务的抵达。这其中，提高统筹层级、全国一本账很重要，如留守儿童档案建起来后，要与流动未成年人信息监测有效对接，相应的中央转移支付的义务教育经费等也要尝试转移、流动，避免流出地与流入地间的“甩包袱”拉锯。

还要看到，留守儿童之所以成为问题，并非仅仅是因物质匮乏，也与精神、心理上的缺乏关爱相关。基于此，对该群体的摸底，不能止于数量，还有对他们心理健康程度的动态监控摸排。这也需要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守土有责，做好分内的精准帮扶工作。未来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不妨同步考虑构建健全的精神干预机制，让孩子们能健康成长。

给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孩子一个可预期的未来，社会才有未来。有什么样的青春一代，才会有什么样的现代化。而对留守儿童摸底，迈出了“精准帮扶”的重要一步，而当帮扶精准到位了，留守儿童乃至社会的未来也会更加澄明。

国务院2月14日公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下，我国的留守儿童总量已达6100万。《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指出，中国有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爸妈”。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儿童每年与父母见面的次数少于5次，导致留守儿童的烦乱度提高、愉悦度降低，表现为伤心、害怕、紧张、忧愁、心烦意乱等消极情绪。很多专家、学者呼吁重视并努力解决留守儿童难题，但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监护责任、公共管理责任的懈怠和疏忽。

不少外出打工者已懂得，对孩子，仅仅提供单纯的物质供养是不够的，更要提供温暖、温馨的情感陪伴和心理呵护；仅仅满足于物质化的交流是不行的，更要多进行情感的互动、心灵的交融，成为与时俱进的“情感型父母”。给予孩子更多的陪伴、温馨的家庭氛围、良好的家风，已经成为缓解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共识。

长期以来，由于不少地方政府始终把留守儿童管理作为家庭的“家务事”看待，普遍认识不足、责任不清，也鲜有问责追责、约束制裁。现在，在公共管理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已经看到“留守儿童后遗症”的不利影响，例如基层人才发展的脱节、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受到抑制、社会和谐程度降低。

《意见》的出台，从制度化和法治化层面，要求通过坚持家庭尽责、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全民关爱、坚持标本兼治，释放出刚性的法律效力，敦促家长、地方政府、社会相关组织承担起对留守儿童应有的责任。《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要加强对监护人的法治宣传、监护监督和指导，督促其履行监护责任，提高监护能力。《意见》强调，父母要依法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父母或受委托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村（居）民委员会、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要及时予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等有关机关要依法追究其责任。父母的教育失当、监护不力，要受到真真切切的责任追究。这有利于强化家长的教育责任，把孩子的情感发展、和谐发展放到最高位置。

作为每个留守家庭的分内事和社会转型期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既需要国家政策的引领、指导，也需要将《意见》切实落到实处，努力通过法治宣传与监管，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创造优化条件、和谐环境。

并不是所有的留守问题，都是不治之症。并不是所有的哭号，都是因为毫无退路的贫穷。建设村民精神生活，这些都是亟须面对的“三农”问题。

生活的节奏的确是越来越快。一个现象是，一二十年前，春节的喜庆几乎总要到元宵节附近才逐渐散去。而如今，几乎是伴随着“迎财神”的鞭炮，打工大军们便开始抛家别雏，踏上“征程”。正是在这样的匆忙和未及散尽的喜庆中，我们听到了留守儿童令人心碎的哭号声：“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最近，各大网站几乎都被这一组孩子悲恸的照片刷了屏。

留守儿童是个大问题；农村的日益空心化也已经众所周知。似乎这是时代之“痛”。但是，起码并不是所有的留守问题，都是不治之症。并不是所有的哭号，都是因为毫无退路的贫穷。

“留守儿童和母亲分离哭号”的照片，可以看出，路是好路，车是好车，可以间接反映出当地的整体生活水平，并不是贫困到难以克服。那么，不妨来了解一下相关背景。这一家人来自邛崃临济镇瑞林村，而根据资料，临济镇交通十分便利，“已形成2万余亩优质有机茶叶，1万余亩柑橘等休闲观光农业产业带。”顺便拜访作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的瑞林村网站，网站构架很不错，但是，所有栏目内容全都空空如也。是的，所有栏目!

我想表达什么？起码，这组照片中，让人心碎的留守儿童的哭号，其实可以让他破涕为笑。

瑞林村距离所属的“交通十分便利”的临济镇，估计不会远；如果所谓的3万余亩的休闲农业产业带是真的，相信能带动地方经济，并能够吸纳相当多的当地劳动力。有的时候，选择到数小时车程之外的成都去打工，只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不能否认家庭对孩子的爱。在儿子的哭号背后，也有母亲心酸的眼泪在飞。但有意味的是，在爷爷奶奶那里，看不到特别多的悲伤，我甚至看到奶奶(可能是)在笑！——这不是不爱，而是我们长期以来，爱得过于粗犷。对于大多数农民，物质需求才是真正的需求，“虚妄”的精神需求从来不是需求。是的，孩子现在哭得很伤心，但有什么要紧呢？“孩子是没有记性的，睡一觉，什么都好了。”——作为农村的孩子，我们几乎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谁来告诉这些爷爷奶奶，以及爸爸妈妈，在孩子看似灿烂的笑脸之后，其实隐藏着可能难以愈合的创伤？谁来向这些成年人普及“幸福感”的常识和亲情的价值？谁来引导他们思考：女儿上高中的“生存压力”，是否真到了无法克服、甚至需要以牺牲孩子的幸福感作为代价的地步？这些都是亟须面对的“三农”问题。

早先，领导农村的往往是德高望重的族长乡绅，他们作为文化或精神柱石，言传身教，兼负着对村民的精神引领和伦理规范功能。而现在，取而代之的社会组织是“村”。从征税收费贯彻计生政策，到致富创业，在“村”的所有责任清单里，建设村民精神生活却是一项并不起眼的工作。

瑞林村“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的彻底空白，是因为没有能力，也因为不被重视和需要。几乎是象征性地揭示了它与幸福理念缺失的农民之间的隐蔽关联——如同一个哑巴领着一群聋子。在这种残缺的关系中，留守孩子的号哭，无法被父母和爷爷奶奶，以及基层部门所听到。它只是年复一年，回荡在孤独孩子的梦中，以及网友们无关痛痒、随时湮灭的叹息里。

【如果单纯以数字为目标来减少留守儿童，而不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就会有可能用“流动”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2月14日发布，不仅提出从多个方面着力解决留守儿童的难题，同时还明确，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有人称这是送给6000多万留守儿童的“情人节礼物”。

留守儿童不单单是一个个数字，更是骨肉分离、亲情缺失、父母养育和教育缺位下，一个个未成年人的成长悲剧。2012年冬季，贵州毕节市，5个男孩在垃圾箱里烧炭取火，一氧化碳中毒导致死亡；2015年6月9日，同样是毕节，4名儿童在家中喝农药中毒死亡；自残自杀、被伤害、意外死亡、农村女童被猥亵事件时有发生……曾有学者进行过统计，2006～2015年10年间，关于留守儿童的舆情事件共计239起，主要包括留守儿童自杀、犯罪、非正常伤害与意外死亡等四种类型。

关爱留守儿童，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意见》中明确了多个方面的责任。

例如，落实家庭监护主体责任，要求父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除了明确家庭责任，还对县、乡镇政府以及村（居）委会、教育、财政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同时，推进务工人员进城落户的进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农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我国的教育研究者指出，留守儿童是我国整个农村教育中最困难最弱势“后20%”，他们的父母无力负担流入地的住房、教育，只能将孩子留在乡村，而这些孩子在乡村接受的是最薄弱的义务教育。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无外乎两个办法：一是让父母留在乡村，陪伴孩子；二是让儿童与父母一同离开乡土，共同生活。无论哪个办法，教育公平都是最关键的良策。

对此，《意见》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入地的责任，要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普遍对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开放，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农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完善和落实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输入地参加中考、高考政策。

其实，从2008年起，我国就明确要求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解决随迁子女的上学问题。但是，由于近些年来大型城市控制人口总量，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门槛提高，农村进城儿童就学之路并不通畅，在公办学校面前，并不能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

此外，即使解决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很多儿童依然要被迫在初中二年级返乡，以便参加目前报名、录取属地化的中考、高考，返乡少年从“流动儿童”变成了“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群体同样需要关爱。

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他们脱离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不能稳定、持久地接受义务教育。他们在乡村是“留守儿童”，在城市多被排斥，游离于城乡之间，身份模糊，缺乏归属与认同。有些“返乡少年”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小小年纪经历动荡，比同龄人更能感受到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的巨大差距，也更容易成为愤怒和偏激少年。

因此，如果单纯以数字为目标来减少留守儿童，而不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就会有可能用“流动”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改革中高考制度，让城里的学校真的能容下进城的孩子们；增加乡村教育投入，提高乡村教育待遇，让优质师资愿意留在乡村，从而真正缩小城乡学校差距，双管齐下，才是解决之道。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乡进城，如今，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纷纷步入婚姻，为人父母。由于童年父爱母爱缺失，很多人缺乏做父母的心理准备。从一些媒体报道和学者研究报告可以看出，他们对下一代的教养已经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代际贫困传递也已显现。由此可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不能再拖到下一代。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意见》提出，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关爱保护儿童的意识普遍增强，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

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不过，笔者认为，杜绝、消除留守儿童，才是促进未成年健康成长之根本；必须从法治层面明确父母及家庭责任，且具有强制性。即父母要外出打工赚钱，首先要落实好孩子的教育及生活问题，不能让孩子独自去面对或处于一种失控状态。毕节3兄妹集体服毒自杀，就是对留守儿童现象的无情而带血的控诉，是人们心头难以忘却的伤痛。

也许有些父母会说，外出打工是为了让孩子将来过上好的日子。这虽听来有点道理，但若权衡一下，未成年的孩子，若缺少了父母的陪护，生活的困顿及心中的酸楚恐难以言表，那“未来美好”也只能望梅止渴，“远水解不了近火”，而失去的终将难以弥补。

要破解这一困局，就必须抓好“两头”，一是建立所在地报批制度，凡家中有未成年人的家庭，必须明确父母至少有一方留守；二是各地政府还要有所担当并打好“组合拳”，要在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上多动脑筋，优先多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提供就业岗位。如此，相信为人父母者，谁还愿意丢下自己的孩子背井离乡？针对留守儿童的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将主要精力及心思花在这上面，这才是破解困局的金钥匙。

至于《说明》中所提出的强制报告制度及相关保护机制，明确学校、社会及相关部门的责任，等等。这些兜底之举尽管很完备，但任何人任何部门都无法从根本上替代父亲母爱，只有从杜绝、消除留守儿童上下工夫，才是天下孩子之福。

留守儿童这个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体，理应获得更多关爱。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关爱保护儿童的意识普遍增强，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

还需激活更多公民权

毕舸

减少留守儿童，不仅在于乡村。其实，留守是一个“动词”。除了留守在乡村的儿童外，虽然有不少打工者子女随父母来到城市，但父母忙于生计，无暇照顾，这些孩子的生存状态依然是典型的“留守”，只不过场景从远隔千里的家乡置换到了空无一人的出租屋。

也因此，留守所代表的是孩子们所遭遇的权利困境。他们无从享受到其他同龄人的家庭照顾，同时承受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贫瘠无力。在乡村中是如此，来到大城市同样如此。

减少留守儿童还需激活更多公民权。就孩子而言，他们的权利其实与父母捆绑在一起。打工群体普遍面临户籍二元制带来的制度歧视，近年来的户籍改革虽有寸进，却始终无法突破一线大城市的围城瓶颈，而大城市往往集中着数量最多的外来打工者。

一纸户口所隔开的，是外来打工者和户籍人口子女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平等分享。公办学位的紧张，以及对户籍子女的优先倾斜，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在医疗报销费用的明显差距，都造成收入本身就不高的外来打工者家庭负担，在子女成长的经济和人文环境营造上力不从心。

留守儿童指向的是更深层次的代际不公。缺乏足够温暖的成长呵护，与父母长时间的情感交流断层，无论是留在家乡的空旷孤寂，还是城市孤岛所带来的身心闭塞，以及启蒙期良好教育的无法同步，疾病困厄时所无法获得的足够救济，都让留守儿童不分城乡呈现出共有的伤痛症状。

《意见》中提到，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要共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机制。这当中，首当其冲就是各地政府，作为人口净流入地区的城市管理者，如何有效调配各方资源，应对日益增加的城市留守儿童群体，而劳动力输出地区的县、乡、村，又该怎样为外出打工者的子女提供日常保障，以及必要时是否能建立更为系统化的中央、省市及乡镇三级统筹，在财政投入、政策扶持、政府资源与民间慈善之间的协调组织等方方面面，尽快形成具有可行性的执行方案。

而更为关键的是，激活公民权所指向的公民权改革还要加速。这包括以居住证为主导的户籍改革增添更多权利干货，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对于外来打工者的权利保障更充分，从幼儿园、小学公办学位更多份额分配给孩子，异地中考、高考举措的落地，再到对外来打工者子女的医疗保险、报销各个环节的完善，都有助于孩子们尽快融入城市。

同时，实现城市社工、义工服务与社区管理的有效对接，为外来打工家庭建立“大数据”档案，尤其是随迁子女的相关情况记录，以便于提供更日常化的各项服务；把以往碎片化、原子化的外来打工家庭，组建成一个个相对闭环的自助与共助微系统。

在乡村，则要依靠地方政府对外出打工家庭进行更广泛和细化的人员登记，为孩子建立“成长照料档案”。同时，也要考量如何依靠乡村千百年传承的宗族、同乡照应习俗，通过恢复乡村亲情、血缘纽带关系，实现村组内部的互助生态。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乡村自治，从而让孩子们获得和土地一样广阔的成长空间。

留守儿童的际遇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也必然要从时代变革中寻求突围动力。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对于留守儿童减少的改革时间表，现在最需要来自于执行层面的全面跟进，让我们的下一代真正摆脱“父母不在、过早凋谢”的悲情宿命。

打通随迁子女城市入学之路

熊丙奇

从源头上逐步减少留守儿童，途径无非有二，一是进城务工人员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城市生活、学习；二是农民工返乡就业或创业，在乡村照顾、监护孩子。在笔者看来，这两条途径，都需要坚持推进教育公平，在城市，要让随迁子女享有同城求学环境;在乡村，要尽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办好乡村学校。其中，第一条途径，对尽快减少留守儿童，更具现实意义。

我国从2008年起，就明确要求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的原则，解决随迁子女的城市求学问题，之后三年，这一工作在各地得到比较好的推进。但2013年之后的走向，却很不乐观，这与2013年一些大城市开始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提高小学入学门槛有关。与城市抬高随迁子女入学门槛对应，我国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群体，维持在2000多万的高位，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075.42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409.53万人，在初中就读665.89万人。

分析可见，我国解决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问题，在现实中遭遇阻力，缺乏持久的效应，事实上，如果保持2010年的15%的增幅，过去五年间，随迁子女在城市入学，可增加到2000多万，而义务教育阶段的乡村留守儿童则可下降到1000万，这将是了不起的成就。可为何没有做到呢？这与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缺乏长效机制有关。

一是城市解决随迁子女问题，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费用，中央财政进行适当的奖补，这一经费政策，导致地方政府接受随迁子女越多，投入的教育经费也越多。对于随迁子女的教育经费，适宜由省级财政统筹，建立学费随经费走的制度，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此减轻流入地的负担。2015年，我国出台规定，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标准，提到了学费随经费走，这是一大突破，希望由此建立新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给随迁子女城市求学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是大城市面临人口膨胀的压力，一些城市管理者担心解决随迁子女入学，会让大城市变为“教育洼地”，加速人口流入，因此抬高随迁子女入学门槛。城市当然需要控制人口，但要以尊重公民的权利为前提。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要求大城市必须改变控制随迁子女入学的政策。

三是和中高考制度不对接。虽然早在2013年，我国就开始开放异地高考，但是这还是有条件的局部开放，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异地高考开放的门槛还比较高，例如将随迁子女的高考资格与人才居住证政策挂钩，由于随迁子女在城市读完义务教育之后，升学之路并不通畅，因此，不少学生在城市读完小学或初中后，回到老家，成为新的留守儿童，他们的问题比“土生土长”的留守儿童更复杂。对乡村很陌生、没有认同感，而且，也对城市对他们的歧视有抱怨。改革中高考制度，取消高考按户籍报名制度，实行全国范围内不分省市考试、录取的自由高考，这是扩大教育公平、高考公平的必由之路。这其实对促进乡村教育，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有益。

总之，从源头上逐渐减少留守儿童，任重道远。近几年来，城市解决随迁子女入学的步伐基本上属于原地踏步，甚至有的地方还有所倒退，随迁子女城市入学的人数没有多少增加，如果这一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的重要途径被堵死，城市解决随迁子女入学就维持在当前的规模，那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会在接下来几年中增加，我国的留守儿童问题会变得更复杂，这必须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只能是使每一个儿童都不被留守。希望，那些通过个人努力难以实现的“共同生活”梦想，可以由政府及社会帮他们实现。】

像是对各种返乡情绪的纾解，也像是摸着乡土中国的脉搏，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于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印发。《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留守儿童”的另一个说法是，“父母双全的孤儿”。这种表述，已经不仅是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更是一种情感及心理状态的描述，是一个关乎国家及民族未来状态的描述。来自全国妇联2015年6月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2.55万，其中独居留守儿童已达205.7万，留守儿童的心理和情感贫困程度比物质贫困更为严重。留守儿童已是全社会之痛，此痛焚心蚀骨。

留守儿童毫无疑问是一个需要政府予以“兜底”的问题。但是，即便排除一些地方政府完全不具有相应的责任意识，或有责不履的情况，我们仍不妨追问的是，除了保证留守的孩子有学可上、拥有基本生存条件之外，政府能做的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当一些儿童依旧与亲情阻隔于无尽的时空，当他们依旧成为“父母双全的孤儿”，他们“留守儿童”的身份真的改变了吗？显然没有。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家庭生活对儿童心理与人格的养成，也不会有任何关爱可以取代来自父母家庭的关爱。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只能是使每一个儿童都不被留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见》在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中，明确提出“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更受关注的方案之一。

惟“共同生活”能解救留守儿童，这就需要外出务工人员流入地城市或政府真正参与进来。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地通常更具有经济与资源的优势，有能力给予外来务工人员更健全的福利与生活保障。另外，考虑到许多流出地是贫困落后地区，则流入地的富裕与现代化程度，不论对于儿童的成长，还是对于这个正处于城市化转型、急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度而言，都具有更大的意义。

实现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人员“共同生活”的梦想，当然并不容易。一方面，如何通过顶层设计或建立转移支付，

使流入地政府愿意与流出地政府一起承担起“共同生活”的责任，是一个考验。另一方面，许多外出务工者常常变动不居，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及政府补贴，建立探亲机制，使留守儿童能常常有机会与父母团聚，同样需要更精当更体贴的操作。

“幸福就是沉香和妈妈在一起”，这是电影《宝莲灯》中的一句台词。那个时候，我幼小的女儿交由乡下的爷爷奶奶照看，有一天，她独自看到影片此处时，突然泪流满面，吵着要妈妈。此景曾让我们闻言心碎，其后无论如何都务求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基于此我也希望，那些通过个人努力难以实现的“共同生活”梦想，可以由政府及社会帮他们实现。愿天下儿童都不被留守，都拥有幸福。

【不让儿童脱离监护，父母当然要担起首要责任；而地方政府也该用政策壁垒的消除，去支撑起他们对“进城打工”和“尽监护之责”两端的平衡。】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还要求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

从传统的“乡土中国”到当下的“流动中国”，留守儿童已承载了太多的不幸。去年6月，毕节四兄妹惨烈的自杀，就昭示着，留守儿童问题已到了某种临界点，拖不起，等不得，必须以最大的诚意和最积极的行动破解。

在1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就语重心长地说：“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此次意见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并明确了各级政府责任和明晰路线图，就是相关的政策呼应。而在那些规定里，最能在细节处体现政策用意的，就是“不得让不满16岁儿童无监护独居”。

在这方面，父母的监护责任自然首当其冲。不让儿童脱离监护，原本也是其职责所系。父母出外打拼，说到底是一种家庭建设的努力，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家”。对父母而言，无论如何，别让孩子这只“风筝”脱离监护的“线”，应是底线原则。要知道，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失去监护的留守儿童。

虽说制造留守现象的主因通常就是贫困，而打工脱贫是很多父母不得已的选择，可对绝大多数父母而言，实现不让儿童脱离监护，其实也有可供选择的空间：比如一方留家照料，或是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实在不具备条件的，应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或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但光让家长尽责还不够，让儿童不脱离监护，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还需要从多方面破解。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流入地政府要降低进城门槛，尽量削减给农民工子女随迁设的“梗”。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放松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近入学所受的户籍、住房等方面限制，建立以稳定工作和居住地为基本条件的就近入学政策，尽力减少依附于户籍上的入学、就医等政策壁垒。

此次意见就明确要求了，农民工流入地政府为农民工家庭在落户、住房保障、照料、就学等方面提供更多帮扶支持。当然，这只是原则性规定，具体细则还有待城市管理者在周全考量的基础上尽早出台，将政策的善意落到实处。特别是某些城市，不能以人口管控为由对孩子“下手”，而要尽力把农民工子女入学壁垒拆除。在这方面，流出地、流入地在教育专项保障资金转移衔接的通道，显然也需要尽早打通。

不让儿童脱离监护，需要监护“确责”：作为父母，要担起首要责任；而地方政府也该用政策壁垒的消除，用对城乡分割社会现状的渐进式改变，去支撑起他们对“进城打工”和“尽监护之责”两端的平衡。也只有家庭、社会和政府等主体都尽责了，才能让孩子们都能够在父母身边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完整的家，让他们健康成长，也让国家的未来免受洞伤。

当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广大的农村地区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性格孤僻乖戾、学习能力不高，往往成了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据统计，到2014年底，义务教育段的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2075万人，其中有1/3处于隔代监护，1/5处于同辈监护。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家庭之伤，社会之痛。意外伤害频发、成长引导缺乏、心理发展异样，如何应对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中出现的种种危机？怎样实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这需要家庭、政府、社会、学校等各方形成合力。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家长应当成为第一责任人。孩子在童年时期，最需要的是父母的关怀和家庭的教育，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现实中，在追求经济利益和承担家庭责任的天平上，一些家长失去了平衡，养育孩子的义务被抛诸脑后。在一些家长的逻辑中，先要挣钱，有了钱才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才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味拼命挣钱，而将孩子当下的生活置之不理，那就得不偿失了。父母不在身边，孩子的身体、心理都更容易受到伤害。成长的路上一旦出现危机，便是整个家庭永久的痛，更谈何美好生活、幸福未来？因此，家长必须增强家庭责任意识。如果无法保证父母一方留在家中，就尽量将子女携带进城。在外务工的家长更应抽出时间，多和孩子联系，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和情感诉求，并保持和学校、老师的沟通，及时了解孩子情况。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政府不能缺位。政府应指导、支持、监督家庭切实履行家庭义务：进一步明确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的主体监护责任，对家庭养育缺失、缺位或失范的，要严格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督促外出务工人员妥善安排好留守儿童的学习与生活，在劳务培训中增加相关法制教育内容，帮助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知晓自己抚养教育子女的法定义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或创业，尤其对于女性农民工，政府应优先安排她们返乡就业，同时给予困难户更多的补助。

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还需要积极引导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提高农村留守儿童指导的针对性和专业性。一方面，应在农村地区设立留守儿童专门援助机构，援助内容包括基本生活援助，如饮食、医疗援助等；心理援助，如积极的心理辅助与疏导等；基本教育援助，如安全、法律教育等；社会交往援助，如开展娱乐、社交活动等。另一方面，应加强专业社工人才的培养力度，尝试把老年社工与儿童社工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统筹化的专业服务机制，使老人有儿童陪伴，儿童有老人关爱，构建起家庭般的温馨与和谐。

此外，农村学校仍需创新教育课程，针对留守儿童群体的特定需求，加强留守儿童的法制、安全和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应当更加关注留守儿童群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常与他们聊天谈心，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综合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农村留守儿童也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庭、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而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理应得到更多的亲情关爱、教育资源、政府帮扶和社会关注。握指成拳，共同发力，才能为农村留守儿童撑起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