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也出现这样一则与事业单位工资有关的新闻：在河南郏县，由于教师超编严重，当地政府不得不采取“编外离岗”的方式分流教师——252名教师，成为“不用上班，白领工资的‘白领’”，“工资待遇与上班教师相同，等到年满50岁，再办成提前退休”。据悉，这些“编外离岗”教师“有的还不到40岁”，其“提前退休”许多都是通过“谎报年龄”获得的。

对此，当地政府虽然心知肚明，但也显得相当无奈和委屈，表示：“直接让一些教师退，肯定会妨碍稳定，继续保持超编，省里面也不会允许”，“以财政上的牺牲换取政治上的稳定和工作上的完成，似乎是惟一的选择”。

就绩效工资改革以及教育事业本身的绩效而言，河南郏县的“编外离岗”、“白拿工资”做法，显然是一个极端的反面，较之通常被认为是绩效工资对立面的“大锅饭”走得更远——“大锅饭”好歹还只是“干多干少一个样”，而“白拿工资”却是赤裸裸的“干与不干一个样”。如此完全反向、负面的“绩效”，对于眼下正紧张推行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无疑具有一种釜底抽薪式的颠覆性。

事实上，中小学教师超编并非河南郏县独有的个别现象。统计显示，2004年河南全省中小学教师超编增至6.5万人；在全国范围内，2007年与 2000年相比，小学教师超编110万人。而在教育之外的整个事业单位范畴内，“人员过剩”同样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数据显示，全国事业单位从业人员接近4000万。如果再加上公务员以及机关事业单位雇佣的大量编外人员、临时工，我国政府财政实际供养的人数在5300万以上。以单位GDP的财政供养人数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平均供养12.3人，位居世界前列。

这种背景下，一个问题便不可避免：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如何面对“白拿工资”现象，特别是它背后见证的事业单位人员过剩问题？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后一个问题，绩效工资改革以及事业单位本身的绩效，就会成为一句空谈。“干与不干一个样”又如何能有效激励那些真正的工作出色者、事业奉献者？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或许还在于：加速推进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如人事管理方面的改革。尽快为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事业单位人员的合理流动，建立起一个公平畅通的正常退出机制。

不上班不劳动，却要纳税人养着，其实，这样的“白领”在某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早已见怪不怪。媒体曾报道过形形色色的不上班却工资照拿的“白领”，比如有的地方还在读小学的“娃娃公务员”，4岁就开始“上班”拿工资；一些贪官坐在牢狱里，也照样领工资；还有的人早已作古，工资却还在领着……

有的这样的“白领”，是见不得阳光的，但有的却是站在阳光下的——河南郏县的252名教师“白领”，就是这样的。当地产生这么多“白领”是为了“教育改革”，能不阳光吗？只不过，有些“聪明人”为了当“白领”，把年龄改大，这就涉嫌弄虚作假，见不得阳光了。如果不是谎报了年龄，人家只要按文件办，就不怕有人举报了。而在有些地方，类似情况根本就不用谎报年龄，而是在制定红头文件时就定好一个框框，比如什么级别的人退休需要多少年工龄，那就不会出现郏县的年龄造假现象。郏县的做法遭举报，说到底还是没有平衡好利益关系，惹怒了因病退休的老教师，因为病退与 “编外离岗”工资差距太大，如果病退的老教师也能拿90%的工资，他们会举报吗？

郏县教育体育局人事股负责人王霖说，“当时郏县共有5000多名教师，但根据省里面下达的文件来计算，郏县只能有4202个教师编制，除去提前退休的和病退的，依然超编。为了完成任务，县里只好把经济上的压力交给自己扛，在特殊时期使用特殊办法，编外离岗”。但是，郏县政府网站上说，该县教职工有7345人。那么，郏县现在究竟有多少在职教师？4202个编制怎么变成了7345人，在职教师究竟超编了多少？当然，这样的“白领”不是谁都能当的，没有关系和背景的人肯定是当不了的。

这则新闻也告诉我们，中国的行政支出为什么居高不下。据报道，中国公务员职务消费28年增长了140多倍，财政收入只增长了28倍，而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 87倍，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上升到24%，是美国的2.4倍、英国的6倍、日本的10倍。中国的行政支出如此之高，除了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公费旅游外，这种另类“白领”恐怕也“功不可没”。

弄得两头不讨好，郏县何苦这样折腾呢？原来根据省里下达的文件，当时郏县教师严重超编，为了完成缩编任务，又不“妨碍稳定”，县里只好实行“变通”办法。如此看来，郏县领导也是有苦难言。

受害更大的却是该县此后几年的教育。当年的“编制”是按照当时的人口普查来定的，正好赶上中小学生人数较少。而现在学生数量增加了两万余人，中小学又增加了许多课程，小学也从五年制改成了六年制，需要更多的教师。但该县的教师编制从2000年至今，一直没有随之增加。于是一些学校征招了“自聘老师”，这些教师有的根本没有教师资格证，甚至半文盲也进入了这个队伍。

一边是教师下岗成“白领”，一边却是师资严重不足，不得不聘请半文盲或不合格者来教育祖国的下一代。

看来，真正应该下岗的，是“省里”的教育官员或专家。他们不用直接面对教师，不用考虑教师的切身利益，可以很轻松地下“缩编令”，让县里去承担“维稳”的责任。

作为一个决定教师命运与地方教育质量的“编制”，它怎么可以缺乏前瞻性？那些教育官员以及有关科研机构平日都在忙些什么，竟然不能预知数年内学生数量的变化？到底是能力缺乏还是无所用心？这样当官，才是最应该谴责的“白领”。

且不说一时有教师过剩，哪怕是真的出现了较长时期教师的“结构性过剩”，一个重视教育的施政者也会考虑从提高教育质量着眼，降低中小学“生师比”，让孩子得到更多的关注，受到更好的教育。现在很多地方不少学校的班额还是50以上，如果减少班额，实行小班化教学，那教师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足。何况新课程提倡多开设校本课程、地方课程，正因为缺少教师而导致流于形式。

“再穷不能穷教育”，为了减少财政支出而死死掐住本地教育的脖子，硬生生让许多合格教师下岗去开出租车或当小店主，这样的人在哪里当政，哪里就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