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去年8月和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两次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条款占1/3。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对该草案进行三审，这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两年来首次在代表大会层面审议一部法律草案。

立法法是规范国家立法活动的重要法律，其法律层级仅次于宪法，所以也被称为“管法的法”、“小宪法”。同时，也有人认为立法法是法律的“度量衡”，它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所有法律的质量。正因如此，制定于2000年的立法法，时隔15年进行首修，倍受关注。究其因，修订立法法具有显著意义，意在完善立法体制、突出人大的立法主导权，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完善民众参与立法的机制等等。

如果说这种表达稍嫌生硬，换一种更接地气的表述就是，收税没那么任性了，因为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再任性限行、限牌了，因为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提出：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诸如此类的规定，显然与我们每个公民息息相关。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语境中，修订立法法还有另一层重要内涵，改革与修法同步，让改革于法有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立法法的修订，可更好地引领改革、推动发展，可利于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使改革有序进行，更能为改革保驾护航。

立法必须有人民在场，不能让人民群众缺席，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还提出：“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的，可以召开听证会，听取基层和有关群体代表、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有关专家等方面的意见。”这正体现了普通民众在立法、修法中的参与权、监督权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民众发现当地出台的法规与上位法有冲突，制定的规章损害自身权利，可向人大提出审查建议，不适当的法律法规将被改正或撤销。此举不仅可遏制权力任性，遏制部门利益规章化等顽疾，也能提高立法质量。

当然，还应看到此次修订立法法，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将从49个增加到280余个。235个设区市有望新增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成倍“扩容”，此举对地方的改革发展带来诸多利好，比如为当地通过立法更好地发展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健全立法程序、确保立法有理有据，而不是以规谋权、以规谋私、关门立法。立法法修正案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建了4道防线：稳步推进修正案规定、限制地方立法权、必须遵守不抵触原则、要报批准才能实行，为了避免立法的过多过滥以及有的地方甚至变为长官意志。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修订立法法，为法治国家铺就坚实根基，更能不断实现良法善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将在3月15日进行表决，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并期待有更多惊喜。

“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问题，一个大国元首念兹在兹的关怀，温暖的不仅是在场的代表委员，更是亿万不在场的父老乡亲。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这个奋斗目标提出开始，就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有一个地方贫困，就不是“小康”；有一个民族苦厄，就不算“全面”。从踏访河北阜平“看真贫”，到给独云南龙族乡亲们回信希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体现着各民族同荣辱、共进退的手足之情，释放出为最广大人民谋福祉、求幸福的博爱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农村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一些民族地区群众困难多，困难群众多，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难度较大。总体而言，民族地区和广大农村依然是我国发展的重点、难点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现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只有几年时间，越是任务紧迫、时不我待，越是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贫困群众得到实惠，让民族地区获得发展。

十八大以来，正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心下，少数民族的扶贫工作顺利推进。一些民族地区，党员干部到村、资金项目到村、扶贫工作队到村，精准扶贫提高了扶贫效率；一些贫困地区，优先实施水、电、路改造，民生改善强化了情感纽带；一些农村地区，帮助村民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外在帮扶激活了内生动力……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政策与实际相结合，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发展欣欣向荣，释放出巨大的活力与潜力。

我们常说，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集这么多的“区”于一身，既表明了民族地区的独特优势，也充分说明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从天山脚下到武陵山区，从彩云之南到塞外草原，习近平总书记的“少数民族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群众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信心和干劲。“既然选择出发，留给世界的就只能是背影”，在中央带领下，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啃下扶贫攻坚这块硬骨头。

习近平总书记8日参加广西团审议，在谈及简政放权时强调，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不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这启示我们：简政放权工作必须更加注重提升“含金量”，着力织密民主“监督网”，确保“简”出实效、“放”出活力。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46项，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目29项，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149项……两会期间，2014年度简政放权“成绩单”受到代表委员充分肯定。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确定的“开门第一件大事”。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彰显了政府部门严管权力、做好“权力减法”的决心。

权为民所赋，也必须为民所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是正本清源、规范使用人民所赋予权力的回归，也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抓手，更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审批腐败的关键。

简政放权，“减”只是方式，并非目的。切实提升简政放权工作的“含金量”，还需更多借助“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平台，织密公众对于这项改革的“监督网”，进而实现改革与民意的良性互动，以“简政”带动“善治”，让市场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政府简政放权的实践中，也应当引入更多民主监督，多措并举，确保放权到位、权责明晰。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释放了简政放权将逐级深入的新信号。相关部门也应确保“监督网”不缺位、显实效。

坚持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政府在简政放权中免于懈怠；用好制度平台，创造更多条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能避免出现“自由落体”“明放暗不放”“重形式轻实效”“监管和服务虚置”等问题。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织密“监督网”、筑牢法治“篱笆”、遏制权力“越线”，方能切实推动“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回归，切实推动政府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新华社记者梁建强、李金红）

【在强烈的聚光灯和如林的话筒中,莫让过热的“星光”淹没了履行职责和参政议政的责任和要求】

9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姚明委员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明星委员”现象的看法——一方面,“明星委员”应该做得更好,尽职严肃；另一方面,大家应尽量淡化对委员们“星光”的关注,动辄要求合影和签名等做法,有时未必适宜。因为缘事而发且切中肯絮,姚明的观点短时间内即在网络空间引起广泛共鸣。

与作为运动员在篮球竞技场上的叱咤风云相比,姚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平台上的表现,显得低调而务实:上会只带西服和运动衫两套衣服,专心致力于自己最为熟悉的体育领域；无论是去年关于改体育赛事审批制为备案制的提案,还是今年对足篮球体制机制改革的建议,都体现出了可贵的调研功夫和行家见识。姚明说:“只坐在办公室,难写出接地气的提案。”

从只当了3年全国政协委员的姚明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体育明星在中国特色民主环境下的历练与成熟。姚明在两会期间可圈可点的表现,在会场内外体出现的自省、谦虚和努力,不仅对“明星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建设具有样本意义,也为所有肩负民意期待和履职使命的代表委员们提供了正面参考。这样的“明星委员”,才真正凸显了作为明星的社会责任和作为委员的参政议政诚意；这样的“明星委员”追起来才带劲,追起来才更有真收获和好报道。

全国两会是检验和彰显“中国式民主”力量的严肃时刻,也是代表委员们集中反映民智民意、发表真知灼见的重要舆论场。对于那些星光璀璨的代表委员们来说,明星身份及其围观效应是客观存在的,本身无可厚非。但有必要提醒的是,在强烈的聚光灯和如林的话筒中,千万别让过热的“星光”淹没了履行职责和参政议政的责任和要求。代表委员应该摒弃各种花架子、“演技”和作秀成分,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聚焦到两会议题上来,把更多勇气和智慧贡献到共商国是当中。

每年全国两会,都少不了激烈的媒体大战,那些星光笼罩的代表和委员,很自然会受到更多关注和青睐。平心而论,两会报道的视角、风格和呈现方式并无一定之规,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追着两会上的明星面孔转的时候,请别忘记了那些来自一线、来自基层、没有“星光”的身影；别忽略了那些经过扎实调研、瞄准真问题、含金量高的提案议案；新闻报道在推陈出新的同时,别让那些可有可无、鸡毛蒜皮的“花絮”和“浮云”遮住了眼球,甚至陷入肤浅化、娱乐化、低俗化的报道误区。媒体记者应当努力把更多的镜头和话筒留给真问题,留给“好声音”。

明星代表和委员在两会聚光灯下的言行举止及接受媒体围观的方式,从侧面反映了两会会风的变化。在反“四风”、践行群众路线和落实“八项规定”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走进两会会场的明星们留下了值得称誉的履职足迹,体现出了低调、务实、亲和的履职作风,成为两会现场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我们期待明星以及其他代表和委员们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尽职尽责的努力成为两会亮点,涌现更多被点赞的“姚委员”；同时,也希望良好的两会会风能持之以恒、蔚然成风。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黄润秋提交的一份用无人机拍摄的《加快制定气象灾害防御法的议案》,连日来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该议案质朴详实,赢得了广泛赞誉。公众对“航拍议案”点赞,既是因为这份议案自身有分量,也是因为大家想表达对代表认真负责态度的敬意,以及对履职形式更加多元的期待。

这份“航拍议案”是黄润秋和四川省气象局的专家、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调研历时6年多。为了更加直观、准确地展示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和危害,黄润秋教授在两会前与新华社合作,用起了高科技手段——航拍。这几天,在四川团的讨论会上,很多代表对这份议案表示出强烈赞同,纷纷署上了自己的姓名附议。

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认真履职,是人大代表的职责所在。如何走访基层明察暗访,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会最突出的矛盾问题和群众最紧迫的利益诉求,当好“代言人”,对每一名人大代表来说,既是职责,也是考验。

当前,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经济、环境、人口、反腐等方面的问题都很突出,每一项都如拦路巨石,如果对“巨石”视而不见,不能担负起职责,就可能会坐视航船被“巨石”撞坏；如果缺乏勇气,看见“巨石”望而生畏,不敢作为,那么可能就此困死局中；如果一拍脑门,瞎指一气,那么可能白费力气丧失机遇不说,还会面对更加艰巨复杂的“巨石”来袭。只有更科学、负责地履职,才能全面发现和研究问题。

近年来的全国两会,大多数代表委员认真履职,议案提案严谨而专业,但也要看到,一些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流于形式,对民众呼声极高的领域触及不够,调研不深,个别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太“个性”,易引起巨大争议。这些议案提案不妨学学“航拍议案”,不仅进行“有图有真相”的严密论证,还有立体思维,“平地看不清干脆飞起来看”。

要更好地履职,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善用各种多元手段。今年全国两会前,许多代表委员利用微信、微博等新途径、新手段开展问卷调查,为自己的议案提案提供更多民意大数据支撑,也使自身的调查结论更接地气、更有针对性。这也使得本次全国两会的议案提案水平大大上了一个台阶。

“两会时间”已经过半,代表委员们正积极努力地履职,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为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言献策,说真话、说实话、提真知、献良策。希望今后都如网民留言所说的那样——“航拍代表”多一点,“拍脑议案”少一点,履职手段更丰富。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局长林志梅日前表示,家庭家教家风对职务犯罪影响重大。在家庭中,无论是长辈对孩子、夫妻之间还是兄弟姐妹之间,如果有良好的家庭氛围,将会减少犯罪发生；如果没有人警醒,反而相互之间默契地从事非法行为,那就是“一打一窝”。(3月9日《京华时报》)

辩证地看,一名干部具有两重身份:于外,是作为政风载体的职业身份；于内,是作为家风主导的家人身份。政风与家风之间虽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但也是相辅相成的:政风弊绝,利于家风敦厚；家风浩然,益于政风严正。若是政风不清,则难见家风勤俭；若是家风不正,亦难见政风凛然。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中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就是用反腐利剑正家风,进而协助正党风政风。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以好政风育出好家风,以好家风助力好政风,例子不可胜数。汉代大儒杨震,因为官清廉,子孙过得很清贫,经常无肉可食。有朋友想为他们置些产业,但杨震认为,让后代被人称为“清白吏”的子孙,岂不更好?得益于杨震政风清廉和家风严格的表率,其后世子孙成才颇多。新中国的第五任财政部长吴波信仰坚定、清正廉明,94岁时立下遗嘱,将国家分配的房子归还,不留子女。从他当部长到离休、去世至今,后辈们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上打过他的旗号。杨善洲、高德荣、孙文龙……在优秀干部身上,廉洁政风和清湛家风犹如车之两轮,相得益彰。

相形之下,一些“父子兵”“夫妻档”等家族性腐败窝案的出现,也警醒干部们要始终保持足够的政治定力,坚决处理好组织和家庭的关系。有政风不清导致家风不纯者。一些干部经不住诱惑,无视党纪国法,收受贿赂、奢侈享受,家人很容易成为直接“受益者”。家人得利后难免人心不足,又直接间接“推动”干部继续敛财。刘德成是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的独子。父亲以权谋私,带坏了儿子；儿子肆意妄为,让父亲“走得更远”——结果,二人双双落入法网。

有家风不严致使政风堕落者。当家庭成员追逐纸醉金迷时,有些干部不严加制止反而纵容,最终走上腐败道路。吉林省原政协委员乔本平就曾坦言:“我在教育子女过程中过分溺爱孩子,甚至置国法于不顾。孩子要房子,我就用公款给他买房子；孩子要车,我就把公车给他；孩子要做生意,我就从公款中拿钱给他。有一次,儿子向我提出要用200万元做生意,我就给他整了200万元,对孩子的要求,我总是百分之百满足,完全不顾自己是不是在违法犯罪。”

关心秘书、勤务人员、司机等身边工作人员,原本无可厚非。但偏偏有些干部,把原本正常的爱护之心变成“招兵买马”,把身边工作人员纳入家族腐败链条。如一些贪腐分子的秘书,成为干部的“大管家”,狐假虎威,与领导结成“腐败共同体”。甚至个别高级干部的勤务人员,竟然扮演了“杀手”角色,更令人心惊。

应该说,优良政风和淳朴家风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在处理组织纪律和个人家庭的关系上,广大干部应敢于发挥端本清源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时刻坚守党性原则,紧跟中央部署,践行“三严三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以优秀干部为榜样,抵制不良风气,树立廉洁政风；另一方面,“以德遗后者昌,以财遗后者亡”,在家庭中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以贪腐分子为镜鉴,对家人的不合理或非法要求严词拒绝,传承良好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首提“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对公平正义理念的进一步延展和深化,更符合推进“四个全面”的新形势】

如今谈及公平正义,很多人都会想到那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其实,大多数人一生都不会与司法案件沾边,但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小到排队取药,大到办厂领证,人们都会“零距离”接触到公平正义问题。公众更希望公平正义像普照的阳光,温暖日常生产生活的大事小事。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的“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正是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代表了一种更值得期待的公平正义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大多数人也分享到了改革带来的巨大红利。但不容忽视的是,户籍制度导致的“看人下菜碟”、资源分配失衡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占有不公等,都是滋生人们不满情绪的根源。要实现和谐稳定,就必须纾解民众的“公平焦虑”。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公平正义。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这一理念的核心就在于对公平正义的推崇。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人民群众意见比较强烈的民生难点,核心矛盾并非都是投入不足,而是欠缺公平。在不少城市,人们抱怨教育不公,并不是说有多少孩子无学可上,而是针对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医疗领域也有类似问题,除了看病贵看病难,享受医疗资源权利不平等也是人们的“吐槽点”。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更需要公平正义。在生产领域,一些民营企业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歧视,从市场准入,到税费收取,到招人进人,都存有不公之处。这种事实上的不公平遭诟病已久,也是中央领导强调“要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营造公平有序的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的关键原因。为促进公平正义,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生产领域的不平等,还体现在劳动者权益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惯性,劳动者实质上仍三六九等之分。同样的劳动付出,因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最终待遇可能有天壤之别；至于因为户籍、社保等因素而导致的不公平、不正义,更是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寻常景象。在中央领导人强调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之际,这些不公应通过深化改革给予消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首提“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则是对公平正义理念的进一步延展和深化。这种更加全面的公平正义观,更符合推进“四个全面”的新形势,也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只有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高考改革,进一步取消体制内外各种“双轨制”,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等,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和规则,才能让每个人都有更公平的起点、更公平的机会。

在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改革攻坚期,让公平正义像阳光一样普照每一个人,是增加民众获得感,提升公众对改革的认同度和参与度的关键,也是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的关键。牢记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更全面的公平正义观贯穿于生产生活的各项改革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姚明很高，2.26米的身高，在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中，或行或坐都非常出众，即便是在明星委员中也很抢眼。但是，在今年两会上，姚明再度引发关注，除了身高和明星身份外，还有他的履职成果。在政协首场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的“取消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的建议，作为履职的典型案例受到了表扬，为明星委员参政议政树立了标杆。

“努力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这是俞正声主席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引发热议。可以视为一种希望要求，也可以视为言有所指。比如过去过多地聚焦明星化政协委员、明星化政协会议，就多少拉开了政协与群众的距离。

怎样努力才能让群众感到政协离　自己很近？可以从姚明的个案得到启示。

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的努力是严格要求自己。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而委员又是由界别产生，是界别中的优秀代表。作为界别代言人，委员是荣誉，更有责任。委员是通过话语权、影响力来履职的。要想所说的话语有影响力、所提的建议切实可行，跨界的话不是不可以说，但首先鼓励反映界别的声音，专业的人说专业的话可能更顺乎民意、合乎实际。姚明提出取消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的提案，正是从自身的经历、从专业的角度，敏锐察觉到了赛事审批的弊端，提出了切中要害的建议。每逢两会，社会上总是期待有好声音，如果委员们都能立足界别、各自从行业、专业角度更多地思考问题，提交提案，那么，代表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别的委员汇聚一堂，发出的声音就会异彩纷呈，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即便代表界别也需要更多地接地气。每年两会，委员们是带着建议和提案上两会；群众是带着期望和问题看两会。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委员的所议之事，所提之策，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提主张切中下怀，就被点赞；一旦出现雷人提案，即遭吐槽。两会不是秀场，不能靠明星光环去抢镜头，而是要以敢言善言、真知灼见去吸引人。姚明今年为准备推广专项体育课的提案，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调研走访。由此可见，提案有高度，必须接地气。不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反映身边事，都应以民生为履职的出发点。只有以群众期盼为念、以倾听群众意愿为心，只有源于调研的深入、发自内心的触动，才能在熟悉的地方发现风景，才能将群众的心声转化为两会的声音，才会有反响、振奋人心，让群众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当然，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媒体也有责任。政协汇聚一大批社会贤达、各界名流，热衷报道他们没有错，但不是追星，而是应当去明星化。诚如今年两会关注姚明不再只是他的海拔，曾经叱咤CBA和NBA多年的超级球星，而是他提案的高度。（福建日报）

【改革从来都是克服障碍的过程，而非瓜熟蒂落的结果。让公众看到动态调节个人收入能力的提高，看到个税税制向综合税制转变的努力，才是对个税改革呼声最好的回复。】

今年两会，个税改革再成热点。不少代表委员建议，个税起征点应调高到5000元、6000元、8000元－10000元。网友对个税改革话题也高度关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个税面临税制不合理的问题，但简单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不公平，改税制是个税改革治本之方。这是楼继伟连续第二年在两会表达这一看法。

个税改革并非没有思路。全国政协委员贾康认为，在个税已经边缘化的情况下，简单提高起征点没有空间。应该走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道路，突出综合的特征。把工薪收入和其他收入综合在一起，都覆盖进入超额累进机制中去。个税覆盖所有收入，才能体现公平。这与楼继伟改税制的看法一致。

既然有明确思路，就应该加快推进。在企业和中间阶层已经承担刚性而且过重的社会保障负担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现行分类个税征收税制显然不合理。年年有代表委员在两会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尽管办法或许确实“过于简单”，但无疑表达了寻求个税改革突破的期待。对于这种期待，不能仅以专业化角度论证其不合理，然后继续“述而不作”。

以改税制为切入口改个税，为什么迟迟推进不了？应当说，目前存在不少制约。推行综合税制，需要对征税体系进行必要的优化。同时，必须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以此确定征收个税的范围，根据实际收入水平确定适合征收的综合税率。在能够掌握并跟踪纳税人真实收入水平后，再设置延迟征税的办法，确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免除税收，什么情况下抵扣税款。当下，个税纳税人的征信平台尚未建立起来，除工资性收入外，其他收入无法掌握，而且越是高收入群体，非工资性收入越难掌握，避缴个税的手段越多。因此，贸然启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税税制改革，很可能产生税收流失和新的不公平。

但是，这不是可以迟滞个税改革的理由。个税改革不能年年成为热议话题，却总是难以推进。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客观原因制约，都应该加以研究，摆脱束缚。改革从来都是克服障碍的过程，而非瓜熟蒂落的结果。因此，对于个税改革，一方面应该对代表委员们的呼吁认真研究，告知为什么不能简单行事，如何才合情合理，有无适度调高起征点的空间；另一方面，财政部门需以更积极的态度，与银行等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成立收入信息平台，为个税税制改革创造条件。

让公众看到动态调节个人收入能力的提高，看到个税税制向综合税制转变的努力，才是对个税改革呼声最好的回复。

【是不是“90%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还可以考证，但药价虚高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期待两价挂钩能让药品真正回归到治病救人的工具而不是牟利的媒介。】

“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在广西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一语惊人。据新华社报道，当前，一些抗生素新药、抗癌类药品价格虚高的现象普遍存在。

是不是“90%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还可以考证，但药价虚高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有两个数字可以佐证，一个是发达国家的药品费用占医疗总费用10%到20%，而我国占到了40%以上；二是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大陆同样的药品平均价格要高于香港和台湾。

药价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些药厂也是受害者。这就是韦飞燕愿意“自揭家丑”的原因。

长期以来，随着以药养医机制的固化，我国药品流通和使用环节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这个利益群体控制着药品包括耗材的流通环节和渠道。一方面我们药厂之间的竞争已经比较激烈，药品的出厂价比较接近合理水平，但是这个接近合理水平的出厂价，经过层层转手，到了医院和患者手里，就会涨上几倍甚至十几倍。这里面的差价，一部分进入医院和医生手里，一部分进入药品的流通环节，包括各个环节的流通商，以及一些承包医院的药房手里，其中不免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这也是公立医院改革难以推进和深化的症结。

最近，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公立医院药品招标采购办法，要求直接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全程监督。也就是说，政府直接面向生产企业招标，绕过层层流通环节，并且以一个省份的用药量，同企业进行谈判，以便合格的企业可以扩大规模，薄利多销，做到真正把药价压下来，同时还能够治理药品流通环节中各种灰色利益。期待两价挂钩能让药品真正回归到治病救人的工具而不是牟利的媒介，让医务人员真正回归到白衣天使的地位而不是卖药的商人。

当然，新的招标办法也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对于现在的这些医药代表和药品流通企业，要为他们找出路，让他们进入电子商务等规范的药品流通和采购平台，回归合理利润水平。

【10年之后，专项检察再次启动，还查出了不少问题。这恰恰给当下的专项检察活动提了个醒：作为专项活动，有起止时间；作为执行检察，却应该常态化持续。】

最高人民检察院9日透露，2014年3月至12月最高检在全国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严查“花钱买刑”“以权赎身”，促进刑罚依法正确执行，共立案查办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相关职务犯罪案件213件252人。

针对执行腐败所开展的专项检察成果颇丰，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2004年5月至200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开展过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专项检察。该专项活动的目的也正是为“清理纠正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工作中存在的违法问题，保障刑罚的依法正确执行”而展开的。

10年之后，专项检察再次启动，还查出了不少问题，说明当年的专项活动只收到了一时之功。执行腐败打而不死、死而不僵，连“花钱买刑”“以权赎身”“提钱出狱”等桥段，也都似旧剧重映。这恰恰给当下的专项检察活动提了个醒：作为专项活动，有起止时间；作为执行检察，却应该常态化持续。执行腐败由于处于刑事司法链条的最末端，往往因过于隐秘，而较少受到关注。一旦案发，对社会公正的冲击又特别大。司法权威不彰、公信不立，在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刑罚执行腐败的泛滥。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专项检察活动所公布的数据，与以往更强调清理数和纠错数有较大不同，而是直接给出了刑罚执行腐败案件的查处数。对执行腐败行为进行清理，对错误执行进行纠正，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对涉案司法官员的依法处置，刑罚执行专项检察活动就会成为“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会长出一茬。

对于刑罚执行腐败，一方面，要“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另一方面，也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天下也没有白给的违法减刑、违法假释或违法暂予监外执行。在这些违法的刑罚执行背后，总有或大或小的司法腐败案件等待检方主动介入。

这次专项检察活动期间，共发现违法案件线索850条，其中“群众举报202条，自行发现585条，其他途径来源63条”，检方自行发现的占了绝大多数。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展示了反腐部门的主动性。

反腐本就是依职权司法行为，检方查办腐败案件当然要欢迎群众举报，但也要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和发现机制。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反腐的常态化。反腐实现了常态化，专项活动也就不会再喧宾夺主、掠人眼球了。

近日国家领导人参加“两会”一些团组讨论，都是直奔主题而去。习近平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李克强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预算报告时打断代表发言，提出“我们来互动”；王岐山在海南代表团“插话”说：少说点成绩多谈点问题。

准备好的发言稿被打断，临时提出了问题，当面要作答，一些代表们措手不及。面对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议，不念稿子，省略礼仪性发言，或许会有些不适应，但其实不必如此。国家领导人参加讨论，同样以代表身份出席，和大家一样是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会议之上，大家以尊重和平等姿态对话，无需紧张。

近年来，“两会”等场合，国家领导人均有务实表现。一些繁文缛节被主动省去，发言稿普遍不受欢迎，政治新风向各个场合传递。“两会”的流程一年比一年缩减，议事安排更紧凑，礼仪待遇更朴实，会议新风越来越明显。总之，丢掉传统的政治客套，务求集中一切资源服务于务实议事。

国家领导人直奔主题而去，体现着关注地方发展的急切心情，代表、委员肩负各地与各行各业重托，同样可以问计国家高层，在领导人面前理直气壮的对话，没有什么不可以。“两会”正是如此政治平台，各路精英汇集此处，国家上下在此通话，每一次发言，既是难得机会，也是万千利益系于一分一秒。

“两会”集纳天下大事，讨论的都是关乎国家进程、公众利益的话题，任务繁重得很。会议为期两周，严格来说时间比较紧迫。议事程序既定，每一个环节有具体工作，没办法稍作懈怠。一年一次的机会，把准备已久的提案带上“两会”舞台，立志推动国家决策，其实需要耗费太多的心力。念稿子，将成为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政治场合，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已经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气氛。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国家发展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渐次清晰，有太多的议题需要遴选、汇集和讨论，需要凝聚举国能量共同推动消化解决。虚头巴脑的议事既是陈旧式，也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会让人感到恼火。如果脑袋里还装着礼节化、程式化的一套陈旧模式，就要被逼着去转变观念。

中国人印象中的会议文化，也由此慢慢发生改变。如何开会，曾是舆论反复讨论的话题。议事规则曾作为舶来品推介，被当作一个高深学问。其实有真正的问题要解决，会议就能高效运转。问题越真实，越是普遍关心，就越能驱动讨论和决策，会议程序、议事规则就能科学演进。

“两会”议程注定会更加紧凑，气氛会更加紧张。国家大变动调整时期，方方面面的利益、矛盾、问题汇总到政治前台，容不得温文尔雅、一团和气的讨论，争分夺秒的发言将成为代表、委员必修课。

参加一个聚会，有官员，有代表委员，还有媒体人。会后邀请方请大家吃饭，很简单的家常菜，问喝啥酒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别喝了”。结账时，几个代表委员都要求AA制。一个人大代表说：代表团对吃饭有严格的规定，绝不允许接受吃请，他是开完会后请假出来的。另一个官员则说：八项规定后，已经习惯AA制了，哪一次没AA就觉得很不安。

这个细节，让人看到了八项规定对观念和作风的改变，并感到它们已经深入到两会会风中。

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一段故事广为流传。有代表从大会餐桌变化谈到更加自觉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说以前不少代表都不在驻地吃晚餐，现在基本都不出去吃饭了，自助餐盘子也都见底了。总书记幽默地说，看来肚子里油水少了。这些细节体现的也是会风。连外媒都惊叹，代表委员喝瓶矿泉水，都得自己花钱买。

这个问题上，随时盯着代表委员的记者可能更有发言权。一个记者说，往年的政协小组会上，如果记者想采访哪名委员，只需要走到他身边邀请，不管是否在开会，委员一般都会同意离席，到会场外接受采访。但今年却有了变化。记者数次在小组会进行中邀请委员，大多时候都被婉拒：“等散会后再接受采访。”记者感慨，“场内开小会，场外开大会”的现象，今年有了很大改变。

从代表委员的衣着也能看出变化。往年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奢华的装饰打扮曾引起公众的不满，这个名牌皮带，那个限量版包包，今年这些已差不多绝迹了，估计是担心自己身上的珠光宝气与没有了红地毯、精美插花、豪华宴会的节俭会议氛围格格不入。

两会是中国的政治盛会，媒体云集让两会越来越透明，会风的小细节更容易被媒体抓捕到，对两会充满期待的民众也习惯从一些看得见的会风中观察代表委员。如果小组讨论会上很多座位都空着，如果代表委员出入豪华酒店大吃大喝，如果审议讨论时没有真知灼见，民众怎么会相信他们能够真正履行好监督和审议的职责，不负民众所托？八项规定对中国社会的风气——尤其对官场风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当然会反映在两会上，过去那些让民众反感的两会坏风气越来越少了，而被很多新习惯新观念所代替。但愿这种改变不止停留于表面，更植根于代表委员的内心，植根于两会制度。

两会分组讨论阶段，参会的代表委员难免以本省、本地举例。自己家乡、工作地方的“家丑”，代表委员该不该涉及？他们给出的一致回答是：要说，而且要彻彻底底地说。比如，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代表团开放日里，谈到了好几起省内腐败案例；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也介绍，省内海洋、渔业、国土、卫生系统等都出现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临沂市长张术平主动谈起被环保部约谈一事，强调要做好工业污染治理。

“越是自己主管或熟悉的领域，越是要坦诚面对，如此才能最大化地发挥代表的作用。”有媒体评论说，人大代表的眼里就不应该有“家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们的身份关键在“全国”二字。在召开全国两会的时候，替家乡护短，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显得失职。相反，拿出家里的负面例子来讨论，自己更具有发言权，也能够以此说明全国性的问题。

在两会期间，特别关心本省、本领域的发展，说的都是跟自己工作相关的事，也丝毫不奇怪。以复杂的国情而言，那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够把自己所了解的那部分国情说明白，就不错了。如果是某领域的专家、某项业务的主官，更了解相关业务的情况；如果是某地的主要领导，那当然了解本地情形多一些。既然如此，在说自家事时，就更加不能有所保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句老话放在如今依然适用。

在讨论家丑的过程中，有些代表委员可能自己还兼具官员身份，这就需要自我批评的气魄。既然来到了两会会场，第一身份就是代表委员，把代表委员该做的监督职责做好，是份内事。

用好监督权，一是有能力提出问题，二是敢于把问题公开说出来，其中可能有自身利益纠葛，可能还会让相关人士感到刺耳，这也考验着代表的素质与智慧。

来自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唐林说，监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主被动关系行为，其实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沟通互动方式。两会间的自揭家丑现象，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沟通方式。首先它是人大代表团、政协界别内部的沟通，相关代表委员有机会对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或形成共识。其次它也可以促成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广泛沟通，可以避免问题演化为一个地区、一个领域的内部毒瘤。

“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这么说本省的“塌方式”腐败。腐败之所以能够构成塌方，显然是一步一步聚集而成的，再追问一下，也就是在这个较长期积聚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造成的。腐败源于内部，天然地具有封闭性，无疑需要有自揭家丑的人站出来。很多其他领域的问题也一样，提前揭露，问题才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两会期间，自揭家丑应该是一种寻常的声音。我们期待每一个代表都扮演好自己的监督角色。

全国人大代表、北大附中河南分校校长李光宇在谈及高考录取，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时说，重点大学，特别是“985”高校、“211”高校，对河南投放的指标太少。他强烈呼吁重点高校增加对中西部地区人口大省的招生指标，按各省考生人数比例分配录取名额，对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更公平。（3月9日《郑州晚报》）

推进高考公平须改革录取制度

【只有取消分省计划，实行重点大学不分区域面向全国的自主招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高考录取按各省人数分配名额这一提议，早在10年前，就曾被热议。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也曾按照这一方法，分配录取名额，但是，其他985、211院校并没有跟进。按照学生人头分配名额的方式，很简单直接，但真要执行，却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

一是录取名额多的发达地区并不同意。二是各地的教育质量差距大，按人头分配，忽视了各地的教育质量差异以及生源个体差异，如果这种名额分配方式实施，会出现从教育发达地区，到教育不发达地区的高考移民，另外，高校也难以根据生源质量，自主调节在不同地区的招生名额。

问题出在我国高考实行的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上，如果这一制度一直存在，那么，怎样分配高校录取名额，就一直是一个问题。目前的分配方式不公平，按照考生人口比例分配也会有新的问题。只有打破这一录取制度，取消分省计划，实行全国重点大学不分区域，面向全国的自主招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我国学生申请美国的大学，会分户籍吗？没有，所有中国学生申请国外大学，都用统一测试成绩（TOEFL、SAT或雅思）和自己的学业成绩去申请，大学结合学生的统一测试成绩、学业表现和大学的考察进行录取，在录取时，会考虑地区和家庭因素。那么，我国高考为何不能采取这一方式呢？为何一定要坚持分省计划，以及与之对应的按户籍报名制度呢？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政府近年来也在调整各省的高考录取指标，尽力缩小各地的录取率差异，但是，由于这是基于目前录取制度基础上的调整，因此，只能有限缩小差距——在总体录取率（包括三本、高职院校）方面，各地的录取率在缩小，但在重点大学的录取机会上，却相差很远。因此，要推进高考公平，必须从根本上对高考录取制度进行改革。

□蒋理（教育学者）

教育资源分配纠偏不能单靠“计划”

【通过争夺指标来实现资源拢聚，依然有着计划的烙印。】

这不禁让人想起此前那位人称最执着的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也是用八次提案的形式表达对河南教育不公平的呼声。从现实数量来看，河南有本科类公办高校30多所，民办高校10多所，加上专科学校，就是100多所高校。但河南一亿人口只有一所“211”。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河南考生所面临的教育不公平，可谓是清晰可见。而作为以教育投资为主业的李光宇代表，有此番言词恳切的“呼喊”，无论是基于其产业的考量，还是作为履职的发声，都值得点赞。

得看到，通过争夺指标来实现资源拢聚，这依然有着计划时代的深刻烙印，而以人口基数来分配，恐怕也并非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而无论是从广义上的公平，还是从教育规律来说，高考高招的录取改革，应该有系统化的思路。

说到底，停留在个案式解决逻辑，尽管对应的是当下教育资源分配模式，却并不能真正改变弊病丛生的高考高招，自然也就不是着眼于“教育公平”的诉求。也只有在“教育部直属”、“中央财政支持”上得到突破，才能实现教育资源的格外“照顾”。在这种分配格局尚未打破的大环境下，希望录取名额实现整体公平只能是奢望。

于此而言，要实现教育公平，显然不是一次或者多次提案所能解决的，还是需要在深度改革上下工夫，让教育资源分配不再沿循着计划时代的思路，能从整体公平设计上着手，祛除教育资源分配中的地缘因素。

□高亚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