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鲁甸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重建家园的工作头绪万千，任务繁重，很多人都希望从日本灾后重建中取经。日本的一个经验是，有法可依让灾后重建更容易顺利开展，也更容易维持社会稳定——作为一个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从防灾、救灾到灾后重建，都有一套详尽的法律体系。

早在1947年，日本就制定了与灾后重建有关的《灾害救助法》，以便在发生灾害时，全国能在地方政府、红十字会等其他团体和国民的合作下，有序组织必要的援助措施，保护灾民和维护社会秩序。这项法律明确规定，灾害发生后的应急生活援助，原则上由各地政府承担；根据地方财政实力，国家也会负责一部分。

地震灾害之后，失去家园的灾民如何站起来，重新开始生活，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日本在1998年又制定了《受灾者生活重建支援法》，以援助遭受自然灾害的灾民生活为目的，向灾民提供生活重建援助金，帮助灾民重新自立生活。

其实，日本制定这些法律，也是吸取了现实教训的结果。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后，有很多失去住宅的灾民希望政府能提供补贴，但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把公共费用投在私人财产上。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甚至说：“自然灾害导致个人受损时，原则上要通过自主努力进行恢复。”此后，经过民间不断呼吁，1998年5月《受灾者生活重建支援法》终于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有了这项法律规定和保障，人们因自然灾害房屋全毁、半毁或成为危房时，都可以获得来自政府的援助金。

除了房屋受损，因自然灾害导致生活长期困难的家庭，也是政府援助对象。按照法律，日本政府为这些困难家庭，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和搬家费用，最高可达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万元）。此后，这部法律在2004年和2007年又经过了两次修改，主要是在费用标准上有所增加，而且简化了申请补助金的手续。

地震等大规模自然灾害不仅对遇难者是灭顶之灾，对遇难者亲属也是难以抚平的创伤。如何抚慰遗属也是一个重要课题。1973年日本制定了《灾害抚恤金支付法》，该法制定的契机是1967年8月发生的“羽越暴雨灾害”。该法规定，对灾害死难者遗属，应支付“灾害抚恤金”；对因灾害精神受创伤或身体出现残疾的人，应支付“灾害残疾慰问金”；对于受灾家庭户主或财产遭受损失的，还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灾害援助资金贷款”。这些资金主要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之后，特别是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让人们发现了灾后重建的法律空白和新的课题。为此，日本在2012年6月制定了专门针对此次灾难的法律——《儿童和受灾者援助法》。这项法律要求政府援助受灾居民生活，尤其是加强对儿童住宅、学校和幼儿园周围道路的清污工作，确保饮食安全等；同时，它还要求国家要对放射线对人体影响进行调查研究和技术开发，培养调查辐射和开展医疗的人才，根据放射线量调查结果，每年调整援助的对象等。

除了以上几部主要的法律，日本政府对于洪灾、海洋灾害、堤防受损、农林渔业受损等灾后重建工作，都建立了详细的法律法规，总数达到30多部。可以说，这些涵盖方方面面的灾害法律，对于日本的防灾和灾后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次灾难之后，社会很容易陷入无序和混乱，日本这些针对灾害的法律，看起来很繁琐，但却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救灾效率，促进公平，弥补对受灾人们的伤害，更快更好地推动重建工作。中国也是自然灾害多发国，这一点也很值得借鉴。

“人生为棋，我愿为卒，行动虽慢，可谁曾见我后退一步。”谢樵，云南公安边防总队医院中士，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东岭村人。8月4日，在云南鲁甸地震灾区营救群众时，他被山上滚落的石头击中，卷入堰塞湖激流。万千群众同守望，共祈福，期盼奇迹出现。8日9时45分，噩耗传来，他的遗体在堰塞湖被发现。（8月9日《福建日报》）

24岁，正是人生最灿烂的青春岁月。大多数人心怀梦想，奔走于人生的职场，在这个年龄时段里，不拘于失败，只有奋进。而谢樵，把自己喻为一个小卒子，一步一个脚印，勇敢面对困难。为了灾区人民，为了抗震救灾，即使付出生命又何所惜！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定力与步卒精神值得高扬！

谢樵，之所以会主动请缨排险，是因为他有着闽东好儿郎的本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早已脍炙人口，更精准地刻画出福建男儿的奋进与果敢。同时，作为一名军人，谢樵“在部队很努力，先后荣获嘉奖2次，还曾获评‘优秀士兵’和‘优秀学员’。”他的拼搏与上进，正是年轻人学习的关键。

在谢樵眼里，好男儿志在四方。他十八岁考上闽东工业学校，但却出于对军旅生活的向往，毅然选择入伍。他心中军人，是最高的荣耀的象征，是最契合他向往的不囿于一隅，心怀家国的职业。在奉献中将自己的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融入时代与国家的脉动。这种大视野、大情怀，弥足珍贵！

在谢樵身上，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战友回忆他“不太爱说话，但办事认真，工作起来是拼命三郎”。很多时候，冲在最前面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牺牲前，他说：“我就是来救人的，我先上！我年轻、身体好、懂水性，我先来！”6年的军旅生涯中，将他矢志不渝的本色磨砺得更具锋芒。救灾一线，他坚定，但非偶然。

新时代的年轻人或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困难，但不退缩，敢担当，才是青春的写真。英雄谢樵已长眠于闽东故土，但他的步卒奋进精神却闪耀鲁甸，照亮着更多时代青年。青春作伴，梦想起航，“我愿为卒，行动虽慢，可谁曾见我后退一步！”

谢樵，真正的闽东好儿郎，我们将把你的名字刻在心上！

【尊重生命不止是言辞的表达，更隐含在每一个细节中，比如制度防范、灾难后的快速反应、最大程度抚慰人心及通过制度衔接和落实让公民有尊严。】

8月3日16时30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截至4日零点30分，地震已致367人遇难。

还没从惨烈的昆山爆炸回过神来，云南昭通地震猝然而至。不得不接受的残酷事实是，昭通地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可能还会上升，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更令人揪心的是，巧家县沙坝村沙坝小学遭受重创，有人被掩埋。

灾情就是命令。地震发生后，多种抢险队伍迅速投入救援。事发后，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急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减灾委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姜力率8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赶赴地震灾区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中央的快速批示和行动，对抗震救灾势必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震后“黄金72小时”，救援必须争分夺秒，与死神拼速度。由于地震震中海拔较高，救人殊为不易。鲁甸夜间最低气温在17-18℃左右，而据中国气象局预报，未来7天鲁甸多降雨，救灾需警惕余震和降雨造成的地质灾害。

每有灾难，民间力量的动作同样不可或缺。一定程度上，志愿者能够弥补官方力量难以触及的地方，也能发挥更灵活、更细致的特点，最大程度抚慰遇难者家属的伤痛。

2009年5月修订的《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学校等已经建成的建设工程，“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诚然，必须把学校建成最安全、家长最放心的地方，能够抗击地震的冲击，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孩子安全。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次地震发生在暑假。

鲁甸地震牵动亿万人心，惟愿通过制度化安排，让伤者得到最好的救治，让灾民得到最有力的安置。更期待的是，“生命第一”有更完善的制度保障。尊重生命不止是言辞的表达，更隐含在每一个细节中，比如制度防范、灾难后的快速反应、最大程度抚慰人心及通过制度衔接和落实让公民有尊严。无论在平时还是灾难时节，尊重生命都应该是一种笃定而自觉的价值传承。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石川

【每一次灾难，都能让我们更好地认清现实、发现问题，进而转化为改变现实、解决问题的经验。】

鲁甸地震灾区第一所抗震希望小学开建，意味着鲁甸抗震救援工作，正式转入重建家园的新阶段。逝者已矣，生者坚强，被地震打乱的生活将逐渐回到正轨。有汶川、玉树、芦山等灾后重建的经验，有党和政府坚强有力的支持，有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扶，在地震中痛失家园的鲁甸人，再过一段时间应该就能住进新房。

与以往所有地震一样，灾民的房子依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样也是灾后反思的落脚点。在这段时间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已经无数次地看到鲁甸房子的脆弱，“绝大多数遇难者是被倒塌的房子压死的”；我们也曾深刻感受到鲁甸人的贫穷，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他们，即使拿到微薄补助也盖不起需花费10余万元的抗震房。

地方政府当然知道遍地的土坯房弱不禁震，也早在2008年就启动了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甚至还提出了“2020年农村民居基本具备抗御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的目标。然而，进展缓慢的农房改造工作仍没有跑赢地震——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的农村危房改造及地震安居工程中，鲁甸县的开工率仅为59．08％，在昭通11个县中排倒数第二；竣工率方面，鲁甸县仅有0．08％，排名倒数第一。

曾多次参与抗震救灾的新华社记者发现，在去年芦山7．0级地震中，很多农房在汶川地震后进行了加固处理，房倒屋塌的情况并不多；而在此次鲁甸6．5级地震中，有的村庄震后基本看不到高于一米的建筑，伤亡因此比芦山惨重数倍。试想，如果鲁甸的农房改造工作完成得更好，地震灾难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很多。

念鲁甸，望西部。在地质灾害多发、经济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地区都像鲁甸一样，有很多抗灾能力极差的房子，有很多盖不起抗震房只能自求多福的百姓。随便一次地震、一场洪水或是一次泥石流，就会让这些地方成为“下一个鲁甸”。从这个视角来看，接下来我们该重建的不仅是鲁甸，更是整个西部。

如果说抗震救灾是与死神赛跑，那么，防患于未然就是与灾难竞速。从汶川、玉树重建中吸取经验，从鲁甸地震中吸取教训，补齐西部地区尤其灾难多发地区的“欠账”，消除潜在的地质灾害隐患，落实中央部署的农房改造工作，让老百姓都能尽快住上结实抗震的房子，从长期来看，是一项比直接扶贫更紧迫的任务。

在对危房进行改造加固的同时，也可以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部分确实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进行“灾害移民”。历次灾后，都有一些地方因交通不便、地质环境复杂而成为“孤岛”，即使灾后原地重建新房，未来的生存、生活依旧堪忧。四川、甘肃等地的经验是，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将部分民众迁移出去，在更适宜居住的地方科学规划新的聚居区。这种成熟的模式，值得地方借鉴。

当然，监管介入、加强审计、账目透明，也是前几次灾后重建的宝贵经验。无论是推进农房改造工作，还是开展“灾害移民”，只有未雨绸缪地做好监督，防范偷工减料、挤占挪用资金等乱象，才能让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与灾难作斗争的过程，正是我们认识自然规律并不断趋利避害的过程。每一次灾难，都能让我们更好地认清现实、发现问题，进而转化为改变现实、解决问题的经验。为避免鲁甸今日遭遇的不幸被其他地区“复制”，为西部地区排险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新华每日电讯 易艳刚

【灾难频发，却也逼得我们转型、进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成熟、坚韧，甚至从中生长出不可小觑的中国力量。】

中午，平时话不多、更少议论国是的钟点工忽然跑来找我聊天：“不顺呀，我们国家怎么有这么多灾难，又是火灾，又是地震！”她叹着气絮絮地说着，替失去生命的灾区同胞和家人而心疼，也因天灾人祸对国家发展可能的影响而心急。

云南鲁甸，既不是她的家乡，也不是她会去的地方，更没有亲人朋友在那边。在这场地震发生之前，不仅是她，对于我们多数人，鲁甸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所在，从未听说，也不必在乎。

但是灾难，让整个中国的目光齐齐地聚焦在这里，让数以亿计的百姓人心被这里的每一次坍塌、掩埋、牺牲、救援所牵动。“浑水泡面”的新闻初出，真假莫辨，但它透露出的信息，让人平添担虑：到底，灾区百姓和救援人员能不能得到充足、安全的食物供给，让他们在大灾之后不致再受冻馁之苦？为营救灾民而牺牲的24岁武警战士谢樵的遗照，在网上一次次被打开、转发，虽然不能到现场，但在心底，恐怕已有无数人表达了感动与敬意。伤亡人数随着搜救展开而日日更新、持续上升，专业人士与媒体已在反思乡村民居的建设安全该如何加固和保障，一个集体哀悼仪式将在头七的日子里举行。更多的人们则点起蜡烛，为灾区百姓祈福；在网上献花致意，为救援工作加油。

关切，在意，忙而不乱，因为灾难已经发生，生活依然会继续。

我们很难不回想起6年前的汶川大地震。那场巨灾的发生和最初救援，曾经让我们窥见了无数“问题”，也有了许多破天荒的第一次：及时公布遇难者人数、名单，让国旗为失去生命的普通国民而降半，直面校舍安全，建立灾难遗址博物馆，救援效率与志愿者管理问题……从那时起，经历了玉树地震、雅安地震，再到如今的鲁甸地震，曾经的混乱、迟缓，渐变成有序、积极，曾经的敏感、艰难，如今变得自然而然，不言而喻。

斜贯中国西部的那条地质断裂带，似乎已进入新一轮活跃期，动不动就要发一回威，让人类感受一下生命的渺小、脆弱与不可预期。然而，灾难频发，却也逼得我们转型、进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成熟、坚韧，甚至从中生长出不可小觑的中国力量。

这个鲁甸地震遇难者的头七，让我们又一次在同一时刻低下头，为逝去的生命，送去最真切的痛悼与哀念。然后，反思并行动，看我们该怎样防范灾祸、减少伤害，从迁出不安全、不适宜人类居住地带到加固简陋乡屋，从切实做好逃生、救灾演练到更好利用先进科技成果。裨补缺失，消除隐患，不因灾难发生于偏远而轻忽，也不因被埋葬者是乡野小民而怠慢。

灾难教会我们懂得，生命不能独在而要相互依存，生命需要平等对待与尊重。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都要落足在一个个个人的健康、平安、幸福上。

本报特约评论员 姜泓冰

【“哀悼遇难同胞成为制度安排，彰显了国家对生命的尊重，让人充分感受到公民之于国家的意义。经过灾难的洗礼，公民更加珍惜生命，全力重建家园，以尊重生命的名义缅怀逝者，以爱的名义追求美好生活，愿逝者安息，生者更加坚强。”】

为表达对鲁甸6．5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今天10时起，全省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人员及在广场、商场、公园、车站、码头、机场等公共场所的人员，就地驻足默哀3分钟，全省防空警报鸣响，汽车、火车、船舶鸣笛志哀3分钟。

近年来，哀悼地震中遇难的同胞渐成惯例，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5月19日至21日设立“全国哀悼日”，到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后，全国默哀，皆降半旗，渐渐成熟的制度安排，彰显了国家对生命的尊重，培育了国民读懂生命价值的意识，让人充分感受到公民之于国家的意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洗礼，公民更加珍惜生命，全力重建家园，以尊重生命的名义缅怀逝者，以爱与坚强名义追求美好生活，愿逝者安息，生者更加坚强。

尊重生命，体现在千方百计救援上。连日来，灾区涌现不少感人事件，比如在抢险途中牺牲的云南边防战士谢樵，他最后的勇毅定格成了永恒，用生命书写了军人的伟岸与职责；巧家县包谷垴乡红石岩村冷家坡社小组长周清顺带领村民抗震自救，连续工作三天没有睡觉，因脑溢血复发去世，年仅43岁。我们还看到，“切糕王子”阿迪力，不远千里送去5吨切糕；“羊肉串慈善家”维吾尔族大叔阿里木，采购大锅、鲜牛肉、胡萝卜和洋葱，为灾民做手抓饭……这些可歌可泣的义士令人感佩，值得浓墨重彩点赞。

目前，灾区的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电力线路已经全部修复，灾区应急供水保障取得重大进展，已解决20多万人的应急供水。不过，由于情势复杂，抗震救灾比想象的更艰难，一些突发情况令人防不胜防，甚至危机四伏。

在此次地震的次生灾害中，最严重、威胁最大的当属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来自国家防总的消息称，截至9日下午4点，红石岩堰塞湖水位距离堰塞体垭口底部只剩39．67米，风险等级已经升到最高级别。此前一天，中国解放军工程兵用浮桥向牛栏江红石岩堰塞体运输挖机时，突然遭遇余震，余震造成堰塞湖上方山体滑坡，落石飞滚而下，险象环生。红石岩堰塞湖的周边环境，甚至比汶川地震时的唐家山堰塞湖更恶劣。尽管救援排险有巨大难度，但为了灾民的生命安全，救援队员仍在坚守，令人感动之余生发无限敬意。

按照相关部署，各路救援队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转运伤员的同时，灾区抗震工作逐渐进入转移安置阶段。据报道，灾民的衣、食、住、用、医等，正进一步得到保障，人们正重拾生活的勇气；派出所、信用社、邮政所很快搭起了帐篷，各项服务正在开展。秩序恢复，基本生活有保障，灾民才能逐渐点燃重新生活的信心。

除了生活保障之外，灾民还需要心理救援。2008年11月，一项对都江堰、北川等极重灾区20万人口的调查结果显示，90％左右的灾区个体心理状态均不同程度受到影响，约30％的个体存在心理问题。日本导演北野武谈到日本的一次地震曾感言：“悲恸是一种非常私人的经验。震灾不能笼统地概括为‘死了2万人’一件事，而是‘死了1个人’的事情发生了2万件。2万例死亡，每一个死者都有人为之撕心裂肺，并且将这悲恸背负至今。”很显然，对幸存者进行科学、有序的心理重建，他们才能越过悲伤，更好地面向未来，否则，严重的心理损伤将伴随他们数年甚至一生。家园毁了，人心不能毁，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人才会有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此外，灾区重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灾区不仅脱胎换骨，更强筋壮骨，最终实现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抗震救灾中的美好价值，应该传承、放大和更大范围地具象化。我们坚信，有爱在，希望就在，灾难可以摧毁家园，但灾区自我生长的力量不会失去。

今日社评 本报特约评论员

【鲁甸震灾头七之日，正是传统历法中元之日。点一盏荷灯，为亡者照亮回家的路。无论是汶川，玉树，雅安，还是鲁甸，所有这些被一场灾难重新命名的地名，无不需要用一场面向未来的重建来获得补偿与进步。】

从来酷暑不可避，今夕凉生岂天意。鲁甸震灾头七之日，正是传统历法中元之日。点一盏荷灯，为亡者照亮回家的路；以那片遭受疮痍的大地为道场，超度所有死难者的灵魂。

头七之日，悲伤蔓延。截至8月8日15时，云南鲁甸地震造成昭通市鲁甸县、巧家县、昭阳区、永善县和曲靖市会泽县108.84万人受灾，617人死亡，112人失踪，3143人受伤。为表达对“8·03”鲁甸6.5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云南省政府决定，8月10日10时起，全省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人员及在广场、商场、公园、车站、码头、机场等公共场所的人员就地驻足默哀3分钟，届时全省防空警报鸣响，汽车、火车、船舶鸣笛志哀3分钟。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哀悼，许多网友开始在微博上点起了蜡烛，或吁请降旗志哀。

那些失却了疼痛与感知的亡灵，今夜何处安魂？但无论如何，死者已矣，所有的仪式永远都只能是生者的表达。死难者幸存的亲人用他们当地一向遵循的丧葬习俗，来表达他们痛失亲人、百身莫赎的悲恸，也更表达生者坚强的生命意识。而来自官方以及社会的公共仪式，则在此之上，更要表达的是一种生命至上的文明法则，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样的一种公共仪式，也正是政府以及国家力量在震灾发生之后，迅速启动并投入的抗震救灾工作的有机部分，也正是必将延续至未来的行动信条。

如果说仪式是一种表达，那么行动才是真正的纪念。面对鲁甸，曾经有人疑惑，我们的向善之心是否因为灾难的频繁而有所减低，我们是否还拥有对于一些个体苦难的悲悯？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忽视，所有行动者的努力，所有爱心的方向。士兵在突击，志愿者在向前，幸存者在自救的同时也在救人。如果说汶川大地震曾让我们见证一种公共精神的生长，那么国人以及国家力量对于鲁甸救灾的有序介入，同样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在灾难面前守望相助的共同情感。鲁甸头七之日，这无疑是最好的告慰。

如果说死难者是以他们的死难来赐福生者，那么幸存者也将以最大的哀痛来领受祝福。617名死难者用他们的生命指给我们看，一场震级并不特别巨大的地震灾难之外，贫穷所带来的更加真实而逼仄的生存与现实。“鲁甸六成农民日生活费不足7元”，“震区多为无抗震设计的土坯房”……在媒体报道中，人口稠密、经济落后，俨然成为这个西南小城面对地震时如此脆弱的重要原因。假如逝者真的可以安息，生者真的可以坚强，那么如何不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受困于贫穷，必将是一张不能回避的良心试卷。

无论是汶川，玉树，雅安，还是鲁甸，所有这些被一场灾难重新命名的地名，无不需要用一场面向未来的重建来获得补偿与进步。这种重建，不仅是大地之上的家园，更包括人心之上的信念。

近日，云南媒体报道了鲁甸抗震救灾中的一个插曲：8月4日，鲁甸县县长张雁在灾区遇到李克强总理，在被问及救灾有什么困难时，她大着胆子拉总理来到安置帐篷，据实反映了物资缺乏、缺水短粮、道路不畅、很多受灾群众住不上帐篷等问题。李克强总理当即要求相关部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在随后召开的现场协调会议上，总理3次提及张雁，表扬她敢于直言不讳提出救灾的困难和问题。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没有谁能做到十全十美，“我们来这里就是要解决问题，就是要听真话”。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地方领导干部如实汇报灾情，及时反馈受灾群众实际所需，更有利于有效开展抗震救灾。鲁甸县长敢讲真话的精神得到了总理“点赞”，也给参与救灾的基层干部树立了标杆。

毋庸讳言，地方干部讲真话获“赞”，是因为过去曾有一些干部在反映灾情时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例如，有些地方官员为了获取更多救灾物资和救灾款，故意夸大灾情，甚至借机从中牟利；再例如，有些地方官员担心面子上过不去，刻意缩报灾情甚至瞒报灾情，使得一些家园被毁、亲人离散的受灾群众，未能及时得到救助。

无论是哪种情形，在抗震救灾时不讲真话、不报实情，都是不允许的。一方面，这种行为不是从民生出发，而是从官员自己的政绩出发，缺乏执政为民的情怀；另一方面，在反映受灾现状和灾区问题时弄虚作假，很容易掩盖房屋抗震能力弱、救灾工作组织不力等问题，不利于统筹和解决问题。

相反，在实际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摸清灾民需求，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如实汇报、传递信息，才能将救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各个击破。灾害已经发生，受灾群众的利益已经受损，抗震救灾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将受灾群众安置好，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难题，尽快重建家园。要实现这一点，讲真话、报实情是底线要求。

过去，一些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有些地方政府在汇报伤亡人数时不敢讲真话，在社会上引发了争议和质疑。此次鲁甸地震中，我们已感受到非常明显的进步——不仅相关部门认真统计和通报了最新的受灾情况，而且参与救灾的救援部队、慈善组织和志愿者，也通过网络等渠道最大限度地披露了灾区的真实需求。

灾害可怕，人为制造“信息堰塞湖”更可怕。李克强总理表扬敢说真话、说大实话的鲁甸县长，实质上也给参与抗震救灾的各方人士传递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在抗震救灾之时，必须以受灾群众利益为上，不夸大也不瞒报灾情，有什么问题都拿出来及时解决。在以后的救灾工作中，讲真话、报实情应成一种常态，一种基本原则。

原标题：用现代科学观念指导抗震救灾

鲁甸地震发生后，灾区搜救、排险等各项工作迅速有序展开。地震灾难让人猝不及防，“多难”激励着我们砥砺奋进，用现代科学观念指导抗震救灾战胜灾难。

科学高效的应急机制是用现代化观念抗震救灾的基石。鲁甸地震发生后，按照应急预案，各方抗震救灾力量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国家救援体系全面启动。为了保障救灾有序有力、科学有效，抗震救灾由地方具体负责，国家全力给予支持。这种责任明晰、主次分明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尽最大可能做到信息共享、步调一致、协同作战，各方齐心协力夺取抗震救灾的胜利。

鲁甸抗震救灾，救灾装备“鸟枪换炮”，为决策指挥提供服务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更好使了，使抗震救灾得到先进技术的支撑。地震后，测绘部门很快用无人机航拍制作首批高分辨率影像图，房屋损毁、道路受阻、山体塌方、堰塞湖情况等一目了然。利用先进仪器，在震后半小时地震部门就准确判断出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为救援力量的精确部署指明了方向，为抢救宝贵生命争取了时间。

应急医疗救援能力的提升，是用现代科学观念指导抗震救灾的直接体现。应急救援队根据各地医疗机构的水平、条件组建，有针对性携带设备，有了野战手术车等先进设备和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医疗队可以在灾区就地为伤员手术。重灾区巧家县医院原本不具备条件的开颅手术都已经进行多例，在震区开通了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

地震后，震区群众守望相助的正能量让人热血沸腾，更多人用平和的心态默默为抗震救灾“保驾护航”。公路抢通人员依然冒着危险抢通施工，家园被毁的干部仍然咬紧牙关寻找失踪的村民。而在震区外的网络空间，呼吁理性表达爱心和科学支援灾区，不作秀、不帮倒忙的倡导成为主流声音。

鲁甸抗震救灾还在持续。从未来一段时间看，受灾群众安置还是以满足衣、食、住为主要目标，这牵动着“生命线”抢通、群众安置、供水供电、物资发放、卫生防疫等方方面面。当前余震仍不断发生，次生灾害隐患大，加上雨季降水影响，震区各级党委政府当继续以现代化科学观念引领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直至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

从转移救援群众到带领群众自助自救，从冲到抗震一线到打通救灾通道……在灾难袭来，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伤害时，党员干部振臂而起，在群众最需要的关键时刻站出来、冲上去，真正体现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

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为群众作表率既是党章的要求，也是应有的责任。在危难之际应该体现“主心骨”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必须发挥“领路人”的作用，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群众的期盼有所回应。

灾难是检验党员干部作风的“试金石”，抗震救灾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考场。葫芦桥村民小组组长宗朝禄迎着地震跑进村子提醒村民快跑，青山社老社长李国发不顾安危积极转移群众，沙坝村村支书李玉凡克服困难连夜打通村里救援“黄金通道”……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但面对考验不辱使命，勇敢地挺身而出，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在青山社，在沙坝村，在鲁甸灾区的各个村社，震不垮的是党组织，挺得住的是共产党员。到灾情严重的地方去，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共患难，共同应对抗震救灾考验……一个党员干部的称号，让他们成为群众的服务员，民情的传声筒，让群众有了“主心骨”，也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增强了战斗力。

鲁甸地震灾情严重，抗震救灾任务繁重，后期还将面临艰巨的灾后重建，更加需要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需要更多的党员干部站出来、冲上去。“要让群众服你，首先要公正，其次要带头。”64岁的李国发道出了党员干部的真谛。

从汶川地震到舟曲泥石流，一个个党员干部成为突击队、救援队、先锋队，正是在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动下，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自然灾害。抗震救灾还在继续，考验还在继续，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继续深入救灾一线，继续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旗帜作用和堡垒作用。

云南昭通鲁甸6.5级地震牵动国人的心，原本震级不高，却造成如此大的伤亡，太多孤岛村庄，太多次生灾害，让我们不得不吞下苦果。

中国平原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一半，在农耕时代，地少人多，只好进山，初期只是包围山麓，但明中期以后，大航海带来美洲作物，特别是玉米，产量高且耐寒，适合山地种植，大量棚户入山垦殖，破坏了生态平衡。

特别是清代康乾时期，由于皇家承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百年间人口暴增至原来的3倍，只能向荒山要粮。兼之政府疏于管理，棚户往往采取放火烧荒等掠夺式耕种手段，地力一旦退化，立刻转战他山，造成水土严重流失。而童山濯濯的代价就是自然灾害频仍，据估算，清代中国农民人均年工作时间超3000小时，欧洲农民仅1500—2000小时，可勤劳者反而难得温饱。

其实，西方人口同时期也在翻倍增长，但因城市迅速发展，不仅没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反而取得迅猛增长，而中国城市人口始终停留在7%左右，仅及宋代三分之一，事实上，我们却落入了“马尔萨斯陷阱”中。

不同的历史选择，决定了不同文明的命运。过去30年，中国在苦苦追赶，从1983年城市化率21.62%，到去年53.37%，我们超越了发达国家百年才走完的路，并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

但，昭通地震告诉我们，在偏远山区中，还住着许许多多的人们，他们还无法充分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难以得到更及时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艰险的小路，不仅会给救援带来困难，也会给生活品质带来伤害，给人的尊严构成威胁，而这些问题，不能总靠灾难来提醒，总靠灾后来解决。

未来10多年，中国将进一步加速城市化建设的速度，不否认，城市有城市的问题，进了城，也许还会想念乡村，甚至会逃回乡村，但，从既往的历史可以看出，由分散到聚合，由原子化到社会化，这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个门槛再难迈，我们也得迈过去。

减灾减震，提高福利，最终要靠城市化的进步，经历几次地震的惨痛教训，我们正在凝聚共识。

云南鲁甸地震已经进入第五天。据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截至7日19时，地震造成昭通市鲁甸县、巧家县、昭阳区、永善县和曲靖市会泽县108.84万人受灾，615人死亡。云南省方面表示，随着道路的打通信息更加具体、次生灾害影响造成的新伤亡等原因，导致遇难者人数增加。从震情来看，地震次生灾害危害严重，须给予高度重视。

李克强总理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工作提出了“三个确保”的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加强对次生灾害的预警、排险和救援工作，确保不因工作不到位导致新的人员伤亡。重大自然灾害往往伴有次生灾害，特别是大型地震，山体崩塌会形成滑坡、泥石流，堰塞湖和疫情等也时有发生。鲁甸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历史欠账较多，建筑物的抗震能力比较弱，因此余震的危害性不小。李克强总理在对防范次生灾害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牛栏江堰塞湖的科学处置，加强对牛栏江水系的调度，开挖堰塞湖导流槽，进行泄洪排水，同时抓紧疏散转移群众，确保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近几天气温高、湿度大，细菌易于滋生，要切实加强灾区防疫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这都说明防范震区次生灾害工作，需要提升到更高级别。

汶川大地震以来，我国积累了应对自然灾难次生灾害的有效经验，这些经验已被积极应用到鲁甸地震抗震救灾行动中。目前灾区已有249名专业防疫人员全面开展各项防疫工作。其中，重灾区龙头山镇、火德红乡每个村有一名专业防疫人员驻点。只有次生灾害被控制住了，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才能够一马平川，最大程度地降低震灾危害。全面防范次生灾害，不仅要有科学的检测预报预警措施，还需要有适应当地情况的避险抢险应急预案，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不利因素考虑得更细致一些，把避险抢险的方案设计得更周到一些，把工作任务分解得更明确一些，唯有如此，群众和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才能牢靠一些。

防范次生灾害还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特别是要填补信息的鸿沟，让救灾工作没有盲区。国家救援体系业已全面启动，从中央到云南再到其他省份，大家对抗震救灾工作具有高度共识，一切把救灾放在第一位，做到信息共享、步调一致、协同作战，齐心协力去夺取抗震救灾的胜利。但是，抗震救灾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然而不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重点。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救人，寻找生命的奇迹，另一方面要重点防范次生灾害，把余震、堰塞湖、疫情等的危险性降到最低。从国家救援层面到民间救援层面，应当各自发挥作用，有漏洞就填补漏洞，有盲区就消灭盲区。比如在新的传媒时代，抗震救灾工作完全可以在救灾指挥部的指挥下，充分运用新媒体、自媒体功能，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沟通方式掌握次生灾害的每一个可能发生的时间与空间，从而调动一切力量战胜次生灾害。通过全方位的震区信息开放与流通，我们可以做好判断和调查工作，排除环境和信息混乱的影响，掌握灾情对环境的真实危害程度，尽快使受损的设施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避免产生更大的环境灾害。相信各方面互相协调，互通有无，有机掌控，完全可以进一步提升救灾工作效率，把灾后救助和灾后重建的通道变得越来越宽阔。

防范次生灾害工作更及时、更扎实，把所有的隐患消弭于无形，全面推进抗震救灾工作有的放矢，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才能更稳固，灾后重建工作才能更早展开。（《南方日报》评论员）

【灾后重建是一场持久战,各级政府的责任自不必说,社会各界及舆论,也还须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送上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经常会通过某个大事件知道一个新地名,比如云南鲁甸。在“8·3”地震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在云南东北部山区有这样一个小县城。截至8月7日傍晚,地震已造成近615人遇难。随着救援“黄金72小时”过去,遇难者人数将逐步定格,救援工作重心也将从搜寻幸存者转为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随着救援工作重心的转移,舆论的关注度必然渐趋常态。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决不只是体现在从废墟中抢救幸存者,而应贯穿于灾后重建的全程。如何安置好灾区逾百万受灾群众,让他们遭此劫难之后回归正常生活,灾后重建注定是一场持久战。这场艰巨的持久战,需要全国各界继续关注,继续给予支持和帮助。

灾区重建家园,党和政府当然是依靠,灾区人民当然是主体。但灾后重建,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与襄助,在鲁甸这种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生态脆弱的地方,更是如此。

我们有必要重复几个关于鲁甸的数字:一个是4300元——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当地人均年收入仅为4300元(中国城镇居民去年人均年收入是27000元),这次地震还将让很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倒退数年；另一个是44次——自有地震记录以来,震区200公里范围内曾发生过5级以上地震44次,仅2003年的两次5级地震就曾造成全县三分之二的农房倒塌。

在新华社记者从前线发回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龙泉村村民冯忠禄家的土坯房在地震中倒塌,女儿不幸遇难,家里养的6头猪有4头被砸死,另外两头不知去向——这意味着,他的两个即将上大学的儿子的学费没了着落。在鲁甸,这里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贫穷,这也正是一些灾民逃难时舍不得放弃一些猪、鸡和日常用品的原因,那些外人看来不值钱的东西,可能是这些贫穷者的全部财产。

据新华社报道,虽然当地政府一直在推广抗震房,但抗震房十几、二十万元的造价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此次地震,鲁甸县城建筑几乎未受影响,但农村地区成片房屋倒塌。因而,灾后重建的当务之急,是帮助鲁甸农民住上抗震能力更好的新房。这次地震,应该成为改写鲁甸命运的转折点。灾后重建中,各级政府的责任自不必说,社会各界及舆论,也还须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送上力所能及的帮助,直到灾区人民住上更牢固的新房,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在支援鲁甸重建家园上,其一,可借鉴汶川、玉树灾后重建中取得了良好成效的“对口援建”模式,由云南省内较富庶的城市或其他有意向支援鲁甸的城市,以结对帮扶的方式,帮助鲁甸人重建家园。在这个过程中,有关方面可以帮鲁甸更好地设计和规划,让一些鲁甸人在灾害风险更小、交通更便捷的地方重建新家。

其二,在“输血”的同时,更关键的是提升鲁甸的“造血”能力,进而从根本上改变鲁甸人命运。鲁甸虽穷,但也不乏可以开发的旅游资源、农林资源等,尤其是花椒等特色产品,也都有转化为“造血因子”的潜质。一些爱心企业如果能帮当地改善交通、投资设厂、办学,必将让鲁甸人的生活状况有制度性的好转。

有人说,如果不是发生地震,还真不知道中国竟然还有如此贫穷落后的地方。事实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既有光鲜靓丽的大城市,也有像鲁甸这样落后得让人吃惊的贫困地区。在近几年地质灾害多发的那些地区,普遍都面临外人意想不到的困境和窘境。一枝独秀不是春,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财政投入,还是地方层面的资源配置,都应该给这些地区更多关注、倾斜。

云南鲁甸6.5级地震，虽然震级不算太高，却造成了较大的伤亡。专家分析了五大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震中区域距离县城有26公里左右，当地多为农村民房，多数为土坯房和砖混房，抗灾能力差。

这个原因，我们在汶川、玉树、雅安、定西地震中都似曾相识。从以往案例可以看出，板块摩擦导致的地震运动，很大比例覆盖在农村和山区。和城市建筑的深地基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相比，农村房屋质量可谓不在一个级别上。本人老家就在农村，那里的房屋基本上都是农民的自建房。农闲时节，从农民“跨界”成泥瓦匠的不在少数。由于意识常识的空白，以及从业资质的无从谈起，导致他们搭建房子的时候，脑海中根本就没有“抗震防震”的这根弦。这样的建筑作品，衍生出大量的“一震就倒”农村自建房，也成为地震伤人的“幕后帮凶”。

农村自建房抗震能力弱不是今天才暴露出来的问题，那些血淋淋的教训是那么的惨痛和无奈，但为什么不能引起各方的重视？

对农民来说，他们并不是不愿盖更抗震的房子，而是他们不知道地震的危害、不知道怎么去盖，有关部门也鲜有这方面的宣传引导。这些年，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鳞次栉比的、看似光鲜的农村房屋背后，是抗震结构的欠账和质量管理的缺失。如此现状，一旦地震袭来，农民千辛万苦建起的房子，极有可能成为伤人害己的脆弱资产。

每次地震，农村自建房倒塌的比例远远超过城镇商品房。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看到，而是没有人去管。农民自己动手建设住房，规划、土地部门乐于去做的是收费；而对建房来说最重要的设计标准和质量管理，往往无人问津。建筑质量监管的缺席，导致大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房屋实际存在于农村地区，继而出现“不堪一震”的惨状。

这些年，已经进入“震动模式”的地球可谓“小震年年有，大震三六九”。对地震的应对不力，已经不是“侥幸心理”所能遮掩和开脱的。地震虽难防，但减少流血伤亡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可以根据地区特点，按照抗震标准编制印发设计模板和施工标准，供农民选择参考；可以通过公益广告、免费宣传等方式，将地震中暴露出的农房质量案例，在农村扩散传播，让农民把钱花在刀刃上；还可以向日本、加拿大等国学习，采用补贴等方式，倡导采用抗震能力强的木结构和轻钢结构建房等。

监管农村自建房，固然有很多现实的困难，但这决不能成为无动于衷不作为的理由。地震导致的重大伤亡，倒逼着农村自建房监管的加速推进。对灾后重建的房屋必须按照抗震标准实施；对四川、云南等地震多发区自建房的防震建设，必须纳入抗震设防的统一规划；对广大农村地区自建房的监管，必须有完备的制度保障。有关部门应该行动起来，对农村房屋进行全面的评估，对自建房质量进行干预、抗震标准进行强制要求。否则，下一次地震出现在哪里，哪里又是一片狼藉。

灾难已然发生，抱头痛哭一场固然能够宣泄情绪，但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节制悲伤就事论理、反思问题切实整改。唯有化地震的“危”，为灾后重建和提升广大农村自建房质量的“机”，我们同胞的鲜血才没有白流。

云南鲁甸震中龙头山镇的龙全中学目前食品匮乏，只能吃外面输送进来的泡面，地下水和自来水因为地震水质现在比较浑浊，目前救援人员只能用浑水泡面做饭。（8月4日，光明网）

自8月4日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了有关“震中食品匮乏，救灾官兵用浑水泡面充饥”的一组图片之后，立即引起了媒体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是我们的子弟兵为了争分夺秒、舍生忘死地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是“一口大锅里面的泥巴水，几名官兵站在旁边拿着一碗方便面站在旁边”的揪心画面。两者放在一起相对照、相比较、相碰撞，自然会让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

作为救灾部队，或许认为这组新闻画面有可能对正在救灾的官兵的情绪产生不利影响，对整个救灾工作带来不利。由此，他们在8月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说，网传图片中用如此浑浊的水泡方便面明显不符合常理，“不管谁煮开水也会选尽量澄清的水源”。他表示，前方救灾部队携带有净水设备，不会胡乱饮用不卫生的水。他呼吁，前方部队正在忘己的全力救灾，请后方不要误信这种别有用心的图片，以免伤害救灾部队的士气。

作为新闻报道方，或许只是想对震中的真实情况进行客观报道，于是坚称：“是真的，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第一天群众缺水部队缺水，混水是这里的自来水，部队里要求只吃面不喝汤，我和同事都吃了，也有人是用矿泉水冷的拌了一下吃。什么都运不进来更何况补给了。真的在排队，每次水烧开很快就被打光了。”

于是，一场围绕部队是否用“浑水煮面的争论战”由此拉开。部队一再解释，说得有道理；记者再三强调，有凭有据，大有一种相持不下的架势。是浑水煮面，也属正常，地震灾害引起地下水变浑浊不足为奇。不是浑水煮面，那更好，说明随着我们的国力增强，部队的后勤保障更加有力。

笔者认为，无论是部队也好还是记者也罢，在我们同胞饱受震灾煎熬、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当下，我们不必关注和纠结是否“浑水煮面”？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抢险救灾”的感人画面；投向向灾区奉献爱心的人们。

对于那些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同胞来说，对于一只“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队伍来讲，就算是“浑水煮面”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