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喜公司提供劣质过期肉品导致的洋快餐危机尚未过去，北京市又揭出连锁烤肉店汉丽轩使用“口水肉”(客人食剩的肉经过处理重新摆上餐桌)的丑闻。相信舆论对于各类快餐的信任几近崩溃，有外媒说，中国正面临某种“餐饮恐慌”。

然而，大概不会有一家快餐店因为食品安全的名声出了问题而倒台，除非政府强行关闭它们，或者中国媒体联合起来“扼杀”它们。中国大多数消费者还是对餐饮业的卫生持相当“宽容”的态度，他们并不是在强迫餐饮业快速提高卫生水平上铁面无情的力量。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有大量第一眼看上去卫生就很成问题，所用食材存在过期、变质等多种隐患的餐馆。很多中国餐馆的地板上乱扔着脏物，和它们比起来，洋快餐以及本土已成品牌的快餐店只要不恶意搞鬼，卫生条件显然要好得多。

很多人的早餐要在路边吃，中国各地的“餐饮一条街”布满了大排档，这些地方的卫生就更难谈得上什么标准。在一些大排档集中的地方，人们有时差不多就是“坐在垃圾堆上”就餐，但大家居然忍受了。

中国消费者对餐饮不卫生和不安全的容忍度要大大高于舆论所呈现的样子，一些有卫生问题的餐馆因此而有恃无恐。它们会错误地认为，更高的餐饮安全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价格，有一些卫生问题是它们维持目前价格的一个元素。

中国的餐饮安全必须同时两手抓，一手抓大型连锁企业的高安全标准，一手抓低端餐饮业的基本卫生面貌。后一手应当是一场革命，要强行提高街边店和大排档的卫生水准，严厉整肃乱扔垃圾的“餐饮一条街”。这项基础性工作取得成效，大型餐饮连锁企业就会对中国市场多几分敬畏。

针对餐饮安全的精益求精必须同基层餐饮卫生的“启蒙运动”结合起来，整个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业无法获得单项的满分，多领域的进展注定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当一家华丽洋快餐店紧邻着一条缺少起码卫生条件的大排档街市时，很难说是前者的卫生标准影响后者，还是反过来。

我们无意为任何大型餐饮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开脱，我们只是想说，给它们施加压力，中国餐饮业整体卫生水平的进步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中国的消费者需要真正对大型餐饮企业变得十分严厉，使得后者相信，一旦出饮食卫生的差错，它们将遭到无情的抛弃。

而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消费者即使知道了洋快餐的问题，很多人还是会想，它们大概要比普通中国餐馆干净些。事实上，洋快餐出了这么大的丑闻，但消费者继续进它们的门。

中国的餐饮安全以及整体上的食品安全是一项任重道远的社会工程，它是中国文明进步的核心部分之一。我们不可低估它的难度，将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口号化，同时也不可以虚无主义的态度放弃实干。

对每一个“顶风作案”的个人和实体都予以严惩，此外要大力促进餐饮市场面对更高卫生标准的觉醒。两条腿走路，我们才能接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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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总会有许多“加强监管”的呼声。然而，这种呼声跟考试成绩不理想之后的“要努力学习”一样，只是一句正确但没有什么用的话。上海的食品监管，就“各级政府的重视”以及政府的投入而言，已经不低，然而依然没有能避免福喜事件的出现。要什么样的监管，才能防止福喜这样的违法呢？

许多人会脱口而出，“制定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格的检测”。福喜这样的跨国企业，对于标准的把握能力远比普通企业要强。更严的标准，更严格的检测，只要市场上的企业能够做到的，它都能做到。迄今为止，它所销售的最终产品，也没有被发现有违反标准的地方。换句话说，福喜事件的出现，根本就不是标准或者检测“不够严格”的原因。现行标准与检测是否已经足够严格，自然可以另行探讨，但在这上面着力，显然不能防止类似福喜这种有组织的违法生产。

对食品而言，标准和检测只是保障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检测指标合格”要等同于“产品合格”，需要一个前提——“产品是按照既定的流程生产出来的”。如果故意去违反操作流程，那么检测合格就不等于产品合格。比如，正常生产流程出来的牛奶，如果总的细菌数合格，那么致病细菌与细菌毒素的含量就会合格——细菌总数是作为一个指标，衡量生产流程是否正常。如果某批产品有一段时间没有保持在生产流程要求的低温状态，那么细菌就可能增殖过多产生毒素。这样的牛奶经过加热灭菌，总的细菌数依然可以合格，但无法保障安全。有人会说那就把“增加毒素检测”作为解决方案，然而这仅仅是违反操作流程产生问题上的一种情况，还有无数种违反流程的可能性存在。要穷尽这一切可能，去一一检测，且不说技术上能否实现，实现之后食物的成本也就不是正常人能够承担得了的。也因此，“敬畏程序”“严遵流程”等才会被生产企业奉为定律。

“安全食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测出来的”，这句话被不少人指责为帮监管部门推脱责任。然而这是社会现实。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把努力方向投向了“过程监管”。审核生产设施、检查生产规范等等，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必然措施。除了政府部门，食品供应链中的下游企业，也会这样要求供货商。比如福喜事件中的暗访记者也提到，麦当劳肯德基等客户也会来检查生产现场。

然而这些手段也并不足以发现福喜这类的违规。生产设施与生产规范都是死的，如何执行才是根本。在设施和规范上完全满足监管或者客户要求之后，在实际生产中“偷偷放水”，操作起来并不困难。福喜把这种“应付检查”与“实际违规”的操作，明目张胆地以“两套操作记录”的方式有组织地进行，才是最恶劣的地方。现在尚不清楚它下游的那些企业是否知情，但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完全可以做到骗过所有的监管和客户。

有人为此提出解决方案，“政府和下游企业向生产现场派驻代表”。这一思路表面上看起来能够解决问题，然而依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需要派驻多少人才能盯住每个可能捣鬼的环节？由此需要的成本谁来承担？如何防止派驻的人员被“收买”而狼狈为奸？

授权监管部门突击检查，增加突击频率，也是一种有力而且必要的措施。这种监管手段的效果，还取决于监管人员的职业素养。就像扫黄打非的突击检查，总有神通广大的人能够提前得知行动计划”，突击也就成为过场。

实际上，如果没有“内部举报”，福喜这样的违法生产基本上不可能被发现。福喜事件后，许多人提到的“吹哨人”是目前的现实条件下监督能力最强的方式。

其实，已经有许多地区制定了重奖和保护举报人的制度，然而效果并不算好。最高几十万元的奖励，对于举报所面临的风险而言，实在谈不上高。政府可以打破固有思维，不设上限以真正的天价来奖励“吹哨人”。美国处罚辉瑞的案例可作参考——因为内部举报，司法部门才掌握了辉瑞违法推销的充分证据，辉瑞认罪服罚，付出23亿美元来换取中止法律程序。为了鼓励这种举报，6位举报人分享了一亿多美元的奖金。如此高额的回报，不仅会刺激出举报者，更重要的是对公司产生巨大的威慑：让员工进行非法操作的时候，需要衡量得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防止内部员工成为“吹哨人”？

福喜的内部员工对我说，他们觉得是“非常冤枉的”，但是媒体不愿意报道他们的意见。福喜法务部也不许他们乱说话。

福喜，一个“陌生”的大型食品企业，在过去的10天里，占据了很多媒体的头条。

危机突然爆发于7月20日晚上。东方卫视当晚报道，经过记者数月辛苦卧底探访，发现了让福喜无从抵赖的“罪证”——作为麦当劳等洋快餐的供货商，这家企业使用过期变质肉。

事后一天福喜发的第一次声明，到7月28日召开的媒体发布会，福喜能够说的也只有震惊、不解以及道歉。

这家美国公司，有着百年历史。进入中国已经20余年却几乎没有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在报道这家公司的时候，找不到它的“公关联络”，甚至找不到一个联系方式。在前期的资料收集中，不多的信息都来自于其简单的网站和与其关联的下游餐饮商麦当劳。

藏身于麦当劳肯德基等多家知名快餐连锁品牌身后，为几乎可以算是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鸡块牛肉猪排等食品。他们的母公司CEO谢尔顿·拉文也一直以此为傲，“福喜集团是默默无闻的全球最大公司之一。”

隐秘的后果是，这家企业几乎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媒体已经热火朝天地炒了一天之后，福喜才姗姗来迟地发布声明。道歉之外，仍然坚称对自己的河南工厂有自信。

福喜危机让麦当劳也不知所措。似乎麦当劳在这场危机中有些“犯晕”，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是受害者还是同谋。“真不知道麦当劳这次为什么表现如此失常。”媒体人士大多这样感叹。

麦当劳对福喜的信任无以复加可以从他们的几份回应声明中看出来。

我在采访中发现，两家公司是连协议都不用签的“合作好伙伴”。更有趣的是，查询资料发现，连福喜中国的法人代表麦大卫，其姓氏都是麦当劳，也就是麦当劳的英文McDonald。

有行业内部人士对我说，这家公司在业内享誉已久，没有谁能够在快餐食品供应上与其竞争。在福喜出事之后，麦当劳仍然恋恋不舍，宣布舍弃上海福喜，转用河南福喜。

直到现在，福喜依然没有给出让气愤的中国消费者一个稍微能平复心情的答复。在7月28日的发布会上，福喜表示要出资1000万来资助中国的食品安全教育。这样的表态，在现场引发了嘲笑。网友质疑：“福喜，你要教育谁？”

既没有任何补偿措施安慰消费者，也无法安抚合作者。福喜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它的忠实伙伴麦当劳都在它开发布会时“及时止损”，彻底撇清与福喜的关系。

我采访的多位律师都遗憾地说，消费者想要向福喜维权索赔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普通消费者不得不再一次为企业行为失德买单。

福喜的内部员工对我说，他们觉得是“非常冤枉的”，但是媒体不愿意报道他们的意见。福喜法务部也不许他们乱说话。

福喜能说的，似乎只有于事无补的道歉。

□陈白（新京报记者）

日前，上海福喜5人涉过期肉事件被警方刑拘，案件目前进入处罚阶段。据了解，事发后福喜曾公然抗拒检查，监管人员被挡在仓库外，调阅电脑资料网络中断，这导致被查处的涉案货品数量并不乐观。另外有网友称，食药监局过去3年对福喜7次检查均未发现问题，应该被问责。（7月25日人民网）

还记得震惊全国的“染色馒头”，同样发生在上海，同样是食品监管存有重大的工作疏漏。只要回顾央视的报道，就会对本应敬畏的食品抽查感到可叹。知道相关部门明文规定禁止在制作玉米馒头的过程中添加色素，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为了逃避检查，还专门想出了一套对策。记者暗访时，办公室人员称，“一般来说馒头一个月抽查一次，他们来检查，我们就把东西拿到办公室给他们检查，不让他们去车间，他们一来我们就把车间的门关上，不让他们进去。”

本来一个月抽查一次就少之又少，可偏偏还被生产企业“强按”在办公室里检查；本来抽查的地点完全应该是生产现场，可偏偏还被生产企业“关在”车间之外。上海福喜公司在过去的3年里是如何接受食药监局7次检查的，无法得知，但从事发后公然抗拒检查，监管人员被挡在仓库外，调阅电脑资料网络中断，可见在过去的接受检查中，他们不可能给予检查人员真实的记录和信息。监管人员是否也遭遇了被强关在办公室里检查的情况，不得而知，但足见相关抽查行动是多么的不被“配合”。

如果说当年的“染色馒头”暴露出办公室里抽查馒头丑闻的话，那此次使用过期肉殃及洋快餐事件，则更加验证了食品监管是如何失效或过期的，应该是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希望不要只对问题企业“开炮”，也该让监管的“染色体”露出真实面目，并得到应有的严处。

□ 周稀银（江苏 媒体人）

【这至少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上海福喜是一个重要食品原料供货商，为何三年只被检查了7次？二是，这7次检查中，监管人员是否尽责，有没有走过场？】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质量经理等5名涉案人员，因涉嫌用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上海食药监局表示，此案目前已经进入处罚阶段，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程序都已经启动。人民网的报道质疑，过去三年，上海市质监和食药监部门在针对福喜的7次检查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其中是否存在履职不当？

在福喜食品安全事件中，福喜公司和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对于此类恶劣事件，处罚涉事企业以及相关责任人，依法启动刑事追责，当然是必须的。不过，监管部门不能只是“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肇事者，其自身是否存在失职渎职，也需要对社会有个交代。

每一起食品安全事件背后，都有失守的监管。上海福喜胆敢疯狂“作案”，说明在其眼中，当地食品监管毫无威慑力。如果真如媒体所称，上海福喜7次被查都安然过关，这至少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上海福喜是一个重要食品原料供货商，为何三年只被检查了7次？二是，这7次检查中，监管人员是否尽责，有没有走过场？

现在监管部门对于涉事企业棍棒齐下，但这样事后补课，力度就算再大，也不能将功赎罪。某种意义上说，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备受指责的采购端企业，也是食品监管失守的受害者。因为这些洋快餐企业当初在选择原料供货商时，都要求供货商具备相关资质。这些“资质”，恰恰就是政府监管部门颁发给企业的，包括食品QS认证，“食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认定等等。然而它们却没想到，所谓政府认可的“资质”，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无论如何，福喜事件背后的监管责任，都不能回避。这样的责任，不仅要指向上海食药监部门，由于食品药品统一监管去年才开始推行，在此之前，质监等其他部门对于上海福喜同样承担监管责任。所以，绝不能因为部门职能调整，而放弃对过去监管责任的追究。

记得2011年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发生后，上海食安办负责人在第一时间道歉，并表示对各相关职能部门将“坚决不护短”，此后，当地组成联合调查组介入，多名政府责任人受到记过、撤职处分。如今的福喜食品安全事件，比起当时的染色馒头，危害要严重得多，波及面也更大。但遗憾的是，至今未见上海相关部门站出来道歉，并承诺追究责任部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依法依纪追究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责任人的失职渎职等责任。”而对于福喜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法》也有相应的问责规定。上海有关方面能否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查处食品监管失职渎职，人们拭目以待。

□韩涵（媒体人）

【社会监督,就是创造一个熟人社会的拟态环境,发动大家来保护大家】

让人揪心的“舌尖上的安全”又出事了。这次被曝光的,是美国独资的大型肉类加工企业福喜公司。很多人对这家公司可能比较陌生,但它的供货对象个个都大名鼎鼎: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德克士,那些你能想得起来的洋快餐品牌,几乎“全军覆没”。

这样的事,对整个社会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打击挺大。别看有人继续追捧麦当劳、肯德基,还说他们已很规范,甚至称得上“业界良心”,但我觉得这是自欺欺人或故作姿态。一般来说,企业越大越知名,就越重视自己的声誉和产品质量,出了事要付出的代价也更大,因此一般都不敢铤而走险。但如果连这样的公司也出事了,“信誉资本”尽毁,其他企业还能令人放心吗?

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这起事件并不只是质量控制出了问题,而是有意的系统化作恶。上海福喜使用过期变质肉加工食品,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有相关负责人授意,并且长期大量存在。这是十分恶劣的犯罪行为,所以上海警方已对相关责任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食品安全出现大问题,除了谴责见利忘义的黑心企业,人们总会问“监管去哪了”?只是,这次出事的是国际知名的大公司,而且上海的食品安全网也被公认是织得很密的,遗憾的是,这么大的漏洞,依然没堵住。

当地监管部门说,他们把排查重点更多放在了小作坊上,而对这些大企业太过放心了。这可能也不完全是托词,但即便监管部门特别卖力,并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就能无缝覆盖所有企业和生产环节吗?很遗憾,可能不行。

食品企业数量大,生产环节众多,供货关系复杂,都增加了监管难度。食品监管力量需要加强,但也要考虑执法成本和可能性,不可能每个企业都派人在旁边盯着。像福喜使用过期肉加工食品、把掉到地上的肉捡起来继续使用,是很难被发现的。

在监管无法覆盖的地方,似乎只能靠企业自律和生产者的良心了。但对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的企业来说,自律经常是靠不住的,一旦遇到巨大利益诱惑,良心可能比鲜肉更容易“变质”。即便是国际知名的大品牌,如果掺假的收益总是远远大于成本,也很难做到守身如玉。

监管不是万能的,良心也往往靠不住,那么食品安全怎么办?答案是,靠社会和公众的监督。

对于企业来说,社会公众监督首先是内部人和同业的监督。因为业内人和竞争对手最了解行业的标准、流程,也知道哪些环节可能掺假使坏。有研究者发现,一些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很少是监管部门发现的,大部分是内部人士、竞争对手和维权组织揭发的。此次洋快餐供货商黑幕曝光,最初也源自内部人爆料。所以最近不少人呼吁,可以借鉴国外的“吹哨人”制度,重奖并保护那些举报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喉”。在这种涉及所有人安全的公共问题上,鼓励“告密”行为并不会毒害社会,反而有助于拯救道德。

另外,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也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行业组织有维护行业秩序和声誉的需要,也有熟悉情况和标准的便利。在发现问题和检测手段上,一些社会组织的力量并不比政府监管部门差,甚至还要更专业。帮助问题食品受害者维权的法律界人士,自发创办食品安全问题披露平台的大学生,都是这类社会健康力量的代表。

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的社会力量,自然少不了媒体。至少在食品安全领域,所谓“媒治”的力量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常抱怨为什么查处总在媒体曝光后,这一方面是对监管的期许,同时也可以看作对媒体的赞誉。尤其在监管力量缺位的情况下,媒体的作用更加不可替代。此次洋快餐“供货门”,要不是记者的暗访调查,恐怕很难大白于天下。

在传统熟人社会,那些挺立百年的老字号,能够保持质量和信誉,主要靠良心和自律。市场经济和大工业时代,保障食品安全要靠立法和技术,也要靠专业部门监管,但仍不可忽视道德血液的重要性。社会监督,就是创造一个熟人社会的拟态环境,发动大家来保护大家。肉变质了,需要专业部门来管;良心“变质”,需要社会监督来治。

　　CFP供图

上海福喜公司“过期肉”事件仍在持续发酵，不少人已经将关注重点从福喜公司本身转向这种违法行为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就像2008年的“毒奶粉”一样，公众很难相信只有这一家公司有如此做法。也有媒体报道称，由于大量未经检验的冷冻肉品持续流入国内市场，“过期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过期肉”事件与“毒奶粉”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如果不经媒体深入虎穴的调查报道，这种违法行为可能仍将继续。这表现出一些企业“唯利是图”的本性及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督体制上的不健全。

从深层次看，“过期肉”和“毒奶粉”有着偶然，也有其必然。根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的肉类消费量年增近8%，相比1980年增长了近6倍，人均猪肉消费量已赶上美国。在这种无肉不欢的形势下，大量进口肉成为必然，而价廉、保质期长的冷冻肉成为首选。全球最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产品就是冷冻肉。每年，美国都会查出数起冷冻肉细菌感染的案例，部分问题肉品居然改头换面输往中国。日本一向以社会管理严谨自居，也先后曝出了“毒饺子”、“农药马肉”等知名事件。这也意味着，如果我国不能尽快加以重视，未来此类事件会不断增多。

不过，美、日也有一些先进经验可循。我国周边国家中，韩国做得比较好。这些国家经验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从源头严格把关。发达国家对冷冻肉等“生物制品”的检验标准、流程明显严于其他产品，既保证食品安全，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进口食品的成本，以保护国内农业生产者。严厉打击食品走私，由于缺乏生产、物流证明，走私原料无法流入正规市场。二是细化食品生产标准。韩国2012年新修订的《食品标示法》中，要求标注食品保鲜工序、是否包含转基因、咖啡因含量等信息，给予消费者足够的知情权。三是惩戒“连坐”。欧美国家食品安全执法普遍采取横向、纵向追查，不是就事论事。横向是指，一旦一国某地的进口食品出现质量问题，海关会在一段时间内对该地区产品“特殊关照”，运用拖延过关、反复检查等方式使该地区生产商感到损失和压力，进而推动其内部自律。纵向是指，一旦国内某生产商出现问题，执法机构会逐一排查原料、物流、生产、销售的全过程，如果发现某环节有违法行为，则将其涉事人与生产商并案处理。

原标题：人民网评：谁是舌尖上“福喜过期肉”的最大输家？

连日来“福喜使用过期肉”事件逐渐发酵，接连曝出麦当劳、必胜客、汉堡王、棒约翰、德克士、7-11等9家企业使用了福喜产品。并有福喜公司相关负责人承认使用过期原料“多年来一贯如此。”不知不觉中，“过期肉”已伴随消费者度过了数个春秋，时至今日究竟是“真相大白”还是只拉开了帷幕一角，仍需消费者拭目以待。

有人说福喜公司这回彻底栽了，也有人说麦当劳、必胜客等洋快餐受波及了。其实最大的输家不是他们，而是食用了过期肉的消费者。无论是主张维护权益，还是要求赔偿损失，消费者似乎都“无路可走，无法可循。”你如何证明吃了过期肉？就算商家认可你是食用过期肉的受害者，你又怎样量化吃过期肉的危害呢？再退一步说，侵权损害都认定了，你又能得到多少赔偿呢？

消费者维权成本之高，恐怕没有切身经历的普通人难以想象。要想维权，首先要证明自己是那“9家快餐店”的多年食客，要保留当年的发票，提供人证物证。确认了食客身份，吃过的东西早已化作尘埃无法验证，你怎能说吃的就是过期肉呢？就算法院认可你是受害者身份，医疗鉴定也难以对损害程度作出评判，食用过期肉、变质肉后很多潜在危害无法量化，损害又可能会因人而异，与时俱变。使得“定损”变成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或许需要长期观察实验，方可得出定论。没有损害程度的认定，无法确认损失的金额。消费者或许只能依靠《食品安全法》获得赔偿，而依照该法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按一个汉堡17元来计算，消费者或可获170元赔偿。

民以食为天，舌尖上的美食，第一要务是安全。当务之急，除了严格执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也要考虑适当降低维权成本，大幅提高侵权者的违法责任。几天前美国曝出天价赔偿案，吸烟者得了肺癌去世了，烟草公司被判赔偿死者遗孀236亿美元。有了这样高额的惩罚性赔偿，试问还有哪些企业敢铤而走险？

悔过自新，始于道歉。但是，涉事企业嗓子眼里勉强挤出来的一丝歉意，听起来还挺不是滋味。

“福喜事件”还在发酵。一块块臭肉，带给中国人的，没有“福”，也没有“喜”，而是无边的吐槽与悲凉。问题是，这股子迟到的怒火，真的只喷给这家美国的独资企业以及监管部门吗？

事发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大街小巷成对出现的麦当劳、肯德基，貌似卫生、先进、温情的“洋玩意”；事发之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一问三不知，干脆就把责任往供应商身上一推了之的“怂玩意”。对于这样不负责任的企业，中国消费者的容忍，是不是过于宽泛、过于良善了？毕竟，餐饮企业本身，永远都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不管供肉有没有臭，直接往油锅里一扔，然后唱上一句“我就喜欢……”，百年商誉，在这一刻与变质的鸡肉一起变了味道。

有媒体梳理了“一只鸡变成鸡块”，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程序。在大洋彼岸，麦当劳、肯德基这两家快餐企业禁止使用回收肉，从食材到门店委托第三方全程冰冻，全国封杀不健康的反式脂肪“氢化大豆油”，并且一天一更换……然而，漂洋过海之后，这“两大巨头”似乎变得没那么“矫情”了，养鸡场是否速成、是否滥用抗生素无人查问，地沟油的传闻不时传出，而且4-7天才彻底更换，至于食材的回收、混用更超出了人类想象的极限……

对此，常见一种误读，“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确，国外无上限的监管处罚，确实培育出了“两大巨头”有下限的节操。问题是，外因不过是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依据，企业是人办的，人又不是鸡，怎么能圈进笼子就老实，信任放养就胡来？君不见同在一片蓝天下，炸油条的还有“信义哥”，而曾号称监管严苛之地的台湾，不也曝出塑化剂的丑闻？所以，出来混的，应多往自己身上找毛病，长了牛皮癣去挠别人屁股，压根儿没有用。

农夫与蛇的故事，讲了千百年。中国消费者的宽容仁慈，不能再延续了。对如此执行双重标准不顾及中国消费者利益和感情的企业，应当看透其傲慢的背后，是文化的沦丧，是羞耻心的全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鞭子举起来了是一种标准，敞开国门欢迎就另一种标准，没出事就逍遥数钱，出了事便推诿塞责，这样的企业能走多远呢？我们消费者又真的能一忍再忍吗？

中国有句玩笑话，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嘛？严肃点说，意思就是你必须道歉，因为你犯错了；同时你必须受到惩罚、付出代价，因为良心坏了；言外还有个意思呢，是希望看到犯错者们用更真诚的行动，来确实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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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若虎

肯德基有这么一则电视广告：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主席苏敬轼在镜头前，代表肯德基承诺，中国的每家店都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标准，每一口都安心。然而，日前媒体披露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大量采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的行为，让人难以安心。

有承诺在先，我们以为食品会绝对安全。由企业高管出面，我们以为肯德基有着足够的诚意。可事实是，这些洋快餐在食品加工方面的违法操作屡屡被曝光，这是对中国消费者的不负责，承诺也就变成了儿戏。

即便是“躲”过了法律的严惩，或者受到了较小的影响，洋快餐们也不该把承诺当儿戏。这是一个诚信问题。中国有句老话，“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我想在国外应该也是这个道理，倘若一边在承诺，一边却在背信弃义，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毁信誉。

这还是一个“面子”问题。美国人不是最在乎自己的“面子”吗？而如今做出的不仅是丢“面子”的事，而且连“里子”一块儿丢了。在我看来，招牌就是“面子”，产品质量就是“里子”。

然而，出了问题的洋快餐店依然门庭若市，这种现象好像有悖常理。我认为，这种现象来源于监管执法部门对洋快餐们的“宽容”，消费者对他们的“纵容”。以往查出问题以后，洋快餐的老板会既给公众致道歉信，又给相关部门写保证书，“规矩”一段时间，就会又犯起老毛病。我们对他们过轻的处罚显然不足以令其“改过自新”。消费者呢，虽然知道那些转基因、高热量的食品对身体无益，但还是愿意捧场，似乎离开它们就会觉得“不自在”。爱到这个份上，一点瑕疵又何妨？

但这样的瑕疵却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员工在面对记者的质疑时，竟侃言，“过期也吃不死人”，这是何等的无知和无耻。其实有些消费者也抱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吃一两次过期食品不碍事”。无论是谁，都不该有这样的侥幸心理。现实中，食用过期食品而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多家知名洋快餐的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公司被曝采用过期变质肉类生产，事件影响在持续发酵之中。据报道，截至21日当天美股收盘，肯德基母公司百胜集团股价下挫4．25％，市值一夜蒸发近15亿美元。麦当劳股价也逆市下跌，两天内市值蒸发了26亿多美元。

洋快餐供应商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波及资本市场，让世界两大快餐巨头损失超过40亿美元，代价相当昂贵。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巨头得以迅速成长，是乘上了经济全球化的东风。二者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经济学家们创造了“麦当劳化”这一名词，来描述跨国企业在全球迅速扩张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因为全球化的资本信息交换，才使得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则食品安全丑闻，在美股市场引起波动，经济全球化的“蝴蝶效应”彰显无遗。

毫无疑问，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中的明星国家，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者之一，也在加入WTO后向世界敞开了全球人口最多的巨大消费市场。麦当劳等跨国企业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正是享受了这一开放的市场。受到中国消费者热捧的跨国企业们，荷包迅速鼓胀了起来，比如目前百胜集团在华销售额已占其全球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未来中国市场对于跨国企业的吸引力还会持续增强。2012年时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预测，到2015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突破5万亿美元。对于众多跨国企业来说，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必争之地，能否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但随着中国市场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中国消费者权利意识的苏醒，再将中国市场当成“人傻钱多速来”的淘金胜地恐怕已不合时宜了，如果还以以前那套松散的管理方式来做生意，甚至还拿出中外有别的质量管控体系，恐怕这些巨头们会发现，中国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在食品领域，近年来洋快餐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一次比一次招来更多谴责。国家对食品安全管控越来越严格，号称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也已箭在弦上。而在汽车、家电等领域，中国市场的进步也同样明显。曾几何时，外国品牌汽车召回常被质疑“中外有别”，如今中国消费者律师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再发现 “中外有别”，消费者可以依据中国的法律来维权——近年来，随着《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新消法以及汽车三包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中国汽车维权体系已日趋健全。无数案例都在说明，中国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跨国企业需要积极适应一个越来越规范的中国市场。

漩涡中的福喜公司致歉称，“本次事件是一起个体事件”。若站在经济全球化的高度来看，跨国企业们或许不能将其仅仅视作个案，只有真正尊重中国消费者，主动适应日渐规范的中国市场，才能继续在未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扎稳脚跟。

彻查福喜问题产品尚在进行之中，目前已经有5名涉案人员被刑拘。调查仍在深入，仍有一些谜团待解。这一事件无疑给所有在华经营的洋品牌都敲了一记警钟。尤其是对于部分奉行双重标准的外国企业，这一案例警示，如果不能严肃经营，企图在中国市场“浑水摸鱼”，在中国早晚要栽大跟头。

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于：谁赢得了中国人的信赖，谁才能成为中国市场明天的赢家。没有这一远见，即使来头再大、牌子再响，也难以在中国做久做大。

【消费者不能成为洋快餐的“脑残粉”。无论洋品牌还是民族企业，都必须遵守法规，以质量赢得消费者信赖。任何企业发生质量问题，都必须受到谴责与惩罚。】

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的供应商福喜公司使用过期肉问题被曝光后，上海相关部门查明，该公司涉嫌有组织实施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目前，警方已对5名涉案人员采取了刑拘。

问题曝光了，问题产品流向也基本搞清楚了，按理说，消费者应对这种缺德、违法行为有所警醒。但据记者探访，在北京一些麦当劳餐厅，上海地区下架的麦乐鸡仍有销售，其客流量也并未因为曝光食品安全隐患而明显减少。其他地方，似乎也是这样。

明知道这些洋快餐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仍趋之若鹜，这无论放在哪儿，都是一件让人纳闷的事。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网上竟有人撰文表示要“感谢并支持洋快餐”，其理由之一是，麦当劳、肯德基也是受害者。这种“痛并快乐着”的心态，究竟说明了什么？

在这一事件中，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看似受害者，其实不然。任何企业都要为自身产品负责，而要做到这点，必须从原材料供应开始抓起。不言而喻，原材料好坏将决定成品的品质。福喜公司的肉制品是洋快餐食品的主料，让问题原料流入食品生产环节，洋快餐企业岂能独善其身？虽说福喜坑了麦当劳，麦当劳却也坑了消费者，难道能让消费者找福喜算账？

许多人仍然选择到洋快餐店消费，其心态更值得玩味。比如有人认为，这时候去吃麦当劳、肯德基，反倒是最安全的。道理看似没错。发生这么大的事，对于负责任的企业来讲，首先必须做的就是加强各种防范措施。问题是，过期肉事件已经表明，涉事洋快餐企业在质量控制上出现了疏漏，消费者怎么知道企业在其他供应环节就没有问题？

还有一种论调认为，洋快餐再不济，也比国内食品安全。实际上，所谓洋快餐，在全球化时代更多指的是洋品牌，其产品则大多已实现本土化生产了。如上海福喜公司虽然是一家外企，但其加工的肉类来源就是在中国国内。更重要的是，这些洋快餐发生质量问题已毋庸置疑，这并不因其他企业是否也发生质量问题就能够得到消解。对既定事实选择性无视，甚至一厢情愿地为其辩护，这怎么看都是一种文化自虐行为。

消费者不能成为洋快餐的“脑残粉”。无论洋品牌还是民族企业，都必须遵守法规，以质量赢得消费者信赖。任何企业发生质量问题，都必须受到谴责与惩罚。在这问题上，只关乎事实，无关乎意识形态或选边站队。无论是拿“保护民族企业”为挡箭牌，还是以“洋快餐也是受害者”为借口，都是在“耍流氓”，客观上也是在扭曲事实、颠倒是非。

本报特约评论员 顾昀

【食品安全治理首先要依法“治商”，但关键要从严“治官”。要细化并加大对涉及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的问责追究，有效弥补食品安全监管的短板，通过监管部门将约束和压力传导到食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推动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大量采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被媒体曝光后，舆论哗然。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彻查福喜系全部工厂。初步调查表明，上海福喜公司涉嫌有组织实施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行为，上海市食药监局封存9家企业的福喜公司产品约100吨，紧急约谈22家下游企业。北京、广东、浙江、内蒙古、四川等地食药监部门迅速出动，对上海福喜变质肉产品实行封存下架。

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洋快餐进入中国以来，在各地大中城市遍地开花，广受消费者青睐，孰料这些洋快餐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公司，竟然长期有组织地篡改原料肉保质期标签，使用过期、变质、腐败原料肉。任何一个消费者，只要想到自己曾经或经常光顾洋快餐店，自己吃过的麦乐鸡、迷你小牛排、猪肉饼就出自福喜公司之手，必定都会万般恶心而愤怒不已。惊愕之余，很多人最想不通的是，对这样一家有组织生产经营变质腐败肉食品的企业，食药监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到底是怎样监管的？如果不是媒体记者卧底两月获得铁证予以曝光，福喜公司制售臭肉的生意是不是就将继续做下去？福喜公司多次获得当地政府授予的“先进外资企业”、“食品安全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到底是怎样得来的？

总体而言，食品安全治理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承担主体责任。在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从建立健全食品可追溯、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惩戒力度，到建立食品企业安全信用档案、创造良好的诚信经营环境等，都是为了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第一责任”，推动督促生产经营者严格守法、规范经营。在这个层面，舆论呼吁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依法严惩，对像福喜公司这样有组织违法生产经营的大企业、洋企业，更要罚得它心惊肉跳，罚得它倾家荡产，人们的要求即便有时无不“偏激”，但这种社会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

食品安全治理的第二个层面，是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对食品安全承担监管责任，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公众积极行使权利、履行责任，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包括投诉、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对政府部门的监管执法进行监督等，其中第二层面的监管责任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上海“福喜门”充分暴露了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短板。当地政府、监管部门不但对福喜公司的食品安全疏于监管，对该公司有组织的违法生产经营浑然失察，而且还以政府权威与公信为该公司背书，多次授予该公司各种荣誉称号，客观上有助扩大该公司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和监管职责的缺位，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应当及时介入调查，查清当地政府、监管部门与福喜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和非法的利益勾连，以及监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是否存在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等行为，对涉嫌犯罪的监管人员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食品安全治理首先要依法“治商”，但关键要从严“治官”，要细化并加大对涉及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的问责追究，有效弥补食品安全监管的短板，消除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的“肠梗阻”。只有从法律上强化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严格追究消极无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法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才能促使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履职能力，才能给他们施以严明的责任约束和沉重的责任压力，并通过他们将约束和压力传导到食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推动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

【要改变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现状，需要强调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形成对违法违规者的多元威慑。】

日前，美国独资企业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媒体曝出大量使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生产加工食品，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品牌“中招”。继三聚氰胺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之后，这一事件再次促使人们追问：在食品安全法律相对完备的情形下，如何更好促进法律的有效实施？

如果把执法看作是一场战争，那这是一场力量极不对称的战争。多年来，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路径上，我们过于依赖公权主导的法律实施。然而，与其它法律的执行不同，在食品安全执法中，执法机构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违法者使用非法添加物的过程瞬间可以完成，且成本极低，其它种类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也不易被发现；而执法机构发现问题则必须依赖高科技，同时会产生巨额资源耗费。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改变这一不对称的模式，需要强调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通过多种渠道形成对违法违规者的多元威慑。

食品安全法律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执法机构单方的事。对劣质产品予以淘汰，这首先是公权的责任，同时也是市场的责任。正因如此，近年来，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被充分强调，这正是当下保障食品安全所迫切需要的。在福喜事件中，无论下游企业是否知情，他们都有义务采用安全的原料生产食品，因此，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市场选择，必然使下游企业对供货商的食品安全形成强大的倒逼，这有利于食品安全秩序的形成。同时，民众的执法参与、法律诉讼，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等，也是社会共治的重要路径。

食品领域的民众维权、公益诉讼，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促使经营者自律；而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法律实施中也具有独特功能。政府应从更广的视野去看待这些力量，对他们给予充分的支持和更大的生存空间。民众的执法参与，可以增加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政府有必要合理引导，发挥其积极作用。

例如，近年来，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出台了专门针对食品领域的有奖举报制度，对食品安全法律的实施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这些制度在奖金设定、保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在这次事件中，福喜方面承认违法行为已经存在数年。这种长期的生产加工食品的行为必然会涉及很多人，通过有奖举报制度，本应能争取到这些人对违法事实的举报。因此，通过这一事件，也应促使我们对有奖举报制度进行完善，摒弃立法过程中过度重视执法部门单方需求的做法。

社会力量的参与，最终都是直接或间接促进公权对法律的实施。要形成两种不同机制的最佳合力，必须进一步加强公权监管，以形成足够的威慑力。福喜事件表明，使潜在的违法者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一方面有赖于我们常说的“使违法者倾家荡产”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更在于执法者应该有较强的发现违法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首先有赖于对食品企业抽检执法的安排严格保密，何时抽检、如何抽检应该成为执法机密。只有这样，才能时刻维持公权的威慑力。其次，应尽可能提高对食品企业的年度抽检率。抽检率越高，威慑力就越强，食品安全的法律也越会受到尊重和敬畏。

（作者为深圳大学规制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不但要引进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这样的餐饮企业，以及福喜这样的食品原料企业，还要引进国外严格的法律、受保护的消费者权益等等。】

上海福喜涉嫌使用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事件，引发了舆论震荡。据上海警方透露，他们已对该案进行立案调查，5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刑拘；上海食药监等部门已对福喜公司下游产品展开追查、控制，目前已经封存约100吨产品。

过期食品回锅重做、更改保质期标印，再售给快餐连锁店……这些乱象暴露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据报道，上海福喜生产的加工食品供应的品牌大致有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克、棒约翰、吉野家、德克士、7-11、星期五餐厅、汉堡王、赛百味、华莱士等，因此此次丑闻一出，外资餐饮企业哀鸿一片。

洋快餐引进工厂易，引进标准难

上海福喜成立于1996年4月，是隶属于美国osi集团的美国独资企业。osi集团则是世界最大肉类及蔬菜加工集团，主要从事为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提供肉类、海鲜、米面制作及蔬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业务，是麦当劳、百胜集团等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之一。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外资食品企业的安全更有保障。不过，此前麦当劳、肯德基的诸多丑闻，也让人们逐渐丧失了对洋食品的信心，而此次上海福喜的食品安全丑闻，则标志着外资企业在整个食品安全产业链上的大面积失守。

讽刺的是，上海福喜的发展策略正是让产品做到“进口标准，当地加工”。

应该说，这样的大型食品生产企业，其规则制度肯定挺严格，如福喜内部的公开邮件对违规就有非常细致的记录。不过在实际生产中，这些数据却能随意修改。对此，上海福喜的员工也直言不讳：“检查的时候，那一天才是真正的生产，就像皇帝下去微服私访，先打好招呼，老百姓排队，欢迎欢迎，他要直接偷着去呢？他就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正是这些弄虚作假的行为绕开看似严格的监管体系，所以标准才陷入失守。

由此可见，引进工厂易，但要实实在在地引进标准难。企业的标准，白纸黑字，终究是企业的内部管理，而企业的内部管理的最终动力，却在于外部的竞争、法律、舆论监督、甚至每个处在终端上的生产者的道德，这些外部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制度。

购商品也是在购买“当地的制度”

有时候，为了靠近一个好的制度，中国企业甚至要走出去。

2014年，中国的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圣元与法国排名首位的奶业集团索迪亚合作，投资1亿欧元在布列塔尼建设奶粉干燥和乳清工厂，产品供应中国市场。2013年4月，伊利股份发布公告称，伊利将投资11.03亿，在新西兰南岛南坎特伯雷地区建立婴儿奶粉生产基地，项目年产婴儿配方奶粉4.7万吨。除了圣元与伊利，光明、雅士利也选择在新西兰建厂，中国奶业走出国门可谓大势所趋。

中国奶业投资国外的原因，除了接近原材料、寻求优质奶源外，把资本放在更严格的食品安全制度下生产，以获取消费者更多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与更高的利润，显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中国奶业企业的选择，无非是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国内厂家的奶粉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许多奶爸奶妈想尽各种办法从国外购买奶粉。中国人信不过国产奶粉，这很好理解，但是中国人甚至信不过在国内封装的进口奶粉，为了纯正的外国奶粉，或千里迢迢地去国外超市抢购，或去淘宝上寻找代购，或者在超市中特意购买“国外封装”的奶粉。其实，某种程度上，人们要的就是最后奶粉包装上的那一个封印。

这个封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律、习俗、文化的封印，意味着这些奶粉是在严格的法律、严谨的契约意识下生产出来的。去香港买奶粉、去丹麦买奶粉、去德国买奶粉，最本质的不过是购买当地的制度，而正是无数消费者用脚投票，才逼迫企业用脚投票。

所以，我们不但要引进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这样的餐饮企业，以及福喜这样的食品原料企业，还要引进国外严格的法律、受保护的消费者权益等等。这些东西对提升中国的食品安全非常重要。事实也正是如此，此次上海福喜曝出丑闻，正是媒体揭露在前，而相关政府部门后知后觉在后。

不过，在这些可见的制度之外，更长远的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契约、法律意识。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