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啃下国资国企改革这块“硬骨头”。因为作为“长子”的国企，始终是经济改革中最微妙和复杂的一个重要元素。

近日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谈到国资国企改革问题：3月5日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表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3月9日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表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败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大潮已然掀起、“混合所有制经济”日益成为经济改革关键词之一的时代语境下，总书记的上述强调引起高度关注，也引发人们对相关改革命题的深入思忖。

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啃下国资国企改革这块“硬骨头”。因为作为“长子”的国企，始终是经济改革中最微妙和复杂的一个重要元素——作为企业，在数十年的计划模式下，它们体量大、与国民经济“嵌入度”深入骨髓；作为单位，在“企业办社会”的惯性下，它们“代行”了太多本该由政府或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责，对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大社会”、“小社会”的稳定和谐，不得不极为慎重。而正因为这种与时代发展相脱节的存在模式，以及对全面经济改革的深度制约，国资国企改革在今天尤显迫切，尤需“踏石有印”的勇气。

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的相关论述，不难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国有资本”的阐述上着墨更浓。“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对各种性质资本的共存更为包容；“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从以往更强调“管资产”到如今“以管资本为主”，一字之差，意义深远，可谓对“国有资本”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现有的一些举措来看，这方面的改革呈现积极信号。前几天的总理工作报告提到，将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两会”前夕，中国石化发布公告，将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珠海格力、上海光明等地方国企也陆续公布改革方案。广东制定的国资改革目标是，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80%；四川省的改革方案则是，“不设限，所有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新一轮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奏响序曲。再加上自上而下的行政审批权的政府“自我革命”，一些不必要、不公正的歧视性审批项目被砍掉或压缩，正逐步降低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让它们看到更多“混”进来的曙光。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要确保真改而不是应付式改革，其一是不能寄希望予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被改革者主动迎合改革，而必须以国家政策和法律倒逼其打开市场大门和股权大门，放弃继续“抱残守缺”心态；其二，更关键在于未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混”得公平和透明，从而防止有人借改革之名“谋取暴利”或变相歧视、打压非国有资本。

一定意义上说，破解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国资主管部门尽快从管资产、管企业抽象为管资本。唯有从具体而微的“婆婆式管理”上抽身出来，形成“投资人监管”，更关注和强化出资人权益、资本收益，方有望超脱局部、着眼整体而不是过分偏袒某一资本构成；同时，辅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让法律利剑真正亮剑，令利润层层向下转移的“记账游戏”玩不下去，令资本运作全过程晒到阳光，则“国资改革”与“国资流失”的因果魔咒方有望被打破。

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不会取缔余额宝等金融产品；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明确支持打车软件的发展……部分新生事物争议四起之时，多位部门“掌门人”在全国两会中的表态，释放出鼓励创新、尊重市场的积极信号。除了广为人知的“余额宝们”，深化改革也需要对更多冲破固化利益的新生事物，给予充分的尊重、容忍，甚至呵护。

当前，经济与社会转型处于关键阶段。新事物次第出现，才是改革年代的风景线。以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为例，它们在满足小微企业融资、增加百姓投资渠道、推进利率市场化等方面冲击了传统银行的垄断地位，也因存在交易风险等因素饱受非议，甚至面临被取缔的风险。但由于百姓喜闻乐见、社会舆论鼎力支持，它们得以延续旺盛的生命力。

并非所有的新生事物都能拥有“余额宝们”一样的幸运。一些处于萌芽阶段，尚未进入公众视野，还没得到舆论高度关注的新生事物，对既得利益者产生威胁，挑战了原有的市场规则和秩序，面临的压力与阻力更是不言而喻。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传统巨头与新兴资本的博弈，使得不少“先行者”在生死边缘挣扎，有些甚至被轻而易举地扼杀在摇篮中。

改革难免触及利益，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因而，在法律和制度许可范围内，对于新生事物以及各类创新、突破之举，给予更多的尊重、宽容与鼓励，应是改革年代不可或缺的氧气。

助推新生事物日臻成熟，离不开解放思想、顺势而为，同样也离不开积极引导，以更科学、更规范的制度约束与监管，促进其健康发展。新生事物时常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风险，有时也会奔跑在监管的前面，但即便会有再多麻烦、再多艰辛，主管部门也不可因此“一禁了之”。

各级政府不仅要敢于包容新生事物出现、为革新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与舞台，也要善于给予正待崭露头角的创新更多的空间和机会。期待更多领域的创新都能获得“余额宝们”式的“不会取缔”。

摘编自新华社3月7日电

文/孔祥鑫 梁建强

同一位全国经济界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期间，就2014年中国经济话题分别接受媒体与网站采访，所呈现的内容让读者有判若两人之感。这个全国政协委员就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中新社采访余永定所发新闻标题是《余永定反驳“唱衰中国论”：中国有足够手段克服危机》。余永定接受采访的前提是：近期一些境外机构和国内外媒体集体唱衰中国经济，一口咬定当下的中国经济存在极大风险，前景堪忧。余永定反驳的核心陈述是：中国不会陷入经济危机，因为中国财政状况良好，金融体系运行稳健，有足够手段克服危机。

但在接受某门户网站专访后，新闻标题成了《余永定：2014年金融领域是危险地带》。2014年金融领域是危险地带的确是余永定所说，但余永定说这话有前言后语，有前置条件和特定谈话语境。

金融是个超大行业，从实体银行到影子银行，从传统存贷业务到保险、基金、证券、期货、信托、担保等无所不包。2014年中国经济中，金融领域究竟是不是“危险地带”？作为一种警钟长鸣和未雨绸缪，永远值得政府监管部门、行业自身、业界人士尤其是高管群体警醒与清醒。而在普遍市场领域乃至于作为社会舆论渲染和蔓延——掐头去尾的“危险地带”论既不厚道更不地道，因为它将影响到人们尤其是市场法人和各类市场参与人士对今年经济走势的客观判断。而失真、错误乃至过度悲观的判断，将直接和间接影响市场法人的投资和经营行为。

在国际权威金融研究机构——英国《银行家》公布的2013年全球1000强银行榜单中，中国“工农中建”四大行全部入席前十，中国工商银行名列全球第一。这一排行的权威性，硬就硬在资本总额、存贷款额、利润率、市场化程度、存款准备金充足率、拨备金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关键银行经营指标，中国工商银行均荣获全球最佳。

摘引中国央行《2013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年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0.93%与年初持平（不到全球不良贷款率的四分之一），利润和利润率继续保持全球最高（中间包含一部分不合理收费），短中长期信贷比例合理程度全球第一，银行中小和小微金融服务增速及份额，双双高出针对大中型企业的同类指标8个百分点以上……这一连串的数据，虽出自中国央行，但与国际银联的研究跟踪结论可作互相印证，更为李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国金融业去年运行状况和当下现状的原则描述作了颇具说服力的数据注解，而中国银行业靓丽的经营业绩离不开金融改革的步步深化及现代金融体制建设的步步为营。

不可否认，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和对经济全局的深度影响，令人们必须始终对金融传统业务、创新业务、企业债、政府债、民间信贷担保业务、跨业经营业务的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风险抱有极大且长久的警惕。而2014年继续依靠金融改革牵引，主动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原则已见诸《政府工作报告》，细则则写进了金改“国十条”。与其一味渲染“危险地带”，不如催促金融行业逐项落实改革细则为要。

邢理建（上海 学者）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奋楫者最需要的是调动自己的内生力量，向深化改革要动力。

今年两会，关于自贸区的复制推广颇受关注。自去年10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自贸区”概念迅速流行。近日，不少省市也纷纷传出积极申报试点自贸区的计划。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写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谈到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时，更鼓励上海“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但是，“复制推广”的是什么？倘若将“自贸区”仅仅看成是一次政策红利的释放，寄希望像复制工业园区那样跟风上马自贸区，恐怕不仅会误读自贸区的创新价值，更误解了中央加快自贸区建设的改革深意。

自贸区是什么？自贸区是制度改革试验田，是“种苗圃”，而不是“栽盆景”，是要孵化出可复制、可推广、行之有效的制度。它是“废”、“改”、“立”——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废除不符合市场规则的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海关监管制度、企业登记制度；建立新的、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以简政放权吸引企业投资，通过政府自我革命推进市场公平；以“负面清单”制度给企业以创新空间，释放束缚企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如果要说优惠政策，“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的要求就是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制度改革就是自贸区的政策红利。这就是中央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背后的改革深意：一方面，通过上海的先行先试，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投资和贸易体制；另一方面，也给地方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要摆脱政策依赖，以创新有为、善作善成呼应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

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各区域发展不平衡，面临挑战也不同，再期望有一个统一优惠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已然不可能。相反，由于习惯对政策依赖，导致地方过多干预市场、遏制市场活力。

要设自贸区，先要读懂自贸区。同理，要赶上新一轮改革开放这一班车，就得弄清楚这趟车开往哪个方向，看明白赶上这趟车的线路。试图等着靠中央优惠政策来追赶改革开放的车轮，失去了先发优势，终归是慢一拍，弄不好，真会错过了站点和时机。30多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签订“生死契约”分田到户的时候，谁给了他们可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惠政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创新，需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

制度创新从来就不是只能在挂起牌子的围墙里才能实践。事实上，各地各领域都存在许多“废改立”问题，在哪里试验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智慧和勇气，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找到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奋楫者最需要的是调动自己的内生力量，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惟此，才能不陷入激流漩涡中，无法行进。

关注“全国两会”系列评论之五

医院管理方在医患冲突出现苗头时应及时介入调解，在发生医护人员受威胁时及时向警方求助，当出现医护人员被挟制、伤害时，坚定为他们维权，而不能心存怕事心理，把医护人员推到冲突的最前端。

据报道，近来，暴力伤医事件屡屡发生，南京护士被打致瘫痪，广东潮州上百人“押医”讨说法，北京协和医院两护士因拒绝给病人加号被打伤……全国政协医卫界别90位委员日前联名递交“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严厉处置伤医行为。

暴力伤医一而再发生，令人触目惊心的冲突，鲜血淋漓的受害者，不仅让医护人员的安全感降到冰点，也让整个社会为之忧虑。这种情势都在加剧有关方面处置类似恶性事件的紧迫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化解暴力伤医事件？政协委员的“紧急提案”，必须要有个紧迫的回答。

据悉，90位委员提案的核心就是希望将医疗机构明确列入公共场所进行管理，让“公安成为医院治安的主体”。医院具有不特定的多数人可随时出入、停留的特征，尤其是眼下，许多大中型医院公共区域人流量庞大，成为纠纷冲突的高发区，因此，将医疗机构纳入公共场所进行管理，确有其合理性。

医疗机构纳入公共场所进行管理，一方面能够强化警方的治安管理责任。在医患纠纷出现端倪时，警方及时在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医院安保人员，在发现可疑人员，或在患者或其家属可能出现情绪失控时，无权对他人采取强制措施，而警察则有这方面的执法权力。另外，警方加强对医院的巡逻，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震慑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行为。

另一方面，医院如果明确为公共场所，那么对于“医闹”、“伤医”等过激行为，不但可以进行治安处罚，严重者，还可以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进行刑事追究。这无疑能提升打击暴力伤医力度，更有利维护医院正常医疗秩序。

不过，仅仅强调医疗机构的公共场所属性，并立足于强化治安管理，这仍然不够，要真正还医院一片安宁，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例如，医院薄弱的安保设施继续改善。许多伤医案件中，犯案者可以携带凶器，随意进入医院，而在美国，不少医院都在医院大门装备金属探测器，以避免凶器入内。这样的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另外，有必要学习国外，在一些重点部位设置报警钮、紧急员工避险房间等。根据国内的情况，如大中型住院部护士岗，耳鼻喉门诊部等，可考虑设置。

再如，作为医院管理方，在医患冲突出现苗头时应及时介入调解，在发生医护人员受威胁时及时向警方求助，当出现医护人员被挟制、伤害时，坚定为他们维权，而不能心存怕事心理，把医护人员推到冲突的最前端。此外，医院应当检讨管理的各种环节，多听取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意见，改善医疗服务，对于可能引起争议和冲突的管理环节，尽快作出改进，降低医患纠纷发生的几率。

暴力伤医，固然要在事后严厉追究，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事前防范。医护人员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我们绝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继续上演。

近日，网传浙江慈溪等地出现“神桶”，说是把蔬菜、水果和水按比例放桶里发酵，可减肥、降血压等，甚至包治百病。而在网上，它也卖得脱销。但据调查，它实为日本产的用来防腐防臭的垃圾桶，目前慈溪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赵本山小品《卖拐》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忽悠，而对于追求养生的人来讲，稍不留神就会碰上“卖拐”者。尤其近年来，会呼风唤雨的半仙、能返老还童的良药、包脱胎换骨的仪器层出不穷。如今的“神桶”，只不过是其中最普通的一副“拐”。

对于受骗者，我们当然可斥其文化水平低、辨别能力差、盲目从众。但我们也应思考，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存在让骗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如果附着于信息发布机制的权威科普能到位，如果卖拐者能被追责……酵素桶还能“经常卖到脱销”？

打开电视、网络，随时能看到各种吹牛皮的广告。可罕见有专家指出其骗局本质，让其流产。各种保健品“禁止宣传疗效”的规定早就有，只是一直停留在纸上。在此情境下，忽悠连着的是切实好处，而非被依法追责，“神桶”又怎么可能是最后一副“拐”？

□刘昌海（教师）

只有在国家层面对雾霾致病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的治污和雾霾应急，才能更有的放矢，才能说服民众配合。

据新华社报道，“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建议建立国家层面的雾霾医学报告发布制度。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厅厅长李利说，发布雾霾医学报告是有必要的，社会在雾霾对人的健康究竟有什么影响及如何科学应对方面知识有限。陈立国代表也表示，“每次雾霾出现，媒体仅仅报道去医院呼吸科就诊的人数增加而已，但究竟有什么影响，公众却所知甚少”。代表们建议，雾霾医学报告应重点对影响人群健康的成分进行分析，揭示雾霾对民众相关疾病发病患病及对民众产生的急性影响，估算雾霾所致的民众超额死亡数、死亡率，评估雾霾的健康风险。

PM2.5、雾霾，眼下成了舆论热词，但各地的PM2.5里到底有什么，雾霾又会给健康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人们多不了解。在一般人眼里，雾霾似乎只对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有显著影响，但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却指出，雾霾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及孕妇的早产等都有影响，特别是对肿瘤影响比较大。在国外，不少研究报告表明，雾霾会造成人的预期寿命缩短，死亡率增加。

不过，众说纷纭下，我们却未能看到一些详实的研究，及相关数据发布，钟南山也表示，从国内的雾霾致病来看，只有少数可信论据。之所以会出现这尴尬，是因我国对于雾霾致病的研究，关注得比较晚。此前只有极少数科研机构在关注这一问题，相关研究也处于保密状态，加之以前污染监测数据的不公开，以及一些地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更加重了研究的困难。而代表提出的雾霾医学报告发布制度，就意在补足这块短板。

建立雾霾医学报告发布制度，有着许多好处。它可以唤醒一些地方政府和民众对雾霾污染的麻木。这几年来，雾霾频袭，但一些政府部门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如在南京，雾霾天记者打电话到环保局，却被告知专家放假。对公众而言，普遍缺乏对雾霾的防护意识，更让人担忧。而雾霾医学报告发布，则有利于形成科学认知，带来应急和防护意识的提升。

国家层面对雾霾致病的研究，对于制定雾霾的预警和应急措施，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可以看到，目前不少地方都制定了雾霾天的应急方案。但是仔细斟酌，这样的方案多比较粗放，缺少详实依据。例如，雾霾里有哪些特征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机化合物等等）；哪种污染物对人体危害最大；PM2.5污染，在不同浓度之下，与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存在何种联系，这些仍然未知。PM2.5分别在什么数值区间，学生可以安全地在室外任意活动；只能进行有限的，非剧烈的运动；必须停止一切户外活动，都缺乏认真研究。雾霾天不做防护，暴露于室外锻炼的人群，及室外工作人群（如建筑工人、快递员等）的身体健康水平长期内会呈现怎样的变化，也缺少相关的医学调查。显然，只有对这些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的治污和雾霾应急，才能更有的放矢，才能说服民众配合。

有报道说，针对雾霾致病，我国已在11个城市做布局监测，这无疑是个良好的开始。雾霾致病，这是一个急需揭开的谜题，期待代表们呼吁的雾霾医学报告制度早日成真。

□新京报评论员 于平

全国两会上，针对政协委员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简单提高起征点并不公平，不能体现每个家庭的差异。我们要把分项征收改成“综合所得税征收”，在征税时不仅要考虑个人收入，还要考虑其在赡养、抚养方面的负担及家庭基本支出。

楼部长所言极是。“一刀切”的个税起征点看似公平，但在实际未必，“综合所得税”是今后个税改革的方向。

但是，“综合所得税”在短时间内恐怕无法实现。不说别的，怎样核查每个纳税人的实际负担、怎样甄别哪些支出属于家庭基支出，至今仍未破题。

所以正确的办法是，一边加快“综合所得税”改革进程，一边让个税起征点不断“与时俱进”，使之与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居民收入相适应。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即使实行“综合所得税”，个税起征点仍需要不断提高。简而言之，在“综合所得税”实施之前，个税起征点该调还得调。

□晏扬（媒体人）

日前，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会间隙，全国政协委员、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土地副总督察徐德明接受了记者专访时称，不动产登记的信息“尊重公众的意愿，不愿意公开就不公开。但登记后有利于保护个人产权。”

徐副部长的讲话，在我理解来看来，有两种解释，一种理解是，将“公众”作“公民个人”来理解，也就是说，是否公开不动产登记信息由公民个人决定，不愿意公开就不公开；另一种理解是，将“公众”理解为一个集体概念，也就是说，是否公开不动产登记信息由公众集体来决定，由公众投票决定，或者召开立法听证会，再由全国人大审计表决决定，如果投票或者表决的结果是不愿意公开，那就不公开。

推进不动产信息登记，是有关部门近年来极力推动做的事情，这一制度，在目前来看，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有利于有关部门准确地掌握房产信息，便于统计信息的准确和进行宏观调控，也方便于今后房产税的征收；二是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确保公众的利益；三是有利于反腐败，让官员及其家属不法获得的房产曝光。但是，从徐副部长的讲话来看，无论作哪种理解，都不是十分有利于这几个目标特别是反腐败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可能造成公民个人隐私的泄露。

如果说不动产登记信息，由公民个人来决定，不愿意公开的就不公开，那么，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不愿意公开，这里面包括几乎所有的潜在贪官。那么，公众就无从知道官员到底有多少套房产，而他拥有这些房产是否与他的合法收入成正比，那么，公众就无从监督官员的财产，从而无法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那么，反腐败力度就会大大地消减。如果不动产登记信息是否公开由公众集体决定，一种结果是不公开，这同样不利于反腐；另一种结果是公众集体决定公开，官员的房产是公开了，有利于反腐，但是，普通公民个人的信息却也公开了，这就不利于保护他们的隐私。

在不动产信息是否公开上，关键在于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种是普通公民，他们的个人房产信息绝对是个人隐私，要严格保密，否则不利于他们日常的生活和交易，甚至还会招致犯罪分子的侵害。另一种是掌握一定公共权力并且具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本来，他们的房产信息也属于个人隐私，需要保护，但问题在于，他们掌握了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极容易用来个人牟取私利，其中房产就很可能是他们聚敛不法财产的产物，因此，对于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官员而言，他们要牺牲一定的隐私，他们的房产信息必须公开。

因此，在公民不动产信息是否公开问题上，不宜以一句“尊重公众的意愿，不愿意公开就不公开”了事，而是必须两条腿走路，加快立法步伐。一方面，对于具有一定级别的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必须强制性公开，供公众查询，以促进反腐败和官员的守法。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则制定更加严格的保密制度，不能因为公民在购房等环节登记了个人信息，就放弃对公民身份信息、房产信息等的保护，除非特殊情况，比如交易双方要知道对方的信息或者司法机关凭法定手续进行查询外，一律不得公布公民个人房产信息，否则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杨涛（江西检察官）

养老金制度是事关全体公民的大事，其每一步改革都将牵动公众神经。改革越早、力度越大，越能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并使其获益，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与此相比，少数人的利益诉求需要倾听和兼顾，却不能受其所阻而裹足不前。

医疗、养老，历来是每年“两会”的热点议题。而今年“两会”期间，“并轨”则成为养老议题的“主题词”。“两会”开幕之前，国务院办公厅便已出台《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待《意见》落实，则意味着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并轨。

目前我国现行养老金设计中，共包括5种针对不同人群的模式，即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其中政府公务员实行由财政负担的退休金制度，无需个人缴费。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制度正在改革之中，其改革方向是从公务员方式，转为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后三种人员的养老保险虽然也有不同，但均为个人缴费加企业、集体、政府补贴的形式，多缴多得。

近年来舆论不断批评养老金“双轨制”，指的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由财政负担的退休金制度，与其他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双轨制”。而舆论希望实现的“并轨”，则是上述双轨之间的并轨，实现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与城镇职工等其他社会成员，共享同样的养老金制度。

但目前有望实现的并轨，并非上述意义上的并轨，而只是城镇居民与“新农保”之间的并轨。不难发现，一方面这是5个养老金群体中水平最低的两个群体，另一方面，这两个群体并轨之后，原参与“新农保”的群体的保障水平有所提高，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群体也没有损失。也就是说，这一并轨实现的是有人受益但无人受损的所谓“帕累托改进”。

众所周知，由于无人受损因而阻力较小，社会变革大多寻求从帕累托改进入手，以减少改革阻力、提高改革效率。中国改革初期一路高歌猛进，恰与这种选择有关。

而在养老金制度改革、并轨中，实现城镇居民与“新农保”并轨容易，但实现公众最为关切的“双轨制”并轨，则必然因为触及到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利益，而遭遇极大的阻力。

有数据显示，公务员及尚未实现改革的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前无需缴费，退休后的退休金，可以达到退休前工资70%到80%，城镇职工退休前至少需缴纳15年养老保险，退休后的养老金则只能达到退休前工资的50%。两相比较，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在老制度下的实利，和改革后的损失，确实非常显著，公务员们以各种方式反对、拖延改革以维护既得利益，也就很容易理解。

但改革、并轨势在必行，即使把最难啃的骨头留到最后，但终归还是要啃。因为只要养老金制度的双轨制存在，所有关于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阐释，就都缺乏合理性。“政府管不了所有人的养老，为什么偏偏管得了公务员的养老？”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诘问。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将其列为2014年重点工作之一。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就此分析称，这等于为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给出了“时间表”。如果这一解释成立，意味着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改革将在今年内实现，或至少起步。若真如此，则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和推进力度，都超出一般预期。

养老金制度是事关全体公民的大事，其每一步改革都将牵动公众神经。改革越早、力度越大，越能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并使其获益，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与此相比，少数人的利益诉求需要倾听和兼顾，却不能受其所阻而裹足不前。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保障粮食安全，就要回答一个“谁来种地”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不少农村出现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兼业化、副业化现象。破解这个难题，一个重要出路就是农业产业化。

所谓产业化，就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是要切实改变过去那种粗放、低水平的种植方式，积极培育种粮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也只有成规模、成产业链的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起来，才能有效保证先进的种植技术到位，提高种粮的机械化水平，降低种粮成本，提高粮食单产。这正是实现农民增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向深化改革要动力。这个动力从何而来？既来自于顶层的科学设计，也来自于基层鲜活探索。从小岗村鲜红的手印到“深圳速度”，从华西村的腾飞到中关村的兴起，可以说，一次次改革的探路，就是一个个生动的样板。就我们春晖集团来说，5年前，土地流转还是“新鲜事物”，我们就开始了尝试。我们深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保障农民的财产性权利，必须让农民尝到改革的甜头，收获改革的红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在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下，不断“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们有信心在希望的田野上造就更多“改革新气象”。

（作者为湖北春晖集团董事长）

前日下午，全国政协医卫界别90位委员向大会递交“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并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尽快制定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这也是此次“两会”上的首份“紧急提案”。这里有一个概念，即什么是“紧急提案”？

实际上，针对“紧急提案”，并不能找到一项成文性条款。从以往惯例来看，所谓“紧急提案”多为媒体报道提及。大多数时候，它是指委员们在政协全体会议提案提交截止日期之前，根据当时的一些热点、突发，临时撰写、提交的提案。比如这次敦促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就是基于一段时间以来的暴力伤医事件。

“紧急提案”是不是一定要在“两会”期间提出呢？还是从过往经验来看，不一定。相对来说，“紧急提案”侧重于紧急。它是从地方到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地方或全国发生特殊情况、事件，认为有必要作出相关改进的时候，即可向政协提交的提案。换句话说，并不能因为“两会”集中了更多的“紧急提案”，而认为“紧急提案”专属“两会”。

进一步来说，就要延伸到委员或者代表的职责上了。委员代表的履职工作贯穿于他们的整个任期，而提案议案也是在任期内完成。虽然说全体会议每年只有一次，但履职本身却不因全体会议的短暂而“压缩”。在现在来说，这大概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常识。可是，将履职常识贯穿到日常工作中，可能就看到一些问题了。

拿“紧急提案”为例，紧急所对应的是不确定的重要情形或事件，它是已经出现了某个问题，委员觉得可以通过提出好的提案，来应对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紧急提案有其迫切性，同时在提出的时间点上，又偶然和随机。因此，照理说来，“紧急提案”应该更多地出现在日常时间段，会议时段“紧急提案”较多，其实不该是常态。

再来看看过去的典型性的“两会”紧急提案。最有名的恐怕是2004年的一项“紧急提案”。2004年3月4日上午，在全国政协41组医卫界委员的讨论会上，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非典是由四五十种病原体造成的一组疾病，而2003年由冠状病毒引起大规模暴发的非典只是其中一种。我个人的看法，要么就叫做SARS，要么就叫典型的非典型肺炎。当天下午，这份由30多位委员签名的紧急提案，被正式提交。这也就是“为政协报告中的非典更名”的“紧急提案”。不从提案本身，只是从时间点看，此时距离SARS疫情期已有一段时间，“紧急”可以指会上临时提出，却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

另一种情况，则是“紧急提案”的“虚与实”。现在我们看到的90位委员就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提出的“紧急提案”，有着很强的临时动议背景。但资料显示，这项“紧急提案”早在去年11月即已提出过，区别在于，彼时的联名全国政协委员为30名。这提出一个问题，即可不可以有重复性的“紧急提案”？再则，作为一个牵涉出台新的法规的提案，是不是需要投入必要的时间和专业性考量，不容仓促提案？相反，有些针对特定时期某一事件指出的“紧急提案”，可能会经过漫长周期的调查回复，最后通过出台相应政策付诸实践，有的时候，它可能错过了即时回应的最佳“时效期”。

上述这些与“紧急提案”有关的问题，需要未来更多政治实践的锻炼，在国家民主成熟的过程中一点点改进。

□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今年的全国“两会”刚一开幕，就让两个网络热词再度火爆：一个是“你懂的”，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句“你懂的”引来笑声一片；另一个是“嘿嘿”，东莞市长被记者追问扫黄和经济转型的问题，连答3个“嘿嘿”，引发网络热议。面对敏感问题，如此作答既不失声，又做到了慎言，无疑体现了官员的睿智，当然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们的无奈。

在全媒体时代，官员如何说话的确是一门学问。面对媒体，官员不说不行，说多了不行，说过了、说错了更不行，因此各级官员特别是“抛头露面”的新闻发言人需要不断修炼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这些年来，官员说话的水平明显提升有耳共闻，“嘿嘿，你懂的”让敏感问题“脱敏”于轻松谈笑间就是很好的明证。

“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调侃背后映射官员对媒体的恐惧心理。曾几何时，或者有的还在进行时，官员以“多语种”面对记者：一是普适枯燥的“官语”。“此事还在调查中。”“您的建议已向相关部门反映。”等成为公众最反感的官话套话。二是口不择言的“雷语”。“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等官员“雷语”满天飞。三是盛气凌人的“狂语”。“你们将来受了处分，吊销了你们的记者证，你们不要后悔！”等恐吓记者之词并不意外。四是应付了事的“推语”。“这个事不好说太细。”“没时间跟你闲扯。”等推托敷衍之辞颇为常见。五是缄口不言的无语。打死也不愿接受采访，即使被记者“缠”上了，也是以一句“无可奉告”甩给记者。

这些都可视为传统的官方话语体系，如果任其发展，不仅矮化了干部队伍，也挫伤了媒体的激情，割裂了官民的关系。在官媒互动、官民互动日益密切与频繁的语境下，囿于传统的话语体系，显然已不合时宜，创新话语体系迫在眉睫。“嘿嘿，你懂的”不失为一种风趣幽默的“妙语”，但愿能为官方话语体系带来一股清风。

上层带动、公众期待官员多说接地气的“俗语”、多说掏心窝的“心语”。习近平总书记善于用讲故事、摆事实的方式凝聚共识；善于用大白话、大实话解惑释疑；善于用聊天式、谈心式的语气娓娓道来。这种语言风格和特点，充满吸引力、感召力，对创新官方话语体系具有标本意义。

说话，既是一种思想观点和能力水平的展现，也是一种领导艺术和技巧的反映，同时也是一个人立场、态度和情感的表达。透过“嘿嘿，你懂的”这两个令人无限遐想的热词，我们能看见说者应答复杂问题、敏感问题的随机应变能力和良好的媒介素养，也能看见说者的无奈与自嘲。

这种无奈不完全是面对媒体的无奈，其间夹杂着对相关问题无权公开或不便公开的难言之隐。当涉及敏感问题的传闻众所周知而真相还躺在被窝里睡觉似为常态之时，公众“拼图式”想象与臆断性猜测就不可避免了。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的“雾霾”不仅让公众云里雾里，也让亮相官员难以应答。以此视角看，其实“嘿嘿，你懂的”是对进一步及时公开信息的急切呼唤。

如果蓝筹试行T 0，那么同样是上交所的投资者，因为投资不同的股票，有的可以T 0交易，而有的则只能T 1。推而广之，同是A股市场的投资者，沪市投资者可以T 0交易，而深市投资者却只能“敬而远之”，这也是不公平的。

日前，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参加全国人大安徽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证监会正在研究T 0交易制度。他透露，若要推行T 0，不会一步推开，而是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设定一些条件先行试点。其中一种可能是先从大盘蓝筹股开始试行。这是监管部门对T 0交易制度再次进行表态。

上月26日，上交所曾以微博发布的形式，通报了2014年各项重点工作部署，其中就包括“完善蓝筹股交易机制创新，研究蓝筹股市场符合其特征的差异化交易机制”。该消息出台后，市场上有传闻称，监管层正在研究“上证50蓝筹股T 0交易”可行性，也引发了券商股的躁动。

近几年来，市场上要求恢复T 0回转交易的呼声可谓不绝于耳。特别是，在股指期货推出后，由于期指实行T 0交易制度，而A股实行T 1交易制度，更是导致A股投资者与期指投资者之间产生严重的不公平，也遭遇市场的广泛诟病。但是，关于恢复T 0交易的问题，监管部门一直保持着非常谨慎的心态，并没有轻易放行。

无论是此前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表示T 0没有技术障碍也好，还是证监会主席建议在蓝筹股试点也好，在蓝筹股或上证50成分股试行T 0交易，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必须面对。一是何谓大盘蓝筹股？如果说工行、中行、中石化等属于蓝筹股的话，那么这两年业绩频现亏损的中国铝业算不算蓝筹股？濒临退市边缘靠甩卖资产保壳的*ST远洋又是否属于蓝筹股？其筛选的标准又如何？二是如果T 0仅仅在大盘蓝筹股中试行，同样属于蓝筹股，那些中小盘蓝筹股又将遭遇到不公平。原先业绩平平者晋身蓝筹股以及蓝筹股业绩下降甚至开始连续亏损，又该如何处理？三是即使是T 0试点限定于上证50成分股，但其成分股几乎每年都有变化，最“资深”的诸如浦发银行等2004年已加入，资历浅的去年12月份才成为其中的一员。每逢成分股更换时，那么相关个股可能出现今日T 0明天T 1，或今日T 1明天T 0的情形，容易引起投资者混淆与错乱，进而导致损失。

不仅如此，如果蓝筹试行T 0，那么同样是上交所的投资者，因为投资不同的股票，有的可以T 0交易，而有的则只能T 1。推而广之，同是A股市场的投资者，沪市投资者可以T 0交易，而深市投资者却只能“敬而远之”，这也是不公平的。

某种意义上，监管部门欲在蓝筹股试行T 0交易，亦不无活跃沪市交易气氛的意图。自深市创业板推出后，因为有了中小板与创业板，中小盘股公司越来越多的深市表现明显强于沪市，沪市由于大盘股居多，撬动其股价需要巨量资金，再加上市场表现低迷，投资者信心严重不足，导致沪市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如果T 0在大盘蓝筹股试行，不仅能使沪市交投活跃，也有利于与深市展开竞争。

但蓝筹试行T 0绝对是个馊主意，也会在市场中造就新的不公平。监管部门与其在蓝筹股试行T 0，倒不如在整个市场中全面铺开，如此才能体现公平原则，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监管要到位，对个中存在操纵股价等违规行为定要做到严惩不贷。

□曹中铭（财经评论人）

当每个公民都开始小心地呵护着他人的权利的时候，足以证明权利意识、生命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而对自己及他人生命和权利的尊重，正是成熟公民的最显著的特征。

截止到撰写本文的时候，与地面“失联”的马航MH370客机，及机上239名乘客与机组人员的命运，仍然没有可以最终确证的消息。在这十多个小时的时间里，全世界媒体的目光，都在追寻着那架莫知所踪的飞机，都在关注机上239名人员的命运。虽然人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不幸的噩耗，但同时也在默默地祈祷着奇迹的出现。

在中国，人们则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包括一名婴儿在内的154位同胞的命运。微博上，无数互不相识的人们点燃虚拟的蜡烛，为生死未卜的同胞祈祷，为已经陷入悲痛的乘客家属送上遥远的祝福；国家领导人迅即做出批示，指示各有关部门尽最大努力投入搜寻；微博、广播、电视、报纸，都在各尽自己的努力，为焦急关注着的人们提供更多信息。

悲剧或许已经发生，但为最后一点希望所做的努力仍然没有放弃，因为每个公民的生命，都牵动着全体国民的神经。

生命高于一切，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逐渐深植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价值理念。国家领导人在“两会”的紧张日程中迅即就搜救工作做出指示；外交部长王毅中断“两会”新闻发布会，返回外交部处理相关事宜；新闻媒体以最醒目的篇幅和时长关注事件进展，都是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人表示意外或惊讶，而是视为理所当然。政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正是为了让每个公民都过上安全、富足、尊严的生活，因此当一部分公民可能不幸罹难的时候，本身就该成为政治议题的一部分。

而在微博世界中，已经有网民开始质疑媒体记者对“失联”客机乘客家属的采访是否得当，认为记者围堵式的采访，可能给本来就焦急、悲痛的家属，带来新的心理创伤。虽然记者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采访，本身存在不同争论，但来自公众的质疑，却证明今天的公众对他人权利及心理的尊重，已经深植于心而成为本能的反应。而这样的意识和基于这种意识的质疑，即使在几年之前，也还难以想象。

不要小看这种变化中蕴含的进步。当每个公民都开始小心地呵护着他人的权利的时候，足以证明权利意识、生命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而对自己及他人生命和权利的尊重，正是成熟公民的最显著的特征。

或许会有人质疑，这样的良好表现，只能出现于重大灾难发生的特殊时刻，而在更为普遍的常态时间里，中国人对他人权利的认知和尊重，却显得那么不够，并因此而怀疑这一刻的良好表现不过是暂时的矫情。

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确实呈现出多样且矛盾的特征，汶川地震后，冲上一线冒险救人的医护人员，被视为最可亲可敬的白衣天使。而近年来却又不断出现患者或家属的杀医、伤医事件，似乎医生不再是那些医生，群众也不再是那些群众。同样，3·01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中，最先赶到现场以肉身呵护群众的公安干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也承受着同样来自群众的误解和不满。

或许有一种可能：越是权利意识逐步加强的时候，对权利受到伤害的现实越是难以忍受；越是期待人人都相互尊重的时候，越是容易对来自他人的轻慢作出过激反应。

没有哪种简单的方式，可以解释当下中国所呈现出的复杂面貌。但无论如何，当网络上浮出一片“今夜，我们都是马航乘客家属”的时候，我们有理由不再那么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