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宏观调控方式在面对新问题、新矛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调不动、调不转、调不灵”的情况。

新一届政府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出炉，看似波澜不惊，但报告中一些措辞的改变和新提法，却有着不同的深意，这也预示着新一届政府正在不断突破思维定式，突破政策刚性，以创新宏观调控和改革不断化解风险的新思路。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对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尤为如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和保稳，以避免各类风险叠加所导致的经济快速“下台阶”。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局势错综复杂远超想象，正处于“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重要关口”，经济增长正经历不同平台之间的转换。而地方融资平台偿债缺口、过剩产能、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几大风险相互联系，互为传导，只要某一环出现“风吹草动”，就很可能触发系统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宏观调控方式在面对新问题、新矛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调不动、调不转、调不灵”的情况。

中国经济面临大大小小的风险确实不少，可以把风险分为三类：一类是不改革的风险，一类是必须承担的风险，还有一类就是改革不当的风险。特别是对于第三类而言，更需要不断地对改革进行反思和调试，对既有改革的路径、手段和目标进行重新地审视，如何才能降低改革的负向冲击。

中国经济既需要摆脱旧引擎，更需要摆脱旧的宏观调控的思维定式，特别是对待地方债、影子银行、产能过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难题更要辨证施治，分类处置，差别化调控，避免“一刀切”和“大一统”的政策倾向，要在挤泡沫、去杠杆与维护金融稳定之间取得政策平衡，化解风险需要改革新举措。

比如，当前在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时，我们的思路是过度盯住负债端，但如果我们以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也许地方债务难题并不难解决，其主要解决的逻辑就是将债务与资产进行置换。第一种思路是可以考虑将部分城投债转为市政收益债，将公用事业类的城投债定位为市政收益债，并在地方政府预算中设立特别账户，进而从根本上降低政府融资对社会融资，特别是实体部门融资需求的挤出。第二种思路是可以建立基础设施产权交易市场，完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运作手段为新项目筹集资金。第三种思路是以股权融资替代债务融资。比如降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可以将政府的经营性资产通过市场转让，转让收入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将债权转换为资本收益。

再比如，中国影子银行问题的确隐患重重，但也不能“简单粗暴”、“一压了之”。一定程度而言，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承担了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功能，是对传统银行信用扩张渠道的变相替代或补充，这明显不同于欧美等国通过金融衍生产品无限放大杠杆的影子银行体系。监管当局应该基于“有益于完善融资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有区别地采取以鼓励和引导为主、适度监管和规制式监管三种不同模式，实施分类化和差异化管理。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房地产税与房产税有很大的区别。房地产税的征收对象包括了房屋和土地两块内容，要求民众为一块并不具有所有权的土地纳税，这在税理上是很难说通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阚珂在全国两会的会场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房地产税已由全国人大相关工作部门和国务院相关机构共同起草，条件成熟时依法提起审议。全国人大正在研究和起草文件的这一税种名为房地产税，这与最近几年在房地产调控中持续提起的房产税有很大的区别。

1951年8月，当时的政务院公布了《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并在城市征收这一税种。1973年，为简化税种，将已经缴纳工商税的企业所缴纳的城市房地产税并入工商税，只对有私人房产的城市居民、外国侨民继续征收这一税种。1986年，国务院发布房产税暂行条例，原来的房地产税改为房产税，这一字之改是为了适应1982年公布的宪法中城市土地属于国有的规定，既然城市居民不再拥有私人产权意义上的土地，向其征收房地产税就失去了法理依据。

现在有关方面决定将房产税改为房产地税，要求商品房业主为其所属房产连同其房产所依附的土地支付税赋，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返璞归真”。但是，相比于原先的房产税，房地产税的推行面临着更复杂的困境。

顾名思义，房地产税的征收对象包括了房屋和土地两块内容，但是，现在商品房的土地并不是无偿划拨，而是通过招拍挂已经实现了财产权转移。当然，房屋作为一种大宗商品，即使房主拥有了对土地的完全产权，由于土地具有稀缺资源的禀性，因此国家仍然有理由要求房主纳税。然而，我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土地虽然是通过市场化的拍卖进入市场的，但国家出让的只是70年的使用权，这意味着房主支付的地价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这块土地70年的承租费，而不是与拍卖相对应的土地买入费。显然，要求民众为一块并不具有所有权的土地纳税，这在税理上是很难说通的。

在几年来的房地产调控中，房产税是被作为一个可以遏制房价的工具而提上议事日程的，但实际上，国家目前在房地产市场上通过土地拍卖和房屋在建造、销售过程中的税收所获得的收益，已占到房价的六成左右，在这个基础上再征收房产税，只会造成房价的进一步走高。

将房产税改为房地产税，本是让市场回归正途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前提是需要改革现行的土地拍卖制度，否则房地产税的立法很可能沦为空中楼阁。而推行这样的改革并不容易，它需要啃下一系列的“硬骨头”，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在这个市场里已经固化的利益通道。

□周俊生(财经评论人)

昨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五位全国人大代表就“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回答记者提问。其中，北京电视台记者向王亮代表提出的问题是“除了召开全国人代会，代表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想必这位记者的提问代表了很多人的关注，“代表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之问的本质，是对代表履职情况和履职成绩的关注。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通过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根据人民的委托履行职责，管理国家事务，是其法律义务和职责。但是，履职必须有基础、“接地气”，不能到了人代会上信口开河，不管是为民代言，还是建言献策，不管是参与立法还是参与监督，代表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保障，不拿出一定的时间，履职质量就不可能有保障。面对每年上百万件的信访案件，面对严重的雾霾侵扰和环境污染，面对众多的司法不公现象，对代表寄予厚望的民众当然有权利追问“代表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对于自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代表也需要不断反思和自问。代表多数是兼职的，日常工作任务繁重。但是，既然担任了代表职务，就需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履行代表职责和为履职做准备。这就需要代表合理处理好本职工作与履行代表职责的关系，要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拿出一定的时间履行代表职责。

只有代表为履行职责安排了足够的时间，才能不辜负选民的委托，才能在监督和督促“一府两院”改进工作上有所作为，才能在为民代言、反映诉求方面让民众满意，自己的履职“成绩单”才能得高分，才能坦然面对选民“代表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之追问。

朱恒顺（全国人大内司委内务室）

昨天，我和一位媒体朋友交流时，他告诉我说，发现我这几年的提案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数量挺多，字数太少。

一般来说，数量上，我每年都要提交好几个提案，多的时候一年提交十几个提案。字数上，一般都是三五百字，六百字都算多的了。

他开玩笑说，我是他见过的代表议案和委员提案中写得最短的。我就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

其实，撰写提案时，我并没有在数量上和字数上刻意追求什么，很多时候就是想到问题就去关注，文字上只要能把意见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就行。至于分析、调查、论证，我想很多问题有关政府部门都有类似的研究，甚至比你更详细，没必要重复调研。何况，有些建议本身就是前瞻性的，根本没法去调查研究。

但是，写提案的要求并没有随着字数减少而降低。我一直把握一个原则，即提案要“不大不小”。大到涉及路线方针政策的，我都不写，因为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小到某个城市的具体问题，我也不写，因为这是地方两会要解决的问题。一句话，必须接地气，只提交切实可行的内容。

我写提案时有个大致的范式，就是“缘由+建议”。以我今年提交的《关于改善出版事业的提案》为例，缘由就是“为繁荣学术，鼓励创新，发展文化产业，改革不合时宜的制度和规定”，建议就是“取消书号限制”、“逐步增加刊号”、“撤销有关稿费指导性意见的文件”和“高稿费（版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标题和标点在内一共才212个字。

在十一届期间，我有一个《关于全面完善义务制教育的提案》，谈教育均衡化的，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加起来不过600来字。

当然，就我个人来说，更关心提案是不是被采纳，被采纳以后的效果如何，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因为我的提案。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

用公费来满足某些单位、个人的虚荣，表演得再逼真，也换不来什么文化自信，只能沦为笑柄。

在9日政协文艺组讨论时，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指出，一大拨中国演出团队砸钱去金色大厅“镀金”；国内首位登“厅”的宋祖英坦言自己“开了个‘坏头’”，并认为“后来者应该有一个审核审批的过程”。

金色大厅的“含金量”，无疑让很多人开了眼界。更让人讶异的是，仅在去年，就有上百个国产演出团体去“镀金”。

按理说，趋“名”若鹜，只要靡费的不是公帑，哪怕是给头衔“镀上24K金”，都无可厚非。

可据了解，这些团“有中央级写条子的，有各省市领导写条子的……搭上钱都没人看”，演出完了，还会彼此颁发从网上down下的“市长签名”纪念证书。有“递条子”的，有录像的，还有发证书的，啧啧，一条龙服务。不得不佩服，他们“演技”够硬，“自嗨”本事够高，连王朔笔下的《顽主》，都不带这么写的。

砸钱租厅，当然不是为了自娱，虽然厅内没几个人转身说“I want you”，可回了国，照例是“载誉归来”。对某些团体、个人来说，能在金色大厅上献艺，相当于被盖上“国际认同”的钢戳，当然格调立升、档次陡增；而对个别机关单位而言，这是文化“走出去”，是可以裱起来的“政绩奖杯”。

烧钱“走出去”，带回来的是“光彩”。花公家的钱“走出去”，结果只演了场“名利买卖”，所谓的“镀金”，收获的是虚假认同，这除了自欺，还能蒙谁？

说到底，文化“走出去”，靠的是实力，是依托于市场自发而成的口碑，而非靠行政之手“揠苗助长”。当然，这最需要的，不是制定国家标准“用一个标准审批”，而是收束行政力量、靡费公帑的冲动。

公费“镀金”，本质就是变相的公款旅游，也是奢侈浪费。早在2010年，文化部其实就已下发《制止国内演出团体赴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出场所“镀金”风的紧急通知》，但这规制震慑力有限。只有对公费“镀金”收束报批口径，能禁则禁，才能遏制这股“镀金”风。

用公费来满足某些单位、个人的虚荣，用烧钱来把玩艺术，也是真人版的“小丑演出”。表演得再逼真，也换不来什么文化自信，只能是贻笑大方，沦为笑柄。

□佘宗明（媒体人）

在3月9日晚全国“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网络访谈中，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刘良一爆料：由于快递业务的便捷，眼下高校学生把积攒的脏衣服寄洗，再通过快递寄回来，成了邮政的一种新业务。（3月9日央视）

在几年前，就有新入学的大学生因为不会洗衣服而将脏衣服寄回家的新闻见诸报端。彼时，大部分舆论都忧心忡忡：大学生“生活都不能自理”。现在的舆论反应也大同小异。

作为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的官员，刘良一在谈到这一现象时，并非批评学生无独立能力，而是将之视为快递便捷化的一个新例证。刘良一称“高校的快递业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学生把积攒一段时间的衣服寄回家去”。

大学生寄脏衣服回家，真的已经发展为一项比较普遍的新业务了吗？“很大一部分”究竟有多大？至少从一些媒体的调查和网上的舆情反应来看，这样的现象在身边很少。这样一种模糊的信息面前，匆匆将矛头对准学生的独立能力低下，未免反应过激了。

□朱昌俊（四川 媒体人）

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安本次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3、386条的议案》，建议在《刑法》典中取消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的规定，将数额标准交由“两高”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3月10日《扬子晚报》）

《刑法》的量刑标准有一个毛病需要纠正，这就是“贪污越多越合算”，这不公正，甚至会鼓励已经腐败的官员去捞更多的钱。

我们单位一位领导3个月前被双规，现在听说查实受贿14万元。按现行规定，他可能获刑10年以上；但他如果受贿多10倍，即140万元，最后判刑也是10年以上，多也多不了几年。事实上，新闻报道中常见涉案数额相差几十倍，刑期却相近的案例。

徐安的议案提出了解决方案，首先是《刑法》第383条、第386条不再规定具体定罪量刑数额，而是明确三个定罪量刑档次，将《刑法》第383条、第386条的定罪量刑标准修改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兼顾犯罪情节的三个档次，以代替原有的具体数额定罪量刑模式，并将定罪量刑标准授权“两高”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这样，原来“贪污10万元以上判刑10年以上”就不存在，“贪污越多越合算”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另外，我国《刑法》原来规定的最长刑期为25年，也不足以威慑贪官，因此就必须考虑实行长期刑。

□殷国安（职员）

推进司法公开堪称去年一年中法院改革的最大亮点。从改革的难易程度来看，司法公开还只是容易得到民众支持与认同，也相对容易推行的第一步。司法改革越深入，阻力就会越大，难度也会随之越大。

3月10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交上了他履新之后的首份“答卷”。报告中的慎用死刑、严惩贪腐、防范冤案、司法公开等最为舆论所关注。

推进司法公开堪称去年一年中法院改革的最大亮点。周强在报告中称，法院已建成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各级法院去年直播案件庭审4.5万次。“以公开促公正”，喊了多少年，大尺度的突破，还是在去年。不过司法信息公开，眼下还只是起步，将更多民众引入到审判的监督场域，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社会的有力监督，才能让那些“司法能力不强、司法作风不正、司法行为不规范”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法官一一暴露出来。有了劣币淘汰机制，才不会重演“劣币淘汰良币”的人才流失现象。统一司法考试和法院公开招录以及正在推行的法官逐级遴选，能够把住法官队伍的入口。将来的改革重点，还应更多关注一直未能有效疏通的法官队伍的出口。

从改革的难易程度来看，司法公开还只是容易得到民众支持与认同，也相对容易推行的第一步。司法改革越深入，阻力就会越大，难度也会随之越大。比如周强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推进涉诉信访工作改革……严格涉诉信访终结程序，积极开展网上信访、巡回接访、带案下访等工作，妥善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这本是弱化信访，强调法治的必然。但这要防止涉诉信访案件回归了司法，而重又困住了司法。

一个现实的问题在于，法院有何新的制度保障，足以抵御某些地方的种种不当干扰？检察机关尚可基于“检察一体”原则，从纵向领导体系中寻找到支持。因上下级检察院就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上下级法院之间却并没有领导关系。要避免法院成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单靠最高司法机关的力量还不够。

一年来的法院工作在改革上颇有些新气象，但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原有的司法沉疴并非短期就可治愈。固周强也在报告中坦承法院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诸如确保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体制还不够健全；推进司法公开、弘扬司法民主、确保司法公正等方面与民众的要求还有差距；一些地方存在的诉讼难、执行难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一些法官司法能力不强、司法作风不正、司法行为不规范、工作方法简单；极少数法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损害人民法院形象和司法公信力。此外，一些法院人才流失、法官断层问题严重。

上述问题无外乎还是体制之弊、独立之困、制约之失、素质之忧、待遇之差，进而造成公开不够，公正不足。多年来的司法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过，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民众希望看到，更多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和改革成果，来打破这些积弊沉疴。

这些改革无一不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协助。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当下形势，必然涉及公权力之间的调整与协作，甚至还会伴随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在司法公开为深化司法改革开了一个好头之后，后续的改革推进更令人期待。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导，做好相关规划的统筹衔接。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保护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避免千城一面。

总理在论述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时的这段表述，表面上看,是在提醒建筑师。但我以为，更应当让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深刻反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建筑业驶入快车道，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特别是近10年来，大体量、超高层的新特建筑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许多城市都在追求“国际化大都市”形象。遗憾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呆板的、毫无生气的、火柴盒般的水泥森林”涌现出来，成为受人推崇的“地标”，“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有人甚至形容“200个城市如同一母同胞”。

200座城市如同一母所生。诚然，作为城市形象的塑造者，中国建筑师应该有自己的担当。但是，将“千城一面”的归咎于建筑师，显然是有失公允。很多时候，中国的城市建设并非建筑师说了算。比如，20年前决定拆除济南火车站，今天，又提出复建济南火车站。做这些建议和决策的，恰恰不是中国的建筑师。各地饱受诟病的建筑，多由地方政府最终拍板。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对12个省区的最新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全部提出要推进新城新区建设，共规划建设了55个新城新区。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

那么，建设新城区的冲动来自哪里？中西部某个城市的市长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就拿我们重点建设的某个城市新区来说，现在那里的地卖50万一亩，但是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1000万一亩。我投几百亿下去，1000个亿回来了。”可见，新城区建设的冲动，源自地方土地财政利益的驱动。

但是，城市大拆大建，必然要毁灭一批古建和特色景观，抹杀了城市的个性。这样的新闻，媒体披露得还少吗？

中国不缺有眼界的建筑大师，比如早期的贝聿铭、梁思成。比如2012年获得普里兹克建筑奖的王澍。令人深思的是，普利兹克评委会的颁奖词，似乎也在提醒我们的建筑师“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中国既要保持悠久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应关注世界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

建筑行业者，都能领会这段颁奖词的精神和价值。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避免千城一面”，让我们的城市更具个性，更加宜居，除了建筑师精钻业务加把劲之外，更需要我们的决策者尊重专业建议，尊重城市居民！

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必然引起家装市场的红火。但是，定做一套人造板橱柜，价格却让消费者眼花缭乱，在巨大的价格差背后，是生产企业低价竞争采用的低成本手段，有的甚至不惜使用不合格、劣质的材质。这一举动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产品甲醛释放量超标，这是消费者比价格乱象更担心的东西。（3月7日《海峡导报》）

且不论人造板冒充实木，涉嫌以假乱真；也不论用廉价胶水、劣质贴面属于假冒伪劣行为，但说甲醛超标这么猛，监管部门知道吗？

显然，监管部门不能说“臣妾我做不到”。放任假装不知，这是职责缺位；知之而不为，更是玩忽职守！

于是乎，你测或不测，甲醛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管或不管，加工企业就在那里，不逃不避；甲醛到了房里，消费者却没到监管者的心里；卖方欢喜，买方流泪。可悲的是，明明有着检测的技术，却只做后续的鉴定；明明有着监管的义务，却成为了寻租收费的理由。

当一切都要等消费者吃亏上当之后，再行法律救济，公权监督的第一义务首先便遁于无形。这显然不符合法治社会的治理标准，更平添监管懒政的嫌疑。试问，当小孩真出现了白血病，消费者真患上了癌症等致命疾病时，监管人员于心何安？当消费者与厂家在法庭争吵个你死我活的时候，监管部门难道就乐做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显然，这是不可理喻的，更是难以接受的！

依笔者之见，对此的应对和破解之道，或许还要从源头上加强对监管部门的监督和追责力度。对于多次投诉而没有履行监管义务的厂家，应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严重的更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绝不应是一句空话！

5日，李克强作了任职总理后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如何出炉的，李克强是怎么参与的？对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向东告诉记者，总理自始至终参加起草，要求“做不到的不要写”。（3月6日《新京报》）

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绝非轻易出炉。从起草阶段开始，总理全程参与报告撰写，字斟句酌，实事求是，“做不到的不要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份政府工作报告一出炉，即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做不到的不要写”，这样的高要求造就了报告的“含金量”。没有水分、没有杂质，他既讲了实话又接了地气，反应了群众的心声，回应了群众的期盼。那么，我们又从李克强总理“做不到的不要写”的要求中，读到了什么呢？

首先，“做不到的不要写”是种求真务实的作风。李克强总理对报告起草提出这样的要求，绝非缺乏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勇气，也不抱有“原地踏步”、畏首畏尾的心态。它显示了总理突破创新、稳扎稳打的新观念，求真务实的态度。他亲自修订整份报告，不论是工作总结，还是工作部署，报告中涉及的每一项措施，都经过了反复推敲。常言道，文风如作风。报告中字字珠玑，句句实事，了然民情，顺应民意，展现了一步一个脚印的“克强范儿”。

其次，“做不到的不要写”是总理担当负责的气魄的总结，凸显了政府对群众负责任的态度。政府工作报告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回顾，以及对当年政府工作的安排部署。它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多余的修饰，它只要实实在在地反映成果，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科学合理地部署工作。因此，报告中事儿，就必然关乎经济社会民生，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这“做不到的不要写”，就是要求各级政府部门杜绝骄傲自满、浮夸自大的思想观念，杜绝言而无信、有头无尾的不良作风，避免给群众开“空头支票”，避免因此损害政府公信。正所谓，言必行，行必果。总理的要求就是政府把求真务求放到工作的首位，以“一定做得到”回应群众的期盼。

最后，“做不到的不要写”是对虚假空文的批判。长期以来，我们的工作报告多少存在华而不实、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等“假、大、空”的臭毛病。有些报告的撰写人当起了“裁缝”，网络上“淘”了“宝”，综合外地经验，换上本地名称。有些报告，繁文缛节、长篇大论，讲不到点子上，说不出实际事，生搬硬套，东拉西扯。

还有些报告敷衍应付，缺乏深入调查，做得到的事年年都做总结，没做到的事年年都在计划；写进去的事实则没有做完，列入计划的事，实际上却做不到。为此，总理的这句“做不到的不要写”，就是对这类公文报告说的“不”。想人民群众汇报问题，有话就长，无话则短。反复论证，百炼千锤，“脱水”、“瘦身”、“排毒”后，这样的报告才值得老百姓关注，才配做政府工作的纲领和指南。

在人大代表、人艺院长张和平讲述了人艺的一些发展和困境之后，王岐山接口：对不起啊，我插播啦。（3月6日《新京报》）

全国两会上，文艺界人士谈及自身领域发展之时，王岐山谈到了最近大红特紫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和普通人追星有所不同的是，他通过“有一段没一段看看韩剧”之后，得出了韩剧的优势所在，即传统文化的升华。

从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到多次提到美剧《纸牌屋》，这些文艺作品被大众追捧。拥趸者众的背后，是对国家领导人个人品味的推崇。王岐山提到《来自星星的你》，除了是让文化界人士把韩剧当成“三省吾身”的镜子之外，更是对于网络宣传的主动参与。

前段时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的新闻惹人关注。而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的阵容。这不仅显示出中央对于中国互联网建设的重视，更让笃信中网络将来未来的世界中，充满力量。顶层设计已然发出“要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的号召，把网络当成国家战略行动来对待。那么，工欲善其事，自然必先利器。懂网、用网，已是中国领导人与各级政府官员的必修课程。

王岐山站在反腐风暴的中心地带，他对于网络衍生出的“反腐运动”必然心中有数。网络上龙蛇混杂，良莠不齐。只有多接触网络，练就一双慧眼，才能从海量的冗杂中，分拣出有质量的信息。许多官员对于网上的人声喧哗感到不安。虽然，他们知道网络是倾听民意的新形式，但很多人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还是选择了“讳疾忌医”。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时代追求“大隐隐于市”。居庙堂之高者，自然有义务俯瞰江湖之远。去年，中纪委网站的开通，加大了政府与网民的互动，使其成为反腐的利器。网络世界的多元表达，不仅有民生的诉求，有对反腐的揭露，也还有着对娱乐的需求，对文化的享受。作为官员们，完全可以抽出时间，参与网络空间“走基层”。或许他们得到的，将远不止是《来自星星的你》。

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滨认为：《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要有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水浒》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时代不适应。（3月6日，人民网）

李委员对《水浒》有偏见，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该篇名著与时代的发展并不适应。二是剧情中充斥大量暴力因素，不利于培育和巩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且不说这些理由能否成立。单就李委员的思路而言，就令公众如坠雾中。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为何就如此地不受待见？

诚然，《水浒》的写作背景与现代社会相距甚远，内中含暴力因素也无可否认。但是，这都不能成为禁播《水浒》的理由。它是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不管在故事情节的构思方面，还是在文字表述的生动性上，都称得上是部不可多得的历史佳作。时代的绵延，恰恰增添了著作的魅力。《史记》、《资治通鉴》等鸿篇巨著，不也是愈久弥香，为时代所崇尚吗？况且，所谓的“暴力”是建立在伸张正义、锄奸惩恶的价值认知之上的，与公众的审美价值观相契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如此看来，看《水浒》并没有什么坏处，也不会对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相反，《水浒》的魅力还展现在其他地方，比如，弘扬了人性的真善美。“武松醉打蒋门神”、“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等情节，着实让观众从心底里迸发出浩然正气。这些情节让我们对人性的善与恶，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萌发内心的正义感，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比如，通过故事的叙述，我们可以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历史、感受历史，提高我们的思辨能力与批判能力。

说到底，《水浒》并没有李委员所想得那么“十恶不赦”。相反，它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和思考，激发我们内心的正义感和使命感，让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历史的沧桑和厚重。所以，还是不要将部分人对《水浒》的忧虑，变成“狼来了”的笑剧吧。换个角度重新定义老作品，或许，我们会看到别具一格的美丽风景。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两会”期间公开表示：高考改革在内容上将会减少全国统一高考科目；将来会不分文理科；外语考试将利用社会化考试，考试方式发生变化；招生将基于全国统一高考成绩和3年学业水平成绩综合加以录取，具体方案还在论证过程中。

众所周知，每个人的天赋、爱好和实际学力都是有显著差异的。有的人天生就对文科更感兴趣，有的人则天生就对理科更有兴趣。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高中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兴趣、爱好和实际学力，自主选择将来是参加高考文科类，还是理科类。文科和理科考生所要应考的高考科目区别很大。虽然唯有数学是共同都必考的，但难度却大为不同。

直言不讳地说，高考不分文理科，许多人感觉相当不靠谱。除了人的天赋、兴趣、爱好和实际学力有显著差异，以及严重增加考生门门必学的学习负担，即便单单从考试的技术操作角度来看，一个无可避免的重要原因是，不分文理科的话，数学应该如何考？毕竟，文科生的数学能力无法与理科生的相提并论。假若未来高考真的不分文理科，那么究竟应该给考生出什么样的数学试卷？如果按照对理科生的数学要求出卷，那么文科生肯定绝大多数被“秒杀”。但若是按照文科的数学要求出卷，那么显然无法区分出理科生的水平，导致人人高分。

目前教育部尚未公布其详细的高考改革总体方案，因此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一所谓的高考不分文理科究竟是什么样。但一般猜测是所有学生都考语文、数学、外语和大综合（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然而，如果高考真的不分文理科，那么对于数学和大综合这两大科目而言将是非常棘手的。语文是母语，能够不分文理科，外语也可以如此。但若数学不分文理科且所有考生都要考统一的大综合的话。退一步来说，即便数学和大综合就是统一的卷子，高校可以按照自己文理科的专业对于考生数学和大综合成绩的要求来自行画线，那也是很难想象的，因为试卷本身区分度小，无法准确辨别出考生的真实水平究竟如何。

进一步来说，由于人的文理科能力总体而言显著不同，因此不偏科的全面发展也只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理论上的理想主义。一些人天生就对理科或文科的东西既没有兴趣，又没有能力，即便有较好的后天教育也无法改变或者很好地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客观上必须得承认人的确存在着文理倾向与能力的事实差异。因此，就人才培养而言，不分文理科，考生难以学有所长——既然有的人天生就是理科或文科的料，那么教育就要顺其自然，而不能人为违背。比如，不能让爱因斯坦去写《资本论》，而让马克思去研究相对论。既然每个人的倾向与能力大不一样，高考不分文理科，整齐划一，必然在支撑教育和考试的心理学和教育学上都根本站不住脚。

总而言之，高考分文理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高考不分文理科显然违背了自然法则、心理学的规律和教育学的原理，肯定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发展与甄选。高考是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但却要理性、科学、符合人的实际和客观国情，而不能随意而为，更不能拿考生当小白鼠，让他们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江苏省2002年和辽宁省2003～2005年就执行过高考不分文理科，但结果却害了许多人。有了江苏和辽宁的经验教训，教育部再推出不分文理科的全国高考改革方案，显然必须要三思而后行了。

胡乐乐（山东教师）

全国政协委员张杰庭谈到高校科研经费时说，“我跟国内一所著名大学有合作，他们买一个六千万的设备，放了五年都没动，没拆过包。”（据《新文化报》）

目前的管理方式，从表面上看很不错，严格执行预算，不至于科研人员乱花钱，可在实践中，却造成更严重的浪费和乱花钱。

如果把经费使用自主权给科研人员，怎么管理？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管理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要求所有科研经费开支全部公开透明。在国外，科研项目给研究人员比较大的自主空间，却没有出现严重的科研腐败，原因就在于所有科研经费开支完全透明，每一项开支的细目都可查。

透明带来高效，也是防止科研腐败的良药，有关方面为何不采用呢？

□熊丙奇（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