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终于抢到了一个发言机会，他说我国有39所“985高校”，112所“211高校”，但在民众心中，“这些学校有的是娘娘级学校，有的是贵妃级学校，还有的只是‘答应’，还有‘常在’”，他们所受的“冷暖”待遇自不相同。（3月11日《北京青年报》）

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牵涉的其实就是教育的公平性。同样是学校，却要分出三六九等，无形之中，也就给孩子的成才和出彩带来了不公。起跑线偏移了，在“妃子学校”上学的孩子注定要摔倒在起跑线上。

教育的不公平，不仅仅体现在地域上，也不仅仅体现在大学上，更体现在所有的学校上。大城市的学校与小城市的学校，小城市的学校与小县城的学校，小县城的学校与农村的学校，之间都是有着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体现在学校的等级上，体现在政府的投入上，体现在教师资源的分布上。

一个健康的、和谐的教育环境体现在什么地方？那就体现在所有的学校都受到了一样的待遇，没有政府投入的厚此薄彼。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为地把学校分出了三六九等。省级实验学校，市级实验学校，县级实验学校，这都是一个个乌纱帽。有了这样的名头，也就有了教育事业的偏心眼，在资金投入上，在教师配置上，在资源建设上，让学校与学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距离。于是，好学校挤破了头，一个班都能挤得下100多名学生，而差些的学校甚至是教室里空空荡荡。

资金向名校倾斜，教师向名校倾斜，招生向名校倾斜，甚至在就业的时候，学历证书上的红盖章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985、211高校学校出来的孩子找工作都方便。在这种情形之下，哪个家长会为了省几个钱葬送孩子的未来？

我们常常说要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均衡发展不仅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一句话，而是要做到真正的公平。这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摘掉人为地给学校戴上的名校帽子和行政帽子。要多些公平，不能想“宠幸”谁，就“宠幸”谁，在“宠幸”娘娘的时候，岂能忘了妃子？当然，这一切都要严格执行《教育法》，严格按照条文来办事。少些“娘娘学校”，才能给孩子一个公平的成长机会。

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广受关注。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存款利率最终要放开，这也是利率市场化中的最后一步。存款利率放开在计划之中，在最近一两年就能实现。

一旦相关改革实现质的突破，则意味着商业银行将摆脱政府部门指令的束缚，更加自由地根据信贷市场供求格局自主定价，进而实现信贷资源与资金需求方的市场化对接。对于老百姓而言，则可以根据自身风险偏好以及资金实力选择不同存款利率的合作银行，并随着利率涨跌调整日常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也会倒逼商业银行强化竞争意识，不断提高资产管理能力、业务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这些都会让广大客户受益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锋芒毕露，用户不仅可以通过这些产品投资货币基金，还可以随时赎回用于消费，且投资门槛很低，对社会小额闲散资金极具吸引力。原本刚性的银行利率体系已因此出现松动，可谓奏响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序曲”。

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方支付机构将客户沉淀资金转换成货币基金等理财产品的运作模式在国外早已有之，美国的Paypal（贝宝）早在1999年就设立了利用账户余额的货币市场基金，运作模式与余额宝等如出一辙：用户只需简单地进行设置，存放在贝宝支付账户中原本不计利息的余额就将自动转入货币市场基金，0.01美元起申购。虽然贝宝货币基金在2007年曾一度受到热捧，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水平大幅下滑，贝宝货币基金的收益优势逐步丧失，规模不断缩水，并在2011年7月以清盘收场。

由此及彼，在当前国内利率管制的语境下，商业银行的存贷差较大，余额宝等所投资的货币基金或可凭借规模优势在银行间市场获得较高回报。但美国贝宝的前车之鉴表明，在利率完全市场化时代，货币基金长期维护高投资回报的压力巨大，偏离合理利润空间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重蹈贝宝覆辙。就此而言，当前火爆的余额宝等理财产品将会在利率市场化时代面临新的挑战，投资者要对此做出合理预判。

利率市场化的脚步渐行渐近，老百姓在资产保值、消费支配等方面将获得更多自由支配的空间，但也需要对其中潜藏的金融风险谨慎视之。

马红漫 （经济学博士）

如果说利率市场化是银行的自我革命的话，那么试点民营银行就是为之进一步施加外部压力。仅仅依靠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彻底成长为竞争主体的推动仍是有限的。

市场化因子，正在全面渗透到传统金融领域的肌理中，一个竞争性金融格局的轮廓已然浮现。昨日，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放开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就能实现。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第一批5家民营银行的试点工作将会展开。

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是利率市场化必须走完的“最后一公里”。互联网金融初兴以后银行存款的规模性搬家，已经折射出银行不能成长为完整的市场主体的被动。这种对于竞争的不适应症，在近两年已经多次显现，比如阶段性“钱荒”的意外出现。如果银行处于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有生有死，那么同业拆借利率就有可能避免忽高忽低，对于货币政策的误导以及对市场的负面影响都可以大为减少。

相较于在“襁褓”中受到保护可能造成的风险，在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后利率突然上升造成的风险要小得多。在百姓对于存款利率偏低，担心资金缩水的普遍担忧的情形下，利率的阶段性上升等于给了储户补贴。这种补贴基本上是银行将利润让出了一部分，除非出现极恶性竞争且存款保险制度跟不上，否则给储户补贴不会造成系统性风险。

如果说利率市场化是银行的自我革命的话，那么试点民营银行就是为之进一步施加外部压力。仅仅依靠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彻底成长为竞争主体的推动仍是有限的。利率市场化更突出的效应，很可能表现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简单市场行为，资金雄厚网点众多的国有银行完全有可能吃掉弱小的竞争者，而国有银行之间的竞争局面则难以形成。如此，则垄断性的金融格局最多只是被利率市场化敲打出了几个缝隙，而不能真正破裂。

因此，在银行通过利率市场化进行自我革命的同时，还必须给其施加强有力的外部压力。挑选那些主营业务突出、资金实力强的民营企业发起成立民营银行，就可以起到促使银行不断向市场化前进的作用。当然，民营银行带来竞争收益的同时，也会有无法进行破产清算的问题，或将民营银行作为其主业输送资金的通道。对此，需要设立防火墙，比如共同发起人制、破产清算制度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只将民营银行视为现有金融格局的补充，强令民营银行只服务小微企业。民营银行应与国有、股份制银行站在同一平台竞争，市场自会主导民营银行的钱去哪里。平等的制度设计，比放开银行特种经营资格更重要。有了这一前提，金融格局才能别开生面，百姓、企业才能享受竞争之利。

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立凡

CFP供图

针对“烟草院士”谢剑平的院士资格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3月10日回答：“动员谢建平自己请辞，他还在进行考虑”。犹记去年两会时，潘云鹤就表示“工程院在做劝退工作”，谢剑平“还在进行考虑”。（3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围绕“烟草院士”谢剑平的争议，已经持续很久了，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烟草大国”而言，控烟形势本就十分严峻，多年来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谢剑平的研究，无疑让控烟工作雪上加霜。

现在的问题是，他现在已经当选工程院院士了，而且按照中国工程院的章程规定，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中国工程院才能撤销某个人的院士称号：一是当院士的个人行为涉及触犯国家法律，危害国家利益或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二是院士本人提出辞去院士称号的辞呈。谢剑平的研究显然并没有触犯国家法律，至于是否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院士标准，现在也难有定论。这也就意味着，要想让“烟草院士”从院士名单上消失，唯一的办法就是谢剑平主动辞职。

可即便在工程院对谢剑平进行劝退之后，谢剑平仍旧以“还在进行考虑”来搪塞，而且这一“考虑”就是一年多，足以说明他并不想主动辞去这个院士称号。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似乎已经陷入一种无解境地，令人无奈。

两院院士虽然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但是其背后的“含金量”却着实不低；不管是高校、科研机构还是地方政府，都早已把“两院院士”当成是一种金字招牌，当成是自己申请项目和资金，引进人才，甚至是招商引资的“活广告”。

在笔者看来，除了要进一步严格院士评选制度，在评选过程中充分考虑公众意见，避免类似“烟草院士”这种争议性人物入选之外，更要完善当前的院士退出机制，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想退出的退不出，应该退出但不想退出，别人也没办法让他退出。

期望透过人大代表的努力，能够推动这一建言正式进入修法程序。当法律规定不含糊，警察在开枪还是不开枪的选择上，才更有信心不含糊。

全国人大代表马振川日前建言修改《警察法》。他认为，警察法授予警察使用武器的权利要明确具体，不能在法里面提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因为法要大过规定。

开枪还是不开枪，对一线警员来说，一旦遇上特定情境就必须及时作出选择。开枪得当，将有效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开枪不当，也可能对无辜民众造成伤害。近年来，媒体对警察应开枪而未开枪的指责有之，对警察不应开枪而开枪的质疑也有之。究竟哪些情形下可使用武器，的确需要一个具体而明晰的标准。

查阅《警察法》，与之相关联的主要内容在第十条，“在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这里虽然对可以开枪的“紧急情况”进行了列举，但仍不够具体和全面。后面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也语焉不详。从文义上看，此条款确有改进的空间。

法当然大过规定。《警察法》之所以要在警察开枪的依据上，叠加“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显然不是认为“规定比法大”，这更像是一个立法技术安排。因为警察可以开枪的情形是无法穷尽列举的，让“有关规定”在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之下，进行具体细化，一方面有助于发挥警察部门在行政立法中的主导地位，使规定更合乎警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克服成文法为照顾普遍适用性而不得不总是表述得过于抽象与原则。

目前对警察可以开枪作出具体规定的行政法规，是《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这份“有关规定”对警察使用武器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其中第九条对“经警告无效可以使用武器”的十五种情形作了一一列举。同时第十条对警察“不得使用武器”的情形，第十一条对警察“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的情形分别作出了规定。上述种种，已超千字还难称完备或全面。若依马振川代表的建议，立法机关要面临的技术问题是：目前全文只有不到五千字的《警察法》，能否以上千字的篇幅来具体规定警察可以以及不可以开枪的标准？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注定会有不同的声音，这恰恰是这份立法建言的意义所在。没有清楚的权利/力界定，法治就会失去依据，失去规则，失去效率。尤其是对于动辄带来伤亡的“开枪权”，更要慎之又慎。将警察开枪的情形具体规定在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中，不但能凸显出标准的重要性，更代表着多数民意对警察开枪权的授予和限制。期望透过人大代表的努力，能够推动这一建言正式进入修法程序。当法律规定不含糊，警察在开枪还是不开枪的选择上，才更有信心不含糊。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云帆

据媒体报道，有几十名政协委员联名上交治理雾霾的提案，民革中央、民进中央、民建中央等民主党派也齐刷刷地将目光扫向雾霾；在环保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还出现了中外记者“七棒接力”追问雾霾治理对策的场景。

民之所盼，施政所向。要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与力量，就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确定改革的主攻方向，提升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和科学性。空气流动“信马由缰”，当雾霾从地区性烦恼升级为全国性问题，只着眼于局地和一时的头痛医头、盲人摸象式治理，已无法啃动这块硬骨头。必须“全国一盘棋”，在更高层面进行全局统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面霾伏也非一时一地惹的祸。媒体和公众近年来对雾霾的讨论很多，但视角多将雾霾定性为环境问题和民生问题。因为，雾霾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关涉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命题。解决问题，最终也有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雾霾，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之一。

以雾霾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何面对，怎样破题，也是检验执行力的试金石。如果地方政府在制定决策时只看重“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必然会成为牺牲品。这就需要我们的制度，能够有效约束各级政府不能为求得一时的GDP数字而“竭泽而渔”，有效约束“饮鸩止渴”式作为。

因而，治理雾霾，首先要通过改革和完善考核制度，重塑官员的政绩观。追根究底，霾害呈现出“量变到质变”之势，治本之策还在于打造指起来对路、挥起来有力的“指挥棒”，同样是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雾霾治理工作也应凸显法律的分量。从伦敦、洛杉矶等西方国家城市治理雾霾的经验来看，加强和完善环保立法，是有效治理环境问题的关键。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雾霾，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其一，为节能减排划定法律红线，增加乱排乱放的法律成本；其二，斩断地方环保部门与污染企业的利益链，依法追查环保领域的“苍蝇”和“老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治理雾霾，关乎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关系，需要在公共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归根结底是由价值观决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践行这一理念需要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需要企业、社会组织、普通民众将其内化为价值共识。

同呼吸，共命运。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涉及复杂利益博弈的“硬骨头”不少，但相对而言，生态环境的治理，不仅在全社会最有共识，也最能凝聚力量攻坚。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表示了“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对污染宣战”的决心，人们期待各级政府尽快拿出有效、可持续的治霾行动，以此检验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态度。

新华社记者 易艳刚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外科主任刘忠军在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分组审议会上表示，严重伤医害医行为就是犯罪行为，医疗纠纷不能成为伤医害医的借口。他建议改变将医院作为“内保单位”的思路，将医院纳入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范围。

从去年10月浙江温岭杀医案，到前不久黑龙江齐齐哈尔杀医案，再到前些天广东潮州发生的几十人架着医生游街事件，近年来各地发生的多起伤医害医事件，给原本欠佳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刘忠军代表建议将医院纳入公共场所治理管理范围，希望公安机关投入一定力量，像维护火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治安那样，维护医院的治安秩序和医疗秩序，全力防范、遏制伤医害医行为，这个建议切合实际、合情合理，应当引起卫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等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每一起伤医事件发生后，舆论都同声强烈谴责伤医暴行，呼吁对涉案人员依法予以严惩。同时，人们很快从伤医事件的具体情形，“跳”到从体制层面探讨伤医事件成因、从根本上寻求预防、遏制伤医行为的宏观思路上，并大致形成了如下共识：医患关系恶化，伤医事件频发，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形成完备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导致医患矛盾发生后，患者反映诉求、获得救济的渠道严重不畅，由此激化矛盾，酿成事端；另一方面是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个人承担医疗费用比重过大，“看病难”、“看病贵”放大了患者的焦虑感、无助感，恶化了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加深了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因此，预防、遏制伤医行为，关键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大公共财政对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投入，推动医疗资源的公益性配置和均衡分布，切实解决普通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样才能缓解医患双方的负担和压力，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形成互信互谅、重在协商的医患文化，推动医患关系根本好转。

上述宏观思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眼下预防、遏制伤医事件，却不免“远水不解近渴”。与其他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样，预防、遏制“伤医”行为，“治本”自然十分重要，且需要高瞻远瞩、统筹协调，但“治标”更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否则在“治本”方案全面实行之前，不知又将发生多少伤医悲剧。当前，亟须按照2012年4月卫生部、公安部下发的《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和2013年12月卫计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11部委下发的《关于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的要求，落实医疗机构内部治安保卫责任，强化医疗机构安全防范系统建设，完善医院、警方联动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在医院设警务室），严防各种伤医害医行为。

医院和火车站、机场一样，都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将医院纳入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范围，并不是多么苛刻的要求。预防、遏制伤医当务之急要“治标”，要把违法犯罪势头狠狠打下去，对涉医违法犯罪形成巨大威慑，同时积极落实医改各项措施，努力寻求长远治本之策，才能从源头上保障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形成均衡、良性的医患关系。

慧宜（北京 职员）

在近期由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对银行产生压力后，各大银行之间，甚至银行业协会就都出现了利用市场垄断优势来击退余额宝的想法。如果各大银行将目前对付互联网金融的这种做派用到未来利率市场化后的市场经营中，势必将会使利率市场化应该达到的效果打一个不小的折扣。

央行行长周小川昨天在两会新闻中心记者会上表示，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内实现。人民币贷款利率去年7月放开管制后，人民币存款利率的放开已经是大势所趋，从目前各家商业银行为吸收存款而普遍利用央行所允许的存款利率有限浮动政策来看，人民币存款利率放开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因此，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到来，完全有可能早于周小川预计的时间。（相关报道见A5版）

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市场改革最重要的一跃，它将对我国居民的储蓄理财发生重要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正如周小川所说，“市场上肯定会出现一些新的过去没有过的机会，这些机会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稍高一些的回报，因此市场会追求这些机会，所以可能就会有利率在一定期间内有上行的可能性。”

利率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这种市场机会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出现，这就是在市场化环境之下产生的市场竞争。只有当各家银行纷纷祭出竞争手段的时候，它们的存款利率才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别，而储户也就有了选择的空间，从而收获到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银行是以存贷款利率之间的息差为基本的生存手段的，存款利息高，它必然要推高贷款利率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但事实上在贷款利率也已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银行又会面临与贷款客户的博弈，在提高贷款利率上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当储户得到了利率市场化的好处的时候，就意味着银行的息差收益将减少，如果形成趋势，银行甚至可能会从“最赚钱行业”这个宝座上跌落下来。虽然这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希望达到的目标，但这也决定了银行必然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市场对抗，一个很可能选择的路径便是多家银行联合起来确定共同的存款利率，或者采取协同手段对付可能出现的挑战者。

很显然，银行之间可能达成的这种合作是一种市场垄断。长期以来，我国的银行得益于政府的特殊照顾，其竞争因子并不是很发达，它们对市场的分工更多是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分配来完成，尽管这种分工现在已经打破，但各大银行之间仍然表现得很默契，缺乏市场经济之下应该具备的竞争精神。在近期由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对银行产生压力后，各大银行之间，甚至银行业协会就都出现了利用市场垄断优势来击退余额宝的想法。如果各大银行将目前对付互联网金融的这种做派用到未来利率市场化后的市场经营中，势必将会使利率市场化应该达到的效果打一个不小的折扣。

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国金融市场的业态，为了让改革能够顺利推进，还需要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目前，管理部门正在积极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破产制度，民营资本投资建立自负盈亏的民资银行的工作也在抓紧推进。但除此以外，为了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的新的市场格局，还应建立有效的银行业反垄断机制。

在这方面，央行、银监会作为行业主管机构，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且针对实际情况尽早在银行业建立起反垄断机制，以此来推动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育和成熟，而国家反垄断部门更应该对此高度关注。最近两年，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对出现在我国市场上的高档白酒、日化用品以及黄金饰品的垄断行为都进行了查处，对于电信行业的垄断也表示了鲜明的态度，均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对于金融市场存在的垄断现象，反垄断局也有必要密切关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健全村务公开、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有助于社会公共资源均等化、公共服务均衡化。我们非常赞成。但是，政府职能转变，权力下放，监管不能缺位。

比如，政府购买服务初衷是为了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然而，许多原来由政府做的项目转由第三方来承接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如行事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目前，我们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活动也不规范，缺乏有效竞争，亟须规范和指导。政府购买服务，监管不能缺位，否则，政府将项目包出去了，钱也花出去了，却没达到预期效果，百姓仍然不满意。

除了购买服务，还应当发挥志愿者的作用，让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将有利于基层社区的自治。比如，我们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原来主要靠志愿者，他们不图报酬，只要一份肯定和尊重。志愿者的行动对社区居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时间一长，垃圾分类就成了习惯。

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对党和政府工作满意不满意，他们的评判很直接。凡是社会公共事务，不管是由政府直接提供，还是购买第三方服务，效果好不好，都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哪些项目可以购买，向谁购买，购买以后怎么监管，如何提高社会组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确保为民服务的效果，把实事办成好事，还要好好探索。

（作者为上海市长宁区虹桥社区（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本报记者曹玲娟、姜泓冰整理）

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在于，人们开始关心起政治，重视那些民意代表是否履职、称职。过去几年的“两会”，外界对委员代表的履职表现投入了较多的精力。

不过，从委员代表的履职表现看问题，只呈现出单向的一面。从委员代表自身出发，他们在履职过程中有过什么遭遇，又是如何去应对的，则是构成参政议政图貌的另一面。这几天，来自会场的一些声音，某种程度上道出了这另一面的情况。

前天是政协小组讨论时间，委员们结合自己的履职实践讨论政协工作，由于集中了不少的抱怨，被戏称为“吐槽时刻”。比如，有委员自嘲，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而更为具体的例子，是委员许明金讲述的一个有关建设保障房的案例，姑且不说前后经历的这种周折，就是到了最后，保障房建成了，供水供电却没有人管，协调会开了163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用许明金的话说，作为政协委员，我曾三次写信反映情况给市长，都没有得到回复，愧当政协委员。

许明金讲的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从在场委员们惊讶的反应来看，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然而，163次协调会和委员的感受却着实反映了一些问题。

163次协调会，每次都有会议记录，始终在协调，又始终协调不过来，开会和解决问题彻底地分开了，工作效率的问题不言自明。不过，如果仅从这一角度来谈，问题可能还过于个案。我更关心的是委员参与163次协调会本身。

委员亲自跟踪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想尽一切办法，斡旋、协调、写信向各方面反映情况，在一般看来都是一种积极的履职表现，也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上，大部分最后付诸执行的提案，都是在这样的全程参与，以及相关主责部门的配合处理中解决。所以如一些委员所言，问题能不能解决，不仅是提案所指向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存在，它还要有委员对问题的持续跟进，委员个人打交道能力的运用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同时成立。即便如此，问题能不能解决，依然不能确定。

拿163次协调会来说，抛开协调无果不论，委员前后参加了163次协调，其间付出了多少精力，光一个数字即说明了一切。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却没有个结果，委员个人的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什么样的议题值得一个委员用去所有的履职时间呢？进一步而言，委员的工作，是不断地研究问题，发现和提出问题，还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同一个议题之上，帮助协调解决问题？照我们惯常的想法，委员的履职过程是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样的想法，甚至与委员自嘲的“不决策、不执行”的尴尬定位不符。在我看来，协调这些进入执行层面的问题，并不该由委员负责，委员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在找出问题，并向相关部门指出问题所在。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委员们之所以会感到履职无力，陷入“无用功”的循环，是由于某种程度的“越界”。本质上，这种“越界”又是由执行层面的低效无为“倒逼”所致。委员的权力并不无限大，他们的精力能力也有局限，要打破这种悖论循环，还得在主责部门这头找问题。

□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近日，在全国“两会”广州团小组审议现场，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长陈建华谈到地方改革试验面临的问题。他说：有些改革，“上面不改，下面改”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公车改革，广州在天河区搞了试点，但是其他地方都没搞起来；比如财产公示，南沙新区搞了试点，效果还是明显的，下一步怎么搞，希望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个说法，“统一来搞”。

广州曾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贡献过很多改革经验，如今依然保持着改革试验的传统与活力。作为前沿地，所反映的问题往往有典型意义。理论上，改革前沿往往最先触摸到瓶颈，最先遭遇核心问题，也最先指明改革需要突破的关口。惟其如此，广州所反映的改革困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问题。

和早期不一样，如今改革面对的问题更复杂，愈加强调的是顶层设计，不是一放就活，不是一闯就灵。地方先试先行一步，取得了成绩，总结经验，全国推广，这固然是改革路径的一种，但今天有它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多的是啃硬骨头，问题往往是系统性的，解决手段往往需要是协调性的、关联性的，好的地方试验如果不能上升为国家经验，形成顶层设计，往往在地方也难以继续推进。

改革自上而下部署与推进，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探索、汇总问题与传递经验，两者互为补充，并不矛盾。一方面，很多改革举措是国家布局，在地方定试点，不仅仅是地方的“一厢情愿”；另一方面，当地方发展遭遇和累积了一些问题时，往往必须求助于改革手段来破解，也就是说，在某些问题上，地方会呈现更为迫切的改革愿望，愿意先行一步。无论如何，地方改革动力不仅不能否定，而且要加大鼓励——改革动力本身就是值得鼓励，需要鼓励的。

广州市长所反映的公车改革、财产公示，在很多地方都有过类似的探索手段。仅仅是公车改革，各种地方改革版本就不一而足。然而，这些地方探索很多又都是不了了之，虽各有各的困境，但总体原因其实是一致的：有些体制机制问题，自下而上难以触动，需要自上而下的支持、协同推进。正如广州在天河区试点的公车改革，当地其他地方都没搞起来，“感觉还是要根据省里的部署统一推进”。

改革需要联动，具体来说，好的地方改革探索，需要及时获得国家层面的回应。有些改革探索未必找对了路子，但毕竟是提出了问题；有些领域的改革在各地陆续推出，说明相关问题已获得普遍关注，是需要提升紧迫感了。如果缺乏联动，回应不够及时，无异于消弭地方改革动力。甚至，那些主动进行改革探索的地方，或者承担试点任务的地方，可能付出更多改革成本而毫无收获，从改革高地沦为改革凹地。

鼓励地方改革探索，并不等于鼓励盲动、抢跑。改革动力要鼓励，先试先行的探索精神要鼓励，改革的问题意识要鼓励。这种鼓励，就体现为国家层面“有个说法”，体现为改革经验、手段、部署的上下联动，以及体现为改革探索者最先尝到改革的甜头。

□ 本报评论员 肖畅

盘点雷人雷语是每年两会网络舆论场的必有节目，这种盘点和品评现在越来越走向邪路，其中夹杂着一种很恶劣的风气，就是有起哄者故意断章取义编造和无中生有地捏造代表委员的雷人雷语。知道“雷人雷语”能吸引眼球和引发争议，然后就带着放大镜和有色镜去代表委员言论中搜寻，搜寻不到，就想当然和以讹传讹地根据代表委员的只言片语去编造。

这几天微博传播着一句让人大跌眼镜的雷语，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接受采访时说“有雾霾系因内蒙古树多挡风” ——这也太雷人了，竟然把雾霾推到了“树多挡风”上，也太会推卸责任和指鹿为马了吧。针对这句“挑战常识”的雷语，网上一片讨伐之声。

可王君真这样说了吗？稍微查询一下新闻源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当有记者问到雾霾时，王君幽默地说：“有个段子说，因为内蒙古树种多了、草长多了，挡住了西伯利亚的大风。因此，废气刮不走了，才产生雾霾。不知道这个说法有何科学性？不管怎样说，我们内蒙古一贯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严格落实这方面的政策措施。我们一定把环保工作做到全国前列，当好环境保护的排头兵。”

引用网络段子、接地气的“幽默言论”，竟立刻被好事者如获至宝拿来当舆论群殴的雷语，实在有点儿饥不择食了。

这几天媒体还传播着另一句所谓雷语，称全国政协委员王平在近日无党派联组的分组讨论上说：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这句话立刻刺激了网友的情绪，板砖如雨点般砸向王平。情绪易受操纵的网友又一次被移花接木者骗了。首先，这段话根本不是这次两会上说的，而是2011年两会时的言论，将3年前已经炒过的言论翻出来贴上“近日”的标签再炒一次，不知是何居心？这样将时间改头换面，其实已算假新闻。更重要的是，这句话严重地断章取义，一方面，王平委员的这个劝告其实不是只针对农村人，也针对城里人，不一定人人都去读大学。另一方面，她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推崇“出身论”和歧视农村人：农村孩子应继续留在农村种田，永远当农村人。而是想降低孩子们对“上大学改变命运”的过高期待，寻找多元的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途径。

找不到雷语，就把几年前的言论翻出来再断章取义地消费一遍，这不只是病态，已经是变态了。

如此断章取义的编造和歪曲，首先形成了一种很不健康的参政议政氛围，恶化了两会场内场外交流的舆论生态，变成一场无聊透顶的口水战。本来两会应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和共鸣，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委员热议社会问题，场外围观的公众热烈参与。可如今变成一种“等着看代表委员说错话出丑”的集体起哄，带着放大镜去找代表委员言论的茬儿，然后充满亢奋带着优越感集体批判一番。仿佛批评代表委员就代表着正义，在围观雷人雷语的狂欢中达到高潮。本应该是朋友关系的代表委员和公众，充满了对抗的敌意。

这种盯住一两句话排山倒海般的乱骂，也会形成网暴压力和寒蝉效应，让代表委员们不敢开口说话了。说了再多正确的话，只要哪句不合网众的情绪，就立刻会被揪出来狂批一通，根本不管你前后语境和真实意思，骂残一个算一个。听一个政协委员说过，他现在倒不怕上面打招呼，不怕同行，不怕利益集团，最怕的是舆论和网众不分青红皂白地瞎骂乱喷。而且由不得你解释，越解释越被误解，仿佛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事实。

言论无禁区，拍砖须谨慎。呼吁代表委员说真话，舆论也要为他们创造说真话的环境，极尽歪曲之能事上纲上线，只会扼杀真话。

根据决定，3月9日是代表向大会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粗略估算，代表们提出议案的数量大致与去年持平，内容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各个领域。

通过对这些议案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多数议案的内容都是建议制定或修改法律，比例至少超过90%。这些议案涉及的立法项目，绝大多数都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比如有关修改刑法、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等的议案，相当数量的议案还附有具体的草案文本。可以看出，议案领衔人此前是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前期调研和论证，这对推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将议案的重点内容指向立法，这与我国法律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有关系。今后，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代表们也应当考虑将提出议案内容的范围作进一步扩大。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而全国人大的职权除了立法权外，还包括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等。

但是，近年来，这些方面的议案比例明显偏低，有关监督事项的议案每年一般都不超过10件，有关重大事项决定方面的方案则可以说是寥如晨星。而这些方面的工作，也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监督、重大事项决定等还是近年来着力加强的工作，尤其需要代表们奉献自己的劳动和智慧。

根据我的观察，近几年代表提出的监督方面的议案，被列入当年或次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计划的比例非常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扩大议案内容视野和范围的意义。因此，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的代表关注监督工作、关注重大事项决定等工作，提出更多的关于监督和重大事项决定等方面的议案。

据报道，在政协10日的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许明金在谈到保障房建设时说，“保障房建成了，供水供电却没有人管，协调会开了163次，每次都有会议记录”，但问题无人解决，“如今，盖好的保障房只能给蚊子住”。

保障房建成，结果是“给蚊子住”，原因之一就是尸位素餐的官僚主义，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保障房本身存在地域偏僻，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尚不在统一市政配套管网之内。

“会有人开，饭有人吃”，这当然是相关官员的基本应对套路。马拉松式开会，还可以美其名曰：领导重视。问题是，它仅是释放出解决问题的信号，但真正的解决却仍然在路上。事实上，诸如保障房的无水无电，只是保障房低劣质量的一个侧面。保障房建成后，渗、漏、裂等严重质量问题相继暴露，已屡见不鲜。这问题本就值得反思，但163个会解决不了一个保障房供水供电问题，这效率也让人瞠目。

说到底，要遏制这种民心工程沦为虚设的景象，绕不开的，还是具体的制度设计和依规问责。不然，保障房给“蚊子”住后，只能是满足一些官员的政绩虚荣，而无法激起他们的一丝责任感。

□李振忠（职员）

针对“烟草院士”谢建平的院士资格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3月10日称，这个问题就是“动员谢建平自己请辞，他还在进行考虑”。去年两会期间，工程院就表示在对谢建平做劝退工作，但对方不接受。时隔一年，谢建平“还在进行考虑”。

“烟草院士”四面楚歌并非肇始于其科研成果涉嫌伪科学，而是国内掀起的公共场所禁烟浪潮。而迫于外界压力，工程院不得不试图劝退，但谢建平拒不“下马”，双方僵持不下，一拖就是一年多。

连续两年的两会，“烟草院士”都被追问，说到底，现在大家不单对谢建平“烟草院士”称号耿耿于怀，更对院士的遴选与退出机制疑虑。当时中国工程院公布院士预选名单时，公众就对谢建平的研究领域表达质疑。而今，请神容易送神难，让其辞职只能靠他“自动请辞”，这暴露的是某些机制层面的纰漏。

在此语境下，比起烟草院士的“退出”，公众更关心的，其实是院士终身制等的“退出”。这也是个老生常谈了，希望有关方面听懂个中的民意。

□黄齐超（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