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近日抛出重磅话题《关于撤销国家地震局的建议》。朱列玉认为：“地震不能预报，救灾又是民政的事儿，那要地震局干什么？”（人民网，3月4日）

此建议言一出，网上开始激辩地震局的去留问题。网友“青衫淡水”说：“把地震局撤了改研究所吧！以科研为主，缩减人员。”网友“jackie921123”则直率发问：“我觉得老百姓最需要的是得到预警，既然它做不到，为什么要让它花我们的纳税呢？”而网友“夜走九”表示：“这个真的不能撤……预警预报，地质服务，地震局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地震局的留与不留成了个大冷门。

有争论是好事。出现争论说明地震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么是网民对地震局的基本功能缺乏应有的了解，要么是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网民的误会和不理解，要么是地震局的运行机制不合理让网民痛恨……对此，更多的声音不应该集中在争辩“留与不留”地震局的问题上，而是要读懂网民的争论源自何处，借以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

其实，对于地震局恐怕大多数人的了解都是不够的。首先，地震局是一个政府机构，有着政府机构所共有的缺点，这个是事实。其次，地震局的主要工作还是鉴定地震的危险级别，给大家知道地震的危害程度，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事后诸葛亮”。再者，地震局与人们想象之中大地震来临之前的及时预警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想必建议撤销地震局的网民们也大概是出于对地震局工作的不满和该机构运行机制的不合理吧。

由此看来，网民的争论其实也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其一，地震局耗费了大量的行政运行成本，却在大地震来临之前无法及时做出预警；其二，地震局“事后诸葛亮”的角色让人觉得他的存在与否与地震没有多大的关系；其三，往往行政管理者不懂得科研却又担任着重要管理职务，这就使得地震科研与管理的冲突愈发激烈。

对照问题，不妨来讨论下该如何消除网民的疑虑。对于地震来说，以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想要准确预报显然是无法达到的。因此，目前地震局的主要工作还是集中在科研攻关上，即根据地震学画出烈度图、找到活断层、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研究。但是基于其政府行政机构的特点，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如官民信息互动缺乏，行政运行成本让人难以接受等等。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在信息公开上下功夫。

政府机构做研究，本身就收到很多限制，如管理理念与科研的冲突。因此，闭门做研究是不行的，还要经常性的与民众进行良性互动，让大众了解才能获取理解。再者，应该在简政放权和缩小行政运行成本上做文章，可否探讨科研和管理分开的运行模式呢？这样以来，就可以避免不懂地震科研的领导瞎指挥。最后，还应该在普及地震科学知识方面下大力气，不然，就只是一场“外行看热闹”的激辩了。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此激烈的争辩对于一个集科研与行政管理于一体的地震局或许也是有益的。

今年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将联名提交议案，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议案建议，现在各地的城管“每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建议成立国家城市管理总局作为主管部门，与住建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3月4日《现代快报》

城市的管理工作，的确是一项繁冗的工作，但只要各部门把“爱踢皮球 ”的坏习惯改掉，何愁工作无法完成。例如，公安部门增加执勤点抑或加大巡逻力度，工商管理部门做好商品交易的监管，交管部门多去“马路办公” ……只要各部门走出办公室，领走各项职能，城市自然可以顺畅地运作。

时下，城市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是，人手足够，但是都杵着不干活。设立国家城市管理局，显然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果真如议案中所说的那样设立城市管理局，看似可以消除城管部门“越权、非法”的嫌疑，但是对城市管理工作非但毫无帮助，反而会出现“权力打架”、“职责互推”的情形。因为参照现在城管部门所履行的职能，只要是辖区内的问题，它似乎都可以插上一腿。那么遇到问题的时候，到底听谁的？另外，一项工作由多头负责，职能部门难免犯起踢皮球的老毛病。比如民众遇到假冒伪劣产品，拨打12315的时候，接线员要是来一句“请去找城管”，岂不是要闹出笑话。

这样的议案，要是背后拥有民意的支持，倒也有存在的逻辑。问题是“城管”的形象早就无法修复了，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城管打人”几个关键字，出现了诸多的负面新闻。浏览国内著名的几个论坛，民众对城管的“怨气”一览无余，既然如此，代表为何逆民意而为。

现在的两会代表经常会有这样的抱怨，不提议案，民众责备不作为，提了议案，又往往会成为被攻击的靶子。这些代表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下，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民意的代表。专业的意见也应当去尊重民意，况且设立国家城市管理总局的提案很难说得上专业，根本就不符合管理学的相关理论。

做好城市管理工作，关键在于职能部门站好位置。新设立一个城市管理局，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极有可能出现冗员冗官的状况。

“既然地震无法预报，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何在？”今年两会上，有代表提议“撤销地震局”。对此，“中国地震台网速报”这一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以调侃的语言侧面回应此事，表示“震长是为大家服务的，表(不要)撤我啊”。（3月5日，人民网电）

为什么会有代表提出撤掉地震局呢？从网友评选出最无用的部门就是地震局，大家就可见一斑。地震局被评为“建成数十年来，没有预测过一个地震，没有发明过一项预震防震抗震技术，没有推行过一套预震防震抗震教育。

地震局为什么就“百无一用”呢？笔者认为，地震局无用的症结在于权责错位。我国地震局的机构延伸到市、区、县，主要职能有11项之多；而美国和日本只是有单一的部门管理，日本的地震监测部门只是国家气象局的一个机构，人家的地震监测部门仅仅负责地震灾难预报及防震减灾研究，一旦监测到地震，马上交由国家统一部署。

地震局不是不能发挥作用，而是精力过多的分散，有劲儿没用到刀刃上，而且还存在管理不善，养了过多的闲人等问题。久而久之，就成了“百无一用”的部门了。

地震局与其这样“苟延残喘”还不如“破而后立”。地震局撤与不撤均可，但是无论是继续存在的地震局还是新生的监测部门，都需要厘清自己的职责，摘掉百无一用的帽子。建议将救灾等需要由政府来组织和承担的职能划交政府相关部门，适当降低机构级别，精简压缩人员规模，突出科研、侦测等地震职能，实现机构由传统型向研究型转变，由专业人做专业事。努力提升地震的前期预警侦测水平，加快震情信息移交，实现与政府的无缝对接，最大限度地节约行政资源，把群众和国家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3月3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长袁宝成一露面就被记者追问“扫黄”和“经济转型”问题，他一面匆匆下楼，一面简短回答：“正在处理中。”“请问扫黄对东莞经济是否有影响？”袁宝成：“嘿嘿。”“请问东莞经济的下一个支撑点在哪里？”袁宝成：“嘿嘿。”“今年东莞GDP增速目标是9%，请问能否保‘9’？”袁宝成：“嘿嘿。”（3月4日《潇湘晨报》）

在3月2日的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关于周永康的传闻是否属实时，发言人吕新华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在讲了一通套话之后，最后以网络流行语“你懂的”三个字结束。虽然“你懂的”三字没有直接点破答案，但又在潜意识之中告诉了公众想知道的答案，让全国人民都懂了，一时间在全国引起热议，广大网友非常认可发言人回答的“你懂的”三字答案，认为反映了发言人的睿智、幽默。

没想到发言人吕新华“你懂的”这一招被东莞市长偷学去，面对记者提出的有关“东莞扫黄”和“东莞经济转型”三个问题时，东莞市长模仿全国政协发言人吕新华，连续用三个“嘿嘿”回答。只可惜东莞市长学艺不精，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但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反而引来了阵阵批评声。因为不管是从对待记者的态度，还是回答记者提问的睿智、技巧层面说，市长的“嘿嘿”与发言人的“你懂的”根本不可比，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和高度。

网络段子说“聊天止于呵呵”，同样“聊天也止于嘿嘿”，只不过东莞市长的三次“嘿嘿”让这句网络段子再加上一句“采访止于嘿嘿”。市长用“嘿嘿”一词回答记者的提问，实质上等于表明自己不愿意回答，不想接受采访的态度，带有很强烈的反感意味，与过去常见的“无可奉告”并无本质性区别，都是一种躲避办法，都属于拙劣、低水平的回答。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一市之长，接受媒体监督是义务，不管记者提出的问题是多么的刁钻，都应当有所回答，给记者一定的答案，只要自己不被记者绕进去就行，因为这些问题是当地政府永远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迟早要面对，根本躲避不了。面对记者采访，市长连用三个“嘿嘿”回答，完全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与发言人“你懂的”让全国人民都懂了根本不一样。更为严重的是，市长的“嘿嘿”，不仅错失了一次与媒体记者沟通交流的大好机会，也失去了向民众和全国关心东莞的外地人传达正确信息的机会，更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东莞以及东莞色情业的遐想空间，这对东莞目前花大成本和力气开展的正名活动非常的不利，就冲这一点，东莞要想摘掉“性都”帽子相当难。

全国政协发言人吕新华的一句“你懂的”用的好，不等于官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任何时候面对记者和公众提出的任何问题，都适合照抄照搬或者模仿“你懂的”的回答技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回答。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审计厅副厅长李心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时表示，今年将专项审计社会抚养费，迈出破冰之步。事实上，变身“神秘资金”的何止社会抚养费？20亿公交卡押金、上万亿房屋维修基金……这些资金几乎都收得爽快明白、用得糊涂、花得艰难，钱都花哪儿去了？

社会抚养费、公交卡押金和公共维修基金这三项公共资金，从被征收或缴纳的家庭或个人来说，从公交卡的一二十元到“公维”基金的数千元，似乎都是一个数目不大的数字，但由于征缴点多面广，统计下来都是数额庞大。

代表委员们将这一追问带到众所瞩目的两会上，让人们关注这些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正视民众关切，并拿出有效的破解之道，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从本质上说，这三方面的问题虽各有其特殊性，但共性却是显而易见的，即对公众而言，其去向、用途等都暧昧不清。如被人们俗称为“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按照相关解释，这笔钱应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公共资源。这不难理解，但社会抚养费是怎样补偿社会资源的，究竟“抚养”了哪些人？有关部门却语焉不详。

相比之下，“公维”基金的用途算是最为明确的，但实际情形，却是缴时容易用时难，苛刻的申请条件、繁复的审批程序，正应了“远水难解近渴”那句老话。运用这笔专项资金如此困难，岂不与其设立的初衷南辕北辙？

人们对三项公共资金的诟病，并非自今日始。代表委员们将这些问题带上两会，足以说明其影响民众利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消除公共资金在管理、运用中的积弊，首要一条，就是必须给民众一笔明白账，其征缴、流向、使用等的情况都必须对民众有所交代，因为公共资金的本质姓“公”，公众对其享有无可争议的监督权。其次，要使公共资金的运用过程不再对其主人玩“弯弯绕”，相关部门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审批门槛，心系“主人”，才能当好公共资金的“管家”，保证这些资金财尽其用，最大限度地使民众受益。

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正被权力部门下属的中介机构“截流”，行政审批的许多痼疾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九三学社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将审批权下放给下属事业单位或社团组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行政审批项目的持续减少，一度让公众看到了打破制度壁垒、释放市场活力的光明前景。然而最新消息显示，有增无减、日益繁复的“前置评估”，以及寄生其上的中介机构，正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

之于行政审批事项，众多中介评估机构之所以饱受质疑，乃是基于多种原因。一方面，其自身身份暧昧模糊，往往与主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中介机构，多数效率低下而收费高昂。更有甚者，因专家、设备有限，竟导致众多企业排队干等……凡此种种，与精简行政审批项目的初衷，早已背道而驰。从前苦等审批，如今干耗“中介”，俨然一切未变。

不少人认定，唯有打破垄断，让更多的中介机构参与到第三方评估市场，才能改变该领域固有的低效高价之格局！顺着此思路，自然而然应该“实行准入标准和目录管理，探索市场化运作”。只是问题在于，该方案不可避免地，又要涉及新的“审批——准入”项目，显然不符合整体层面的“精简”思路。再者说，既然中介市场寄生在现有的垄断格局中，又怎会积极推动市场的开放化和多元化进程呢？

追根究底，最关键的还是抑制直管部门的自利意识，使之真正回归利益中立的单纯裁断者角色。为此，便必须实现其职务行为和经营性业务的彻底切割……一旦收回行政审批部门“指定中介机构”的权力,第三方评估市场自然会失去维系垄断的能量。需要明确的是，此一进程理应由上层机构从宏观推进，而非任由那些具有利益关联的、一线的行政审批部门掺和其中。

改革行政审批事项，根本目的绝非是实现数量的骤减，而是真正压缩无谓的时间耗损、谋求可观的效益增量。就此而言，步步为难的“第三方中介评估”，不可避免要经历一场系统的梳理。 （蒋璟璟）

在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将税收法定原则逐步付诸实践，不仅关乎于法有据的问题，更是回归法治的必然选择。

昨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进入新时期，全国人大将更好地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重点加强对新税种的立法。

回顾近几年全国两会的核心议题，关于税收的讨论是其中之一。说到底，税收既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也是政府运行的经济来源，是一个综合了政治、经济、民生等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的关键问题。民间对此也反响热烈，比如个税起征点调整、房产税、“营改增”试点等等无不引发广泛关注。如果说这些针对个别税种的讨论可归为细节的、技术性的讨论，那么税收法定原则则是全局性的、决定性的命题。

简单来说，这一原则就是指征税要通过立法机关，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来征收。而这里的“法”并非泛化的各种法律法规，而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尽管这一原则已经由《立法法》等法律条文规定，但理想要完全照进现实还有距离：目前我国18个税种中，只有3个是全国人大立法征收的，其余15个是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通过制定税收的暂行条例来征收的。

正如发言人傅莹所说，授权征收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必须认识到，随着我国税收规模越来越大，公民法治精神越来越强，对于税收这一问题从关注增收的结果导向，转向更加强调程序合法性的过程导向。这一转变，也是财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

可喜的是，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强调，成为近年来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的议案、提案的重点方向。例如连续几年关注这一话题的人大代表赵冬苓今年再提议案，希望5年内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在两会这样的场合，值得讨论的就该是这样根本性的话题，产生的推进效果也有目共睹。在民间，这一原则越来越被人熟知，在有关房产税试点的讨论中，对征税合法性的追问体现了社会进步。而在政府层面，去年底财政部长楼继伟明确提出，深化税制改革要尽可能不开征新税种。

但人大要盯紧政府的钱袋子，仅靠政府自觉是不够的，只有改变政府既当税收规则制定者、又当执行者同时还是受益者的局面，才可能将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若是脱离了立法机关的约束，税收自由裁量权过分膨胀，过头税、重复征税等情况必然难以消除。

史学家黄仁宇曾评价，历史上中国的财税制度一直缺乏“数目字管理”，在今天讨论税收法定原则时，这一评价仍有借鉴意义。如何将已成共识的税收法定原则付诸实践？第一步就应梳理现有授权征收税收的名目和规模，加以规范、理顺。条件成熟的可上升为法律，新税种的开征则应严格纳入立法程序。而长远来看，税收立法权回归全国人大也该尽快拿出时间表和路线图。当然，这并非完全否定税收授权立法这一途径，只不过这一手段应当从常态转为例外，并实现具体而明确的“一事一议”，不能再开万能的“空头支票”。

傅莹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被解读为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之后，全国人大首度对外公开回应有关税收法定问题。从这一解读不难看出各界的肯定和期待，也需要一份时间表予以积极回应。此前，习近平同志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将税收法定原则逐步付诸实践，不仅关乎于法有据的问题，更是回归法治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缺乏有效的专门立法，保护医务人员免遭蓄意暴力的攻击。通过专项立法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保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已是当务之急。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生命重地，应该纳入特殊公共场所范畴，如同银行、机场一样受到执法部门的强力保护。暴力伤医及各种形式的医闹，严重危害公众医疗环境，应当依法严加惩处。

南京女护士被打或致瘫痪，打人者至今没有被采取司法措施。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昨天表示，对事件处理感到不解。钟南山说，有关部门称要搞清楚伤情才能进行处理，但根据法律，这样打人就是犯法，病情不会改变这个性质，受伤严重程度是定罪时才考虑的问题。

2月25日南京口腔医院发生的护士被打致伤事件，目前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事件发生后，有网友爆料被打女护士已瘫痪。2月27日，南京警方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被打护士恢复较好，并非网传瘫痪。但医院传来的消息，却一再否定了警方结论。目前，关于受伤护士伤情最新的介绍，来自正在北京开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温建民，身为骨科医生的温建民委员透露，他之前去南京看望了受伤女护士，“还给她做了诊断：就是瘫痪，0到1级的肌力，站不起来”。

警方权威发布和专家权威诊断之间的明显矛盾，让这起原本不甚复杂的暴力伤医事件，变得更加不同寻常。这起事件打人者的公职身份，更容易让人们产生各种联想，尤其是打人者丈夫在江苏省检察院任职，这样的特殊身份，让人们很难相信有关部门“绝无偏袒”的担保。在法律上，被害人一旦瘫痪则意味着构成重伤，由此判断，这将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对该事件的质疑不无道理。这起暴力伤医事件中，是否有人在利用权力，企图大事化小逃脱罪责？事件发展值得关注。

近年来，我国医患矛盾比较突出，在一些地方呈恶化趋势。2月17日，黑龙江齐齐哈尔某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出诊时被患者用钢管殴打致死。18日，河北易县一名医生被患者残忍割伤颈部。去年10月25日，浙江温岭发生一起严重暴力伤医案，医生一死两伤，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去年8月，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发生医生受伤事件的医院2008年为47.7%，2012年上升为63.7%；医务人员遭到谩骂、威胁事件，2008年每所医院发生的平均数为20.6次，2012年达27.3次。医生护士的白大褂，一次次被自己的鲜血染红，医者痛心，社会震惊。

医护人员受伤害事件短期内明显上升，表明医生的执业环境在不断恶化。飙升数字的背后还有另一种隐忧——社会对暴力伤医行为的容忍的底线一再降低。对于频繁发生的医护人员遇袭事件，少数人甚至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这种病态情绪反映了深层次的医患矛盾，是无法简单用伤医者“素质差”一笔带过的。

医患矛盾的本质，是社会公众和现行医疗体制之间的矛盾。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包括公共事业产业化把医患关系异化成消费关系，导致的信任降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不高，医德医风建设尚待加强等等。医生整天忙碌劳累，却成为复杂医患矛盾的受过者，成为病人发泄不满的“靶子”，如果医护人员执业环境继续恶化，每个医护人员都想着怎样自保，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

从医疗体制等深层次着手，系统解决目前医患矛盾涉及的各种问题和难题，是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长远之计。但是，面对不断恶化的行医环境，必须通过立法来强化社会底线管理，并以此达到医疗环境迅速改善的目的。

目前我国缺乏有效的专门立法，保护医务人员免遭蓄意暴力的攻击。通过专项立法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保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已是当务之急。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生命重地，应该纳入特殊公共场所范畴，如同银行、机场一样受到执法部门的强力保护。暴力伤医及各种形式的医闹，严重危害公众医疗环境，应当依法严加惩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3月4日表示，对于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表示，互联网金融主要做“小微”，按大数法则来控制风险，不一定要像银行业进行监管。

周小川和刘明康的表态，给余额宝及其8000多万用户吃了一颗“定心丸”，也相当于对近来余额宝存废之争作出了权威裁决。前不久，央视证券资讯频道首席评论员钮文新在博客上发表《取缔余额宝》一文，痛陈余额宝是“吸血鬼”，主张取缔余额宝，“还中国以正常的金融秩序”。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各种板砖和口水——是啊，如果给用户较高利润回报的余额宝是“吸血鬼”，那么存款利率畸低、长期靠存贷款巨大利差赚得盆满钵满的银行又是什么呢？恐怕是“吸血鬼中的吸血鬼”了。这正是人们愤愤不平之处，很多人为余额宝辩护，矛头所指其实是银行，人们乐于看到余额宝成为一条“鲇鱼”，对银行的既得利益发起挑战、形成冲击。

据报道，截至2月26日，余额宝用户数突破8100万，超过了A股股民的数量（约为6700万）。这一方面见证了互联网金融的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反映了民众投资、理财渠道逼仄的现实。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民众手里有了一些闲钱，然而股市半死不活、房产投资受限、银行存款利率畸低，使得民众无法获得满意的“财产性收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应运而生，它是那样“亲民”——不仅利率较高，而且方便快捷，更重要的是“零门槛”，哪怕1元钱也能“钱生钱”。这样的理财产品，不受民众欢迎才怪。“不会取缔余额宝”的表态，体现了有关部门对于民众意愿及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尊重。

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出现，势必会分流大量银行存款，对银行的既得利益形成冲击。这在银行眼里可能是坏事，但民众乐见其成。目前我国银行业积弊丛生，究其根源，无非因为其具有半垄断性质，习惯于高高在上、不思进取，只靠存贷款巨大利差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而银行获取丰厚利润，是以损害储户利益、企业利益乃至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这一现状必须改变，包括余额宝等理财产品在内的互联网金融，正是改变这一现状的强大市场力量，它逼迫银行业放下身段，提高服务水平，通过竞争赢得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不会取缔余额宝”的表态，体现了有关部门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余额宝能够吸纳大量存款，靠的是给用户较高的利润回报，在这方面，银行处于竞争劣势，因为目前存款利率实行政府定价，银行无权擅自提高。因此，要让银行平等参与竞争，办法只能是将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实际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利率市场化已经箭在弦上，而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出现，将会“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提速，使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从这个角度看，“不会取缔余额宝”的表态，透露出有关部门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心。

晏扬（浙江 职员）

行诉法修改，理应有更全面、更系统、更前瞻的眼光，像25年前立法那样通过果敢的制度创新，为中国未来法治发展铸造一座新的里程碑！

民告官，有多难？人大发言人傅莹就表示，这些年行政诉讼案件原告的胜诉率明显下降。结果，群众不敢告、告也告不赢，让大量的涉法涉诉案件进入到了信访渠道。

基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修订，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排除对“民告官”各种各样的阻碍。

被誉为中国法治里程碑的《行政诉讼法》，实施至今已经24年了，其间中国法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都与这部法律相关。这部在当时极为超前的诉讼法，不仅催生出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强制法等一系列行政法律法规，倒逼各级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而且深刻改变了民告官的社会心理，重塑了国家与公民之间正当的价值关系。

然而时过境迁，当我们以今天的法治环境来衡量这一“法治功臣”时，它已显得疲惫不堪、无法回应当下的法治期许。实践中深受诟病的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问题，一直影响着公民权利保护的效果，也将很多原本通过诉讼机制化解的矛盾纠纷，溢出法治渠道而涌进信访大门。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反过来又冲击了原本脆弱的司法权威。因此自新世纪以来，这部“遍体鳞伤”的法律就不断被置于修改的视野。

在内容上，无论是从立法目的、审判体制等宏观方面，还是从受案范围、证据等制度方面，抑或是从立案、执行等具体程序，行政诉讼法都有全面修改的必要。从前不久人大法工委公布的草案看，它距离民众所期待的全面修改还有差距。草案更多的局限于从程序细节上打通“民告官”障碍，比如在破解立案难上用力明显；但是在关键的审判体制、受案范围、原告资格等方面，还有较大改善的空间。

法律的修改终究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我去年年底以来旁听了多个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研讨会，深感其中立法部门、政府部门与司法部门关系之复杂。而该法与其他两大诉讼法一同被列入修改议程以来，却始终未能顺利迎来“重生”的那一刻，个中的缘由大概还是利益冲突。但无论是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还是从实现法治的角度发挥行政诉讼更大的功能，都意味着此次修法不应当是简单地修修补补，更不能是鸵鸟式的“和稀泥”，而理应有更全面、更系统、更前瞻的眼光，像25年前立法那样通过果敢的制度创新，为中国未来法治发展铸造一座新的里程碑！

相关报道见A04—A16版

规范不一定是针对网络金融交易出台专门规定，而应以打通线上线下金融产品公平竞争的通道为优先目标。竞争环境越公平，市场风险出现的概率越小。

余额宝虚惊一场。央行高层一天内四次表态，不会取缔余额宝等各种“宝”。终于，余额宝们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在市场上参与竞争。

在以余额宝为代表的“ 宝宝”们陷入是否威胁到金融体系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的质疑之时，央行高层的集体表态具有特别的意义。央行既是所有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也是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和监督者。今年1 月以来的银行存款减少，刨去春节的季节性因素，与存款从银行转移到了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货币基金中关联极大。线上线下的金融监管权利，都在央行。央行完全可以通过对线上金融产品实施严厉监管以保证其嫡系商业银行的利益。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担心和猜测。央行掌门人在政协会议上的立场阐述，是必要的澄清。

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动力，既需要体制内主动改革的能量赋予，也需要体制外的市场力量去催生。大帽子唬人、排斥异己，创造不出一个现代化的金融市场，创造不出真正的金融创新环境。金融市场的拓展和创新，需要也应该容得下一个乃至更多的余额宝。

短期来看，“宝宝”们的存在，固然有可能令商业银行存款减少、资金成本抬高，但长期来看，互联网金融产品作为外部性的刺激因素，对于传统商业银行主动求变有百利而无一害。由商业银行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过去的经营模式早已显现出不能与日益精细复杂的经济体系、与日益高涨的公众理财需求互相适应的弊端。利率市场化的推行，只能给商业银行有限度的竞争意识，真正让商业银行实现去衙门化，成长为完全的市场主体，必须将其投入到市场竞争的游泳池中，而“宝宝”们以其勃勃生机，已经创造了这样的竞争平台。商业银行应该有勇气应战。

当然，公平性是市场竞争的前提，否则竞争就会变为恶性。当下，线上和线下金融产品的竞争，还不在同一个起跑线。线下产品受制于存款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约束，而线上产品则更加自由。反过来，线上产品缺乏线下产品的传统主导优势。此外，出于竞争的需要，线上金融产品对非常态的高收益率，缺少风险防范堤坝。就此而言，需要作出相应规范。

不过，规范不一定是针对网络金融交易出台专门规定，而应以打通线上线下金融产品公平竞争的通道为优先目标。竞争环境越公平，市场风险出现的概率越小。

在媒体整理的政协委员图集中，“明星委员”比比皆是。普通民众在关注两会新闻的时候，目光也会被这些“星星”所吸引。只要有“星星”现身，无论有没有实质性提案，都会引来一片闪光灯。

往往越是“大腕”，话筒和闪光灯越多。从媒体角度说，对“明星委员”的关注，符合“眼球”经济学，尤其在新兴媒体崛起之后，为博“眼球”而忽视新闻本身的例子并不少见。

只不过，在两会这个重要的政治平台上，过分关注明星“花边”，场合有点不对，娱乐视角用错了地方。许多“明星委员”不把心思用在提高提案质量上，反而开始比拼穿着，比拼如何用讨巧的话应付记者。与他们照相合影可以，可一被问及提案内容，往往“惜字如金”。

长此以往，也会把一些“明星委员”惯坏了。有的人，人到心不到，坚持“沉默是金”；有的人，以初次参会、学习为主做借口，没有像样的提案；有的人，虽然有提案，却让人感觉是“临时拼凑”的急就章。

如果公众只记住了明星委员们的穿着打扮，只记住了他们的灿烂笑容，只记住了他们的“花边”新闻，却记不住他们有过哪些提案，在这个参政议政平台上，曾发出过哪些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显然与委员的职责相背离。

实际上，也有一些明星委员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提出过真知灼见。例如篮球明星姚明，他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出的提案是“呼吁改革管理体制、开放人才选拔、促进中国篮球可持续发展”。今年，他继续提这一提案，希望能为中国由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做出自己的努力。身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濮存昕，曾先后提交过关于加强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救助被拐卖儿童、保护江豚等提案。这些“既有星光更有提案”的委员们，应当被给予更多关注。

在两会这个重要的参政议政平台上，再耀眼的星光都不如一份经过深思熟虑、对社会有价值的“明星提案”分量重。一年到头，追“星”的日子还有很多，在全国两会这短短的会期之内，还是别让“花边”抢了提案的风头。

摘编自新华社3月4日电文/刘晶瑶

如果是迷恋手机、迷恋微传播到了须臾难离的地步，对百姓来说，最多被家人友人调侃几句，但对庄严参会的两会代表而言，不但是会风疏懒的问题，更是不可原谅的失职

今年全国两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微”时代。

全国人大各代表团不约而同发出一条醒目的要求：代表开会不得玩手机、搞直播，不准玩游戏。一个开会的细节，需要如此强调，说明各种会议的会风被手机干扰的严重程度。

每年全国和地方两会，代表、委员的开会状态时常成为新闻，各种细节、场景都会被敏感的媒体捕捉进镜头，进入公众的视野。毕竟是一年一度代表13亿国人纵议国是、决定国策的庄重大会，这样一副重担，当然需要代表、委员心无旁骛、全神贯注。今年，记者们的镜头一定会紧盯代表的手机是不是真的收起来了？谁又在打瞌睡了？一旦诸如此类走神的场面曝光，当事人难堪事小，影响公众对代表、委员责任担当及履职能力的信任，进而影响议政建言的效率，才兹事体大。

仿佛一不留神，我们的生活正被微博、微信、微表达全面掌控。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引领下，当下的传播生态与社交方式一日千里，似乎很多人都有某种怕落伍、怕无知、怕被遗忘的恐慌。悠悠万事，一部小小手机全部搞定，于是全民都成了“低头族”，不管是饭桌上还是地铁里，都在低头注视手中花样百出的终端：世界似乎就这么尽在掌握。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亦非不食人间烟火，难以抵御来自微世界的种种诱惑，似也在情理之中。

换一个角度，借重微世界倾听民意、匡正传言、发布权威信息、传播激浊扬清的正能量，这是新时期群众路线的新尝试。很多代表、委员在工作中对微传播的应用，渐渐得心应手，由是可以接地气、近百姓、传正声，这是一种进步。

但也要看到，当微传播用于社交时，固然快捷方便，但也失之于浅淡、片断和抖机灵。如果是迷恋手机、迷恋微传播到了须臾难离的地步，对百姓来说，最多被家人友人调侃几句，但对庄严参会的两会代表而言，不但是会风疏懒的问题，更是不可原谅的失职。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在答记者问时有句话掷地有声：“作为人大代表，首先要做维护和遵守法律的模范，要怀着对民意的尊敬，要怀着敬畏之心，廉洁自律，依法履职。”

当然，改进会风的根本之道，是让代表、委员充分意识到参加两会是一种责任。每一份深思熟虑的议案，都能被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条来自百姓的意见，都能有实实在在的回音；每一项源自基层的建议，都能收到政府部门的反馈乃至采纳；每一场激动人心的代表团讨论，都能在现实层面推动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果然如此，我们的代表、委员对扰人心神的手机一定会视而不见。

那么，认真履职，且从放下手机始。

又到两会时间。在经济换挡、提质增效的大背景下，各省区市纷纷下调GDP增速目标，这个几十年来令人又恨又爱的指标正在逐渐归于本位。

其实，不光中国人有GDP情结，老美也曾喜好用GDP排位“抓眼球”。美国有人常用俄罗斯比较加州，用墨西哥比较得克萨斯，为了更好地形象展示，媒体甚至会把同各州GDP相近的国家直接拼合在美国地图上。

GDP比拼所带来的兴奋，显然不足以抚慰繁荣背后的伤疤。按照传统发展观念的逻辑，经济发展了，一切都会随之改善。事实却可能是，经济蛋糕做大了，幸福感却钝化了，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压力焦虑也越来越大。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生活满意度不升反降。幸福感同GDP增长没有正相关，无论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还是金砖国家的工薪一族，恐怕都深有体会。取景于尼泊尔的电影《等风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说起来，GDP已经80岁高龄，从诞生至今却从未能摆脱质疑之声。在经济学家眼里，GDP并不是衡量经济健康的有效指标，不但不能反映出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也无法同社会进步画等号。生产大炮还是生产黄油，对GDP来说区别不大，但对百姓而言，孰轻孰重一目了然。犯罪率升高会危及社会安全，但随之而来的安保投入却能提高GDP。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同样会推高GDP，但没人会期盼它们发生。GDP“槽点”如此之多，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用“国民微笑”替代GDP。

然而，GDP仍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GDP增长意味着经济活动增加、收入提高和就业改善，有助于贫穷落后地区消除苦难，在经济萧条时期也能够减少社会矛盾冲突。不仅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将GDP标榜为“商务部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许多观察家也将其纳入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列。然而，问题就在于，一旦GDP增长占据国家政策的“头把交椅”，收入差距、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GDP催生的负面效应很难得到有效抑制。《外交学者》杂志网站说的很形象，今天你可以站在屋顶上大声喊叫催促实现高增长，但是明天，空气中将会含有太多的污染物，让你根本张不开嘴。

“是时候抛开GDP了！”——这是《自然》杂志日前刊登的文章标题，文章认为，以GDP作为单一衡量指标对人类社会发展十分危险。英国《独立报》网站甚至援引法国以大革命为代价消除君权神授观念为例子，论证必须及早摆脱对GDP的错误痴迷。如此高声呐喊，正是因为GDP的统治地位并不容易撼动，有惯性依赖因素，也有既得利益阻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力推“绿色GDP”，就因煤炭行业反对而宣告失败。诸如“真实发展指数（GNI）”、“人类发展指数（HDI）”之类的指标，从经济理论到国家实践也有不小距离。探寻一套能够清晰描绘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替代性衡量指标，一直是很多国家不懈努力的方向。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确不可能把GDP完全弃之脑后。比抛弃GDP更现实的是，发展观绝不能被GDP所左右。在人们重新诠释“幸福”的今天，“发展是为了什么”的设问如同一阵狂风吹拂着整个世界，让飘在风中的GDP越来越轻。可以放言，能否彻底告别对GDP增长的情感依赖，告别对物质财富的心理急迫，将决定我们能否擘画一条阳光明媚的未来之路。

万众瞩目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今天开幕。近10天会期里，13亿中国人民的心声在此汇聚，当今中国的改革发展大计在此谋定，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将通过法定程序凝聚成不可动摇的国家意志。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自去年3月履新以来，本届全国人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推动依法治国、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在继承中发展，在实践中创新，各项工作实现良好开局。一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在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迈出坚实步伐；始终坚持以监督推进改革、以改革强化监督，推动各级政府机关和审判检察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付出了巨大努力。这充分说明，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将汇聚起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富强文明、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幸福安康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擘画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倾听人民心声，凝聚攻坚合力，推进法治建设，提高治理效能。这为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提供了广阔舞台。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更加广泛充分健全的人民民主，既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顺利实现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制度保证。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是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的重要武器。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改革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任何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就要求立法机关紧密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把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更好结合起来，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从法律制度上推动和落实改革举措，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和地方保护，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改革护航。

切实有效的监督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加大对“一府两院”监督力度，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监督，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神圣职责。认真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开展监督，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把改革部署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制度安排，实现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相互促进、比翼齐飞，为改革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到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走过整整60个春秋。岁月为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放眼未来，相信全国人大代表们将尽心履职、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群众首创精神，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