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隔断显然是一种基于传统“应付”思维之下的“急就章”，而忽略了中央政策的深意，即约束权力，杜绝奢靡，将公共财政资金用在公共事务上。

岁末年初，各地交出“限建楼堂馆所”、“清退超标办公楼”的成绩单。不过，一些地区“整改行动”，却变成了一项糊弄上级检查的“隔断工程”，领导超标的办公室打上了隔断，或者做“接待室”，或者干脆成了“储藏室”，仍属领导专用。有专家指出，要警惕有地方走“形式主义”。（1月22日《新京报》）

既然办公室超标，那就打一个隔断，配一套办公桌椅，或者围一圈沙发，甚至干脆落锁闲置起来。这样的清理、腾退，看上去倒是符合国家标准，实则玩的还是瞒上欺下的“障眼法”。不仅没有从根子上解决奢靡问题，事实上也容易造成新的浪费。指望以打隔断来隔断豪华办公之风，注定是一种奢望。

现在很难考证“打隔断”最早是从哪里开始的。这就像是一场官场流行病，大家都置身其中，鲜有例外。各地各单位固然是在“主动作为”，上级往往也乐见其成，而彼此心照不宣的结果只能是，各地都在认真、专注地搞“形式主义”。

这显然是一种基于传统“应付”思维之下的“急就章”。中央有禁令，下面自然层层加压，同样也会层层应付，先把超标的部分隔断了、度过眼前的危机再说。至于这样做是否过于表面化，会不会产生新的资源浪费，并不在官员考虑的范围之内，更不要说什么整体性的整改规划，乃至更科学合理的善后处置办法了。

如此变异，一方面，暴露出时下行政管理模式中的责任缺失问题。大家都在跟风，并没有真正去领会中央政策的深意，约束权力，杜绝奢靡，将公共财政资金用在公共事务上。既然大家都在打隔断，那么也跟着学样，只要这一次能够“过关”，不被抓了典型就可以。

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党政机关行政成本的管理上，确实存在粗放、松弛的弊端。兴建豪华办公楼之初，不差钱；装修办公室，不差钱；改装、隔断、添置办公用具，同样不差钱。很多单位甚至根本都缺乏行政成本的概念，可以随意花费而不必考虑钱的问题。这就提醒有关部门，必须要对行政成本施以硬性的约束。

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快行政成本公开化的步伐，但凡涉及兴建、装修、改装办公用房的项目，理应向社会公开。不能继续以往的暗箱操作，随意占用公共财政为官员修衙。在官衙上面的过度支出，无疑会侵占原本应该用于民生的资金，民众有理由提出质疑。

对于那些已建成超标办公用房，似乎也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考量，不能只是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打个隔断就算不超标。其一，可以考虑单位内部的整体调剂，在削减主要官员办公面积的同时，适当改善一下基层办事人员的办公环境；其二，也可以考虑置换出一部分面积来投入市场，服务社会，发挥其更大的社会效益。

□胡印斌（媒体人）

清退超标办公用房工作正在各地开展，不少省份已交出去年清房的“成绩单”，面积从十几万平方米到数百万平方米不等。但从媒体报道中反映的一些现象看，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办公用房面积应如何确定，《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中早有标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然而，依旧有不少地方置制度和中央要求不顾。广西横县、安徽望江、甘肃兰州等地均被曝出现豪华办公楼、超标办公房。

真抓实干、不打折扣地清退超标办公用房，既是落实相关制度的要求，也是践行“政府过紧日子，百姓过好日子”理念的要求。一方面，对于已有超标办公用房，要明确清退“时间表”和“线路图”，积极推进；另一方面，对于企图借助“适度超前”“改造装修”等名义继续超标建设的行为，应加大惩处力度，确保令行禁止。

清退超标办公用房还要严防形式主义和“二次浪费”。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选择了“换马甲”的变通方式，假清退、真保留。比如，有的地方虽然在超标办公用房中隔出了“接待室”“会议室”“储藏室”，但依旧归领导独享；有的地方清退出的超标房长期闲置，形成了新的浪费。

公开清退情况中也存在糊弄现象。目前多数地方公布的清退数字都很笼统，只涉及单位总人数和清退总面积，似有“问题均摊”之嫌。清退出来的房子作何用途也应说明，否则容易给人形式主义和“二次浪费”猜疑。

落实八项规定，戒奢从简，中央决心一抓到底。期待各地多以标准“照镜子”，多按规定“正衣冠”，把中央关于清退超标办公用房的要求落实到位。

去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通知。通知要求，5年内，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并清理、腾退配置超过标准的办公用房。但河南某县文化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一些地区的“整改行动是一种糊弄上级检查的工程”。比如他们隔断出的接待室等，“仍属局长专用”。（1月23日，《新京报》）

“限建”、“清退”行动整体效果不错，但仍有一定地方部门虚与委蛇，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态度暧昧，能拖就拖，实在拖不过去再整改；二是根本就不整改，我行我素；三是把制度当成纸老虎或稻草人，演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超标办公室打隔断仍专用。

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才能维护中央政令的尊严，也才能塑造公信力——坐拥超标办公室本质上是追求奢靡享受。去年1月2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从媒体报道看，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不是个别现象，手段多种多样。

对打折扣、搞变通的行为必须零容忍。事实上，日前，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已提出，“要切实执行组织纪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相关人员一触碰就被“电倒”，他们才会长记性。一些基层官员之所以搞变通，一大原因就是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中央看不到，即便查到了也可找到大把的借口。对此，就应该戳穿他们的鬼把戏，并依照相关规定严厉处理。

当下，中央已对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其主题不变、镜头不换，仍需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坚决反对“四风”。只有不断拧紧螺丝、上紧发条，教育实践活动才能不走过场。因此，那些阳奉阴违者切莫以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结束了，就可蒙混过关，如果不彻底整改，就必然吃不了兜着走。

就目前而言，应该实名曝光那名将办公室打隔断的局长，当地监管部门依规处理，以儆效尤。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监督处理了一个个个案，其他意图阳奉阴违者就会有所畏惧。最重要的是，强化预防机制，压缩各级部门办公室超标的空间。

去年7月，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各级官员严格按国家规定标准使用办公用房。各级各地党政机关通过迁入多家单位、为办公室打隔断等方式进行整改。但部分地方的整改是为了糊弄上级，例如隔断出接待室，仍属领导专用。（1月22日《新京报》）

资料显示，去年中央国家机关86个部门和单位清理腾退的办公用房面积为365万平方米；全国31省份中已有17个省份公布了清理腾退多占办公用房的整治数据，其中河南省腾退面积最大，达到450余万平方米。这些数据的公布表明清理整顿办公用房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央狠刹“四风”的坚定决心。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一些地方清理整顿办公用房时表现得很突出。只要上网一搜索，相关的报道、帖子扑面而来，笔者不再一一列举。不少人把清理整顿办公用房不到位，归结为领导干部的官员心态、享受心理和奢靡之风。但在深挖思想根源的同时，也要深入剖析一下，难道这些官员仅仅会了多几平米、十几平米、几十平米的办公用房，而甘冒抵抗中央禁令的约束、舆论监督的压力，甚至丢掉项上乌纱的风险？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没了“帽子”，再豪华办公用房的“面子”也保不住。所以说，把思想认识不到位与清理整顿不到位简单划等号，恐怕很难解释得通。

公众最期待的是，清理整顿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不是“一阵风”，而是“长久功”。要达到这一目标，离不开个“实”字。首先是正视实际。除了符合审批条件正在建的办公用房外，纳入清理整顿范围的都是以固定状态存在的。如果多几平米都要裁去，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会造成严重浪费，逼着一些单位和部门“搞变通”、“玩造假”。与其如此，不如明确规定超出多少比例可暂时保留现状，下一步再出台政策进行清理整顿。

其次是体现实用。现行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标准是1999年12月当时国家计委制定的，15年过去了，这种标准是否符合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公务员履行职责、服务群众的需要，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调研论证。比如，规定处级干部的办公用房一律是12平米，中央和省级机关的处级干部主要从事事务性工作，这些面积应当绰绰有余。而作为基层的县委书记、县长，他们有大量的政务处理，有大批的群众接待，这种办公用房面积就显得捉襟见肘，应当予以区别考虑。

再次是着眼实效。一些地方把办公用房隔出会议室、接待室、贮藏室等，最终又成为领导专用，都直指清理整顿存在“水分”、不干不实。要使清理整顿取得实效、取信于民，就是断后路、不反弹。清理腾退出来的办公用房应当由有关部门统一收回，再次集中分配使用，也可以公开向社会出售或出租，这样既可以彻底堵住回潮的路，又能使闲置办公用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岁末年初，各地陆续交出“停建楼堂馆所”、“清退超标办公用房”成绩单。据了解，一些地方的整改行动变成“糊弄上级检查的工程”，比如采用打隔断的方式，将面积超标办公室隔开，一部分做领导办公室，其他部分则改为“不计入办公面积”的会议室、接待室、储藏室等，实际上仍归领导使用。（1月22日《新京报》）

去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全面停建楼堂馆所，各级官员严格按国家标准使用办公用房，超标配置的办公房要清理、腾退。但是，一些地方的整改存在形式主义、投机取巧、打擦边球问题，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超标办公室“腾而不退”，清理出来的办公室落锁闲置，而像打隔断这种方式，不仅换汤不换药，而且造成极大浪费。原有的大办公桌、大书柜放不下，只能重新购置，加上隔断时使用建筑材料和支付人工费，反而多出一大笔花销。这样的所谓“腾退”，显然与中央要求的初衷背道而驰。

坦率地说，出现这种形式主义问题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当豪华办公楼“木已成舟”，当超标办公室“生米煮成熟饭”，再来进行纠正、清理何其难哉！且不说有些地方和部门决心不够，即使诚心清理和纠正，也会面临许多难题。比如，面积超标的办公室不隔断又怎么办呢？再比如，一栋办公大楼腾退出一部分办公室，没法拍卖，对外出租则面临管理上的难题，不落锁闲置又该怎么办？

问题就在于当初为何建了那么多或豪华或超标的办公大楼。早在1999年，原国家计委就制定发布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可是文件发了一大堆，但都成了挂在墙上的“纸老虎”，没有严厉问责，没有切实整改，在这种“反向激励”下，一栋栋豪华办公大楼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超标使用办公房由此积非成是，直至成为积重难返的顽症。

这正是我们从办公房“腾而不退”中需要追问和反思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过去十多年在楼堂馆所管理上的形式主义，才导致了今天腾退超标办公用房的形式主义，正是过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才造成了今天的尴尬、被动和浪费。我们从来不缺少规定和禁令，缺少的是刚性执行和严厉究责——无论对于什么问题，不要等到“木已成舟”再去纠正，切莫等到问题积重难返再去解决，这是我们从办公房“腾退难”中应当吸取的教训。

（晏扬）

目前的整改工作要做透、做足，在整改到位后，还要建立制度防止出现回潮。各级党政机关每年都应将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情况，作为政务内容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各级人大也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资金来源、投资总量等源头把关，对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去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全面停建楼堂馆所，各级官员严格按标准使用办公用房。通知发布以来，各地采取了迁入多家单位、办公室打隔断等整改行动，取得不错的效果。但也有一些地方搞形式主义，甚至造成新的浪费。

停止新建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和清理、腾退超标办公用房，是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理应率先垂范。但一些地方把整改变成糊弄：有些单位采用给办公用房打隔断的方式，一部分仍做领导办公室，而超标部分则变身为不计入办公面积的“会议室”或“杂物室”；有的单位在清退过程中，对办公用房重新装修并更换办公桌椅，由此产生新的费用。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一些单位整改后空出来的房间被闲置起来，造成新的浪费。

如何看待整改中产生的形式主义和“新的浪费”？不少人对中央有关通知中“一刀切”的规定颇有微词，认为形式主义和浪费是“一刀切”造成的。事实上，这是找错了责任对象。早在1999年，有关部门就已发布标准，严格规定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使用面积。在之后十多年里，国家有关政府楼堂馆所的管理文件又陆续发布了10个。也就是说，各级官员办公用房面积标准早已有之，去年7月的有关通知不过是重申相关规定。

造成“新的浪费”的责任者，正是那些有禁不止、顶风“作案”的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各地修建办公楼通常都会得到党政一把手的支持，一些地方领导甚至把豪华办公楼当作形象工程的一部分，并标榜为“政绩”。这也是此前各地大肆兴建豪华楼堂会所的重要原因。去年7月以来的整改取得一定效果，但截至目前，还没听说有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因兴建豪华楼堂馆所受到处理。一些官员热衷兴建楼堂馆所，是他们的错误决策造成了目前的浪费，这些官员的责任应该追究。

从八项规定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矛头直指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兴建的豪华楼堂馆所，几乎就是一个个高耸的奢华地标。对这些楼堂馆所的清理整顿能否深入到位，是检验八项规定是否真正落实的重要指标，也是公众期待能否满足的试金石。因此，不仅停建党政机关楼堂馆所的“高压线”不能松懈，超标办公用房的清理、腾退工作也要继续深入开展，不能让一些官员通过搞形式主义蒙混过关。

在整改中，如何防止部分领导搞形式主义？目前的整改，主要是计算官员的办公用房是否超标，于是一些人通过形式主义的“隔断”应付检查。这说明中央有关规定中所谓的“一刀切”，切得还不够“狠”。如果按照标准编制，核算出每个机关单位的合理办公用房总面积，整改中不仅要求每个领导干部的办公面积要达标，同时要求整个机关的总面积也要达标，这样就可以有效杜绝形式主义的出现。

不断深入的整改行动，必然会产生大量闲置办公用房。为避免房屋浪费，各级党政机关应该展开办公场所的整合工作，以此作为整改行动的深入和善后。在整合完成后，对闲置的办公用房、多余的楼堂馆所，要么出租，要么拍卖。这样既可以避免超标用房的反弹，也让房屋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目前的整改工作要做透、做足，在整改到位后，还要建立制度防止出现回潮。各级党政机关每年都应将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情况，作为政务内容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各级人大也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资金来源、投资总量等源头把关，对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本报评论员 樊大彧

去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全面停止新建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各级官员严格按国家规定标准使用办公用房，超过标准配置的要清理、腾退。这场领导人带头“动了真格”的“限建”、“清退”行动，引起各级各地党政机关的重视。迁入多家单位、为办公室打隔断等，成为不少地方的整改手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次行动取得不错效果，但要警惕有地方走“形式主义”。（《新京报》1月22日）

现有的自我清理中，有严格的人均占用办公室面积的标准，也有相应的编制设定和办公楼面积要求，但有一点存在很大漏洞，比如，被纳入公用面积的工勤人员办公室、保管室、档案室、接待室、文印室等，这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标准限制。于是，对于一些超标的办公室来说，很容易就做好应对检查，比如打一个隔断并挂上接待室或其他名称。如果这样应付，显然就违背了清理的初衷。

因此，清理标准应统一而明晰。现行清理依据的是1999年国家计委印发的《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其中第12条对各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人均建筑面积做了规定，只要按照总面积数除以总编制数就完全可以辨清真伪，也可以让一些形式主义应对举措无处遁形。对于办公用房的清退，不仅应当注重于清，还在于要理，防止死灰复燃。

现在外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超标办公室被清理出来后，大量的闲置房将作何处理？是相关资产管理机构统一回收，还是用于出租或拍卖？对于明清暗占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行为，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都需要给出明确解答，进行制度层面的安排。否则，风头一过，那些被打了隔断、挂了牌子的超标办公室又会被使用起来。

从十几条禁令法规挡不住兴建豪华办公楼，到超标车辆和公车私用现象泛滥成灾，其实都涉及权力如何得到约束的问题。究其原因，本质上还是制度预留了过多空间，对于权力的监督缺乏有效性，要么是有禁项无罚者，要么就是处罚偏软、弹性过大而没有刚性约束力。如果连顶风而建的豪华办公楼都可以“一退了之”，那么，办公房清退自然难言乐观。如果没有相应的辅助措施跟进，没有外界的监督，所谓的成果也就难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