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大亨邵逸夫先生的辞世，让人们更关注到他的另一重身份——慈善家。

邵逸夫先生一生传奇、殊荣不断。可他却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遍布大江南北的“逸夫楼”，成为很多人的记忆。截至2012年10月，邵逸夫基金已为内地教育事业捐赠达47.5亿港元，捐建6013个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先富带动后富，企业家、老百姓的腰包都鼓了。可人们还是在追问，慈善理念，有没有赶上财富增长的步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慈善理念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还是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墨翟的“兼爱”，都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但现实是，近年来在一些慈善机构、公益领域内不断爆出的丑闻，让人们对慈善事业不断提出质疑。笔者认为，我国民间从来都不缺乏慈善之心，而是缺乏扩大慈善的体制机制。一方面一些慈善机构行政化色彩浓厚，另一方面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社会公益事业频遭信任危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许多有慈善之心的企业、个人放心做慈善的“痼疾”。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描绘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大体框架，则体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要继续培育慈善沃土的导向性目标：从“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到“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再到“要求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决定》从个人慈善、慈善社会组织、政府简政放权几个环节层层深入，为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吹响了号角。

作为普通人，应该想起的也不仅仅是邵逸夫先生所捐赠的一座座充满活力的建筑，而应该关注这些建筑背后的温暖仁爱之心。邵逸夫先生一生的善举，得以让人们重新审视，在改革的框架下建立健全慈善法律法规，鼓励和培育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促使慈善组织及运行机制逐渐走向成熟，真正构建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慈善”之花盛开的和谐社会。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逸夫楼。”日前，107岁高龄的邵逸夫先生辞世后，人们纷纷感念这位老人对教育和公益事业的贡献。在网上，流传一幅“逸夫楼”分布图，红点密密麻麻遍布全国。当逸夫楼成为这一代读书人的难忘记忆，它引发的思考还在继续。

回顾邵先生的传奇人生，“财富”是一个关键词。有人说，在邵逸夫一生中，有两件事最重要——努力挣钱、努力捐钱。辛苦打拼、诚信经营，是一个创业者的本色；而如何看待和运用财富，则更加考验品质与境界。当年，邵逸夫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更难的事！”

30年间，捐建上万座逸夫楼，捐款数十亿元，成就斐然的“邵氏公益”，对这一难题作出了精彩回答。“努力捐钱”的动力从哪里来？“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慈善家”……在巨额捐赠之外，我们或许更应珍视托起一座座逸夫楼的财富理念。富润屋，德润身，源于社会，而又回馈于社会、造福于大众；完善自身，而又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财富观，不也是一种丰厚的馈赠？

斯人已逝，而“有了钱怎样去用”的时代之问，依然拷问着今天的人们。改革开放30多年，观察社会之变，“由穷到富”是一个维度。日渐鼓起的腰包，日益发福的体态，不断升级的家当，见证着世世代代“穷怕了”的国人的命运转变。人们一方面享受着越来越富足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也遭遇了空前的迷惘与困惑。

我们的社会，有邵逸夫这样的慈善家，也有郭明义这样的奉献者，他们的财富不论多少，都彰显着一种扶助他人、有益社会的精神气质。但也有一些人，或者手里有几个钱就找不着北，喜欢炫富嘚瑟；或者把成功与金钱画上等号，深陷拜金主义围城；或者对公益一毛不拔，对自己挥金如土，走不出奢靡享乐的泥沼。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过：对金钱有正确态度，才会真正体味到生之乐趣。掉到钱眼里，能看到多大的世界？满身铜臭，又何以让自己的生活充满芬芳气息，何以为别人带去一缕玫瑰心香？

去年以来，“土豪”一词风行一时，褒贬不一。从财富观的视角看，“土豪”折射出复杂的社会心态，既有对“银行卡里8位数、五道口有3套房”的物质憧憬，也暗含“有钱没文化”的讽喻，还隐藏对贫富差距、阶层流动的焦虑。“羡慕嫉妒恨”的五味杂陈中，却也汇聚着共识。人们开始意识到，财富绝不只是钱的问题，它包含审美、品位、道德等诸多因素。如果说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那么没有精神底蕴的财富也终将是镜花水月。

两千多年前，《左传》中就有这样的警世之语：“富而不骄者鲜。”今天，当物质潮流席卷而来的时候，如何守护精神家园的独立与纯粹，毋让心为物役；如何使财富成为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做到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确乎是迫切的现实考题。各地巍然屹立的逸夫楼，就是一个个启迪心灵的“财富地标”，启示我们追求有品质的发展，创造有品格的幸福，实现有境界的梦想。

1月7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电视）宣布，该公司荣誉主席邵逸夫爵士当日清晨6时55分在家人陪伴下于香港家中安祥离世，享年107岁。这是1994年5月2日，浙江大学举行仪式，将该校第一个名誉博士学位授予邵逸夫爵士。新华社记者谭进摄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座“逸夫楼”。著名爱国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先生逝世令国人恸心，纷纷以各种方式纪念他感恩他。笔者以为，邵逸夫先生一个世纪的人生给予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他的慈善之心，是他热心支持教育的慈善之举。

自1985年起，邵逸夫基金会每年向内地捐赠巨资用于举办教育，迄今赠款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逸夫楼”遍布全国城乡，惠及数千所学校、数千万师生，成为当前海内外爱国人士通过教育部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赠款金额最大、建设项目最多的教育捐赠项目。

“我要把赚的钱送出去”“财富取之于民，应用回到民众”“聚财一种满足，捐助是一种快乐”……邵先生这些话，表明了一种对待财富的态度，一种人生的境界，简单朴实，令人深思。人们追思邵先生，看到的不只是他创造财富的神话，更有他对慈善事业的执着追求，他的慈善大爱。

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不断涌现，纷纷登上“富豪榜”，但登上“慈善榜”的却不多。散尽千金济众生，力有所及的企业家们都可以像邵先生一样，富裕后不忘慈善，感恩社会，回馈社会。当今社会呼唤邵逸夫式的慈善家，呼唤更多的“逸夫楼”。

今天，面对逸夫楼，每一位学子心怀感恩，说起邵先生，每一位国人都心怀崇敬。人们崇敬他最大的内涵就是慈善，纪念他最好的方式也当是慈善。而慈善，也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力量有大小，爱心却没有轻重之分，每一个人可以做到草根慈善，平民慈善。

每个人都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尽自己所能回报社会，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世界将会因此变得更温暖更美好，自己的人生也会得到升华。而这，也是人们对邵逸夫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香港知名电影制作人、影视大亨、慈善家邵逸夫离世，享年107岁。邵先生生前捐建“逸夫楼”等项目6013个；曾向汶川地震、雅安地震分别捐款1亿元，他捐赠的教育资金遍布神州大地。（1月8日《大河报》）

慈善家邵逸夫先生的离世是一个噩耗。他的离世，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巨大损失；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他有着太多值得人们怀念的地方。

邵先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他邵先生的过去和将来都承载着历史的重任。一个人生命终结，肉体离世，但他的精神却可以永垂不朽。承载着邵逸夫先生的善良的慈善事业，延续了他生命的意义。这是对“善念修正道，善德需善举”的最好的诠释，也是为什么，有的死了，但他却永远活在别人心中。

在我们看来，邵逸夫是个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思想和情操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因此，在我们接下去的人生历程中，必须懂得珍惜什么，继承什么，舍弃什么。名利得失、善良仁义，孰轻孰重？邵逸夫先生已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1月7日凌晨，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邵逸夫先生在香港家中安详逝世，享年107岁。作为香港知名的电影制作人、娱乐业大亨，邵逸夫在文化领域有极高的地位。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慈善家，多年来邵逸夫捐助数以百亿计款项，为内地、香港两地建设教育、医疗设施等

任何一个时代代表人物的去世，都能引起人们对他那个时代的回忆。作为一个世纪中国影视见证者，以及推动中国影视发展的重要人物，邵逸夫的去世，让很多人回忆起自己看“邵氏电影”的青春岁月，更让关心中国影视发展的人想起曾经引领风骚的香港电影时代，同时发出“这个时代能否再出邵逸夫”的疑问。

遗憾的是，香港电影现在正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过度追求利益和追风让香港电影逐步没落，不仅好电影屈指可数，艺人们也纷纷北上淘金，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正如一位业内人士的评价中说的“香港以前因为有邵逸夫的‘无线王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也能像今天的韩国一样，向全世界叫板。但，自从邵爵士退休之后，早已今非昔比。”而作者说这段话的背景，是在分析为什么韩国影视发展如此红火。

在感叹香港电影今不如昔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香港已经成为一个跟大陆电影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有数据称，2013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同比增长27．5％。巨大的商业机会摆在眼前，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时代，但盲目利用电影谋利的老问题，出现的却也更加集中和复杂；盲目自大走向世界的野心，又迫使导演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拍摄……

在现在的电影人看来，邵氏“工厂式”的运作方式，可能显得有点老套了。但在他的引领下，香港电影形成了完善的体系，演员、制片方、制作体系、院线等，这些都是在邵氏电影时代逐步发展完全的。正是这种仿效好莱坞八大公司的“大制片厂制度”，让邵逸夫能以精准有效的方式拍摄观众最为喜爱的电影。而现在的电影模式，已经迈向独立制片体制，大公司只选择合适的制片人予以财务和发行支持，最终进行利润分红。也因此，郭敬明才能在第一回拍电影，就能成为亿元票房的导演。

尽管已经有点英雄迟暮的忧伤，但香港电影作为商业片的代表是成功的。而邵氏时代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学完的。邵逸夫曾说说：“在香港，我永远用两只眼睛看一部电影。一只是艺术家的眼睛，另一只是商人的眼睛。”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现实中就有中国导演用植入广告把电影拍得稀巴烂，还自我标榜创新运营模式。

就像一个人挣十万块，可以靠个人勤劳；挣一百万就得靠经营头脑；如果能挣一百个亿，那就得靠时代的机遇。对邵逸夫先生来说，1000部以上“邵氏电影”是个记录，靠电影赚来了1000亿港币以上的财富，也是个记录。这个记录的背后，是整个香港电影的辉煌，是为了迎合世界各个地域观众的口味，不断保持的影片的活力和生命力。毕竟，草原长不出参天大树。而我们这个时代能否再出邵逸夫？除了电影人的努力，恐怕还要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宽松的氛围，形成文化产业旺盛发展的热带雨林。

1月7日凌晨，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邵逸夫先生在香港家中安详逝世，享年107岁。作为香港知名的电影制作人、娱乐业大亨，邵逸夫在文化领域有极高的地位。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慈善家，多年来邵逸夫捐助数以百亿计款项，为内地、香港两地建设教育、医疗设施等。

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曾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和邵逸夫曾说的“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如出一辙。邵逸夫逝世之后，各地网友纷纷“晒”出以“逸夫”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用以纪念他。很显然，和邵逸夫缔造的其他传奇相比，慈善“财富”更散发出永恒的迷人光芒。

企业家致力于做慈善家，邵逸夫并不孤独。比如，股神沃伦·巴菲特曾承诺捐出99％的财产；早在1997年，比尔·盖茨与妻子便共同设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邵逸夫的捐献，并不局限于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邵逸夫发起的慈善项目。比如，2002年11月15日，邵逸夫就捐资创立了“邵逸夫奖”，用以表彰在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

企业家做慈善，不是“良心漂白”，更不是为“睡得安稳”，而是一种精神坚守，一种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小而言之，正如邵逸夫所说，“宽容和做善事是一把健康钥匙，是生活幸福的良药”；大而言之，也正如邵逸夫所说，“我相信人类的伟大在于追求、研究、传授学问、造福人类”。邵逸夫的所作所为表明：只要企业家愿意做慈善家、致力于做慈善家，在慈善环境和慈善制度难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仍能大有作为。

而反观国内，一些企业家宁愿顶着“为富不仁”的帽子，也不愿在做慈善的道路上有所作为。慈善诚然不是棒喝的“逼捐”，企业家的仁善程度，与慈善环境和慈善制度有不可割裂的关系。但站在慈善伦理、仁善正义的角度看，所有人包括企业家的慈善，应该是不计回报、不问环境的给予和付出。

当然，在目前中国慈善公益事业陷入“泥沼”的情况下，一方面，应该呼唤更多的民众，尤其是掌握巨额财富的企业家，都能像邵逸夫一样，做能够让“财富”永恒、让善意恒久的慈善参与者。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无疑还是慈善环境的打造、慈善制度的完善，能够更多助力国内慈善事业走向良性循环。因为具体到当下，更多的企业家、更多的民众不可能成立“邵逸夫基金”，去重复邵逸夫一样的慈善路径。而如何尽早摆脱“粗暴慈善”、捐钱给物的原始慈善，逐步走出一条成熟完善、人人能参与人人能受益的慈善“中国路径”，显然应该成为相关方面致力于思考并尽早解决的问题。

而诸如多做慈善可以免税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允许慈善基金会投资经营以“扩大”做慈善，“契合国情”让央企、国企透明做慈善给出表率——慈善环境的打造、慈善制度的完善，不妨从这些更易见成效的层面破题。总之，因循邵逸夫倾力做慈善、让“财富”永恒的仁善路径，制度与人心当有更多积极作为。

邵逸夫1月7日谢世，享年107岁。无论是《财富》杂志还是福布斯的财富榜，邵先生从来都不是香港最富有的，但却是香港名符其实的最大慈善家。散尽千金济众生，老先生大襄善举，兼济天下，被人们认为是邵先生留下的最大精神遗产。

然而，所有这些美言赞歌，或许并不符合老先生的初衷。在慈善依旧属于“稀缺品”的内地，人们或许故意放大了慈善家们的形象并把他们高悬于道德标杆处，而在香港，人们怀念老先生和向老先生致敬，更多是出于老先生在事业中所做出的杰出成就，他是个创造了香港“百年影视传奇”的人，是香港无线广播事业的创始人。

不可否认，我们中的很多人心中总有一种“你富了就施舍点出来吧”的心理，把慈善中的捐赠行为当成了纯粹的施舍行为，认为“富得流油”那部分本不是他应得的财产。这不对称的观念关系，导致不合时宜的“逼捐”，挫伤捐赠者的自主性。无论如何，财产多与少，只要是合法创造，产权人均有自由的处分权，捐还是不捐，都不是他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唯一尺度。纵览邵先生行善史，邵先生并非是在任何项目上“有求必应”的散财者，每一笔捐赠都是经他自主决定并投入自己认定的项目中。善款能最大程度善用，这才符合社会公益，也才尊重了行善者的本意。

再者，对善款本质的不同哲学思考，也妨碍了内地民众与相关机构在“促捐宣传”方面的工作。邵先生有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这一句话的哲学含意在于捐赠是种人的关系，正如事业的推进也是在解决人的关系问题，它们是相通的，是良性循环的，是平等的。对于邵老先生而言，他的捐赠让受益者对他感恩戴德，肯定不是他的动机与本意。事实上，国外一些制度设计也是承认了二者的同通性即“人的关系”，如捐赠者可以减税，因为制度已经把捐赠者自主的“转移支付”视为一种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一致的行为。

所以，作为邵老先生慈善最大受益者的内地，切不可把邵先生的“兼济天下”，单纯地理解为抽打内地富人的精神鞭子。邵老先生的善来源于其财的来源之善，而在我们内地“连断子绝孙的钱都要赚”的富人的捐赠，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害。邵老先生内地的公益事业，80%以上投在了教育上，正如邵老先生所言，“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他曾多次表示，中国要强大，关键在于教育及培养人才。财产、捐、项目的三合一，这才是比口号式的“兼济天下”更值得人们效仿的精神遗产。

和静钧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香港TVB荣誉主席邵逸夫1月7日早上在家中离世，享年107岁。邵逸夫先生在内地被广为人知，很大程度是因为“逸夫楼”遍布中国大地。截至2008年，邵逸夫捐助内地事业的资金达32亿元，受惠学校及教育项目近5000个，遍布31个省、市及自治区。

在慈善和社会公益方面，邵逸夫先生无疑树立了一座丰碑。早在1973年，邵逸夫先生就在香港设立私人慈善机构，确定宗旨是协助促进教育、医疗和艺术事业的发展。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四十载。与其他一些慈善家不同，邵逸夫先生捐赠的教育项目和学校，鲜有卷入争议者。这源于其规范的基金会运作与管理，建立与我国内地办学环境相适应的捐赠机制，这也是值得内地公益机构学习、借鉴的。

邵逸夫对内地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都是通过香港邵逸夫基金实施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与教育部建立紧密合作，可以说，这是民间慈善基金会与官方合作，共同改善我国学校办学条件的典范。

根据《香港邵逸夫基金内地教育事业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不论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基础教育领域项目的申请，都要经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向邵氏基金推荐。未经专家评审的项目，将不能获得邵氏基金资助。邵氏基金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是结合我国内地的教育实际的，一方面，通过教育部门的评审，以确保其捐建的项目，不是“短命”项目——邵氏基金明确规定，赠款兴建的基础教育项目，应建设在经过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后的，长期保留的学校；项目的使用期至少在五十年以上。另一方面，通过教育部的参与，明确被捐学校履行的义务，并得到有力的实施，比如，邵氏基金要求捐赠高校的建筑物，项目单位确保能够提供不低于1：3比例的配套资金。

我国内地近年来民间教育慈善事业也迅速发展，但却存在效率不高、民间和官方各自为阵的问题，甚至有公益人士与地方政府产生矛盾，这有多方面原因，包括一些地方政府觉得公益人士是在添乱（不像捐钱那样受地方政府欢迎），但也有教育慈善本身不规范、选择的慈善模式不合适的问题。邵氏基金在内地多年的规范运作，大规模捐赠5000个项目的慈善伟业，给内地教育慈善公益人士的启迪是，民间教育慈善，完全可以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各司其职，推动教育进步。这一点，内地的营养午餐计划，也可以说是民间和官方互动的成功案例。

邵逸夫先生捐赠的教育项目和学校，都有逸夫命名的，对此，很少有人认为不妥，而成为了各地教育的一道风景，而对于命名，邵氏基金也有规范，向高校捐赠的建筑楼，命名为“逸夫楼”，而向基础教育捐赠且为学校主要教学用房的，则命名为“逸夫学校”，“逸夫楼”和“逸夫学校”也成为邵氏基金的“慈善品牌”。

邵氏基金的运作模式和邵逸夫先生的慈善胸怀有关，这在其晚年设立的“邵逸夫奖”中也有体现，该奖设立于2002年，确立为国际性奖项，授奖对象为包括内地、香港学者在内的全球学者，评选原则主要考虑候选人之专业贡献能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质素，丰富人类精神文明。从该奖设立时，就被誉为“东方的诺贝尔奖”。

教育本就是公益事业，这一领域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慈善家，也需要更多专业、规范的慈善机构，每一座“逸夫楼”、“逸夫学校”，都是邵逸夫先生投身教育慈善事业的见证。中国教育发展，需要更多邵逸夫式的慈善家。

熊丙奇（上海 教师）

昨日上午打开电脑，每个网站几乎都出现一条新闻：“邵逸夫爵士今晨去世，终年107岁。”

这似乎算不上特别骤然而至的消息。一方面，自然律在那里，就算是再多福长寿之人，百岁之后，也终将要面临仙游之期；另一方面，早从几年前开始，屡次有邵逸夫去世的小道消息，公众对此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尽管邵逸夫早已是公众所熟悉的名字，但大多数公众对他的认识，大概从昨天才真正开始。邵逸夫，原名邵仁楞，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镇，系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1977年获英女王册封为爵士，1990年，中国政府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他生于清末，去时已是21世纪。对邵逸夫更深入的报道还会继续，但令我稍稍惊诧的是：一些网站将邵逸夫逝世列入了娱乐新闻。

“邵逸夫逝世”是不是一条娱乐新闻？初看起来将其列入娱乐新闻也许并无不妥，因为邵逸夫不仅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香港上海商会成员、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而且叱咤娱乐圈大半个世纪，打造邵氏、无线两个影视王国，培育了无数演艺人才。有评论甚至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邵氏电影和香港无线电视的节目”。但“娱乐化”解读邵逸夫既流于浅表，也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邵逸夫之所以被公众所了解，他的逝世之所以会引发广泛关注，不在于其娱乐圈内的名气，同样不在于其不菲身价。邵逸夫再有名气，也许还不及那些每天八卦迭出的影星；邵逸夫纵是巨富，但也没有站在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点。邵逸夫和内地民众之间的“亲近感”，其实更多来源于他的财富外行为。那些由他出资、在稍微像样点的内地大学都会有的“逸夫楼”，已不用再特别提及，因为它早已人所共知。但关于他其余的慈善举动，公众虽略有耳闻，却未必全然知晓。譬如，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譬如，2002年，他还捐资创立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用以资助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进行研究，基金总额已高达50亿元；再譬如，四川汶川地震，他们夫妇捐款1亿元港币，四川芦山地震又捐款8000万元人民币。

邵逸夫的慈善与热心公益行为，无疑是他同时代的那些名人所难以企及的，甚至也创造了一个令后来者只能奋力追赶的高度。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在乘鹤西归之后再来盘点邵逸夫先生的遗产，相比于其在娱乐界的巨大成就，他留下的更是一种充满哲学意义的健康财富观：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助是一种乐趣。对于富豪们的财聚财散，西方国家说得较多的一句话是：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邵逸夫展现出的更是一种东方式的财富管理观。他在尽最大努力进行慈善公益，但与此同时，他的财富与资本却得到了同步的扩张。1985年，邵逸夫大举捐赠的第一年，《信报》估算邵逸夫的资产为33亿港元；2006年，媒体估计邵逸夫的总资产已逾200亿港元。财富并不是坏东西，它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进步。

邵逸夫的逝世，引来内地舆论的广泛追思，并不意外。但是，究竟该追思先生的什么？没有在他捐赠的“逸夫楼”中勤奋求学，先生的捐赠在内地遭到一些基层官僚的挪用，这些都不妨进入个体或公众的省思层面。若只将邵逸夫逝世当作娱乐界的大事，只能说明我们认识尚浅，距离一个真实的邵逸夫也还太远。

如果没有前半段人生的财富积累，他后半生的慈善事业，可能是无源之水；而如果没有人生后半段对财富清醒透彻的认识，他去世留下的，也许就只是一笔可作谈资的钱而已。

2014年1月7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电视）荣誉主席邵逸夫在家人陪伴下于香港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65亿港元。他捐赠的教育资金遍布神州大地，全中国多家高等院校均有“逸夫楼”。

1月7日当天，在微博和论坛上，许多人满怀真情悼念这位富翁，人们自发地随手拍下逸夫楼并在逸夫楼签到，以此为老先生送行。这在网络上形成一道亮丽的奇景。地图上被点亮的近三万座逸夫楼，仿佛是一座锦绣的功德碑，记录着邵逸夫先生对教育和慈善事业做出的贡献。这位老人拥有太多令人羡慕的东西，包括寿数。这些东西没引来嫉妒，而是引来尊敬，究其原因，是他在处理包括财富在内的许多问题上，有独特的做法。

传说中，早年的邵逸夫像许多事业正在起步的商人一样，只看重财富价值的“利己”一面，对财富的获取很在意，而对财富的使用却很小心。他为此得来了“吝啬”的名号。在网络上，至今还流传着1970年他捐赠一家养老院500港元，养老院随即将钱退还给他的笑话。

但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他逐渐由一个醉心于让自己变得更有钱的人，变成一个懂得将钱变得有意义的人。在分析这种转变时，有媒体认为这与1983年邵逸夫三哥邵山客中风昏迷，邵逸夫睹物关情获得的人生顿悟有关。1985年1月也即邵山客去世前两个月，邵逸夫捐出1.06亿港元作慈善用途，并由此拉开井喷式的慈善与捐赠，一发不可收。

从此，邵逸夫先生开始了完全不同于人生上半段的“第二人生”。这一“变轨”，与洛克菲勒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邵逸夫不惜重金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资料显示，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多年来他还不顾耄耋之躯，多次亲临视察捐赠项目。此外,邵逸夫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

这份辉煌的成绩单，使他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留下当之无愧的一页。他的荣耀和人们对他的缅怀，大抵来自于此。

当然，如果没有前半段人生的财富积累，他后半生的慈善事业，可能是无源之水；而如果没有人生后半段对财富清醒透彻的认识，并由此开始的“第二人生”，他去世留下的，也许就只是数目可观可能引起各种谈资惊叹甚至纷争的钱而已。值得庆幸的是，邵先生有了他的第二人生，他不仅留下了那么多润泽万代流芳千古的功德性，更是为更多的发了财而不知道该走向何处的人，指明了一条正确的路。

据香港媒体消息，无线电视宣布邵逸夫爵士1月7日离世，深感哀悼。邵爵士于7日晨6时55分于家人陪伴下在家中安祥离世，享年107岁。消息公布之后，很多明星都在微博上发文悼念，表达不舍之情。（1月7日，人民网）

我对邵逸夫的印象，缘于家乡的不少“逸夫学校”，以及校园中的“逸夫楼”。后来，我慢慢知晓，他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曾捐出数以百亿计的慈善款项，为内地、香港两地建设教育、医疗设施等。从那之后后，我对邵逸夫肃然起敬。这种感情必将伴我一生。

逸夫离世，万人同悲。斯人已走，山河流泪。邵逸夫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认为，是“影视王国”和“大爱精神”。

作为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邵逸夫留给我们的，首先是电视电影。在他的百年传奇中，记录了当时TVB的连台好戏，像《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等，捧出了黄日华、刘德华、梁朝伟、苗侨伟、汤镇业“五虎将”，以及汪明荃、赵雅芝、郑裕玲、陈玉莲、刘嘉玲等各具特色的当家花旦。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天王”，也是由他一手扶持。邵逸夫对电视电影的贡献，用“影视大亨”打造了“影视王国”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如果说，邵逸夫只留下了“影视王国”，那是对他的偏见。BTV的幕后大咖更是一个“慈善大家”。他在香港的影响力，源自于他的影视王国；而他在内地的口碑，则主要是因为他的慈善捐赠。早在1973年，邵逸夫就设立了邵氏基金会；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逸夫走了，“影视王国”还在，“大爱精神”还在，他的社会影响还在。我们纪念邵逸夫，既要祝福他一路走好，又要学习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更要发扬他对社会的大爱和奉献。

或许数百年后，今日陷于争产的富豪们都已湮没无闻，但邵逸夫的慈善事业仍将为人传颂。我想，这是对邵逸夫先生107年人生的最好总结，也是对他的社会贡献的最高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