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以来，包括上海、天津、沈阳、南京等多个大中城市都已经举行了水价上调听证会。水价涨得让人郁闷，道理不明，理由暧昧，于是有人抛出“外资作祟说”。住建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济南日报》8月23日）

在近几年蜂拥而至的高溢价转让水务资产大戏中，部分外资企业的确高调地充当了推手一角，本来水权经营项目可卖两个亿，结果却要卖10个亿。须知，投入是要计算在产出里的，于是，一些前几年高溢价转让水务资产的城市，成了本轮水价上涨的急先锋。

但事实上，外资在中国水务市场远未达到垄断地位。在华主要外资企业目前所有签约项目的供水总能力不到全国供水总能力的10%。在涨价冲动面前，内资外资所遵循的逐利逻辑是没有分别的。

水价改革是大势所趋。这些年，一方面是水处理标准逐年提高，另一方面是持续多年在CPI高企下克制不涨价的压力需要理性释放，水价适度上调也是合理诉求。但水价从经济问题演变为民生问题，关键不在涨不涨，而在于向群众交代清楚“为什么涨”、“怎样涨”。

无论谁来经营水务，水的公共产品属性是笃定的。公共产品必然带有公权市场的垄断性。“特许经营”不能走完全市场路线，需要以合理利润率来回应消费的公益性与投资的稳定性。

要还原水产品的民生属性，政府的公共服务当有所作为。水务回归公益，水价方有公平。一是财政必须对管网建设承担相应责任，降低水企投资性成本，防止其借折旧率牟利；二是对“保本微利”等原则进一步厘清；三是尽快明确水价定价机制，改变其混乱不透明的态势，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水务等公用事业改革到了反思“一卖了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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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第一财经日报》披露：新任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潘文堂说，针对公众要求水务企业公开成本的呼吁，“出于经营、竞争的考虑，可能没有哪一家企业愿意公开自己的成本。一旦公布了，势必成为关注的焦点，会面临极大的压力。”潘文堂是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他于两周前当选为环境商会会长。环境商会聚集了包括80多家水务企业，在国内水务领域有不小的话语权。

既要求涨价，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成本，这是国内所有垄断企业、行业或部门的通病，包括水价、电价、煤气价、油价、房价、学费、医疗费等。三十年来，垄断者们一轮又一轮地轮番涨价，从来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挑着国际接轨的幌子，披着听证的外衣，唱着节能减排的高调，借着企业亏损的口实，摸着承受能力的底线，一意孤行，将涨价进行到底，而几乎没有一次认认真真、像模像样地把自己的成本向公众公开。这种不公开自己的成本就要求涨价的行为，果真是出于经营、竞争的考虑吗？这些市场上的垄断者们有竞争对手吗？公用事业成本涉及商业机密吗？其实，他们不愿意公开自己成本的真正原因，就是怕公众和他们算成本账。

尽管如潘会长所言，“可能没有哪一家水务企业愿意公开自己的成本”，但从上市公司的年报中，人们还是看到了这类企业的成本、毛利率。据宁波富达（600724）年报显示，去年自来水业务收入11532.19万元，成本6186.85万元，毛利率46.35%。而这家公司同期其他业务毛利率，房地产35.03%，水泥制造16.14%，家用电器7.73%。宁波富达公布的自来水业务成本和毛利率，或许真的成为关注的焦点。刚刚拿到国内首个中标国际水务工程大单的北京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就对“水价暴利高过房地产”这一观点表示不满。他说：“支持这种说法的数据只交待成本、毛利率，这个太片面了，没看公司资产。”他认为，水行业属于投资大、运行周期长的行业，造成的费用也大，如果仅是毛利率高，并不意味着赚的多，目前行业平均亏损已是共识，做得不错的也仅是保本微利。（京华时报8月10日）在我看来，行业共识并不等于全民共识。即使垄断企业亏损是全民共识，对亏损的原因分析和判断也远未达成全民共识。水务企业一次性投资大，销售费用却是极低的，不用打广告，不用租店面，也不用大批销售人员，这一块开支就比房地产行业低很多。不能只说运行周期长，不提回报周期长，这同样是片面的。

潘会长认为，目前有关水价的争论“显然已经陷入误区”，把政府、企业和用户对立起来。“一提到公用事业，有人就认为不应当赢利，否则就不公益了。”究竟是争论陷入了误区，还是涨价陷入了误区，公众自有公论。真理越辩越明，账目越算越清。姓资姓社可以不争论，你要从老百姓兜里掏钱，总不能连句明白话都不说，连个成本账都不拿，就让老百姓乖乖地把钱给你吧！

垄断行业要涨价，除了先把成本账本摊开给公众看以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换领导。为什么人家宁波富达自来水业务有46.35%的毛利率？为什么做得不错的企业也能保本微利？你做不到宁波富达的水平，连保本微利也做不到，就应当另请高人来做。决不能由你亏损由你涨价，那你会永远亏损没完没了，涨价成为一种反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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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电、煤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来说，“改革就是涨价”几乎已成为一种惯例。综观这些年水价频繁上涨的轨迹，很多地方都走出了一条“涨价—盈利— 亏损—涨价”的怪异曲线，每一次涨价前固然总是先闻听到巨亏的抱怨，吊诡的是，即便涨价频率再高，供水企业的下一轮巨亏却始终近在眼前。有一句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莫名其妙的话叫“水价上涨的空间仍很大”，似乎水价天生就是必须上涨而不能下降的。

颇具迷惑性的是，自来水公司要求上涨水价时，总是喜欢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联系起来，并祭出保护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之类的大旗。其实，如果我们细究一下背后的涨价逻辑，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偷换概念。现在，水资源的费税改革尚未进行，水资源费亦未上涨，虽然水价上涨打着“提高资源性产品价格”、“保护水资源”之类的旗号，可实际上不过是尽数进了供水企业的荷包。说白了，水价上涨不会在国库中增加哪怕一分钱用于保护水资源。

不进国库的水价普涨，根本无关水资源价值提高，现在讨论水价上涨是否合理，也只是一个单纯的商业问题，而不是什么资源问题。我们要明确区分“水价涨”与“水税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然后扯掉“促进节约用水”之类的大旗，专事讨论供水企业的成本上涨是否足以作为调价理由。换言之，倘若真的要推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那么国民多付的也应该是交给国库的“水税 ”，而不是交给垄断水企的“水费”。

因此，眼下的水价上涨只关乎垄断企业攫利，而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毫无关系。“促进节约用水”之类，根本不能作为涨价的借口。我们必须防止垄断水企假借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之名无度、无故涨价。水企要想涨价，必须首先提供一份细致清晰的明白账，供水成本核算以及水价成本监审，都要经得起公众和舆论的质疑。否则，一边高声喊巨亏，一边保持高福利，公众完全有理由认为，所谓亏本其实不过是垄断企业为了攫取更多利润的惯例性表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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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宁波等地的自来水公司纷纷以亏本为由要求上调水价被网民质疑，使原本程序合法的价格调整平添了些许不和谐的因素。专家表示，自来水公司属于“账面亏损，但实际上利润并不差”，因其利润被合法转移了。(8月6日中新网)

自来水公司这样的垄断国企要是想涨价，那几乎是涨定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不仅如此，怎么涨，涨多少，还不是它说了算？老百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只有挨宰的份。

你也许会说，每次涨价，不都要按程序举行听证会吗？没错，可每次听证会，不都开成了“听涨会”？

众所周知，自来水公司一个城市只有一个，且只能有一个。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自来水根本用不着推销，好也罢，孬也罢，你都得要。只要水管铺好，水闸一开，水就哗哗哗流了出去，收回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币。因此，在这样的企业里，要说员工们没有优厚的福利待遇，几乎没人相信。

然而，谁能想到，洛阳和宁波的自来水公司竟是亏本的！中石油中石化说它们亏本的时候，我也难以置信。可后来我明白了：亏本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随时把价涨，继续高福利！这才是人家的战略策略。不是吗？哪一次所谓的亏本，影响过他们多年一贯的高福利？想想看，连一盏吊灯都可以“一掷百万”，这样的亏损企业，亏得多么豪迈，多么大气。就是亏本，也亏得比别人有格调，有气派。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垄断国企的所谓亏本，无非是借哭穷放一颗烟幕弹罢了。而每哭一次穷，便必然完成一次涨价的前奏。

话说回来，要评价一个产品价格的高低，必须知道其生产成本，这是起码的常识。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喝了半辈子的水，有谁知道生产一吨水的成本是多少？多少年来，自来水公司公布过水的成本价吗？

如果说普通百姓对水价成本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专家应该是清楚的。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表示，自来水公司属于“账面亏损，但实际上利润并不差”，自来水公司员工的福利都很好。他们拥有垄断利润，但账面又是亏损的，因为利润被合法转移了——这就是水价中的猫腻。

公共服务产品必须向社会公开成本。国家发改委近期专门强调，各地要严格履行成本监审和听证程序，切实加强对供水定价成本的审核，促使供水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强化自我约束，抑制不合理的成本支出，提高水价决策的透明度。应该说，这个原则是正确的。除此之外，自来水的行业机制也应该得到改革和完善。比如说，如何在属地性的自然垄断行业引入市场机制，让它有效竞争并且控制成本，这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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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新一轮油、电、水等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推进，公众颇为熟悉的几个词汇又开始频繁出现———巨额亏损、资源保护、国际接轨———这三个词堪称资源产品价格上涨的孪生姐妹，总在涨价前夕适时现身。

声称巨额亏损、资源保护的背后，是近日国内多个城市水价的连续上调。其中洛阳、宁波等地的自来水公司以亏本为由要求上调水价，受到广泛质疑。对此，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表示，自来水公司属于“账面亏损，但实际上利润并不差”，其员工福利都很好。他们拥有垄断利润，但账面又是亏损的，因为利润被合法转移了。(8月6日中新社)

总爱哭丧着脸，一手攫取着巨额垄断利润，一手又在众人面前无辜地翻着一本“亏损”糊涂账的自来水企业。这次，被水务专家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那些哭哭啼啼捧出的“亏损”，也只不过是账面上用以“障目”的数字游戏罢了。哭喊着亏损的背后，藏着的却是垄断企业闷声发大财的窃笑，这种垄断表情早已固化于公众内心，也因此创造性地生产出了这样的词汇———垄断性亏损。亦即，独霸着市场的垄断资源独享厚利，既不用向公众公示成本账目清单，又不失时机地“合法”转移利润，账面上想亏损就亏损，也自然，想涨价就涨价了。

总爱拿“亏损”说事的自来水企业，实在是把住了公众对其是否亏损苦无对证的命门。比如，针对河南水价上涨，该省城镇供水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朱培珊就表示，河南地市级自来水公司负债率超过70%的，18家企业中就有7家之多。并特别强调，负债率超过70%的，就是资不抵债，应该破产。朱副秘书长一句话里有数字、有比例，“破产”二字也说得耸人听闻，民众更是如坠云中。可是，谁又来证明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呢？据称，这些垄断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都有专门的审计事务所负责审计。专业机构出手，自是容不得普通公众轻易质疑。

于是，一场场所谓的价格调整听证会，往往是还没听证，就注定了它“逢听必涨”的结局———且不说听证会短短几小时内，公众无法核实垄断企业罗列出的那一串串“亏损数据”的真实性；就算这些数据不容置疑，亏损的每个具体项目，是否具备让公众埋单的合理性？这些疑问，公众都很难在听证会上得到释疑。

作为公众生活必不可缺的公共产品的生产者，自来水企业本就应承担起“保本微利”的公共责任，也更应以坦诚透明的姿态示人，从而不致使公共利益流失。就像面对“亏损”的成本核算，企业就应向公众明示成本账单：城市管网费用是否作为公共项目由财政承担？由于对管网管理不善，造成的管网漏损损失是否由民众埋单？企业自身机构设置是否臃肿，从而造成巨额人工费用？这些应该进行自我梳理的内部问题，更不能转嫁给消费者。

与此同时，政府对水企业的成本及价格形成，也理应肩负起监控管理的责任。据了解，在英国，政府就通过对水价成本的有效监控分析，知道哪些亏损部分是需要提价来解决的，哪些亏损部分是需要公共财政增加支出来解决的，而不是只要亏损就涨价，就让消费者来承担亏损的后果。

在独占垄断资源、坐享垄断利润的语境下，“垄断性亏损”就在如此的数字游戏中悄然炼成，它实在是一个笑话。而要避免这些“垄断亏损”屡次上演，唯有通过面向公众的成本公开，政府进行价格监控的政策措施，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才能真正抹去这些附着于垄断之上的亏损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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