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６日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大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亿万国人共同的追求。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实际是“中国梦”具体而微的体现。“中国梦”是一座精神丰碑，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理想追求融入其中。

“中国梦”的实现有赖于每个国人的团结和奉献，群众获得“看得见的实惠” 则是“中国梦”重要的任务和指标。“中国梦”不仅要解决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难题，也要努力使个人的梦想能照进现实，生活更加富裕安康，社会更加文明和谐。

那么，什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是不掺假的变化。工资涨了，兜里鼓了，道路通了，家园美了……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些身边的点滴变化，才是真真切切的实惠。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大力推进民生事业的发展。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是不打折的幸福。在肯定收入增长的同时，还要看看到手的钱是否能跑赢CPI增速；在看到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的同时，还要比比看病难、看病贵，高房价、高物价，上学难、就业难是否仍在吞噬群众“到手的幸福”；在看到监管、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要查查雾霾、污水、交通、有毒食品、问题药品是否依旧让百姓“添堵”。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待遇。村头多个篮球场，种田间隙切磋球技；广场添个露天影院，打工空余欣赏大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别忘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要倡导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使老人倒了有人扶，落水者有人救，邻里和睦相处，社会共享和谐。

只有每个中国人都注入自己的热情，“中国梦”才会携着每个人的体温，凝聚成蓬勃向上的滚滚洪流。（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到北京开两会之前，我去休斯敦参加了NBA全明星周末活动。当地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欢迎我，包括我的朋友、教练，曾经的队友、对手以及许许多多连名字都叫不出的人，好像我并没有离开。这使我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了解他们，他们也接受我。

像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美国文化背景的人，是如何既保持自己，又融入美国的呢？我的答案是，中国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中华文化影响了我，正是中华文化的某些特质，帮助我在国外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实现了沟通、理解与包容。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或者说媒体上时常出现的那个“YAO MING”，也是全球化的产物。没有中国的对外开放，没有NBA的国际化，也不会有我这个外籍状元，以及以后的所有事情。但即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差异和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沟通和理解就显得十分重要。

根据我在美国生活的经验，沟通和理解的基础是彼此尊重，要想得到尊重，就要通过自身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强。这种意识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中华文化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向上、自我完善，最终实现内在的超越，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再有就是要注重道德和情操的养成。许多美好的品德是不同文化当中共同的东西，我的经验告诉我，在道德素养高的人群中间，文化差异显得微乎其微。我之所以在这方面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有一个客观原因是外界的关注和舆论的监督，因为有一个“YAO MING”时常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我只能把我自己和那个“YAO MING”都尽量做好，这样才能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同样来自中华文化的熏陶，对于道德价值的关切，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早已镌刻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我的另一条经验是要履行社会责任。当今世界，搞慈善、做公益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华文化同样将敬老爱幼、乐善好施、扶贫帮困等慈善行为视为君子美德。我在美国参与“篮球无疆界”活动，鼓励美国的贫困孩子读书学习；同样，美国的球员也参与“姚基金”举办的慈善篮球赛，支持中国欠发达地区开展校园篮球活动。这说明，慈善公益是东西方共同的语言，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尽力回报社会，就很快能够达成理解和共识。

多元化的世界，必将使得不同的文化走向共存。中华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融中，日益彰显“海纳百川”的胸怀。对此我们应当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我们儿时对父母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于我们笔下汉字的无限优美，甚至来自于自己舌尖上那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妙感受。我相信，只要恪守中国文化当中这些美好的东西，每个人都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使者，在实现人生理想、家庭愿景的同时，成就美丽中国梦。（姚明委员）

宏观民生与微观民生的交融，正是民生大计由天安门走向田埂的生动诠释。

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连着亿万人民利益，民生问题，是每年两会不变的主题。

今年两会，代表们从一组组漂亮的数据感受民生答卷：宁夏，6年投入2291亿元用于民生；海南，5年间民生投入累计达1704亿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篇幅缩减，但对民生的关切却没有缩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医疗体制改革、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等，让我们看到一幅民生“大地图”。

民生很宏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文化与生态的建设甚至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都与民生息息相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亮点，是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虽然相对数字不大，但绝对数字却已超过2万亿元。这正说明，经济发展了，才有更高水平的民生。说到底，我们一切发展的目的，莫不是为了民生的改善与进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保障改善民生”部分层次丰富、内容多样，正显示出这样一种“大民生观”。

既有“高处落墨成大块”，也有“一枝一叶总关情”，民生同样包含在微观中。民生改善做得咋样，群众感受是第一标准。投入了多少钱，很重要，但面对数字，群众难有直观感受，甚至会产生“怎么没用到我身上”的感觉。柴米油盐、看病就医、子女上学等具体事项，才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更切实地影响着公众的满意度与幸福指数。能不能在这些“民生细节”上多下功夫，赢得百姓信任赞誉，巩固群众向好预期，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水平。

紧扣“大”与“小”，民生才能做得好。“宏观”民生，更须微观落实。两会上，民生承诺让人振奋：“两个同步”必会带来“收入跑过物价”，养老金“九连增”提升老有所养水平，医保补助提高有利于减少因病返贫……实现由“大”向“小”的延伸，需要让经济发展、医疗改革、文化建设这些大事，最终落实到百姓的衣食住行、看书读报等具体小事上。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参加辽宁团审议时所说，要“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宏观民生，需要细节汇聚。百姓的诉求如何汇集，汇集的诉求如何反映，反映的诉求如何成为国家意志，需要一个切实的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平台。两会，正是小的民生期盼与大的民生政策相交融的关键场合。“提升乡村医生待遇，让他们有干头有盼头”、“推动农民工技能培训，改善企业用工环境”……一句句朴实的话语，反映百姓对于民生的“小愿景”；一份份议案提案背后，大都凝聚着百姓具体而又朴素的诉求。

微观民生，也要有宏大视野。群众“观念的水位”已经越来越高，权利诉求、利益敏感，早已今非昔比。当环境保护成为公共议题，减少环境风险是民生。当打破户籍、社保等壁垒的呼声越来越高，“人的城镇化”是民生。如何避免民生投入被挪用缩水，如何防止民生项目遭遇“烂尾”，如何确保民生福泽落到确有需要的人身上，强大的制度供给，同样是民生。

当中央决策化为地方实践，当宏观民生与微观民生无障碍交汇时，群众才能感受到发展带来的民生雨露滋润，这正是民生大计由天安门走向田埂的生动诠释。推动这种宏观与微观的交融，也是民生工作落到实处的关键。

政府职能要围绕百姓幸福来转变，把改善民生、优化服务作为鲜明导向。

百姓的幸福感，离不开政府的作为。作为要有积极效果，关键还在于找准方向、抓到点上。一些部门和干部手里抓的事情千头万绪，做着“八爪鱼”、“千手观音”，忙成了“白加黑”、“五加二”，可有时候却费力不讨好、群众不买账，很值得我们思考。

——湖南省株洲市市长王群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转变政府职能”是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不止王群代表感慨，从大家的发言讨论来看，“必须转”已经成为共识，而“怎么转”又各有各的看法。认真分析，这种问题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摊子铺得太大、手伸得过长，政府职能仿佛成了一个筐， 大事小情、方方面面都往里面装，大包大揽，只能是不堪重负。不该做的做不好，该做的也没做好，职能设置不科学，制约了行政效能的提升。

因此，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做好“加减法”——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不该管的要主动退出、坚决不碰。比如，济南市整合原市长公开电话和38条政府类热线，开通12345市民服务热线，在政府网站设置12345市民热线栏目。该热线由市政府办公厅督察室牵头管理，以服务外包方式引入公司运营，实现电话、短信、网络三位一体运行，可24小时受理市民诉求。株洲大力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成网上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减少审批事项69项，缩短办结时限1/3以上。这“一增一减”，给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也提升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要减少微观事务管理，比如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等。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组部副部长王秦丰所说：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是下放权力。简政放权不是当甩手掌柜，而是为了让政府轻装上阵，集中力量做好该做的事情。只有让“政之所为”与“民之所需”更好对接，干出成效，才能赢得百姓认可。

横向比较有助于一些人摈弃偏见，更加客观理性地观察中国发展变化，加深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

“我国改革已步入攻坚阶段,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改革的论述，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德国《柏林日报》说，改革和变化仍是中国未来的“主旋律”。

应该说，世界对这一主旋律并不陌生，对改革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也有清醒认识。早在几年前，一位西方学者就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竞争优势，就在于它愿意适应任何必要的以及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变革”，“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整和适应，也很少有民族有它这样的事业心和雄心壮志”。

今年，国际舆论透过两会对中国改革的观察更加精细。

新加坡《联合早报》道出了其中一个原因：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变革期的中国，高层人事变动及政府机构改革的步骤将影响中国未来10年治理的整体结构。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不仅事关自身发展，也将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新动力。可以说，对中国改革的关注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旁观”。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舆论聚焦中国改革时还生发了不少感慨。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艾斯瓦尔·普拉萨德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肯定中国推动发展模式变化的稳健和成效。这位学者指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政府还能够逐渐朝正确的方向推动这艘巨大而快速的经济航船，这一点就是显著的成就。英国《金融时报》写道：胸怀5年、10年甚至20年规划的中国领导人，多么具有远见。

这种感慨显然有其现实指向性：不少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困境，但势在必行的变革难以推动，个别国家甚至出现政治瘫痪，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现实是最好的教材。这种横向比较有助于一些人摈弃偏见，更加客观理性地观察中国发展变化，加深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

欧洲外交政策协会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柯尼西说，中国的政府管理和西方有很多不同，按照西方政治思路去评判中国是不合理的。过去10年，中国政府的管理至少保证了这样一个大国稳定向前发展，“这就说明政府所做的一切合乎中国国情的需求”。德国《时代周报》也指出，中国仍将是改革的国家，必须行动的压力巨大，但中国不会按西方的标准去实践，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发展是硬道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这不仅关乎硬实力的增强，也意味着软实力的提升。

要是问社会存在哪些问题，估计每个人都有话要说；要是再问解决方案，各种建议会人言言殊；而要将众说纷坛“统一”起来形成决策，并且能让大多数满意，就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程。

大家都认为贫富悬殊——人民网的调查显示，98%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收入差距大。可哪项措施对缩小贫富差距最有效，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60%的人觉得应该提高工资标准，21%的人期望切实查处贪污腐败等行为，9%的人认为要打破垄断，加大行业的市场化。当然，解决问题可以“多管齐下”，但要找到最佳路径，殊为不易。

可见，在一个利益多元的时代，“不可能让13亿人都满意”。这样的理论正确，往往与每一个人的期许有差距。谁都希望自己满意，结果必然有纷争——开车的人想省钱，会反对油价上涨，政策的制定者从节约能源和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更倾向于使用价格杠杆；地方官员出于拉动经济的需要，要引进大型化工项目，当地居民害怕环境污染，会竭力反对。

诉求的不同自然产生分歧，这很正常。有分歧不可怕，怕的是各个利益主体互不相让、难以沟通，以致对立和割裂。审视当下的社会问题，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和政府与民间、精英与草根的互不信任、彼此隔阂不无关系。

解决问题，在分歧中达成共识，其实就是决策。它包含着两种含义：既是一个计划的形成过程，即做出决定；也是一种结果，即最终方案。决策分析将一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分解为三个层面：意向层面——决策表明政府的立场或姿态，即它承诺要做的事，比如，治理环境污染；活动层面——决策过程中政府采取的行动，比如，征收排污费；结果层面——政府行动的结果，即其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比如，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

决策的过程，是一个计划、比较和选择的过程。一项决策的好与坏，是否能获得支持，取得满意效果，在决策的一开始就初现端倪。如果征收奢侈品税的动议，没有仔细考虑国民的消费能力，税负最终由谁承担，征收的成本和现实可操作性，只假设一个税率，然后自说自话地论证收益及效果，最后不经民众讨论直接出台，自然会因为缺少科学性和民意支持而“先天不足”。

不管是取消养老金双轨制，还是征收遗产税，最终的决策者一定是政治精英们。如果在决策的过程中，没有公众参与，仅仅是少数人“智慧的结晶”，就很难产生“共识”。即便它秉持公心，为着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设计精妙甚至几近完美，也一定备受诟病。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良好的初衷或家长式的一片好心，都不是民众必然接受的理由，赢得支持的唯一方式，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程序公正了，决策才可能更科学更完美，更能赢得广泛的满意度。

就现实而言，人人参与决策很难实施，所以，才有代议制。召开两会，就是要对国计民生进行决策。称职的代言人，既会为他（她）所代言的阶层谋福利，争取政策的优惠，也会基于理性、责任和良知，放弃少数人的局部利益，而选择为公共谋福利。

好的代言人，应该让选民们知道，自己就某一议题投了赞成票还是反对票，理由是什么。并且，在决策形成之后，向选民们答疑解惑，以便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民众对决策的支持和认同。

让13亿人都满意并无可能，程序正义却能保证大多数人赞同。开放民主的社会，没有众口一辞，也不可能有所有人都赞同的举措，有的只是决策过程的科学透明，以及对基本价值——公平、正义的追求。

关注2013年全国“两会”系列社论之九

可以考虑借鉴税收管控的做法，利用互联网系统，将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与人大预算审查机构实现电脑联网，以便人大适时了解政府财政收支情况，经常查询国库的异常支出和收入。

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各代表团开始审查预算报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首次接受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这意味着我国向完善“全口径预决算”审查制度再迈重要一步。

社保基金入预算，是民意所归。近几年来，养老保险的话题为舆论屡屡关注，加之一些地方“社保案”不断浮出水面，公众对社保资金管理产生了一些担忧，因此，社会保险基金迫切需要纳入预算审查范畴，给公众一个明白账单。正如人大代表郑功成所说：“以前政府是社保费的责任主体，现在全国人大也成为信用担保方，这对资金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保障安全性无疑是‘双保险’。”

社会保险基金入预算，也是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政府每一笔花钱行为，都应接受人大监督，社保资金作为民众的“养命钱”，当然不能例外。从这意义上说，不仅社保基金，所有行政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账单都应编入预算，接受审查。

公共财政预算是政府的“血液”。人民监督和制约政府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让人大能够真正掌控财政的“钱袋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控制了财政预算，也就可以实现对政府的有效制约，确保“权为民所用”。高质量的预算审查，对遏制腐败，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三公”消费，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都有重要意义。

预算审查，是个繁重的任务，今年再加上每年收支金额高达五六万亿的巨额社保账单，对于许多人大代表来说，读懂和看明白预算就是一个不小的难题。那么，如何提高代表审查预算的成效？除了加强代表财政知识学习等工作外，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也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例如，能否赋予人大对预算草案的修正权。预算修正权是现代议会的核心预算权力。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了人大的预算审查批准权，但在现实中，如果没有预算修正权，使得人大只有两种选择：整体否决或整体通过预算草案。所以，为使人大的预算审查权真正落到实处，激发更多代表预算审查的热情，未来在制度上可否考虑增加预算草案的修正权。

再如，能否考虑逐步将各级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全部专职化，由精通经济和财政以及法律的人员组成；同时，逐步实现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常态化，对政府部门的财政收支进行审查、听证，以实现财政收支审查监督的完整性、全程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会议情况和审查情况，可以及时向本级人大代表通报，以方便其在人大全体会议期间进行预算审查。

还有，能否考虑建立健全人大对政府财政收支的实时监控机制。比如，可以考虑借鉴税务部门对税收管控的做法，利用互联网系统，将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与人大预算审查机构实现电脑联网，以便人大适时了解政府财政收支情况，经常查询国库的异常支出和收入，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社会各界对预算审查高度关注，希望人大代表不负公众重托，在审查过程中尽心尽责，使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能花在阳光下，用在刀刃上。

在两会场合，能够拿出提案议案，的确可以视作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具体表现。但是，如果将有没有提案议案视作唯一的履职标准，不免偏颇。

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说实话、说短话蔚然成风，甚至出现了“抢话筒”发言的情况。交际式应酬式语言，被大大“节约”掉了。踊跃的发言潮背后，是政治权利得到充分尊重的议政氛围，渐趋浓厚。

除了说，还有写。代表委员们是否有提案议案，提了些什么建议，一直就是两会的焦点。有没有提案议案，有多少提案议案，甚至被习惯性地当作代表委员是否履职的参考标准。

代表委员，是民意与行政之间的桥梁，是监督权的具体行使者，绝非单纯的“荣誉称号”。在其位谋其政，确是对他们的应有要求。从这个角度说，在两会场合，能够拿出提案议案，的确可以视作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具体表现。但是，如果将有没有提案议案视作唯一的履职标准，不免偏颇。

今年两会，政协委员俞敏洪说本来要提两个提案，但现在只提一个。他表示，没经过调查研究就出提案，是“添乱”。这番话，值得回味。

提案议案，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国事郑重，济民也好革俗也好，不能不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充分把握上，否则，既可能因为信息偏差而导致意见分流，也可能干扰决策思维。处于转型期社会，更要讲求客观的重要性。不同行业，不同社会角色，对于同一事务的价值判断角度的差异在趋于加大。尽管协商或博弈正是弥合差异的主要途径，也是两会的主要功能，近年来协商的充分性也在持续增加，但是，如果没有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为基础，即使协商和博弈再充分，也很难得出最恰当的结论，反而容易造成协商成本和行政成本的无谓增加。实事求是，其实是常识，是降低无谓成本不能偏离的原则。协商、监督、行政，都不应背离这一原则。

应该看到，人们之所以对代表委员们的提案议案关注，是政治热情的一种表现。解决前行道路上的问题，离不开基于这种热情而酝酿出来的共识，这种共识也是改革的力量来源。但也要看到，关注提案议案甚至将其量化，与是否切实履职并无直接对应联系。

今年两会，有不少新代表、新委员，即使拥有较为丰富的一线经验，但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就拿出多少好的提案议案，并不现实。履行好新的政治职责，更重要的是结合实际情况，在更宏观的视野中，寻找到能够革除弊端，增加公共利益的好想法。建言建议是一种途径，代表民众行使好监督权，同样是一种途径。

参好政议好政，既应体现在两会这样重大的政治时刻，也应体现在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中。

务实不仅仅体现在省纸张、撤横幅、不封路、不浪费等细节，也反映在抓好议程、搞好审议等环节，体现在多说实话、多听实情、多谋实事等方面。

“让这个代表把话讲完。”3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李克强发言时，全国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肖安江插话，谈起对城镇化的感受。工作人员为不影响审议进程，婉劝肖安江长话短说，李克强却坚持听完发言。

这个会场插曲耐人寻味。一则，“把话讲完”体现了对代表的尊重。在两会的舞台上，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乡村农民，都是人大代表，都在依法履职，具有平等话语权。微言大义，“把话讲完”也是法治精神的折射。

二则，坚持把话听完，是因为代表发言有干货、有价值、应该听，这体现了对民意的重视和吸纳。肖安江是民营企业家，对城镇化当有切身体会，并提出5条建议，从中可以了解基层企业家的想法、农民的愿望，从而使城镇化有关决策更符合实际。可见，善于倾听、良性互动，不仅反映了领导人听真话、要实话的雅量，也是察实情、定良策的政治智慧。

不只是面对领导人时敢插话，观察今年的两会会场，抢话筒、争发言、热烈讨论、观点碰撞的场景比比皆是。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展开思考、深入交流，让每个人的呼声和意见都参与进来、融入进去，形成共识才有更牢固的基础，谋划的方案才能更科学合理。在改革攻坚时期，面对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社会，更应敞开大门、集思广益，为改革发展的制度设计、实施举措奠定更坚实的社会基础。

“我相信，大家对群众的感情大过站起来发言的勇气。”对代表委员来说，面对一个民主开放的政治舞台，把时间和话语权留给真言良策，留给自己所代表的那些百姓，正是职责所在。这次两会，无论议案提案还是现场发言，代表委员都不是简单写写、随便说说，很多都有基层调研、一手资料、专题研究作支撑，展现了扎实的功底。也不只是提出问题、批评批评，而是注重理性分析，提出对策建议，不空谈、出实招，成为议政建言的一大特点。

几天前在本次会议首场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会期为何压缩不多，新闻发言人傅莹回答，这次大会议程多，事关改革发展大计，需要足够时间让代表们充分讨论、审议，才能开好会、履好职。会场上，一方面是“让代表把话讲完”的尊重，一方面是代表委员竞相发言的热情。从这样的良性互动中，我们对今年两会的务实会风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务实不仅仅体现在省纸张、撤横幅、不封路、不浪费等细节，也反映在抓好议程、搞好审议等环节，体现在多说实话、多听实情、多谋实事等方面。这样的会议，其成效值得期待。相关报道见今天A04-A13版

本网评论热词：2013年全国两会

两会是各个利益群体争相登台亮相表达诉求的机会。在这个舆论场中，声音会被媒体放大，会得到高层的倾听，会形成无法回避的热点，所以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界别都在竞争着媒体的注意力，争取成为舆论讨论的议题，并得到重视。

众声喧哗的信息海洋中，我们需要倾听真民意——更要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声音，分辨那些在两会舆论场中可能被淹没的声音，让无声者有声。最容易被遮蔽的无声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失衡的舆论下的“无力发声者”，一类是多数人暴力下的“不敢发声者”。

都说互联网的发展给了每个人麦克风，让每个人有了言说的机会。这只是一种幻觉。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表达门槛，它并没有消除话语的失衡和言说的鸿沟，很多人仍然被排斥在网络之外。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和微博的崛起，网络的声音很多时候被放大了，网络民意甚至被当成了民意的全部。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网络民意只代表了很少一部分“爱在网上表达意见者”的声音，并没有充分的代表性。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民工几乎还在网络之外——接触不到网络的底层人，因教育和技术的障碍不能上网者，不喜欢在网上说话的人，成了网络时代声音被屏蔽的失踪者和无声者。

网络也是一个某种程度上话语失衡、声音失真、理性失语的舆论场。符合民粹情绪的偏激声音和极端观点，反智、反精神、反权力、反强者的声音常被无限地放大，中庸、平和、思辨、公允的理性声音却往往被边缘化，甚至被淹没。那里比的是谁的声音更高、更能吸引眼球、更能挑逗起公众情绪，而不是更有思想的附加值、更接近真理。于是，一方面是网络中滔滔民意，一方面是网络之外沉默的大多数。

再来看人大和政协，这种制度化的平台就有了相对全面的代表性，人大的制度安排和政协的界别涵括了尽可能多的社会阶层与人群。但由于代表制的不完善和界别设置的局限，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包括进来，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农民工代表和农民代表的比例一直在提高，但其在代表中的比例与其群体的人数相比，还是过于弱小，他们的声音常常被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的声音所淹没。还有这些弱者：老人、孩子、失能者、残疾者、边远山区一辈子走不出大山的人，他们很少能在两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还关注到另一个人群，他们实际上也是这个社会的沉默者。就是官员群体，这个群体看似强大，也拥有话语权，整天在各种场合发言，说的话比谁都多。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无声者。很多时候，他们面对的总是有情绪的网络舆情，他们不敢说真话。在很多议题上，似乎已经形成了很多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比如要取消官员的公车，要破除官员的特权，要削减官员的福利——大家都这么以为，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面对媒体时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喊一通豪言壮语。

可是，他们真的这么想的吗？很多官员在酒桌上聊的话，跟在面对镜头采访时讲的话，并不一样。有的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不是采访，咱们就随便聊聊，你千万别写到报纸上去。他们对舆论有一种恐惧，担心说真话后会被拍死——实际上已有不少被拍残的前车之鉴。情绪化的民意，似乎在逼着官员不能讲真话，讲真话可能受到可怕的惩罚。

所以，两会这个舆论场上，应该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声音。

在6日上午全国人大浙江团进行小组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做了个实验：他从包里取出一袋花生米，数了10颗，扔进会场的玻璃杯里，用冷水一冲，短短几秒钟，整杯水都变成黑色。在黑水传递过程中，他又掏出几包鸡蛋精，“这个更坏，价格600元一斤，一吨鸡饲料中只要添加40元的分量，就能让所有的鸡生出来的鸡蛋都变黄，变成本鸡蛋的成色。”（《钱江晚报》3月7日）

见过“环保卫士”陈飞带500个菜篮子开两会的，也见过陈光标身穿绿衣服旁听两会的，但从未见过如朱代表这般带着有害食品样本进京赴会的。他的实验收到了奇效，报道用“满座哗然”来形容。然后，惊骇之余的代表们围绕一包花生米展开了一场关于食品安全的激烈争论，讨论不仅主题突出，而且有“干货”，很多代表提出了整治有害食品的金点子。这得归功于朱代表所做的花生米实验。

用一个小小的实验来表达他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这样的参政方式本身就够新奇的了，更令人惊诧的是，他居然带了很多有害食品样本进京赴会。不说携带不便，就冲他的搜集“资料”的工夫，便足以让一些心不在焉的代表委员汗颜。可以肯定，朱代表在搜集有害食品过程中，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走访调查了很多生产厂家和经销商，听取了众多选民的意见建议，做了大量的案头功夫，然后才有备而来，履行一个代表职责。

可见，朱张金代表真没把人民代表的头衔仅仅看做一种荣誉，而是实实在在把自己看做选民的代表，真真切切要为民建言，要将选民最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反映到两会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代表意识，他才会不辞辛劳去搜集样本，也才会不怕麻烦把它们带到北京。

相比于朱张金代表，一些代表就缺少使命意识和代表意识，尤其是缺乏注重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他们借口工作忙，平时很少深入基层，就民众关心的热点焦点走访调查，待到要进京开两会了，才闭门造车，临时抱佛脚，忘了自己代表的那67万名选民，只满足于做一个空谈代表，一个举手代表。

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面对社会上对成品油质量的质疑时说，大城市中车多，所以我们感觉到污染大部分来自汽车尾气，其实最大的杀手是煤炭，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70%的能源靠烧煤获得，“有的排放污染是以百万分之级别计算的，国四排放的硫污染是百万分之五十个单位，标煤的污染达到了百分之一到二个单位。”傅成玉还表示，煤的基数如此大，所以从全国环境治理来说，当务之急应是治煤。某个城市汽油标准再高，如果周边城市有几个炼钢厂，再加上煤炭和水泥项目，那就前功尽弃了。他说：“现在大家都骂雾霾是因为我们油质不过关所致，我们也很无奈。”（《大连晚报》3月7日）

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究竟是“煤”还是“油”？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还是不要过于纠缠为好，更没有必要因此引起“煤企”和“油企”之间的互相抨击、掐架，继而变成推卸责任。在造成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里，“煤”和“油”都榜上有名，难辞其咎。至于谁是“罪魁祸首”中的“老大”、“老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煤企”和“油企”都能够主动认真地检讨自己存在的问题，诚恳虚心地接受公众的质疑和批评，并且施以诚意和高招，为减少大气污染尽一分责、努一把力。如果大家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而非国家社会的利益去看问题，注重强调客观理由，努力推责于他人，岂不是会显现出这些大企业老总责任意识淡薄？

其实，大气污染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难免要付出大气污染的代价，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难以规避这一风险，只是污染时间的长短不同，污染程度不一罢了。目前的问题是，不管是煤企还是油企，均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大户，而且“煤”和“油”也是一对现实生活离不了，又总是受到公众非议的“难兄难弟”。此时，作为油企更应该针对大气污染加剧的事实，以及公众寄予的期望，转变经营和发展观念，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以减少污染。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种理念应当成为油企、煤企当仁不让的责任和追求，只有自己做得更好，才能赢得更多的社会信任。找“替罪羊”和“挡箭牌”只会失信于民。

“政府花的每一笔钱都要纳入监督，这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反对腐败”、“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治理香港严格按基本法办事”……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人代会首位女发言人傅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得最多的是法治。

回顾十一届全国人大的五年任期，最大的一个亮点也在法治建设。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与社会民意共鸣，一部又一部法律精品不断问世。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到2012年底，我国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43件，行政法规721件，地方性法规9000多件。

与宏观数据相对应的，是老百姓对法治生活前所未有的强烈感受。由于人大立法一直在努力追求与民生相融合，法律不再是一条条枯燥的条文，而是“为民所用”的保护伞。从规范劳动关系、为保护劳动者权益撑起“保护伞”的劳动合同法，到为亿万中国百姓编织起“安全防护网”的社会保险法，从保护全民健康的食品安全法，到对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全面修改等，无不彰显了立法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精神实质，也使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法治红利。

在法治建设方面，人们最熟悉的是这么四句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国家和社会生活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标志着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方面，立法还需加强，法律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在改革攻坚时期，一些老问题尚未破解，不少新问题又涌现出来，治本之策，常常在于法治。比如，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傅莹谈到环境立法问题时，既指出我们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法律已有30多部，也坦陈目前的法律主要是从单向资源利用、从保护和管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规范，距离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规范还是有差距。这说明，环境立法还有改进余地，也大有可为。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

另一方面，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实现依法办事，显得更加重要。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段关于法治的名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因此，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不仅要看立法的数量和法律制度的健全程度，更要看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分量，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

从代表的建言献策、讨论审议中，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环境保护，无论是反腐倡廉还是道德建设，普遍表达了加大执法力度、提升违法成本、维护法律权威的强烈愿望，也提出了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比如，不少代表就建议，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网络反腐也需要制度来规范，网络反腐绝不能止于“晒艳照、亮房产”，必须成为制度反腐的有益、有效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多年来的法治实践说明，只有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就能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有法治力量的给力推动，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会更好地实现，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也会有更坚实的保障。

本网评论热词：2013年全国两会

全国人代会第一位女发言人傅莹的首度亮相让人惊喜，她的优雅、亲和，都成为关注点。“一袭宝蓝色风衣与银发交相辉映，黑色镶金珠项链更显时尚典雅”，“始终保持微笑，不时转动着手上的铅笔”，“语速适中，甚至在面对咄咄逼人的问题时，也没有提高声调”之类的细节，同她在发布会上的言谈观点一起，让一场常规的新闻发布会与众不同。

硬新闻并不缺，有关人大代表的比例，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有关钓鱼岛问题，有关财政预决算，热点事件都有回应；软新闻也不少，发言人的妆容，她谈经济问题时的“小磕巴”，她的日常生活，还有先生对其首秀的看法。两者汇集一起，可谓软硬兼施、刚柔兼济，一段有滋有味的时政新闻惊艳登场。

政治因人而鲜活。抽象的政治理念，是通过个性化的政治人物来传达的。出行轻车简从，不封路不管制；座谈会上真正讨论问题，不听念稿；面对遇难者悲悯落泪，做完报告时深深地鞠躬，都是执政理念的具象化表达。甚至新闻发布会上的着装，讲话时的口气语速，出席会议时的座次，招待晚宴上的食谱，都传递着一定的政治信号。

当报道领导人新闻的画面上，出现光屁股的小孩儿；当网络上汇聚着领导人的粉丝团；当新闻发言人不再表情呆板、千篇一律；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政治——不管是严肃的改革路径、立法议题，还是八卦的逸闻趣事、小道消息，公众的社会生活正悄悄发生改变，政治正慢慢恢复“众人之事”的本来面目。

对于民主政治的领导者而言，民众的喜欢、支持和认可，是其顺利实施执政理念、推进社会变革的基础。民主政治是一种协商，无法依靠强权来推进，一呼百应也不是集权统治下的个人崇拜，它源自每个人的政治自觉，是对执政理念的真心认同，只可能争取最大的多数，于妥协中求同存异。

开放的政治，需要有个性魅力的政治人物。理念是抽象的，政治人物的人格力量却能真实感知，并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感召力。它的独特性，不仅在于气质、表达、做派的不同，更在于其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对未来的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对旧有体制、规则、观念的突破，对路径依赖和条条框框的摆脱。回首中国政治几十年的历程，会发现那些充满人格魅力的领导者，都有破旧立新的胆量，百折不挠的执著，不怕毁誉的从容。

政治的走向，取决于政治人物和参与者的作为。作为政治精英，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决定着政治基调——开放或封闭，民主或集权，他们应该是魅力政治的代言者，而不是模糊不清的政治符号。

这种魅力政治，具备鲜明的个性特色。不是人群里一个代表或委员的称呼，不是会场上一只沉默举起的可有可无的手。而是活跃的代言人，激烈争锋的辩手，实现权力赋予的投票者，推动变革甚至“革自己命”的改革者。

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人们记住了外柔内刚、充满知性魅力的发言人傅莹，她于无声中悄然改变着会风，于微笑里传达着中国声音。会场外的一个偶然，人们看到省委书记赵正永扶起摔倒的摄影记者；还有被媒体包围沉默不语的部长，提议扣工资做慈善的代表，追问食品安全问题的委员……你可以说这些是小事件，只是，这一个个小事件，组成两会的个性图谱，使之单调或丰富，呆板或生动，肤浅或厚重。

而或深或浅、或浓或淡的两会，其实是中国政治的缩影。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反观今年两会的提案议案，我们在不少代表委员的身上，也看到了这种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例如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提出究竟是“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这样振聋发聩的质询。政协委员葛剑雄选择继续跟教育部死磕，要求教育部就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进行更深刻广泛的道歉。

两会上，我们不仅需要看到简朴务实的大会作风，更希望看到代表委员有分量的提案议案，看到敢于向改革深水区进军的人民代表，敢于说真话来应对公众的官员代表。当发改委主任张平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调控政策时，他表示听说过民众编的段子，发改委一调油价航空公司就“出事”，但相比于幽默的回应方式，公众肯定更希望看到发改委能及时公布油价购买价，以及准确的税务结构，看看中国油价究竟是怎样与国际接轨的。

啃硬骨头、涉险滩是解决目前改革向前推进的不二法门，同样，人们也期盼两会上的提案议案都是直指民众关心的问题所在，代表委员提出的应对方案都能不忌讳改革阵痛的根源，用破釜沉舟的勇气去应对前进道路的艰难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