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新期待，还是新梦想，抑或是前行的新动力，亿万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让中国梦更加契合自己的福祉。

今天两会将拉上帷幕，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已经产生。从十八大到全国两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完成了新老更替，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如果说，这两大盛会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那么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则是被亿万民众寄予殷切期待的焦点。

十八大之后，中国梦在纵贯170多年民族奋进史之后，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点燃了13亿人民新时代的梦想。今天，两会不仅让它的路径更加清晰，也凝聚了亿万人前行的正能量。

无论是新期待，还是新梦想，抑或是前行的新动力，亿万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让中国梦更加契合自己的福祉。有了这个高度契合，民族复兴与人民福祉就会体现于并肩的奋斗，个人梦与中国梦就会会合于民众的家国情怀。

对于亿万人民来说，这种契合是具体的、可感的、切身的。无论是期待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稳定的工作，还是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归根到底都是希望生活更美好。让人民生活更美好，这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梦的实现前提。

这些天，外媒热议新一届领导人仍将面临维持经济较快增长、缩小城乡差距等挑战，公众的视角却更多从自己的生活诉求与感受出发。解决了民众的生活难题，使民众的生活有好的未来预期，有实在的幸福感，中国梦的实现就坚不可摧。

在这个意义上，新一届领导人的确面临着诸多难题、挑战和考验，又承载着民众更多更高的期待和诉求，这个担子并不轻松。这样一个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大国，它的现代化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今天的中国，走到了一个关键阶段，面临一个全面升级转型的时期。也许，它的真正难题在于民众的更高期待诉求与现状改变艰难之间的距离。弥天的雾霾让所有人无法忍受，但雾霾产生的背后，不仅有汽车尾气，还有亿万人生活用的燃煤和无数污染性企业，立马让雾霾全部消失何其艰也。教育拼爹等不公平现象让全社会诟病，但GDP4%的教育经费占比都历经将近20年，面对城乡、区域乃至发达城市内部的教育不均衡现实，这个4%仍显不足，明显改观岂是旦夕之间的速成命题？

由是，新一届领导人承载着更高更多的期待与诉求，同时也需要民众的理解与宽容，更需要一起努力去改变。而现状的改变、期待的实现、诉求的满足，也许都难以一蹴而就，但如果能与发展同步，民众就有了信心。民众生活的改善越明显，就越会释放更多谋求发展、实现梦想的动力。有了这样的信心与动力，难题的破解、梦想的实现都会来得更快。本报特约评论员常池阁

伟大时代给了中国人实现梦想的宽广舞台，制度变革为追求梦想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个春天，从两会会场到街头巷尾，“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话题。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昨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中国梦为主题，向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话语铿锵，掌声雷动。这掌声，不只响起在人民大会堂，也激荡在13亿人的心里。

“中国梦”何以在国人心中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它拨动了大家的心弦，道出了共同的心声。去年底，习近平深情阐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句“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抓住了“家国梦”这个最大公约数。而这一次的三个“共同享有”，更激发起人们实现梦想的无限期待。

伟大时代给了中国人实现梦想的宽广舞台。改革开放，释放出人们追逐梦想的巨大能量。亿万农民工为“城市梦”打拼，推动了城镇化的时代进程；无数创业者为“财富梦”奔走，激发出市场经济的无限活力。无数“出彩”的人生，撑起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想时代。“小巨人”姚明因此感言：“感谢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使我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制度变革为追求梦想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有梦想就有方向，有机会就有舞台，有奋斗才有未来，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这一切才皆有可能。公平分配是保障房的“生命线”、让“拉杆箱一代”农民工享受同城待遇、防止“择校热”损害教育公平……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对深化改革的呼唤，与“梦想之声”形成交响。它所折射出的，正是党和政府通过“天下为公”的制度安排，为梦想护航的不懈努力。

“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从梦想与公平的角度看，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态，可谓充满担当。从构建网底不破的民生保障网，到打造公正“一杆秤”；从破解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到“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的决心，所思所虑，实实在在，彰显了维护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

梦想不会自动实现，机会也不会自动到来。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改进作风反对特权，异地高考改革破冰试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向深入，新农合大病医保扩容，推进依法治国“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登记门槛……教育、医疗、司法、市场，公平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梦想之火。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它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梦想汇聚而成。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社会运行，珍视每一个梦想、呵护每一次努力，让更多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13亿人组成的，将是力量磅礴、不可战胜的“梦之队”。

一位人大代表在两会上的“发飙”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被称为“两会好声音”。这位代表说：和谐社会也好，什么纲领也好，对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如果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批评虽然很尖锐刺耳，也有点儿偏激和绝对，却说到了很多百姓的心坎里。百姓的评价标准确实很感性和直观，不听口号，不听套话，不信虚的，他们有自己朴素的和谐观与幸福观。

这种感性、直观和直接的评价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江苏代表团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到了。在谈到改善太湖生态时，习近平说：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前段时间，有网民悬赏约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以这种行为艺术敦促政府部门治理被污染的河流。

确实，老百姓的思维就是这么朴素。谈到湖泊的水质，不要说政府作了多少努力，不要说为减少排污牺牲了多少GDP，不要罗列多少宏大的概念和光鲜的口号，如果地方官员自信水质达到标准的话，那就下来游个泳。这不是绑架，而是百姓朴素的环保观：官员自己都不敢下水游泳，还遑论让民众相信“水质有了很大改善”？

老百姓虽然未必懂“和谐社会”精准的含义，未必了解“环保友好型社会”的全部内涵，但他们有生活经验和常识，他们对于环境有着天然的利益感觉：生活在雾霾之中，一个月只有5天没雾霾，水中能闻到腥臭味，这种直观能感受到的“不幸”，是任何文字和概念都粉饰不了的。百姓评价官员的政绩和政府的表现，体味自己的幸福感，从不会拿那些外在的宏大标准去度量，而是用自己的鼻子、眼睛、耳朵、嘴巴和四肢。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政治是非常简单和单纯的，无非就是解决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问题。真正的政治，应该简约为公众可感知的幸福，简约为每个人都能听得懂的浅显道理，就像“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那么浅显。

一位作家曾说，验证一个城市是否发达，最好来一场大雨。雨后，如果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先进城市；如果积水充足，小孩可以在街头用网捞鱼，这大概还是发展中城市——这也是百姓评价一个城市最直观的标准——生活是否舒服和方便，包括夜里走在路上担不担心被抢，老人摔倒了会不会有人扶。

各地政府都在制订各种政绩评价标准，并且数字化呈现，甚至设计出个什么系统。如果真以百姓评价、公众幸福感为最重要的标准的话，就应该尊重百姓那最直观的感知，问老百姓应该怎么制订政绩标准，并把评价权交给最有发言权的老百姓。

从“两会”上传来两条消息，一条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参加江苏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科学发展要把生态作为一个标准；另一条是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有关我国地下水污染情况的调查结束后，会全面向社会公布。现在有一个治理规划，已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环保部愿意公开我国地下水调查数据，很好。此前关于“国家机密”的说法，引起了争议，公开地下水调查信息将构成我国环保信息公开的一个进展，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使公众对我国环保信息的公开抱有新的期待。

当前环境保护是一个社会热点，它反映出来的不是某种社会趣味，而是我国的环保问题到了集中爆发期的现实，公共环境事件层出不穷。“两会”前波及全国的雾霾现象，山东潍坊企业向地下排污传言等，凸显我国环保形势严峻。

中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政府也把治理环境污染提上了议事日程，这都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要参与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前提是对国家的环境家底知情。只有知情，他们才有环保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并见诸日常的行动。当然，目前每个人并非没有切身的经验与感受，但也不乏有人在给他们“减压”，希望他们在环境问题面前淡定一点。

有关部门拒绝公开某些环境污染信息，或许自有某种难言之隐，比如我国土壤污染范围广、重金属污染重，污染很容易迁衍到各种食物中，一旦信息公开，可能引发公众恐慌。不公开，大家不恐慌，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公众对环保的麻木。不打一场环保的“人民战争”，单靠政府，其实很难达到环保目的。

显然，如果政府的环保决心大，要有所作为，就应当全面公开所有环境污染信息。去年国务院高层“力排众议”，指示环保部门实施PM2.5数据公开。现在环保部表态，将公开地下水污染调查信息。而土壤污染信息与农牧业、与大家的吃饭问题息息相关，公众有知情的强烈愿望。鉴于土壤污染的全国性调查早就基本结束，信息是现成的，更应予以公开。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公开我国环保的家底很可能利弊相随，比如知情的民众可能物议纷纷，对环保部门将形成巨大压力，但民意压力也可以变成政府推动生态建设的动力。没有压力，政府部门有了转圜空间，就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安排环保的进程，但它带来的很可能是推诿、拖沓和低效。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拖不起了，任何鸵鸟心态只会使问题不断积累，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总成本。

现在是自我加压的时候了。让公众看到真实的问题，让企业看到自己沉甸甸的责任。危机感可以把大家凝聚起来，并通过某种形式的组织与动员，向着“美丽中国”的目标出发。

每年全国“两会”召开，不断重复演绎着中国民主发展的春天故事。尽管脚本相同解读各异，但无论何人都会承认“两会”召开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民主就是开会”，这是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社会活动家的精辟之言。民主包含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参与多个层面的含义，但无论哪个层面的民主都必须借由某种形式外化出来。大众传媒的发达，使得社会大众对于“两会”的观察与会议进程几乎完全同步。预备会议、全体会议、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主席团会议等诸多会议形式借由媒介让社会大众得到直观辨识。审议、选举、表决等程序的展开潜移默化地启蒙公众的民主意识。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的代表委员，其会议中的言行随时都可能被媒体聚焦或放大。如何在民主的公共性下展现民主的素养，并接受人民的关注与审视，已成为代表、委员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既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又是人民民主的主要形式和主要管道。所谓根本政治制度，其根本意涵是其他一切政治制度皆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导而出，且能嵌入人大体制之中。比如“一府两院”、军事机关、国家元首都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人大配有质询、罢免、弹劾、特别调查等刚性手段保证上述机关接受人大的规制。在此方面，政协制度并不能完全嵌入人大制度之中，政协既不产生于人大，政协从制度层面亦不能监督人大。反之，人大除了以正式通过的法律要求政协服从且执行自己的意志外，实践上亦从未以决定、决议形式向政协表达自己的主张。“两会”同时召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制度化、连续化。其最大好处在于减少民主运营成本，并且智慧地衔接政协与人大的功能，使得政协委员的诉求借助“两会”这个民主的特定时刻，转化为国家机关的决策与运行。

“两会”的代表、委员汇聚起来总共有五千多人，为“两会”提供服务和后勤保障的人员也是十分庞大。绝大多数的代表、委员各自都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根据官方统计，仅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党政干部所占比例就在34%左右，如果计算企业、事业单位那些实际纳入党政干部管理系列的官员，则这个比例无疑会高出很多。很多党政官员同时担任全国、省市两级人大代表，更为特殊者是一些地市级的党政主官同时担任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每年岁末年初，他们在地市一级人大开会6天左右，省级人大开会8天左右，在全国人大开会12天左右，可谓高密度、长周期。

事实上，每年“两会”召开时表现活跃并且被媒体特别眷顾的代表、委员有很多都不具有党政干部的身份，角色决定立场的政治规律是未来优化代表、委员结构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大众民主预期的增长，代表委员的质素、会议的周期与形式、审议表决的规则等均需与时俱进。只有制度精密的点滴之变才能避免狂飙突进式的社会巨变，也才能让人民真切地分享民主带来的红利。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讲真话、道实情，要求说的话有过硬的质量，倾听者有听真话的雅量。

“支持讲真话、道实情。”新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闭幕会上的这番话，引起了广泛共鸣，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讲真话”的可贵。

今年两会上，领导人让基层代表“把话讲完”，为的是听听他们的“锦囊妙计”；不少代表委员在讨论中纷纷抢话筒、争发言，为的也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深刻思考说出来，以发挥积极作用。从这些场景中，不难发现，讲真话、道实情，其实关系两个方面：一是倾听者要有听真话的雅量，二是说的话要有过硬的质量。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真话的生命在于实事求是，是什么说什么，不夸大，也不缩小。按常理，讲真话容易，讲假话难。讲真话，一是一，二是二，说呗！可为什么有人还要说假话呢？无非是因为在不爱听批评的人面前，说真话比说假话更难。殊不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人、一个组织成长壮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行为规则。棉苗不修枝会疯长而不结棉桃，人缺少了批评会沾染歪风邪气。批评是防腐剂，批评是对快马的加鞭。因此，营造讲真话的环境，重在有听逆耳之言的气度和智慧，关键是创造包容的氛围、宽松的环境。

很多时候，诤言与批评之中，包含着现实问题、突出矛盾，甚至是容易忽视的另一面。善于听真话，鼓励道实情，就能多一些发现的眼睛、思考的头脑，帮助决策者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改进工作、推动发展，这正是真话的最大价值。

真话，发自真心，也源于实践。言为心声，只有心里有国家、有人民，意识里有责任、有忧患，才能自觉讲真话、道实情。也应看到，真话不是讲究说话艺术就能说出来，实情更不会自动跑到扩音器前。只有迈开两腿，走到群众中间，群众才会把心窝里的话掏出来。两会上，为农民工权益鼓与呼的代表，不少在工地和地下室体验过生活；为生态保护积极建言的委员，许多都下了实地调研、采集民意的功夫。

其实，不管是代表委员还是各级干部，只有迈开双腿、扑下身子，多下基层、多深入实践，多到群众中去，才会了解真情况，发现真问题，讲得出掷地有声的真话。倘若高高在上、信口开河，不但脱离实际，更会误国误民。

讲真话，还少不了一个“求真”。真是要用分析和归纳求来的。有些人“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缺乏去伪存真，由表及里，难免以偏概全。你说他讲的不是事实吧，倒也不假，但他说的只是细节的真实，不是本质的真实。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讲真话，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改革攻坚期特别值得提倡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不断调整的利益格局、多元多变的思想观念，不仅需要敢说话的勇气，更需要冷静观察的定力、理性思考的能力，方能道出人所未言、形成真知灼见。这，是今天我们激发真话力量的新考验所在。

日前，中央领导同志在参加江苏代表团讨论时谈到，“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寥寥数语，生动形象，切中要害。其中包含的三层意思，有深意，也有新意。

其一，讲“官”、“商”交往之道。此非“小道”，关乎如何发展、如何执政。如果把“官”联系到执政者来看，把“商”联系到发展市场经济来看，共产党当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治国理政，官、商之间不能不打交道。但经营经济，不等于“官商经济”。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监督等手段，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等于权力要服从资本。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法治环境和管理机制不完善，难免出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国际上，“权力资本化”曾广泛出现在南美洲、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其长远发展造成了很大损伤。前车之鉴，不可不察。所以，“官”、“商”要交往，交往须有道。

其二，讲“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历史上，我国长期重文轻商、崇仕贬商，甚至认为“无商不奸”。韩非子将工商之民称为“五蠹”之一。汉、唐都颁过“贱商令”。一度，我们也曾给商业活动扣上“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等帽子。改革开放，特别是对私营经济的放开搞活，商业复苏，创业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推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大家都赞成“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说法，对“商”从一个“贬”字转为一个“敬”字。官员当然也应作如是观。但“官”之敬“商”，乃“相敬如宾”之“敬”。官员有责任、义务为商人服务，但不能越位、更不能拿利益交换为筹码，以公权谋私利。商人当然可以享受官员提供的服务和便利，但应限于政策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而不能拿利益去贿买官员手中的权力。所谓“相敬”，就是“敬重”加“敬畏”。

其三，讲“官”、“商”交往不要勾肩搭背。细数无数落马官员，都有官商交往的影子。相敬如宾，“宾”者客也，不能称兄道弟，不要勾肩搭背，结成利益同盟，丧失起码的原则立场，触碰党纪国法的高压线。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总有不法商人觊觎干部手中权力，千方百计攀亲挂友套近乎，试图拉人下水，让权力沦为其牟利的工具。面对这样的权力风险，干部尤其需要自警自励。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官”“商”交往中防腐拒变，关键还在于干部头脑清醒、严于自律。其中的核心，就是“两条线”。其一，守住底线。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只能为人民造福，一点也沾不得私利。这样，才能时时敲响警钟、事事遵守法纪。其二，强化高压线。伸手必被捉，心中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加上“制度铁笼”的强力约束，双管齐下，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才能守得住底线、保得住清廉。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后，连日来，“两会”内外对合并后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机构名称议论多多。很多人希望可以简短一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昨日对外宣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拟对此作出修改，将“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改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3月13日新华社）

这样改名，确实改短了、简化了，读起来顺畅了。

这个新机构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每部电影的片头就会有它的批准放映文号。如果机构名称过长，人们看得累，念起来也累，所以很多人希望名称短一些。现在决定简化，有关部门从善如流，值得肯定。

事实上，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本来就是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后到底叫什么名称，还处在审议过程中，也就是可以讨论修改的。如果大家都觉得可以起个更好的名称，何乐而不从之？将“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改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实在是全国人大的权力所在。

政府新机构叫什么，带有一定的“技术”与“审美”色彩，出现多种方案很正常。这就像孩子出生，父母、爷爷奶奶都有腹案，体现了各自的趣味、愿望等。政府新机构拟叫“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好处是“准确完整”地表达新机构的职责，给人一目了然的印象。公众在网上拟了好多个名字，都各有各的理由，总的一条，是希望名称简短一点。此前，人们就常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简称为“广电总局”，现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名称，显然是吸收了民意的合理之处。

这次改名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开放性。全国人大是民意代表行使民主权力的场所，人大代表提议案，提意见，反映民意，属于宪法赋予的权力。听取民意改订政府新机构名称看起来是一桩“小事”，但说它是一种进步，并不为过。

□杨于泽（媒体人）

对于慈善联合会的职能定位，无论是慈善组织还是民众都很关注。作为一个“枢纽性的”组织，对慈善事业的影响不可小觑，建议民政部门和慈善人士、公众多做沟通，吸纳各方意见。

昨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透露，为了促使慈善组织的发展，马上要成立中国慈善联合会。作为慈善组织中的一个联合性的、枢纽性的组织，能够起到协调、互动、行业自律、行业维权的作用，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按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今后公益慈善类组织可去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必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可以预见，慈善组织将会引来新一轮的发展。随着慈善组织的日益增多，在政策制订、组织内协调、协同行动，乃至行业维权等多方面，确需成立一个联合性的组织，这有助于慈善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

人们希望慈善联合会以服务慈善组织为宗旨，别像过去有些行业协会那样，给慈善组织造成新的管束。

长久以来，很多从事慈善事业的人都有体会，过去一些部门对慈善不是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对于慈善联合会，一些慈善人士难免会有一些担忧：慈善联合会和具体慈善组织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慈善组织是否都必须要归入其旗下、成为“会员”？如果不愿加入慈善联合会，在发展中会否受到一些不利“影响”？慈善联合会又如何保证其在维权、协调分配资源上的公平公正？

能否消除这些担忧，关键要看慈善联合会的定位。关于“慈善联合会”，现在还没有详细的信息，但从有限的表述来看，这应该是一个以扶持、服务为主的行业组织，这个总的定位是正确的。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慈善立法还相对滞后，仅有《基金会管理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几部法规，对慈善组织的善款募集方式、救助对象确定、资金监管等方面，均缺乏系统有效的法律规制。在这样的情形下，加快立法进程之外，对慈善组织给予扶持，仍有必要。扶持不等于单向的管理，而要以有助于慈善组织健康发展为前提。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日前曾表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之后，政府会把一些事务性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其实，政府推动公益慈善组织发展，也应该循此思路。在“协调、互动、行业自律、行业维权”等方面，慈善联合会如何发挥作用，还要进一步明晰。

近日公益慈善组织可直接登记的利好消息，点燃了社会的慈善热情。在社会高度关注慈善事业下一步走向时，还需要民政部门及时回应民众关切。作为一个“枢纽性的”组织，对慈善事业的影响不可小觑。因而，建议成立之前和慈善人士、公众多做沟通，吸纳各方意见。

10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撤消7个正部级单位，新增3个正部级单位，其中就涉及到新闻系统的合并。方案中明确提出，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同时，不再保留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新华网 3月12日）

稍显过长的称谓，却清晰无误的展示了新组建的这个正部级单位的职能职责，即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而国务院这次事关新闻方面的机构合并，更是在释放至为明显的信号，即：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统一的文化市场监管体制正在逐渐形成。

长期以来，构建统一的文化市场监管体制都是群众关注的改革热点。从2004年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工作在北京、上海、浙江等9个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开始试点到现在，时间的年轮已经跨越了九个年景。特别是当很多省市区实行机构整合，对文化执法领域的综合执法机制也进行了合并，对2个正部级单位的合并无疑是水到渠成。

的确，在两个正部级单位未合并前，无论是职能分工还是职责监管上都存在交叉的情况。而这种交叉至少在两个方面有一定的影响，譬如针对某一项具体的管理事务，谁都有权利过问和处理，于是就有了抛绣球的诱因。再者，针对需要完成的某一项具体的工作，在配合和协调上往往也会因单位与单位的衔接而产生隔阂或延误。通过合并，两股绳拧成一股绳，更能理清“杂音”，统一思想，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文化改革的需要呼唤整合，而整合后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也更能推动文化改革的进程。毫无疑问，通过合并，更能形成统一的思想，形成合力，发挥“1+1＞2”的作用。通过合并，当能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从而使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做大做强，进而提高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加强市场监管，促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繁荣发展是2个正部级单位撤消重组的根本目的。要实现和达成却需要一步步脚踏实地。当前最重要的是理清职能分工，更好的统筹和利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资源。同时切合实际出台新的文化市场体制改革方案，使改革能稳步深入推进，见到实效。如此才能把新官上任的这把火烧旺烧好。

本网评论热词：政府机构改革

根据10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务院将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促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繁荣发展。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组建受到各方格外关注。从社会各方的反馈信息来看，大家感兴趣的已然不只是机构大小、职能撤并，而更期待着这次机构改革，催生新传媒时代的来临。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行业，既有个性特色，又具有紧密的关联性，随着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虽然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但业务重叠、监管交叉、相互制约等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版署、广电的合并，无疑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局面，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显然契合了机构改革的宗旨。

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各种传媒形式推陈出新，多种传媒优势各有千秋，让公众对全媒体消费寄予了更多期待。合并新闻出版总署和广播电视总局，无疑有利于统筹安排、协调发展，顺应公众欣赏品位、消费习惯、传播规律的形势要求，与时俱进，扬长避短，创新实践，最大限度地优化传媒资源配置，满足国民全方位、多样化的需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媒体文化模式。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显然不仅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同时也表现为文化繁荣、新闻传播的世界性，如何增强传媒竞争力，提升文化影响力，是新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组建，无疑有利于整合国内的传媒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做大传媒产业，做强文化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奠定优势地位，进而彰显国家文化实力。

3月1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再过几天，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也将闭幕。这个时候，我想介绍一下我的邻家阿婆——一位“两会粉丝”。

跟我住同一栋楼同一单元的一位老太太，十多天来改掉了她每天都要打麻将的毛病。因为这些天，她成了两会的“铁杆粉丝”：每天都猫在家里，看中央电视台的两会特别报道，以及省台的两会专题。老太太原本是我们这个小区很著名的麻友，几乎每天都要有几个小时跟一帮老姐妹泡在麻将桌上，打发时光。如果哪一天因特殊情况“缺席”，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手有些痒痒，心里也会空落落的。但今年的全国两会开幕以来，老太太硬是没挨麻将桌的边。因为她觉得，两会离她很近；两会上讨论的问题，很多都是她关心的问题。比如她最关心的养老金，还有空气污染、食品安全。十多天的两会新闻看下来，她心里有谱了：养老金还得涨，空气污染有治了，老百姓的餐桌也成了“国家大事”。

不仅如此。这阿婆知道我在公家单位上班，能上网，还可以在网上发表意见，有时候跟我碰面，总要拉上我“讨论”两会话题，还拜托我把她的一些看法写出来，发到网上去。教育公平，物价调控，甚至机构改革，大会选举，都能引发这位老人“讨论”的兴致。

我的邻家老太太，只是社会中最普通的人，只是亿万草根中的一分子。她在这个春天，不期然成为国家最高议政殿堂的“粉丝”，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两会的魅力。

特别能够吸引人的力量，谓之魅力。而且这种力量，具有悦人乃至迷人的品质。一年一度的两会，是一种政治设计，也是务实安排。政治难免抽象，但务实却很具体，它甚至具体到每一个社会成员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这样的的日常生活。每年的这个春天，5000多民意的代言人，从四面八方聚拢在一起议政建言。这是一次政治文明的展示，更是一次务实议政的行动。务实的会风连着民意，务实的议题围绕民生。正是这样的务实，缩短了“庙堂”与“江湖”的距离，国计与民生水乳交融，让普通人情不自禁参与其中，也让两会的迷人魅力得以集中释放。

邻居阿婆因为关心两会，而对自己偏好的小麻将忍痛割爱；她关注的议题如此广泛，并且还要发表意见。她作为两会的“粉丝”，也许无意间勾勒了一幅惟妙惟肖的两会魅力图。

近日，国务院拟新组建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成为此轮大部制改革中广受关注和热议的一个话题。这一改革，将推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驱动国有文化资产与产业化力量的全面接轨，加速文化传媒产业的有机整合，从而带动整个中国文化和传媒事业迈向一个新的春天。

大部制改革是大势所趋，文化传媒当有大作为。推进机构改革，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是新的历史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必需，更是十八大后在党中央领导下的重大战略举措。随着以数字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广泛应用，各种传播媒介自身已经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综合体，这就需要一种力量或一个机构来统筹整合；各种传播媒介的自我发展与壮大，较好较快地适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综合协调、齐头并进，而不是各自为政、相互阻隔；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统筹传播媒介的各类资源，促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繁荣发展，也需要大的动作。因此，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组建，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和经济社会形势的需要。

简政放权与“松绑”，将极大地促进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这次改革的深层次价值在于政府职能的根本性变革，彻底地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这条改革路径已经越发清晰。新组建主管传媒的部门，将进一步推进新闻传播政企、政事、政社的分开，在体制机制上着重从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资质认定以及社会组织管理等入手，最大限度的给各类新闻传播媒介“松绑”、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通过对出版、广播、影视等媒体行业市场准入的调整，变事前审批为事后监管，在活力与秩序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逐步形成合理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良性关系。这将促成传播媒介市场更活跃，政府监管更有力。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毫无疑问，对于当前的改革而言，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组建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前哨，更将对新闻传播市场本身和人们传统思想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在今年两会上，“开放”成为代表委员热点关注的话题：“扩大开放是永恒的主题”、“开放招商大有可为”、“开放既要扩大规模更要提高质量”……进一步扩大开放，正汇聚成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共识。

关起门来无法搞现代化。不开放，改革就会力道不足；不开放，发展就会事倍功半。过去五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2.2%，进出口总额提升到世界第二位，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位，累计实际利用外资5528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了新时期我国扩大开放的丰硕成果，也生动表明，只有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才能释放出开放的红利，汇聚起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强大动力。

具体到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发展，开放也至关重要。正如一位人大代表所言，“开放是活市之源”。以淮安为例，目前已与1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仅台资企业就集聚了台玻、旺旺食品等近千家，形成了以台资、港资产业集聚为鲜明特征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格局。2012年，进出口总额和出口增幅均居全省第一，近年来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始终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三到四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受益于我们的开放型城市战略。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如果说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开放就是激活改革、促进改革的助推器。十八大报告要求“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那么，怎样让开放战略发挥出“最大优势”？我的体会是，要把“走出去”和“本土化”结合起来，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资源配置，推动外资企业本土化，全面融入本地发展；要用好开放产生的“爬坡动能”和“鲶鱼效应”，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活力。

淮安是周总理的家乡，古时素有“南船北马”、“运河之都”的美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始终坚持把扩大开放作为战略举措，以打造开放型城市、壮大开放型企业、培育开放型人才作为重要支撑点，促进开放红利的持续释放，就一定能把周总理家乡建设得更加富庶美丽。

（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安市市长）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且经历着最快速变化的国家，没有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简单良方。过去5年，中国发展成就突出，但现在面临的挑战也可谓紧迫而艰巨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两会上，由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5年中国取得的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后发展中，中国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必须包括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改革的目标为，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减缓甚至逆转环境污染、减少腐败，以及有效处理突出的社会矛盾。一些快速发展的问题，比如资源枯竭、民众需求和国际竞争，让这些改革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理所应当地掌握着自身的发展道路，会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下这些方面的改革，是我个人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被证明为最重要的。若不成功开展，中国或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政企分开。现代经济体中，政府通常不干涉和参与任何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通常限制自身在制定法律法规、货币及财政政策、行业政策中的角色。在中央和地方层面，政府都不应该介入企业的运行和业务发展。这样的转变，有利于促使中国经济向富有活力、高效、高质量以及减少腐败的方向过渡。

提高法律系统的有效性、公正性和独立性，让法律法规发挥更大作用。有效、公正、独立的法制和法规体系能让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更大地发挥创造性和能动性，也会对损害整体利益的做法有所控制。法律法规还能限制官员的特权，减少腐败，从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进一步开放关键战略性行业，引入更多更开放的竞争。各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垄断和寡头政策很少能激发创新和提升效率。垄断企业往往会利用其优势，谋求强大的政治权利，再为其所用。应当对关键战略性行业进行改革，以推动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的增长。

给民营企业更多空间。给这类企业更多发挥能动性的空间，会增加经济活力，促进创新和创造就业。尤其是，企业应该受到法律体系的充分保护。

为社会创造更多均等机会。时下的中国，户籍制度阻碍了人们更加自由的流动，成为社会成员和城乡之间不平等的重要根源。逐步改革乃至废除户籍制度，至少能够快速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增加潜在风险。

让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如今，中国民众受教育程度更高，所获信息量也更大。法律法规如能进一步让群众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将释放巨大的创造力，也能让公众对政府行使权力进行监督。这对于中国环境治理也很重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环境治理，能够离开非政府绿色组织的参与。动员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中，才可能实现环境改善。

很显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且经历着最快速变化的国家，没有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简单良方。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在面临挑战时做出清晰判断，并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的能力已被外界公认。过去5年，中国发展成就突出，但现在面临的挑战也可谓紧迫而艰巨。

上述几条建议的根本在于，政府可以制定和实施法规法令，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支持，制定整体的优先政策，在出现市场危机和自然灾害时及时介入。同时，政府也应鼓励各种体制的企业根据市场运营，更加依靠社会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这将是过渡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核心。我希望未来5年，中国能有这些方面的成功的改革。

（作者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报记者李博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