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其中触目惊心的人性沉沦和法律失陷,曾激起舆论愤怒的声讨和追问,并促使有关部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整治运动。自那以后,“黑砖窑”这个词似乎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了,但昨天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却报道了一则黑砖窑再现的新闻:安徽界首警方近日从当地两处黑砖窑解救出30余名智障劳工,这些智障劳工有些是人贩子在街头寻得,然后哄骗到窑厂卖给窑主,有些则是被人贩子以每人200元左右的价格向出租车司机购买并转卖。与当初山西黑砖窑一样,这些智障劳工的生存状态惨不忍睹。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用的词是“再现”,然而我怀疑,黑砖窑劳工现象真的消失过吗?同样的罪恶是不是一直都潜伏在我们身边?

此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黑心窑主张学乾的供述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很早以前就在做这柱罪恶的生意了,2007年有关部门对黑砖窑的严打,不过只是使他从山东荣成转到了安徽界首——而且转场的原因主要不是监管的加强,而是原地砖窑取土困难。张还暗示,当地使用智障劳工的黑砖窑绝非他一家,他也是看别人使用智障劳工获利才效仿的。这样的供述说明,“严打导致黑砖窑绝迹”可能只是一种假象,挑战文明底线、让我们义愤填膺的黑砖窑,实际上从未消失过。

从界首警方披露的案情来看,这是一个比当初山西黑砖窑事件更惨无人道、更灭绝人性的生意。山西的那些黑心窑主主要拐骗的是民工及未成年人,因为精神正常心智健全,在暴力胁迫和沉重的奴役下他们还可以有反抗,还可以逃跑,还有起码的人的自我保护。而界首的黑砖窑中是一群智障者,他们被轻易地诱拐和绑架,像牲口一样被明码标价、卖来卖去,继而被驱使着像牲口一样地卖力工作,生活环境的恶劣甚至连牲口都比不上。整个过程,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待。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这并非界首的个案,黑砖窑买卖智障者的生意已成为一条长长的利益链,这个利益链起码的环节有:出租车司机收集贩卖智障者—“张学乾们”购买—不法窑主接收使用。许多无良的人就是这样靠着这个罪恶的利益链大获其利。

为什么这样的罪恶能够长期存在?为什么监管者视而不见?媒体的猜测是“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畏难情绪”:鉴于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教训,个别地方政府可能担心黑砖窑查处公布后会影响其形象——某些地方政府习惯将负面新闻与地方形象联系起来,尤其是“黑砖窑”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象征,官员害怕本地曝出的“黑砖窑”会像山西那样,连带整个地方被妖魔化。畏难可能存在,但我认为真正让政府畏难的不是形象,而是利益。就像很多矿难背后的官商勾结一样,某些政府官员自己可能深陷“倒卖智障者”的利益链中不能自拔,利益的掣肘令他们根本不会对类似的罪恶进行真正的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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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会有惊人的重复,连具体的细节都是那么相似。山西黑砖窑事件之后,同样的悲剧今天在安徽界首重演。所不同者,安徽黑砖窑使用的居然是智障者,连工钱都省了。同样衣衫褴褛的窑工,同样恶劣的劳动环境,同样暗无天日的工棚,同样利欲熏心的窑主,同样小心翼翼的警察——这一切,恐怕关心新闻的读者都相当熟悉。

搜狐网上这条新闻后面的“相关新闻”栏目,列出了近年来发生在湖北、河北、山西等地的黑砖窑使用智障劳工、童工的一些报道,可见使用童工及智障劳工几乎是黑砖窑的常态。两年前,关于山西黑砖窑的一篇评论曾预言道,“如果当局者还停留于杀鸡儆猴的思维,满足于事后处理的‘雷厉风行’,那么未来必将有更多的悲剧出现。”

居然被不幸言中了。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全是简单的重复,一次又一次。每个悲惨的故事都不复杂,我们都耳熟能详,甚至不用看报道也能猜出来细节,但它就是在不停地发生,你永远不会看到它的终止。每次抨击窑主的丧尽天良或者怪罪监管部门的熟视无睹,都没能阻止下一个故事的发生。在我以为,这才是最可怕的。

山西黑砖窑事件后,劳动保障部派出9个督查组赴各地整治非法用工,界首这几个黑砖窑居然“侥幸”的躲过。《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说,“非法用工背后的利益链条,也是非法用工屡屡遭受打击却仍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天下熙熙,悉为利来。图利是资本的主要特性,这无可厚非。图利是开办砖窑的目的,却不是“非法用工屡受打击却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

从报道上看,根本看不到界首这家黑砖窑此前被“屡受打击”。窑主张学乾在山东荣成市使用劳工3年之久,却没有被劳动监察、公安等部门查处过一次。基层官场的情况,想必大家也知道,只要乡镇小官僚有入股,天高皇帝远,基本就可以安心躲在家里数钱了。我无意指称界首也是如此,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曾大面积存在。

报道还说,“鉴于山西2007年“黑砖窑”事件的教训,个别地方党委政府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担心黑砖窑查处公布后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在处理黑砖窑问题时可能存在畏难情绪。”这可就奇怪了,人民代表通过《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选举出来的政府,居然不为人民服务,而要依赖所谓的“地方政府形象”彰显自己的职能或者存在?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是依赖民众的口碑活着,人民说它干得不好,它就会害怕,担心下一次选不上。我们这边的一些地方政府,好像是依赖“政府形象”活着,好像有了形象就有了一切而不必在乎来自其他人的任何评价。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推断,可能有更多的基层乡镇,为了形象而捂着黑砖窑的盖子。

非法用工屡禁不止,关键在于相关部门没有认真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将人民视作权力的授权方,而是视人命如草芥,置民众利益于不顾,对权力的来源没有丝毫敬畏和感激,才导致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一再发生。虽然犯案之人出身田垄,但发案之源却在庙堂。

在很多时候,严惩非法用工者或许只是为了平息民愤。真正要终结这类事件的发生,还是需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真正要让地方的百姓能够监督基层乡镇政府,能够让他们不再是为了政府形象而不是百姓利益而存在。一之为甚,岂可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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