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为期一周的“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联谊活动”也正式拉开序幕。来自台湾、香港、澳门与祖国大陆的40余位著名大学校长等嘉宾出席。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源泉,高校肩负着重要历史重任,两岸四地大学校长们在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香港城市大学张信刚前校长正在精彩演讲中,会场上,浙江大学杨卫校长竟一直在用笔记本电脑玩牌。(7月23日《深圳晚报》)

大学校长该不该“玩牌”?这要具体分析。

从表面上看,尊重别人是应该有的道德修养,校长玩牌是对演讲者的不尊重。大学校长是文化人的精英,更应当注意这一点。

但是,校长也是人,“校长玩牌”说明演讲的人或演讲的内容一般,讲的不好。现在,一些国内会议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难以入心入脑,浙大校长不打瞌睡就已经给会议组织方面子了。

当下,国内一些高校搞的所谓论坛、考察、会议等,实为变相的“公款旅游”,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参加者都抱着旅游心理,彼此心照不宣,对与会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愿意听就听一听,最主要的是能满足旅游愿望就好。至于收费多少无所谓,反正公家报销。而收费方对自己组织的内容也不负责,粗枝大叶,对与会者是否认真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交的钱不少,能满足“创收”目的就好。如此一来,有学术良心者,与会时认真关注;玩心重者,即使会议内容再精彩,也不听,来了就是玩。在这种背景下,开会时打瞌睡、玩手机、玩手提电脑再正常不为,折射了当下国内高校变相“公款旅游”一景。

网民对“校长玩牌”反映激烈,反映了公众对当下高校教育质量的不满,对大学校长们的殷切期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下大学的种种弊端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即使大学校长再出色,也扭转不了,要彻底革除大学的弊端需要的是整个教育界的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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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然而,就在论坛进行时,一条网友代军哥哥:“教育不行,玩牌在行!——浙大校长开会玩牌”的微博被迅速传开,几小时被转发13000多次。(7月23日《深圳晚报》)

网络凶猛,再次得以验证。现实世界里,杨卫校长还坐在会议室翻纸牌,而虚拟世界中,他已被批得体无完肤。有人骂他误人子弟,有人提醒他好好背背浙大的校训。不可否认,别人在台上讲得认认真真,你却在台下用电脑玩扑克,显然缺乏起码的尊重,身为人师,对此更应有切身的体味。

不过,很多事物之间都具有多重因果关系,如果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走上来就是一阵乱棍,显然也有失偏颇。在笔者看来,杨校长在开学术研讨会时玩牌,可能还有这些原因:其一,杨校长是纳米力学、断裂力学等理工学科方面的专家,确实对论坛主题“如何共同弘扬中国文化”研究不深,兴趣不浓,所以玩牌消磨时间;其二,各式各样学术研讨会泛滥成灾,杨校长可能也已厌倦不堪,也需要用游戏来排遣。若从这两个角度解读,杨校长在如此高规格的会场上玩牌,所表现出来的真性情,倒有其可爱的一面了。

杨校长对论坛主题有没有兴趣和研究,我们暂且不论。但对于学术会议泛滥,作为中国著名高校的校长,杨卫必定深有体会。有媒体报道,近年来,每年组织的学术交流会议逐年递增,仅以在我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数量为例:2006年为792次,2007年为1022次,2008年这一数字猛增到2165次,2009年突破了3000次。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院士在受访时也曾感慨:如果所有在中国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的邀请函都接受的话,一年到头恐怕不是在会场,就是在赶往会场的路上。

然而,学术会议的繁荣,却并没有带来学术的繁荣。国人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非但远在天边,就连几篇像样点的能拿得出手的原创论文都难得一见,更令人沮丧的是,层出不穷的抄袭、剽窃事件,已让国人对我国学术界彻底失去了信心。

原因何在?检视学术会议的几大怪现状,我们或许也就有所“顿悟”了:一是官本位味浓。有学者戏称很多学术会议更像是“一场领导与群众的见面会”,而且作报告时,大多按照报告人的行政头衔等身份排序,而不是报告的重要性、新颖性;二是“有研无讨”,领导和知名学者高高坐在主席台上,缺乏平等交流和互动,挖掘不到真正的学术价值;三是部分学术会议打着开会的幌子行“公费旅游”之实。可以想见,对于一个真正崇尚学术、严谨治学的人来说,非要把他生拉活扯地请来参加这样的“学术会议”,能激起他的兴趣吗?

杨卫校长会上玩牌,虽有失体统,但倘能由此唤起相关决策者重视学术会议背后的真问题,倒也算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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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一条【教育不行,玩牌在行!浙大校长开会玩牌】的微博被迅速传开,几小时被转发13000多次。微博说:今上午在南京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上(现正在进行),香港城市大学张信刚前校长正在精彩演讲中,会场上,浙江大学杨卫校长竟一直在用笔记本电脑玩牌。(7月23日《深圳晚报》综合报道)

这又是一条“有图有真相”的热传微博。但在“热状”之下,也许很多看客会心存一个疑问:作为“玩牌门”的主角,浙大校长是在论坛举行期间,偶尔打开游戏玩玩,还是基本上就对研讨内容充耳不闻?疑问可能很快会有回应。而我却想,即便会场听讲的这位校长“一直玩牌”,为何就不能视作是他“参与研讨”的另类方式呢?

“开会”其实是个笼统的大概念。有些时候,与会者必须聚精会神,认真听讲;而在某些场合,则未必不允许“貌合神离”、心有旁骛。媒体也已披露,传出“校长玩牌”的这个会议,其实是一场论坛活动,研讨的主题是“如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我想,浙大校长当时以“电脑玩牌”代替“畅所欲言”,虽有对台上演讲者的“不敬”之意,却也不妨猜想:或许他对这一研讨主题并不十分“感冒”;而采取“玩游戏”来消磨时间,难道不也是一种表达自身态度的“另类研讨”么?

在我们接受的教育里,从小就把课堂里的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等,看作一种天然的标准与要求。于是,到了参与会议、置身论坛的时候,就更觉得哪怕装也要装得“兴致盎然”、“精神十足”,应当是种“统一模式”了。而事实上,这样的思维和观念,早已越来越受到质疑与挑战——喜欢的,就热情投入其中;乏味的,只要不给别人造成影响,神不守舍,甚至私下“玩牌”又有何妨。浙大校长的“率先垂范”,未必没有顾虑到会场里的“隔座有眼”,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咋就不能揣测正是反映了这样的“现代理念”。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浙大校长在论坛场合的“玩牌研讨”,有些论者发表种种看法与议论,都是无可厚非的正常现象。至于“真相”究竟是如何的,自然由话题的引发者来亲口说明,才最具有可信度。不过,循着以上思路,我倒真的希望,浙大校长因着“开会玩牌”成为“焦点人物”后,若能回校向自己学生宣布:以后对于校内某些开放性的会议,你们要是觉得兴趣寥寥,同样可以“玩牌研讨”。那就更加显得表里如一、率性可亲了。

“开会玩牌”是一种争议,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研讨话题”。有了这种发散性的思维与联想,对于参加论坛的“玩牌校长”,或许才会少一些唾沫横飞的“愤青”之词,而能多一些豁然开朗的理性思考。总之,不管别的声音如何,我仍坚持:有些“开会玩牌”,何妨视作“另类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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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三大名校校长的新闻颇吸引人。一是北大校长周其凤写新歌《妈妈的油茶果》给母亲,由宋祖英演唱;二是在某大学校长论坛上,浙江大学杨卫校长竟一直在用笔记本电脑玩牌;三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狠批大学功利,引得共鸣。

三位校长的新闻,都很有看点,这与中国大学校长的特殊身份有关:一是北大浙大复旦都是副部级高校,校长是副部级官员;二是担任了大学校长,在中国又会给他一顶“教育家”的帽子;三是中国的大学校长都是学而优则仕,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另外,作为社会精英和公众人物的大学校长,其一言一行的意义早已远远超越了象牙塔的范围。

很有意思的是,三大校长代表了不同的方面:北大校长天然具有“娱乐”取向,从“化学歌”到“下跪为母祝寿”到“为母作歌”,不比任何一位娱乐明星差;浙大校长会议上玩牌,这是目前“文山会海”下的官员众生相的一个特写,即便是副部级高官也不能免俗;复旦校长则是反思教育的功利,忧国忧民。大学校长的不同面貌,说穿了就是一个问题,他们需要承担的角色太多,但职业化程度还不够。

反观国外的大学校长,由于实施“教授治校”,校长由选聘委员会负责遴选,选出之后对学校“董事会”或者“理事会”负责,在校长任期内他的主要角色就是职业经理人,核心任务是为学校发展筹集足够的资源并把资源分配好,塑造和维护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校长的角色是单一的,有着特定的职业资格、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他们的言论自由、私密圈子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以国外大学校长就没有中国同行这么多花边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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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两条新闻,都与大学校长有关。一条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台上一位校长在演讲时,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被拍到一直用笔记本电脑玩牌——网友批评称“教育不行,玩牌在行”。另一条也来自这个论坛,跟前几天因跪拜行孝而引发争议的北大校长周其凤有关,他说刚给妈妈写了一首歌叫《妈妈的油茶果》,前不久在北京音乐厅演奏过,这是周其凤第二次为妈妈写歌。本是一件值得赞赏的好事,可因为舆论对周其凤的偏见,又被有些人解读成负面,甚至恶评为“原来跪拜行孝是为这张碟做宣传”。

偏见至此,动辄得咎,难怪周其凤面对媒体时表现得无比低调,称“我现在是笑也不行,哭也不行”。能感觉到这位北大校长说这话时哭笑不得的悲凉与郁闷,堪称史上最郁闷的北大校长。

如果说周其凤校长是躺着中枪的话,浙大的杨卫校长则不算冤枉。台上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正精彩演讲,你却在下面玩牌,不仅有失基本礼仪(更何况论坛的主题是“如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对演讲者缺乏尊重,也有失校长的身份。如果是一个普通老师,人们不会关注其在台下做什么动作,即使被拍到玩牌也不会被当回事儿,可浙大校长“玩牌在行”就在舆论的围观和哄笑中成了新闻。

两条有关大学校长的新闻,并非偶然,能看到当下舆论对“大学校长”这个群体的态度,或带着放大镜去找校长们的问题,或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大学校长,或坐等着大学校长们出丑。不得不感慨世道的变化,校长,在过去是一个让人充满着敬畏感的称呼,他对应着权威和德高望重,唯德才兼备和声望高的人才能担任,尤其是一个大学校长。可在现实的流变中,“大学校长”似乎在走“小姐”、“同志”、“亲”、“老师”、“教授”、“专家”的老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毁掉的称呼。

看看“大学校长”跟哪些词联系在一起,看看他们在舆论形象中的灰头土脸,就知道这个称呼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污名化和妖魔化;回想我们在谈到“大学校长”时所能想象到的那些负面新闻,就知道这个群体有多么地不受公众待见。而且似乎还遵循着一个规律,越有名越挨骂,越是名牌大学的校长,越是常被推到舆论批评的风口浪尖,大学的有名程度往往与校长的美誉度成反比。这两条新闻就很具代表性,周其凤是中国最好大学的校长,杨卫则是“小三”浙大的校长。


“大学校长”为什么正成为一个被毁掉的称呼?原因非常复杂,有校长们自身的问题,有舆论的偏见,更深层次的原因源于教育体制。人们不是把校长当成一个教育家,而是当成一个官僚。当然,这样的舆论认知首先源于大学的行政化,很多校长没把这个位置当成教师,而是当做官去做。谈到官僚与校长的区别,云南省保山市市长吴松有一段经典的描述,有记者问他:“你做过云南大学校长,那和做市长有什么差别吗?”吴松笑言当然有:“ 做校长,你说得再对,教授们也可能说你错了,因为真理是相对的;做市长,你说得再错,他们也肯定说你是对的,因为权力是绝对的。”而在中国很多大学,做校长跟当市长并没有区别,都是官僚,都带着同源同构的行政化思维。

既然校长不把自己当教育家,而是当做一个有行政级别、可以与官僚阶层换算、随时会通过旋转门转换身份的官,那么,公众自然就不会带着对教书育人者的尊重去看大学校长了,而就将其看作一个官僚。在这个舆论对权力阶层充满对立感的语境中,与政府、体制和官僚在符号上有着同样颜色与气质的校长,自然难免躺着中枪。舆论围观杨卫校长的玩牌,跟围观官员开会时打瞌睡的心情是一样的;舆论吐槽周其凤,是将其想象成一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权的拥有者。

面对戴着有色眼镜缺乏善意的舆论,大学校长需要反思,教育体制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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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不喜欢开的会,难免搞点小动作,可把对付事务性会议的伎俩拿到学术会议上,自然会遭遇批评。

昨日,一张来自在南京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的照片风靡网络,在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演讲时,内地某大学校长竟在用笔记本电脑玩扑克游戏,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如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弘扬文化的前提,是要有尊重心,此行为如果属实,实在有失检点。翻看这位“扑克校长”曾经的演讲,内容生动、谈吐不凡,颇有兼济情怀,可为什么言语与行为之间,差距竟如此之大?联想到前几日引发网友争议的另一位大学校长的华丽下跪,不禁惊叹:我们的大学校长们,究竟怎么了?

首先,这是传统崩溃的产物: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们片面强调了理性、科学的作用,将人文规范一概斥为腐朽、做作、封建与保守,导致几代人行为率性,疏于自我约束,即使是一些很有思想的长者,也动辄脏话连篇、举止无措,显得教养不足。在他们看来,总觉得这样才真诚坦率,完全忽视他人感受,造成言传与身教的极度分裂。

第二,这是教育管理的死角:修养是无法量化的,不如论文、成果那么直接,在大学校长的遴选中,我们过多看重了专业能力,而忽略了对综合素质的评估。因为在自上而下的测评体系中,只能使用单一的考量方式,不可能既保证公平又兼顾多元,这是被现代数学已经证明的命题。所以,要想选出综合素质更高的人才,只能改变现有选拔机制,让知识共同体更多发声,否则无法解决。

第三,这是角色错位的遗憾:大学校长的天空本属于大学,应专注在教育、学术、文化等领域,但现实是,他们又承担着官员的身份,从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举一动都面临着被过度解读的风险。麻烦的是,他们缺乏相应的培训,在前呼后拥面前,应对能力不足,在权力使用上,有时也显得过于随意。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喜欢开的会,难免搞点小动作,可把对付事务性会议的伎俩拿到学术会议上,自然会遭遇批评。

大学校长是一个社会的精英,相信在他们的内心中,必然充满着对知识、对人的尊重,但要真正把这份尊重表达出来,垂范后人,这就要在自身修养上更多下工夫,只有“正心诚意”是不够的,还应回到“克己复礼”的层面上来。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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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校长少被花边新闻缠绕,才是正道。如果在大学办学方面没有亮点,只有在这方面上做文章,这只会让大学校长群体的声誉下降。

近日,一组北大校长周其凤回湖南浏阳老家给母亲祝寿的照片在网上传播。图中,周其凤跪在90岁老母膝前,母子相拥痛哭。

北大校长给母亲祝寿,跪拜痛哭,本是私事,但经网络一传播,变为了公众事件。有网友赞北大校长孝顺,并将其与北大自主招生要求“举孝廉”联系起来;有网友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周校长“作秀”,“炒作”——跪就跪呗,为什么还要发新闻,还要报道?陕西西安一网友就说:校长大人,尽孝应该用心,不是用膝盖作秀。尽孝是你自己的私事,没有必要广而告之。

周校长是否有“炒作”之意,不得而知,但在网友中产生“炒作”的质疑,这与近年来大学校长大行“作秀”之举有关。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来,针对大学毕业典礼上,大学校长“卖萌”秀网络潮语,很多网友就纷纷“吐槽”,觉得校长们“作秀”,听到网络潮语从校长嘴里蹦出,浑身起鸡皮疙瘩——这也难怪,如果校长平时与学生接触少,不使用微博,也不在学校的BBS发帖,突然在公开场合念出秘书写的含有大量潮语的稿子,是很难让人消化的。去年,周校长作词的《化学是你 化学是我》,“引爆”网络,被网友称为“神曲”,更把舆论对大学校长的“作秀”质疑推到高潮。

当然,如果大学校长平时治理大学有方,偶尔来一点才艺展示,网友们出于对校长的喜爱,会觉得校长“可爱”的。大学校长被质疑为作秀,乃因治理大学方面,鲜有让大家看到亮点,“笑点”和“雷点”倒是不少。就像周校长,在任内,“雷翻”公众的,除了那首口水歌,还有他对美国教育“一塌糊涂”的评价,以及他支持在北大推行“会商制度”。

还有北大老校长许校长,在任内大赞“985”工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工程),曾多次公开称,北大在2015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在卸任之后,却马上转了一个调,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我们在进步,国外的大学也在进步。我没听过哈佛大学校长讲,哈佛就是世界一流大学。‘985工程’的建设有些急功近利的味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甚至都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我们相信许校长退休后说的是真话、实话,那么,为何在任内不把这些话大胆说出来呢?这不是在任内任外都得好处吗?——在任内说奉承话,是为了谋求学校利益,得到国家的巨额投资和自己的位置,在退休后说实话,是为了获得声誉和“口碑”。这种截然不同的做法,只会加重办学者的犬儒主义,左右逢源。

所以,联系到一众大学的表现,和周校长的雷人雷事,网友怀疑“炒作”,也是情理之中。在孝道方面,北大去年将孝敬父母作为校长实名推荐的硬条件之一,也被网友质疑为炒作,空有噱头。因为从操作层面分析,这根本就难以操作,比如,一个学生为努力考上北大,几年住校不回家,他是孝敬还是不孝敬?放在周校长身上,他跪拜母亲给人孝敬之感,可他母亲80大寿不回家,时隔10年才回家,这算孝敬吗?是什么伟大的工作让他抽不开身呢?

末了,笔者想说的是,中国大学校长少被花边新闻缠绕,才是正道。如果在大学办学方面没有亮点,只有在这方面上做文章,这只会让大学校长群体的声誉下降,也会导致大学整体形象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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