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部对启动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答复是，正在积极研究，但条件不太成熟，还在等待时机出台该项制度。(3月8日《京华时报》)

　　所谓条件不成熟即指金融实名制等配套措施还不具备，无法保证申报的真实性，怕仓促出台的效果不好。但条件不成熟似乎不应是延迟推行该制度的理由。其一，有了金融实名制等配套措施，就可以完全防止虚假的财产申报吗？恐也未必。其二，对付虚假的申报，最有效的措施并不是事前的预防，而是事后的惩罚。

　　一名“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清白官员，是用不着做虚假财产申报的；但凡虚假申报者，肯定是无法说明财产的合法来源。所以，即便有了金融实名制等配套措施，那些财产有问题的人也会想方设法造假。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对腐败的预防作用，是经一些国家证实比较有效的经验。如果这样有效的制度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反腐信心，同时也会让更多的问题官员产生侥幸心理。

　　有些制度，如牵涉广泛的公共利益，确实需要谋定而后动；但有些针对特殊群体的约束性制度，却往往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先推行起来再说。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能够早推行一天，就会有早一天的效果；如果说推行早了会产生一些问题，也并不可怕，该制度就应该在实施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自己的威力和公信。

　　在网络等媒体十分发达的今天，似不必过于担心某些官员的虚假财产申报。真正有可能破坏这一制度威力的，是对某些暴露出的虚假申报者处置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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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和公众十数年坚持不懈的呼吁下，在新疆阿勒泰实践的试点倒逼下，在总理“正积极准备这项工作”的表态压力下，公众终于能看到这个让一代人“望眼欲穿”的制度越来越近了。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表示，中纪委正研究、论证和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新疆阿勒泰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的参考。(3月8日《京华时报》)

　　温总理两会前与网友聊天时，只是称“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并无更多详情。主管反腐的中纪委此次表示“正研究、论证并想办法制订”和“阿勒泰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参考”，进一步印证了这个信息。加上年初中纪委副书记马馼曾对媒体说“正关注阿勒泰的试点”，这些来自决策高层密集的信息，都确证有关部门正积极进行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工作，这个制度对公众来说也许再也不是虚无缥缈和遥不可及，起码越来越近。

　　虽然期盼了10多年了，失落了10多年了，呼吁了10多年了，我们对这部法律已经有点疲惫。但当听到这部法律向我们走近的脚步声时，作为纳税人，我们还是很激动——作为纳税人，我们终于有望看到由我们的纳税供养的官员的家庭收入。作为国家的主人，我们终于有望享受到“监督官员家庭财产收入”这一主人应有的权利。作为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公民，我们终于也有望掌握官员财产申报这一反腐利器。

　　虽然阿勒泰的财产申报制很不完善，秘密申报很容易让这部法律沦为无意义的“合法财产申报”，许多官员都在“有无收礼”一栏选择了“无”，公众并不能从申报清单上看到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可尽管如此，举国的纳税人在内心中是多么羡慕阿勒泰地区的纳税人啊，无论如何，他们起码看到了官员的部分收入，起码有了“你申报－我监督”这种形式，起码承认了官员收入不该对纳税人保密的常识。可在阿勒泰地区之外，这还不是一个常识，纳税人连这个最起码权利仍未享受到。迟到的权利仍是珍贵的权利，中纪委“正想办法制定”的表达仍能触动我们对这个制度热烈期待的情结，虽然仍仅仅是在“研究”和“论证”阶段。感谢先行者阿勒泰的倒逼，感谢纳税人数十年不懈的力挺。

　　中纪委称正研究、论证和想办法制定这个制度，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模糊——为了给公众稳定的预期，为了给自身立法的动力和压力，为了让公众能参与到立法进程中，为了消除公众“等了十几年”的等待疲惫和“是否又遥遥无期”的疑惑，应该能给出一个可监督、可预期、可追问的立法时间表，而不是在模糊的“正研究和论证”中让公众无从把握。

　　舆论在这个制度上已经数次遭遇过官方“正研究和论证”的回应了。早在1988年，在舆论的呼吁下，我国有关部门已着手对财产申报制度进行论证。90年代后虽然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及《关于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但根本得不到落实和执行，舆论一再呼吁在财产申报列入立法议程。可在“正研究和论证”的回应中，一再被无限期地搁置和无限期地拖延，并错过了“在立《公务员法》时将此列为公务员义务”的最好机会，以“时机尚末成熟”回避了这一舆论要求。公众很担心，等过了民意强势的两会氛围之后，又像从前那样无人提及无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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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次再也不能在“正研究和论证”中无限期地搁置下去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这是出台财产申报制的最好、最成熟不过的时机，有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的经验，有高层支持的决心，有反腐的巨大压力，有科技进步提供的非常好的技术条件，此次不立更待何时。订一个时间表，既能让公众看到确凿的希望，也无后路可退、无理由再拖延。这毕竟是一个涉及官员阶层巨大利益的改革，而改革本身又由官僚阶层自身主导，对涉及自身既得利益进行革命的改革，让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如果不在公众的监督和推动下进行，将阻力重重十步难行，将永远地“在研究在论证”。给出一个时间表，也就把自己置于了公众监督的压力之下，如果届时不出台，将很难向公众交待并影响到政府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了，不仅要给出具体时间表，更要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向公众开放，积极听取民声民意，而不是关起门来由精英立法和官员立法，那样立出来的法，必然会向官员作出无数毫无原则的妥协，从而再次陷入90年代中期“规定了等于白规定”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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