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爸”萧百佑出炉后，深圳一名13岁男孩因为数学成绩超群而被北大清华争抢。与“狼爸”相比，饶家鼎的父亲饶浩雁在发现孩子与众不同尤其数学天赋后，从加拿大回到国内，辞去工作，在家做“全职奶爸”，全力辅导。饶家鼎数学表现突出、钢琴六级，还喜欢游泳、滑雪等户外运动。（11月22日《京华时报》）

一边是“中国狼爸”萧百佑“一门三北大”的传奇家教，一边是“全职奶爸”人性化的量身打造，迥然不同的教育方式形成的巨大反差的确格外鲜明。“中国式家教”历来是媒体喜闻乐见的教育话题，棍棒教育极受公众诟病的主流价值观之下，“奶爸教育”犹如一股清新空气，成就另一个天才少年。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选择棍棒相加，造成的是孩子的遍体鳞伤，甚至造成人格障碍。高能力低智商的现实故事早已陆续上演，悲剧一次次灼伤现代教育失衡的父母双亲。毁誉参半的“狼爸教育”并非一无是处，尊崇古往今来“不打不成器”“黄荆棍下出好人”的“棍棒法则”，以为的将打骂常态化，企图以此嫁接自身的设定理想。却不知，空留孩子一块块心理阴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因为四个孩子就有三个上北大的“辉煌战绩”，“狼爸”萧百佑得意的称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其成功却不如“奶爸”饶浩雁的因材施教。

前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曾说“对双亲来说，家庭教育首先是自我教育”，换言之，父母作为儿女的启蒙良师，理应以身作则培育良好的生活态度和作风。坚决反对“棍棒之下出龙凤”，拒绝家庭暴力，选择坚持孩子的学习兴趣。而非死心塌地的抓分数，填鸭式的灌输，最终导致高分低能情况难以避免。

“全职奶爸”拍了“中国狼爸”屁股一板子，狠狠的抽了棍棒思维下的教育模式，也是设身处地的为孩子着想的人性化。两种教育最终的目标都期盼儿女成龙成凤，不应拿孩子来做教育的试验品。海归父亲与本土家长的反差观点，或更值得公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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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百佑被称为“中国狼爸”，只要孩子的日常品行、学习成绩不符合他的要求，就会遭到严厉的体罚。他的四个孩子中的三个被北京大学录取。他的行为遭到众多网友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萧百佑坚称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并表示“打”是家庭教育中最精彩的部分。（11月15日《扬子晚报》）

一个家庭将四个孩子中的三个送进国内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这种家庭教育模式显然是成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相反，否认“狼爸”教育模式的成功的观点是自欺欺人，以不能以考上北大作为成功的标志来否定“狼爸”教育模式的成功和借此批评家长的名校情结心理都是赤裸裸的自我安慰，是不敢正视和面对现实的表现，毕竟绝大多数名校学子是社会精英，是各个行业的成功人士。当然“狼爸”的成功确实不可复制，毕竟能够被北京大学录取的学生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的家长复制了“狼爸”的教育模式之后就能将孩子送进北大。其实“狼爸”的成功，以及之前的“虎妈”的成功都捅到了当下我国教育的痛处，戳中了当下教育失败的软肋。

从教育规律角度说，完整的教育既包括说服教育和赏识教育，也包括体罚教育和批评教育，二者缺一不可。然而，有过一线教学工作经历的教师知道，当下绝大多数学校和教师开展的教育只有赏识教育和说服教育，没有批评教育和体罚教育，说白了就是实行有缺陷的教育。实行缺陷教育的根源在于现在的学校和教师不敢推行批评教育和体罚教育，不敢科学的实行完整的教育，只敢推动赏识教育和说服教育，因为法律不允许、家长不允许、舆论不允许、社会环境不允许学校和老师推行批评教育和说服教育，这实际上也是当下教育失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再者，从实际教学的浅显道理角度说，有一点都知道，作为未成年的中小学生，认知能力有限，是非分辨不清晰，自控能力更低，仅仅依靠说服教育显然很难起到有效作用，毕竟成年人靠说服都没有效果，更何况是未成年的孩子，所以必须依靠体罚教育进行补充，强制孩子改正错误。

换言之，“狼爸”教育模式只不过是在开展说服教育和赏识教育同时，实施必要的批评教育和体罚教育。“狼爸”的成功归根结底的科学教育的成功，是完整教育模式的成功，是说服教育和体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的成功，而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是体罚教育的成功，这其实也是当下教育失败的软肋所在。笔者认为，抛去“狼爸”和“虎妈”的商业炒作之外，应当看到“狼爸”和“虎妈”的教育模式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就是推动适度的体罚教育和批评，而不是一味的迷信赏识教育和说服教育。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法律明确规定教师有权对学生适度体罚，而我们只引进了外国的赏识教育和说服教育，丢掉了全世界的通行的体罚教育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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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扬子晚报》报道：萧百佑被称为“中国狼爸”，只要孩子的日常品行、学习成绩不符合他的要求，就会遭到严厉的体罚。他的四个孩子中的三个被北京大学录取。他的行为遭到众多网友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萧百佑坚称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并表示“打”是家庭教育中最精彩的部分。

网友们第一关注的不是三个子女上北大，而是他凭什么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大生特生了4个孩子？“一个副科长，我就干了十年，”一个当了副科长的干部，又是如何超生却并没有受到实质性惩罚的呢？

“上北大”，就一定是成功的标签吗？卖肉工大学生不也可以是北大的吗？因此说，“上北大”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成功，而只能证明一个人的学历。即便这三个孩子毕业顺利拿到北大文凭，它不还仅仅是个文凭吗？北大生可以去卖猪肉，那这三个孩子也可以去从事最基本的经营工作。这里倒绝无“卖猪肉等于不成功”的判断，而是说按照世俗的说法，北大文凭既不等于财富也不等于官帽更不等于成功，它仅仅是一个文凭，没有必要将这个文凭说成是“成功的敲门砖”吧！因此说，也就没有必要对“三个孩子上北大”过分渲染张扬。

而“狼爸”，则似乎更无可“说”之处。有的人靠打孩子“成功”了，但不要忘了狼爸的母亲“动辄就打”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式可以传染也可以“遗传”，而实质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补偿”。一旦本人在儿童时期被父母揍过，且经常揍过，他就有可能再对自己的子女如法炮制，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一种“补偿”心理。我挨揍了，儿子也得挨揍，如此也就“找到平衡”了，如此而已。所谓“选择了延续家族传统”，也就是说“狼爸”的子女永远逃不出这种“揍与被揍”的怪圈，这就仿佛诅咒一样，在他们的家族内部延续下去，永无翻身之日——如此以来就证明，病态的棍棒教育方式其实是一种“另类的诅咒”。明明病入膏肓了却说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这真是为人父的悲哀。

“中国狼爸”能走出中国吗？看来未必，若拿到一些欧美国家践行赏识教育的家庭当中去，至少人家看到的是愚昧。即便拿到一些教育管理严厉的国家当中去，也绝不是如“狼爸”靠体罚、靠棍棒来教育孩子，而只靠严格的制度与管理。而严厉不等于体罚，严格也不等于棍棒，越是盛行棍棒治军的军队，绝打不了胜仗；而越是盛行官兵互爱、治军严格的军队，则越是能打胜仗。对比于“狼爸”的棍棒，恐怕也就不难发现孰是孰非。棍棒教育实在是一种“家庭懒政”更是一种“家庭暴政”，只有那些不愿做细致疏导、不愿去耐心教育的家长，才会拿起棍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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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谐音的关系，以前厦大学生被谑称为“吓大的”，现在好了，北大学生真是“被打”出来的。

被称为“中国狼爸”的萧百佑声称，只要孩子行为、成绩不符他要求，就会遭到体罚。在他的鸡毛掸子指挥之下四个孩子中三个考取北京大学，北大正式与“被打”扯上关系。虽然萧百佑有借北大和孩子炒作自己的嫌疑，但是他打孩子的事我相信，他把打孩子当成自己的教育方法，我也相信，毕竟这样的人、这样的逻辑在这个时代不算稀罕。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在打孩子与考取北大这两件事之间，画上因果关系。邓小平和丘吉尔都酷爱抽烟、喝酒，都活了九十多岁，但不能将抽烟、喝酒当成因，长寿当成果。人生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涉及的变量无穷多，变量一多，偶然性就大于必然性，但是必然性，或者说因果关系，就像伊甸园的苹果一样诱惑着人们犯错。

有些错，是人们无意之中犯的。成功经验，统计归纳，不仅是常规思维方式，甚至被当成科学方法，但是这种科学方法却潜藏着思维陷阱。举一个例子，假设经过严格的调查统计表明：北大所有学生都是被打大的。这个事实并不能推理出打小孩就能考上北大的结论。了解这种思维陷阱，就不容易被萧百佑的鸡毛掸子所迷惑。

有些错，是有人故意挖陷阱让别人中招的。以过往的成功案例为诱饵，几乎是所有传销、邪教蒙人的必用手法，甚至被编成主义，当成圣经一样崇拜。萧百佑是有意还是无意，且不管他，无论一个孩子，还是N个孩子被打进北大，这些事实都不足以说明教育孩子就得打。

我们还是回归常识，如果不是为了成年之后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教育毫无必要，只要给吃给穿给睡，就能长大成人，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成人社会。孩子能力脆弱，就不能够直接进入成人社会，否则很容易受到伤害。孩子只能在受保护状态下学习技能。成人社会做生意会用到算术，但是老师不会通过跟学生做生意来教算术题，否则学生肯定上当，不仅上当而且学不到正确的技能。所有教育伦理中的禁忌都是保护学生不受成人伤害，包括师生恋、行贿和学校组织的劳务输出。

成人社会不是靠打和被打沟通的，成人社会也不仅仅依赖语言沟通，眼神、表情、手势都是沟通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语言，而且12岁之后孩子的兴趣会发生分化，所以12岁之前也是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萧百佑的鸡毛掸子打出来的小孩，也许考试成绩不错，但是很可能埋下交流障碍的隐患，总不能要求高校老师和单位领导也举着鸡毛掸子指挥他的学生吧？所谓高分低能，最容易低的就是沟通之能，即使搞学术研究，沟通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萧百佑的“成功经验”也许提醒北大管理层，你们的考试和录取方法存在缺陷，特别容易让培养高分低能的家长和老师钻空子。如果像欧美大学那样，让考生写一份成长故事和经历，也许就能让萧百佑不敢再称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不敢说“打”是家庭教育中最精彩的部分。　　　　　　　□余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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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美国虎妈”，后有“中国狼爸”。萧百佑被称为“中国狼爸”，只要孩子的日常品行、学习成绩不符合他的要求，就会遭到严厉体罚。他的口号是“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4个孩子3个被北大录取。萧百佑坚称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并表示“打”是家庭教育中最精彩的部分，11月14日在电视台讲述“棍棒底下出才子”的心得，遭到现场大学教授的强烈质疑，双方争得面红耳赤。

美籍华人蔡美儿用严厉教育将孩子送进美国优秀大学，香港商人萧百佑用藤条把孩子送进北京大学。然后，他们的书都开始畅销。这并不奇怪：中国素来就不缺少“不打不成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观念。更何况当下中国教育观念并不完备，家长们常常处于内心混乱、莫衷一是甚至挣扎的状态——嘴里念叨着素质教育的好，却不得不唱着应试教育的戏。听到哪里有“成功”的教育案例，难免丢了主见，甚至去膜拜一番。

送进北大就一定能够成才，一定是“教育成功”吗？当然不是。但整个社会都是单一的评价体系，缺少其他的显性评价标准。能送进北大，就被看成起码是“阶段性的成功”，所以狼爸的《所以，北大兄妹》能得到足够关注。狼爸也可以沾沾自喜地四处“介绍先进教育经验”。他们的出现让很多人陷入迷茫：跟孩子讲尊重、讲宽容、讲自由、讲权利，是不是统统都是“扯淡”？只有“打”与“绝对听话”才是真正的法宝？这些年好不容易滋长起来的“素质教育”、“全面教育”萌芽，又被这种“反面教材”笼上一层冷霜。

应试游戏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所有有利于创造成绩、有利于管理的因素，必然都不会被彻底抛弃。看看狼爸的所谓理念：完不成作业要打，背不好课文要打；体罚是师长和家长的权力，是孩子的福祉；家庭民主就是孩子们是民，家长是主；年幼的孩子不需要独立思考；不许随便喝可乐、不能随便开冰箱门……所有努力，都服务于乖乖听话、考出成绩。“孩子们虽然没有了自由，却有了丰富的学识”——至于人格成长如何，综合素质如何，不都是可被“学识”所掩盖的吗？

从道理上讲，大家不是看不到这种“棍棒教育”的局限性，也不是不忧虑教育完全陷入功利主义泥淖中，“留下的伤疤和奴性是永远不可能被抹去的”。而这些负面效应深入骨髓，很可能要经过几十年才显现出来。但“成功考上名校”这个光环太有诱惑力了，它足以让很多人撇掉理性，迷信起棍棒逻辑，迷信于体罚。打就是打，至于“科学地打”、“有艺术地打”，不过都是自我安慰罢了。虎妈在美国是挨骂的，狼爸到美国也一定挨骂，在中国却可以带着鸡毛掸子去电视台宣讲，岂不正因为有其心灵的土壤？

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理念，一千个人可能就有一千个想法，有相同的部分，也有相异的部分。重要的是，不简单膜拜哪一种，而是在多种理念碰撞中，寻找到符合人性、符合先进性、符合社会潮流的现代化教育理念。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狼爸”既不是榜样，也不完全是一个靶子——而是一个值得镜鉴的教材：纵然“中国狼爸”不要溺爱、放纵孩子的主张有其道理，但简单地靠“打”解决问题、创造成绩，却不能被视为经验来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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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父亲，他的口号是“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只要孩子的日常品行、学习成绩不符合他的要求，就会遭到严厉的体罚。他的四个孩子中的三个被北京大学录取，他叫萧百佑，被称为“中国狼爸”。11月14日，萧百佑做客一家电视台，虽然现场遭到南京众多专家、学者的尖锐质疑，不过“狼爸”毫不示弱，坚称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扬子晚报》11月15日）

一个父亲是否天下最好，自己说了不算，专家说了不算，子女说了才算。有的时候，子女说了也不一定正确，比如说，在父亲的强权下面，子女不敢说；为了照顾父亲的面子，子女不愿说。其实一个父亲是否天下最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子女感觉到好。

探讨“狼爸”萧百佑的教育方式，必须厘清两个问题，其一，是否培养出了北大学生，那就是成功的教育？如果说成功的教育等于培养名校生，那不啻于是一种教育的悲剧。即使从最狭隘的成功学分析，北大毕业的学生也有不少沉淀在社会的基层，他们中甚至有一些人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二，萧百佑的教育方式里是否只有体罚？或许这是最值得关心的。在萧百佑“狼爸”教育中，体罚是最大的卖点。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以“狼爸”的面目出现本来就是一个悲剧，不知道狼性教育之下，哪里有一丝对于子女的尊重，对于子女心灵的抚慰？

吊诡的是，萧百佑以体罚为卖点，但他又称自己并非是公众眼中的“野蛮父亲”，用暴力强迫孩子服从自己的意志。萧百佑有一句话，“‘打孩子’不是像说得那么简单。根据我的经验，要打得科学，打出艺术并不容易”。当一种“打”贴上艺术的标签的时候，要么是自我标榜，粉刷自己的暴力行为；要么是自我迷失，“为赋新词强说愁”，故意把自己的正常行为称之为“打”。从萧百佑的自我叙述中，可以看到，“为赋新词强说愁”是存在的，萧百佑有故意妖魔化自己的倾向。按照萧百佑所说，“他之所以动手打孩子，完全是出于对子女的爱”。心中藏有爱，手能有多黑，打能有多狠？如果说萧百佑真是以“体罚”方式教育孩子，孩子虽然考上了北大，但心中没有童年的快乐，甚至有永远的仇恨，这种教育方式能说成功吗？

一个人妖魔化自己，一般都是别有所求。据了解，全国各地已有30多个孩子被父母送到萧百佑家中，利用寒暑假，接受“狼爸式”教育。萧百佑还希望在退休后，建一所私塾，为社会提供服务。这恐怕才是关键。这就好比现在有些学者“语不惊人死不休”，目的不是为了表达的快感，而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独特性，以让自己有市场卖点。萧百佑过分强调“体罚”的重要性，其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给自己贴标签，让自己浮出水面，以迎合部分市场的需要。

“狼爸”之前还有“虎妈”。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教授蔡美儿，出了一本名叫《虎妈战歌》的书，介绍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比如说：骂女儿垃圾、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等。但在其中，我依然读到了浓浓的爱。所谓“虎妈”，更多是为卖书作宣传；所谓“狼爸”，未尝不是为家教做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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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棍棒教育”为噱头跳上传媒焦点，有借题炒作、搭车卖书之嫌。且不说以海外身份、通过内地教育考上北大作为“成功标尺”，本身就很值得商榷。

自称“中国狼爸”的萧百佑以棍棒式教育、严格要求子女服从自己、“军事化”管理和不许子女与同学在校外接触等种种严苛措施对待三子一女，并以将其中3人送进北大而自豪，并认为“这就是最大的成功”，目前正在各地高调造势。

即便以“考上北大即成功”这个在当代中国人眼中大可商榷的“成功标尺”论，“狼爸”的“光辉业绩”也可算是“水汪汪的”：正如他在书中所言，3个考上北大的孩子中，前两个持香港身份证，第三个是美国籍。稍有教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在内地接受中文教育，又以海外身份考上北大，其含金量较内地普通考生，没多少可炫耀的成分。

更何况，这样的“成功标准”，如今恐怕连北大校长、师生也不敢苟同。几天前，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表示，北大学生“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只要他卖猪肉卖得最好，修鞋修得最好，种地种得最好，当工人当得最好，一样是北大的骄傲”。这种“培养普通劳动者”的理念，恐不会被“狼爸”所接受。

如果4个孩子真是在“棒打加绝缘”的奇怪环境中成长，那么进入北大，恐怕才是考验的开始：没了棍棒和约束，从无独立思考、判断和决策经历的他们，会否在亦学府亦社会的象牙塔中迷失？

更严重的是，进入大学意味着成年，“狼爸”对孩子们的“绝对控制”还能否继续？如果继续，恐怕学府、社会甚至法律都不可能坐视，那些继续忍受“狼爸式管教”的成年大学生子女，又如何面对同学们的目光？倘不再继续，那么“狼爸”就真的自信，20年的“棒打加绝缘”能抵御外界的干扰和“污染”吗？

中国教育的应试主义、文凭至上已相当严重，对学生社会适应力、交际能力、独立判断力、动手应用能力等培养不足，已造成许多“高分低能”和徒有文凭却不适应社会竞争和需要的“生理成人、心理幼儿”。而“狼爸式教育”，比弊端百出的“应试教育”、“填鸭教育”更甚。在中国，这样的“狼爸”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有什么好炒作的？

值得注意的是，“狼爸”突然跳上传媒焦点，背景是一本相关书籍的推出，不由让人联想到此前的“中国虎妈”。那位借“中国式教育”而名利双收的“虎妈”，实则是一名并未受到真正中国式应试教育熏陶的东南亚华裔，其教育模式绝难称作“中国式”。事实上在北美，对“虎妈”最激烈的批评，恰来自华人社区，时过境迁，相关人士也承认，当初炒作“中国虎妈”概念，有借题发挥、搭车卖书的考量。

前鉴不远，对这个打着“中国狼爸”幌子、实则全家都是“海外华人”的卖书者，人们难道不该多长个心眼吗？

□陶短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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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百佑被称为“中国狼爸”，只要孩子的日常品行、学习成绩不符合他的要求，就会遭到严厉的体罚。他的四个孩子中的三个被北京大学录取。他的行为遭到众多网友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萧百佑坚称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并表示“打”是家庭教育中最精彩的部分。（11月15日《扬子晚报》）

我们质疑与不满萧百佑的“体罚”家教，但又不得不敬佩与羡慕他教的四个孩子有三个考上北京大学的事实。于是，我们掉入了一个矛盾体中，到底“中国狼爸”的育子方式值不值得提倡呢？提倡就得附带严厉的体罚，有违常理与法律，不提倡又违背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要求子女以清华北大为志向的迫切愿望。窃以为，与其我们纠结于“中国狼爸”的育子方式到底有何不妥，不如反思一下整个社会的境况。

首先毋庸置疑，体罚一直是教育方式中的主题曲。尽管如今法律条文中对体罚明令禁止，社会普遍也有一种共识——体罚是一种不科学的教育方式，但无论在家庭教育抑或学校教育都能看到体罚的魅影。事实上，如果说对肉体的适当惩罚无可非议，毕竟孩子、学生尚未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尚未成熟的价值观念，但是如今出现一系列的变相“体罚”难道不是体罚么？绿领巾、红校服、测智商、受冻教育等等，学校与老师这些变相伤害孩子尊严与人格的教育方式，侵犯孩子正当权益的体罚，相比直接的“中国狼爸”的肉体惩罚，其恶劣性质更值得我们鄙斥与追究。

其次，如今父母尤其是农村等底层劳动群众的父母受制于一种“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只有孩子考上好的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而事实上，这在现实社会的写照中也正成为仅有的出路。曾几何时，我们调侃道“七十二行行出状元”，我们社会也一直宣传赞扬那些类似于李嘉诚一样白手起家的成功者，那可是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游戏。可如今呢？胡润榜上的亿万富翁有多少是白手起家的？又有多少是在父辈的余荫下“爆发”的？再加上“拼爹”游戏、萝卜招聘的流行，官二代、富二代挤占的大量资源使得穷二代上流的渠道愈来愈窄。于是在生存的危机与生活的压迫下，有点前瞻性的父母以及失去理性的父母只能从严教育孩子，而从严的标准常常落入到体罚的窠臼当中。

另外，归根到底还是教育体制的问题，不剔除应试教育模式，不摆脱唯分是举的观念，不改变冲刺高考独木桥的现状，就避免不了教育当中的体罚。

当然，我不是赞成“狼爸”那种“蕴含”“奴性教育”的方式，也不提倡“狼爸”那种剥夺孩子童年幸福与快乐的“育儿经”，更不赞成“狼爸”以学习成绩评判孩子是否遭打的做法，因为毕竟还有很多比孩子的成绩更重要。“狼爸”“体罚”出三个北大子女的个案就好比一只手术台上的青蛙，只是供我们研究与探讨出其中的“五脏六腑”——优与劣，好与坏的“试验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应该过分苛责与质疑“狼爸”，毕竟天下父母心，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飞上枝头变凤凰。更退一步说，“中国狼爸”何尝不是现存教育体制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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