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倒”了——谐音吉利语里的语言智慧

春节期间，人们给亲朋好友拜年，总要说一些吉祥话，既能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起到增进感情、调整心情的作用。汉语中的吉祥话，也叫吉利语，有时可以利用谐音，由没有吉利义的甲词联想到有吉利义的乙词。例如，用“白菜”谐音“百财”，“生菜”谐音“生财”，“多鹿”谐音“多禄”等。这是一种利用字词的同音近音关系来引发词义联想的修辞手段。由于口语中的同音近音词不易区别词义，所以，谐音联想往往要落实到汉字的不同字形上，来实现词义转换。可见，谐音吉利语既是语言现象，也是文字现象。人们利用谐音创造了许多吉利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现象。

谐音参与创造了众多过年吉利语。年前“扫尘”，谐音“扫陈”，意思是去除上一年的晦气，迎接崭新的一年。蒸“年糕”，谐音“年高”，寓意年年高升。在门上倒贴福字，用“福倒了”谐音“福到了”，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春节期间的饮食也很有讲究，一些名字与美好事物有同音或近音关系的食材被优先使用。例如，年夜饭要吃“豆腐”，谐音“头福”；饭桌上一定“有鱼”，谐音“有余”；还要有一道菜是猪前蹄，“前”与“钱”谐音。南方年夜饭吃“汤圆”，谐音“团圆”；北方除夕夜要包“饺子”，谐音“交子”，有交替更迭、辞旧迎新的美好寓意。春节期间吃的水果也有指定的种类，果盘中要有苹果、橙、橘之类，“苹果”谐音“平安”、“橙子”谐音“成事”、“橘子”在广东话中谐音“吉利”。

谐音在丰富节日吉利语的同时，还可以创造寓意美好的视觉艺术。在传统中国年画中，很多图案的选择就源于谐音，将原本意义抽象的字用同音的、有具象意义的另一个字来代替，绘成艺术性年画。例如，红色锦鲤代表鱼，谐音“余”，再加上莲花，则寓意“连年有余”；蝙蝠、鹿、寿桃和喜鹊用来表达“福禄寿喜”的含义；蝙蝠和玉如意，则寓意“幸福如意”。

谐音吉利语不限于节日使用，生活中处处有这种语言智慧。婚礼上常见的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寓意“早生贵子”；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因“酒”“久”同音，寓意“长长久久”。寿宴上一般要摆寿桃，“桃”与“逃”同音，寓意逃脱厄运，健康长寿。谐音吉利语丰富了百姓的生活，反映了民众的美好愿望。

谐音吉利语的产生与盛行，基于汉语汉字中大量存在的同音近音字词，并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影响到社会大众，满足了人民群众祈福的心理需求。

第一，语言中有同音字词就会产生谐音现象。一般来说，同音字词数量越多，越容易产生谐音。汉语的音节数量有限，同音字词数量众多。大量的同音词除了将单音词发展为多音词外，创造同音字以不同形体来区别同音词也是有效手段。正是因为同音字词取长补短、相互作用，才使得大量同音字词的存在，不但没有削弱汉语的语义表达能力，反而为汉字谐音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丰富资源，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汉字文化。人们日常交际中常常故意使用同音字谐音以形成语义双关，由非吉利语联想过渡到吉利语，从而达到委婉诙谐的交际效果。

第二，文学作品的示范，为谐音吉利语的创造和传播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群众基础。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国风·召南·摽有梅》用“梅”谐音“媒”，表示姑娘督促小伙子早点找媒人提亲。乐府民歌《子夜歌（其一）》中“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用“丝”谐“思”，用“悟”谐“误”，表达织妇对爱人深深的思念和一段感情不能走到最后的无奈。唐代李商隐在《无题》中也用到了“丝”“思”相谐。唐代刘禹锡在《竹枝词》中，用“晴”谐音“情”，“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广为流传。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大量人名谐音也增添了作品的文学魅力。大众喜闻乐见的歇后语中也有很多汉字谐音。例如，猪鼻子插大葱——装象（相），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等等。此外，民间笑话、民间故事、相声、谜语、对联等都存在大量的谐音用法。可以说，谐音不仅是这些语言艺术形式的灵魂，而且谐音本身就是语言艺术。

第三，民俗心理的需求。人们对春节怀有敬畏之情，认为春节期间大量使用吉利语会带来好运，希望能用更新颖的吉利语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追求更高的精神满足，更加注重仪式感，吉利语的表现形式也不断推陈出新。例如，近几年高考，不少老师和学生家长纷纷穿上旗袍、马褂，利用谐音寓意“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表达对考生的美好祝愿。谐音吉利语不仅弥补了吉利语数量的不足，还满足了人们对美好寓意新的表达形式的需求。

（作者：朱红，系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