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按“红包”排名，更要赋予患者话语权

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党纪国法赫然在目，但始终不能“斩草除根”，一方面说明医务人员的廉洁意识丧失；另一方面则还是我们的监督机制还存在漏洞。就像群众所言的，卫生部门监督医疗机构，监督医务工作者本身就是“老子管小子”，难免会出现“护犊子”之嫌。值得关注的是，《福建省医疗机构专项整治“红包”和回扣工作方案》中明确将聘请第三方机构专项调查医疗机构收受“红包”和回扣的行为，并对相关医院进行排名，连续两年收“红包”居前十名的医院将被降级处理等，这无疑是有了极强的针对性，也是打在了“七寸之处”。

相信有了由医疗机构和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第一道把关”和第三方机构专项调查，医务人员的收受红包的行为一定能够得到遏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希望卫计委部门能选聘出信誉良好第三方机构进行工作，同时也期盼第三方机构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认真对患者等进行回访、接受他们的举报，让那些隐藏在医疗机构中的蝇营狗苟之徒浮出水面。[详细]

整治医院“红包”，得先治两个“难病”

“难病”之一是调查难。《方案》规定了“两道关”。“第一道关”是医疗机构和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在病人出院后1个月内必须开展调查回访；“第二道关”是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专项调查来发现“红包”和回扣的线索，并畅通信访、举报、部门协作的渠道。看上去，这种办法乃是“双保险”，但其实很难有保险。出于“好不到人也不要害人”以及害怕说出收受“红包”和回扣的医护人员姓名之后他日就医会对自己不利的心理作怪，很少有病人及其家属会配合调查，更不会主动举报。

“难病”之二是取证难。要想取得医护人员收受“红包”和回扣的真凭实据，可谓难上加难，因为收送“红包”和回扣往往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不会有第三人在场的时候收送，更不会通过转账或者其他会留下痕迹的形式收送。送者也不会刻意使用针孔摄像机或者录音保留证据，收者也会特别小心送者会不会保留证据。总不可能仅凭病人及其家属一面之词确定医护人员收受“红包”和回扣的事实吧，这样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如果不“治愈”这两个“难病”，那么再重的拳也像是打到棉花上——伤不了收受“红包”和回扣的医护人员一根汗毛，也难不倒医护人员收受“红包”和回扣严重的医院。一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不少整治“红包”和回扣的办法，但都收效甚微，其实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治愈”上述两个“难病”，而不是“拳重”不够。所以，当务之急应当是设法“治愈”上述两个“难病”。[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