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篮子”周期性困境折射四大改革命题

　　漫画张建辉

进入2、3月份，蔬菜价格已有不堪其贵之感。有的消费者去买菜，已经不是论斤称，而是论“个”买。国家统计局4月11日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与消费者的感受一致。3月份，食品价格上涨7.6%，其中，鲜菜价格上涨35.8%、畜肉类价格上涨16.5%。考虑到春节期间蔬菜价格已经过一轮上涨，鲜菜和畜肉类价格的两位数上涨就更显惊人。这一幕，如同6年前“姜你军”“蒜你狠”“向前葱”的重演。

谁都知道，蔬菜价格受季节性因素制约而有“钟摆现象”。随着蔬菜大面积收割和天气好转，市场供应最终将大量增加并对价格产生抑制作用。这决定了蔬菜价格的上限和不可持续性。不过，周期性因素只是给了蔬菜被囤积居奇、价格被爆炒的部分时间空当和追求差价的空间，从更深层面看，这种空间被反复利用，导致“菜篮子”总处在“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困境中，不能不说还包括滞后的制度性因素。具体而言，是与农产品经营方式相关联的信息联通程度，与地方经济发展诉求相关联的投融资需求，与物流机制相关联的中间加价环节，与全国市场统一程度相关联的管理机制等等，“配合”着周期性因素，共同推高了蔬菜溢价。

规模经营才能稳定供应和价格

如果种植户不是分散经营，信息掌握能力更强，那么议价能力就会大大提高，蔬菜价格出现季节性大起大落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小。

与其他商品一样，蔬菜的基础价格，既由供应能力决定，也由信息分布情况决定。农村改革以来的近40年时间，初步制度化地解决了农民的经营权和财产权问题，极大促进了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供应。但是，土地分片、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这一主要经营方式，客观上也导致无法实现规模种植经营。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只有7亩多，而规模经营是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效益的关键所在。这两个方面能否得到提升，不仅决定着蔬菜在不同季节能否保持足够供应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对蔬菜基础价格的控制能力。如果蔬菜能在所有时间段都满足供应，市场波动就相对较小，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成本也相对较小。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散种植经营的方式，还导致了种植户与流通环节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通常农户只是根据上季蔬菜价格，决定新一季的种植倾向。这导致蔬菜价格低时，下一季种植面积会骤然缩减，蔬菜价格高时，下一季生产过剩。而有投机意愿的资本，则会根据货币政策的走势、天气情况、不同区域的市场供需等更全面的信息，在蔬菜供应相对紧张的季节里溢价收购农田里的蔬菜，通过囤积居奇的方式择机获利。这在去年以来再次出现。去年CPI处于“1”时代期间，蔬菜价格大幅下跌，全国许多地方出现蔬菜大面积滞销现象，夏季、秋季蔬菜种植面积大幅缩减，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转向中性灵活，于是，蔬菜种植基地、集散中心再度出现了各种游资和炒家，收购葱姜蒜等可炒作蔬菜，甚至在幼苗期就全部包购。葱姜蒜的“比价”效应，又带动了其他蔬菜被收购。如果种植户不是分散经营，信息掌握能力更强，那么议价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游资利诱、囤积居奇的成本会相应增加许多，蔬菜价格因游资掌握定价权而出现季节性大起大落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小。

实际上，政策面早已注意到了分散经营给市场造成的风险。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提出，长远看要推动农业从传统农户分散经营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经营体系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在蔬菜供应和基础价格越来越受到经营规模制约、不能真实体现的情况下，加快适度规模经营的试验和推广已是必然。

财税体系稳定才能遏制游资

只有地方有了稳定的财税体系和预期，游资才可能在地方政府的严格监管下运行，这是更可取的干预方式。

无论是6年前还是今年，蔬菜价格被爆炒，总有游资的身影闪现。可以说，游资是将蔬菜价格推高到与供需脱节地步的主要幕后推手。那么，平抑蔬菜价格，能不能采取打击、杜绝游资的手段？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游资时不时“兴风作浪”，但除非明确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能轻易使用霹雳手段。原因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农田种植的农产品不可能完全交由国家统购包销。这样做等于回到了计划经济时期低效率配置的路上。合理配置市场供需两端，离不开民间资本的参与。

但这并不代表就有理由对游资爆炒蔬菜价格袖手旁观。实际上，游资出没于农田、农产品集散地和电子交易市场，不仅是逐利这一个驱动力，很大程度上还有地方政府开拓财源作为驱动力。近年来，尽管已有不少电子交易所成为相关投资产品爆炒的源头，也有一些电子交易所破产或被地方政府关闭，但是，由于电子交易既无需证券市场那样的制度约束，又能给地方带来交易税收，不少地方政府对此抱有浓厚兴趣。轻监管而重发展的结果，不仅使一些投资型蔬菜品种的期货交易价格被控制，而且迅速反映到现货市场，加剧了蔬菜价格波动。大葱价格在去年一年内完成了10倍涨幅，大蒜价格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飙升了一倍以上，绝非供需关系剧烈变化的结果，而是从农产品集散地到电子交易所发出的强烈信号诱导的结果。

让游资起到既平衡市场供需的作用，同时又不成为蔬菜价格暴涨的“元凶”，对地方治理能力是一大考验。一方面，地方的政绩观必须更新到位，要抑制一味鼓励地方电子交易市场开拓财源的冲动，防止地方电子市场交易的混乱造成全局性的产品价格失控；另一方面，需拓宽游资的投融资渠道，使其由投机性转向投资性。而在这两个方面，都需以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为前提。

对此，当下正强力推进的“营改增”为优化央地关系提供了良机。过去，营业税是地方财政的大头，在“营改增”后，中央和地方财政需要重新制定税收分配比例，同时培育稳定的地方税种，以防地方财税锐减。在这个大背景下，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游资，需重新评估农产品集散地和电子交易市场的运行体系和风险成本。比起打击游资，只有地方有了稳定的财税体系和预期，游资才可能在地方政府的严格监管下运行，这是更可取的干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