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应该是“法无明确则自核”

“证明某某某在哪儿借住”、“证明某人和某人是什么关系”、“证明某人在家中去世”、“某人火化证明”……今后，这些需由社区居委会开具的五花八门的证明将被大幅压减。一些本不该由居委会来证明的“奇葩”证明将被取消。日前，北京市政府下发《北京市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工作方案》通知，今后凡是应由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核实的事项，群众不必再提供证明。（3月23日《北京青年报》）

相对于其他版本的取消奇葩证明，北京这一版本值得一提的，不是取消了哪些证明——虽然很多取消的证明极具眼球效应，而是明确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凡是应由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核实的事项，群众不必再提供证明”。这个原则，具有统领作用。

如同发展水平一样，对一个社会问题的认识，也往往呈现出螺旋式的表征。拿“奇葩证明”来说，一开始是铺天盖地的质疑，认为证明“你还活着”、“你妈是你妈”、“菜刀确实已经丢失”，纯粹是拿公民开涮，完全没有必要；而后来，随着问题的不断涌现，认识的不断升华，在看到有些证明并无必要之同时，也有人指出有些证明确有存在之必要。有些必要，有些不必，纠缠在一起，加剧了奇葩证明的清理难度。

虽然现在大数据技术发达，但也很难对当前的奇葩证明进行精确统计，说出具体的数据。正如北京市政府审改办相关负责人所讲，“由于没有相对一致的标准和口径，五花八门”。这也意味着，任何针对奇葩证明的“减法运动”，哪怕列出足够的清单，也很难说对已有的奇葩证明一网打尽。加之确实存在一些尚有必要的证明，也在事实上给权力部门提供了借口。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从条上来看，还是从块上来看，虽然有些部门有些地区抛出的清减方案，已然力度不小，但公众还是反映有漏网之鱼，还有一些奇葩证明没被清减掉。这一背景下，相对于就事论事，更应该明确地划一条线出来。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共识：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两条原则的确立，从大纲上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针对奇葩证明的清理，同样应该明确一个原则。这就是北京强调的，“今后凡是应由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核实的事项，群众不必再提供证明”。简单地讲，就是“法无明确则自核”。

北京方案提出清理的几个“奇葩”证明，符合这一原则。这里的要害不在于这些证明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于即便认为必要，但属于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该核实的事项，不必由群众东奔西走去努力证明。换句话说，谁认为有必要，就由谁去证明；如果有关方面不怕麻烦，那就自己去证明。总之，不能把责任推给群众，不能“自己动动嘴，群众跑断腿”。这条原则确立起来之后，即便有一些证明没有及时发现，没被明确取消，也会倒逼变化和优化。

证明就应该是“法无明确则自核”。现实背景下，依然有一些证明具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否必要不能由权力部门自言自语，应该经过必要论证；即便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要求群众提供，也应该免除群众责任，改由权力部门自行核实。如果说 “法无授权不可为”清晰界定了市场关系，那么“法无明确则自核”则定义了社会关系，统一指向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可为与不可为。这一原则，可谓是治理奇葩证明的抽薪之举，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奇葩证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