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环境形势严峻性要有清醒认识

【随着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的历史欠账也不断加重，一些地方生态环境受损也不断加深，环境治理的成本不断加大。虽然说中国今天治污比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前做得好，但我们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昨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今天的大气污染问题、酸雨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如受酸雨影响的面积从上世纪90年代的30%降至现在约8.8%，一次性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也解决得比较好。陈吉宁说，我讲解决得比较好，是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比他们解决得早，比他们解决得好，治理雾霾我们也会做得好，我们的发展会更绿色。（相关报道见3月12日《北京青年报》）

陈吉宁的上述看法，被冠以《环保部长：中国污染治理比发达国家做得好》的新闻标题，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一些人只看了标题，就下意识地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陈吉宁此说言过其实。不过，只要认真阅读了陈吉宁答记者问的原文，就能够体会到他说“中国污染治理比发达国家做得好”的本意所在。陈吉宁认为，污染治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付出再大的努力也只能见到很小的效果；第二个阶段，持续治理的同时，受到风速、湿度、降雨等自然边界条件的影响，治污效果会出现波动；第三阶段，进一步遏制污染排放，不再受气候、水文、自然边界条件的影响，就把环境问题解决了。中国目前正处在第二个阶段，准备走向第三个阶段。

说“中国污染治理比发达国家做得好”，主要意思是说，一些发达国家在污染治理的第二个阶段，环境污染比中国更为严重，但限于当时的治理意识和科技水平，这些国家治污起步较晚，治污力度也较小，因此见效也比较缓慢。相应地，中国从治污的第一个阶段走向第二个阶段，所花的时间比发达国家当初要短，从第二个阶段走向第三个阶段，要花的时间也可能比发达国家短。虽然今天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普遍优于中国，但这是拿发达国家在治理污染第三阶段的情况，与中国在第二阶段的情况做比较，后者当然要逊色不少，如果拿发达国家在第二阶段的情况与中国今天做比较，则完全可以说，中国污染治理比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前做得好。

其实，中国今天污染治理比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前做得好，完全是理所应当之事。一方面，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和宝贵的经验，中国今天下大力气治理污染，既可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能汲取他们的教训，尽量避免重犯“先污染后治理”错误。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特别是环保科技的持续发展，使我们拥有了发达国家在一百多年前不可企及的先进技术手段，并在环境综合治理、社会参与等层面拥有更多的制度优势。如果中国今天治污尚不及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前的水平，那反倒是让人不可理喻也不敢想象的。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中国今天的环境形势比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前更为严峻，环境治理的难度和压力也比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前大得多。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的历史欠账也不断加重，一些地方生态环境受损不断加深，环境治理的成本不断加大。虽然我们说中国今天治污比发达国家一百多年前做得好，但我们在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反而是倍感沉重。

记得在去年全国两会上，陈吉宁以新任环保部长的身份坦言，我国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处在非常高的水平，已经接近或者说超过了环境容量，在一些地方和时间段超过还比较多，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瓶颈”。一年之后，陈吉宁对中国环境形势的判断并没有变化，他在全国人大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提醒人们，对环境形势严峻性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治理污染工作须臾不可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