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留守儿童，不能停留在文件

留守儿童这个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体，理应获得更多关爱。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关爱保护儿童的意识普遍增强，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

还需激活更多公民权

毕舸

减少留守儿童，不仅在于乡村。其实，留守是一个“动词”。除了留守在乡村的儿童外，虽然有不少打工者子女随父母来到城市，但父母忙于生计，无暇照顾，这些孩子的生存状态依然是典型的“留守”，只不过场景从远隔千里的家乡置换到了空无一人的出租屋。

也因此，留守所代表的是孩子们所遭遇的权利困境。他们无从享受到其他同龄人的家庭照顾，同时承受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贫瘠无力。在乡村中是如此，来到大城市同样如此。

减少留守儿童还需激活更多公民权。就孩子而言，他们的权利其实与父母捆绑在一起。打工群体普遍面临户籍二元制带来的制度歧视，近年来的户籍改革虽有寸进，却始终无法突破一线大城市的围城瓶颈，而大城市往往集中着数量最多的外来打工者。

一纸户口所隔开的，是外来打工者和户籍人口子女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平等分享。公办学位的紧张，以及对户籍子女的优先倾斜，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在医疗报销费用的明显差距，都造成收入本身就不高的外来打工者家庭负担，在子女成长的经济和人文环境营造上力不从心。

留守儿童指向的是更深层次的代际不公。缺乏足够温暖的成长呵护，与父母长时间的情感交流断层，无论是留在家乡的空旷孤寂，还是城市孤岛所带来的身心闭塞，以及启蒙期良好教育的无法同步，疾病困厄时所无法获得的足够救济，都让留守儿童不分城乡呈现出共有的伤痛症状。

《意见》中提到，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要共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机制。这当中，首当其冲就是各地政府，作为人口净流入地区的城市管理者，如何有效调配各方资源，应对日益增加的城市留守儿童群体，而劳动力输出地区的县、乡、村，又该怎样为外出打工者的子女提供日常保障，以及必要时是否能建立更为系统化的中央、省市及乡镇三级统筹，在财政投入、政策扶持、政府资源与民间慈善之间的协调组织等方方面面，尽快形成具有可行性的执行方案。

而更为关键的是，激活公民权所指向的公民权改革还要加速。这包括以居住证为主导的户籍改革增添更多权利干货，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对于外来打工者的权利保障更充分，从幼儿园、小学公办学位更多份额分配给孩子，异地中考、高考举措的落地，再到对外来打工者子女的医疗保险、报销各个环节的完善，都有助于孩子们尽快融入城市。

同时，实现城市社工、义工服务与社区管理的有效对接，为外来打工家庭建立“大数据”档案，尤其是随迁子女的相关情况记录，以便于提供更日常化的各项服务；把以往碎片化、原子化的外来打工家庭，组建成一个个相对闭环的自助与共助微系统。

在乡村，则要依靠地方政府对外出打工家庭进行更广泛和细化的人员登记，为孩子建立“成长照料档案”。同时，也要考量如何依靠乡村千百年传承的宗族、同乡照应习俗，通过恢复乡村亲情、血缘纽带关系，实现村组内部的互助生态。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乡村自治，从而让孩子们获得和土地一样广阔的成长空间。

留守儿童的际遇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也必然要从时代变革中寻求突围动力。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对于留守儿童减少的改革时间表，现在最需要来自于执行层面的全面跟进，让我们的下一代真正摆脱“父母不在、过早凋谢”的悲情宿命。